大学生军事理论论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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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军事理论论文精选篇一
《墨家思想对中国国际战略定位的启示》
摘要：墨家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显学”之一。本文通过概述墨家思想的基本轮廓，尝试找寻墨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外交的契合点，探求墨家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国际战略定位的启示，完善和丰富当代中国国际战略定位的思想来源。在新时期，中国需要根据国家实力的变化，以“兼爱”作为国际战略的价值理念，明确基本的实施原则，确定适当的行为选择，通过赢造一个更加有力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奠定基础。
关键词：墨子 墨家思想 中国外交 国际战略
纷乱的时代通常催生出缤纷灿烂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堪为作证。并列为“世之显学”(《韩非子・显学》)的儒墨思想是那个时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个学派。不同于儒家的“克己复礼”(《论语・颜渊》篇)和繁琐礼乐，墨家以社会现实为出发点，宣扬以“兼爱”、“非攻”为核心的民本主义仁政主张。虽然墨学一度被罢黜而成“绝学”，但仁人志士却一再期待着其理想光辉的重现。叶自成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在思想文化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相当价值的流派众多的外交思想。这些外交思想无论是其讨论还是关注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墨家思想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本文意在概述墨家思想的基本轮廓，尝试探寻出对当代中国国际战略有所裨益的原则及观点，进一步推动墨家思想与中国外交的结合，丰富当代中国国际战略定位的思想来源。
一、墨家思想的基本轮廓
墨家思想创始者墨子姓墨名翟，是春秋战国时期鲁国人，更是一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教育家。其思想记载于《墨子》一书中，世称“墨家思想”。韩非将儒墨并称为“世之显学”;鲁迅称墨子“是中国的脊梁”;毛泽东则认为：“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承载着后世如此崇高评价的墨子，堪称纷争时代所造就的伟人。
墨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88年。纵观那个时代，封建领主经济不断转变成为封建地主经济;诸侯之间的矛盾纵横交错，士族阶层开始蓬勃发展。同时，大量的下层民众却过着饥寒交迫的贫苦生活，遭受着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当时残酷的现实状况，正是墨子庶民思想得以催生的历史背景。墨子出身贫寒，自诩为“贱人”(《墨子・公输》)。他常同工匠农民交际，掌握了高明的手艺和精湛的技术。年少时曾“学儒者之业，通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后来却逐渐厌恶繁琐的贵族礼乐，进而“非之”(《墨子・非儒》)，自创和形成了儒家的反对派――墨家学派。墨子所拥有的“不异不同”的包容精神，使其理论相比繁文缛节的儒家思想多了一些清新感和平实感。
(一)墨家思想的核心
《墨子》现存15卷53篇，其思想有五类十条纲领：“凡人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墨子・鲁问》)。其中，兼爱和非攻是墨家思想的核心。
“兼爱”意指人与人之间要普遍地、无差别地相爱与互助，“兼相爱”的关系必然会带来“交相利”的多赢结果。正如墨子所言，只有当“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非攻》)时，才能实现墨子所向往的“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非攻》)的大同世界。墨子学说是围绕其“兼爱”思想而建构的。“非攻”意指反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崇尚社会各成员之间和平共处。墨子认为，由于国君觊觎别国的领土，家长觊觎别家的基业，人人觊觎别人的功利，从而导致以争斗的方式来夺取所觊觎的利益，最终上升为一国吞并另一国的攻战。同时，征伐战争对攻守双方也都是巨大的摧残，“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最终致使“兼国覆军，贼虐万民”(《墨子・非攻》)。因此，墨子希望各国能消除隔阂，“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爱》)，进而实现“非攻”的和平环境以更好的施行“仁政”。
“兼爱”和“非攻”贯穿了人与人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架构，是墨家思想的源泉和目标。在此基础上，墨子推演出了一系列的社会思想，从而建构了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
(二)墨家思想的主要内涵
在政治领域，《墨子》一书深刻阐释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提出解决这些矛盾的主要方法就是“尚同、尚贤”的，即人治和仁政。他认为只要人们都“尚同”于君主，自然会产生共同的法律和国家;只要诸侯国都“尚同”于天，自然会带来共同的秩序与和平。墨子是民本主义政治学家，他提倡诸侯君王尚贤任能，希望有才干的民众能自觉地投入到政治生活当中。墨子反对为谋私利而进行的征伐战争，其认为国与国之间应该和睦相处，以利于民。墨子的政治思想归根究底是属于中下层阶级的，既是向统治者建议，又是为劳苦人民请命。
在经济领域，墨子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执政兴国的目标，对百姓的物质利益给予了很大的关注。L5J墨子认为“义，利也”(《墨子・经上》)，利与义之间是相互统一的，所以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要判断所获之“利”是否符合普遍的“义”。由于“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死”(《墨子・非乐》)，因而生产劳动才是最大的“义”举。墨子提出社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要采取开源节流的经营与消费伦理，即“强本节用”。他还强调在经济行为中要讲求互爱互利的诚信原则，鼓励人们“视诚如金”(《墨子・贵义》)。
在文化领域，墨子提出“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上天兼爱而没有偏私，一视同仁。墨子提倡道义的作用，认为“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人们既可以坚持利己主义而追求利益，又要抱持利他主义而“交相利”。它赋予利益追求以一种超利益的价值，既保障了“义”的崇高地位不受损害，又使“利”的实现总能获得伦理道德的支援。此外，墨子既主张“有教无类”地传授经验知识，又要“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墨子・公孟》)。
二、墨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外交的契合点
墨家思想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体现出与众不同的鲜明性和清新感，其教义虽然没有像儒法两家那样为统治者所利用，却深得平民大众的认同。尽管曾一度被罢黜成为“绝学”，但相比儒、法、道等诸子百家之言，墨学其实更适应全球化蓬勃发展的今天，也更容易与当代中国外交的发展脉络相契合。
(一)兼相爱，交相利――建立平等的国家关系
墨家思想产生于饱经战乱的春秋战国时代，主张诸侯国间遵循“兼爱”的原则，和睦共处，做到“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墨子・兼爱》)。墨子所言的“爱”是国与国之间互谅互助的“兼爱”，他所说的“利”则是国与国之间互惠的公利。他相信只要各国都恪守这一原则，自然可以消弥战争，共享和平与安宁。
虽然东周末年的诸侯列国还不完全具有主权国家的全部要素，但墨家所提倡的“兼相爱，
交相利”的外交准则，一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对外关系主线。二战后，当世界人民不断寻求和平与安全的途径时，新中国的领导人就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友善地与世界上所有对华友好的国家进行和平交往，从而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建立了深切的民族友谊与和谐的国际关系。江泽民1991年访问莫斯科时也曾引用墨子“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观点，说明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概言之，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与当代中国外交有着非常紧密的契合点。
(二)攻与诛――非攻而不非义战的战争观
墨家较早地提出了战争正义性的问题，将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攻”，即恃强凌弱、扩张黩武的非正义性战争。另一类是“诛”，即为人民兴利除害的正义性战争。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墨翟反对兼并战争，但他不是简单的和平主义者;他只是主张非攻，而不主张非战。”因此，墨家所反对的战争，是穷兵黩武、荼毒人民的兼并战争。在明确正义与否的是非标准前提下，墨家主张积极支持正义的斗争，坚决反对不义之战，对弱小国家的灾难要积极“救守”，即从经济、军事和道义等各个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
墨家所主张的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等信条，与当代中国外交政策中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精神相契合。新中国成立前夕颁布的《共同纲领》就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既反对外国出于限制和扩张目的对台湾进行的军事支持，同时也表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是针对台独和外国势力的干涉和入侵。”与此同时，新中国也在积极地对其它国家“救守”，无论是建国初期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还是当前派出维和部队和捐助财务到需要帮助的落后国家，都侧面印证了中国在以“诛”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