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相关论文
英国文学源远流长，经历了长期、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下文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英国文学相关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英国文学相关论文篇1
浅议英国文学
查尔斯·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艺术上以妙趣横生的幽默、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气氛的有机结合著称。马克思把他和萨克雷等称誉为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 狄更斯特别擅长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英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作品至今依然盛行，对英国文学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 《雾都孤儿》《老古玩店》《艰难时世》《我们共同的朋友》等。
狄更斯在作品中深刻地暴露了英国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实况，掀起了真正的文学革命。在他以前的英国文学中，普通人民是没有地位的;狄更斯虽不是第一个改变这种现象，却对这种现象做了有效地改变。他把贫民窟、小客栈、贫民收容所、债务监狱等等悲惨的生活景象写入了文学作品，而且对那些穷人，那些正直的劳动者，给予最大的同情。
另外一方面，他以讽刺的笔法，对新兴的工厂主、银行家等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政治”和“党派活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现象，资产阶级法律的非人道本质，都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雾都孤儿》是狄更斯的第一部社会批判小说，在世界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作品以雾都伦敦为背景，主要讲述了孤儿奥立弗苦难的生活，奥立弗本是一个有钱人家的私生子，他的母亲因为没有得到关爱，一个人饱受煎熬，在生下奥立弗后就辞世了。奥立弗来到这世间，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没有父母的疼爱，处处被嘲笑，在济贫院过着痛苦的生活。九岁时，他又被送进棺材店当学徒，因受不了店主对他的虐待而逃往伦敦，却上了小偷的当。
奥立弗受尽了折磨，直到遇上了好心人，才结束了痛苦的生涯。通过奥利弗流浪和求生的经历，带出了形形色色的周围人物，从侧面反映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以及作者对“快乐英格兰”的向往。小说描写了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赞扬了人们天性中的正直和善良，也揭露抨击了当时英国慈善机构的虚伪和治安警察的专横。同时，作品又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充满着人道主义情怀。犹如一场背景时时更迭的戏剧，将人性的本质表现的淋漓尽致。
小说的主人公奥利弗·退斯特，是一名生在济贫院的孤儿，忍饥挨饿，备受欺凌，但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奥利弗、南希、罗斯小姐都是善良的代表，他们都出生于苦难之中，在黑暗和充满罪恶的世界中成长，但在他们的心中始终保持着一片纯洁的天地，一颗善良的心，种种磨难并不能使他们堕落或彻底堕落，反而更显示出他们出污泥而不染的光彩夺目的晶莹品质。而犹太人费金被塑造成邪恶的化身，丑陋、肮脏、阴险、毒辣的匪首。从外貌塑造来看:费金“反社会，毒害儿童身心健康，‘魔鬼般凶恶的脸完全皱成一团’，‘无牙的牙床上显露出二三颗更像狗牙或鼠牙的牙齿’以及‘眼歪嘴斜的奸笑’、咬着苍白的嘴唇发出的‘一阵罪恶的冷笑’等等描写比比皆是”。
费金利用流浪儿们为自己敛财，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便冷酷地抛弃他们。在文本中，费金手段毒辣阴险，为了保存自己，他不惜牺牲为他卖命的小孩子们(小扒手)的性命。最后，邪不胜正，正义的力量战胜了邪恶，虽然南希最后遇难，但正是她的死所召唤出来的惊天动地的社会正义力量，正是她在冥冥中的在天之灵，注定了邪恶势力的代表——费金团伙的灭顶之灾。因此在小说中，南希的精神得到了升华，奥利弗则得到了典型意义上的善报。而恶人的代表——费金、蒙克斯、邦布尔、塞克斯无不一一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个性化的语言是狄更斯在人物塑造上运用得十分出色的一种手段。书中的流氓，盗贼，妓女的语言都切合其身份，还使用了行业的黑话。狄更斯对写作语言进行加工、提炼和选择，避免使用污秽、下流的话语。另外狄更斯的语言中充满了讥讽的韵味，仿佛一个人的表情中带着辛酸的笑，让人读完之后不禁无奈的一声叹息。
在书中狄更斯成功地刻画了一连串人物，如教区干事班布尔，贼头儿犹太老头和慈善学校的学生诺亚，破屋大盗蒙克斯等等。没有一个不刻画得栩栩如生，形象逼真。狄更斯小说最大的特点，在内容上是以人道主义的观点为出发点，揭露资产阶级损人利已的丑恶灵魂，反映被压迫人民的悲惨命运，赞美劳动者的优秀品质。狄更斯的作品一向讴歌劳动者的朴实真诚，鞭挞有钱人的自私冷酷。在艺术风格上，常用讽刺、幽默、夸张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人物人性突出、形象鲜明。
在小说里，奥利弗、罗斯小姐包括南希都是善良的代表。像奥利佛这样出淤泥而不染，始终不背叛自己道德的孤儿是不多见的奥利佛巧遇好心绅创人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当时的社会毕竟显得离奇。他们出生于苦难之中，在黑暗和充满罪恶的世界中成长，但在他们的心中始终保持着一片纯洁的天地，始终有着一颗善良的心，种种磨难并没有使他们堕落，反而更显示出了他们坚强、圣洁、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例如，罗斯小姐虽是资产阶级，确是美与爱的化身。首先，她对极度贫困的奥利弗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和怜悯，对其给予无微不至的帮助和关怀甚至当做自己的家人。在面对身为切贼，又是别人情妇的南希时，她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轻蔑与敌视，反而对其进行劝导和教诲。
还有奥利弗孤儿院的朋友狄克，他虽然身份低微，却对自己的伙伴真心祝福，在他逃难的时候给他鼓励和勇气，正是由于狄克的帮助，奥利弗在面对以后的磨难时始终没有选择放弃。而被认为本书中人物塑造最成功的南希，是以贼窝中赛克斯的情妇即小说反面人物形象登场的，但是她却是贼窝中的与众不同，时常帮着奥利弗说话，即使中间是她再度将奥利弗捉回贼窟，最终还是她冒着生命危险向罗斯小姐说出了真相，也是她还给了奥利弗本应拥有的一切。奥利弗虽是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孩子，曾经被抓去当窃贼，但在他的身边一直有这些本性善良的人再给予他帮助和关爱，所以他没有泯灭掉人性的善良，经历了种种磨难后始终保持着一颗纯洁、善良和宽容的心。
狄更斯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寓意是明显的:苦难是美德的试金石，历经磨难而痴心不改的人必将最终拥有幸福的生活。美与丑，善与恶，与人的阶级性质和地位高低无关。邪恶在博爱的光辉下愈显黑暗，博爱在邪恶的阴暗下愈显神圣。
最后，邪不胜正，正义的力量战胜了邪恶，虽然南希最后死了，但正因为她的死才召唤出惊天动地的社会正义力量，正是她的死，注定了邪恶势力的代表——费金团伙的灭顶之灾。在故事的最后，奥利弗得到了父亲留给他的遗产之后，还将一半分给了曾经想陷害自己的哥哥赛克斯，正是他身边的这些人给予的博爱，使得这个孤儿在与黑暗邪恶斗争的时候没有退缩，虽然前路黑暗，却心灵之灯长明。
这部作品细腻地描绘和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中的善良、爱、仁慈、邪恶、欺诈、妒嫉和仇恨等诸多方面及其相互矛盾性。奥立佛生下来便是一个孤儿，没人疼爱，为了生存，不得不在恶势力的教唆下去做坏事，但他没有泯灭人性的正直与善良，最终在身边的好心人的帮助下迎来了幸福生活。
这部作品向我们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是一个深刻的哲理和教诲：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要保持一颗善良的心，善待身边的人和事，这个世界才会沐浴在爱的温暖里。善之花与恶之花在人性的奇葩中齐开齐放，使读者在了解人生百态的同时，澄澈心灵，努力使自己的人生绽放善的花朵。这是一部好作品才能带给我们的深思与启示。人间呼唤关爱，人间最重要的亦是关爱。
因为关爱，我们向素不相识的人献出了爱心，帮助他们度过人生难关;因为关爱，人与人之间亲如兄弟，心灵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因为关爱，家家户户没有距离，亲如一家，邻里互助，叫那高高的围墙打破，让那紧闭的铁门打开;因为关爱，我们的社会无时不刻地处处流淌爱心灌注的暖流，处处沐浴着爱心滋润的阳光，收获着爱心播种的希望。就像这部小说最末那句话所说的那样：“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对其他人表现出的同情与善良就像上帝对一切生灵所表现得一样。”
旧社会贫民的生活是贫困的，挨饿受冻是很平常的事情，而在21世纪里，在这个文明的时代，饥饿、恐惧、挨冻依然存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向奥利弗一样的孩子，他们正面对着失去亲人，面对着辍学的困境和挨饿的局面。但是他们却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憧憬着明亮的教室，向往着可口的食物或者是保暖的衣服。当我们走在大街上，经常看到路边衣衫褴褛的孩子乞讨，有的甚至被教唆犯打成了畸形;还有的孩子被拐骗后，被迫去偷窃，如果没有乞讨到钱或者偷到东西，还会遭到毒打，这不正是现实中的“奥利弗” 吗?虽然这些孩子做了行为恶劣的事情，但是我们从他们的眼睛里看不到邪恶，他们有着和普通孩子一样清澈的目光，他们只是为了活下去不得已去偷、去乞讨。这是社会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去帮助和关爱这些误入歧途的孩子回到父母的身边，享受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幸福快乐的童年。
2008年我们经历了汶川地震，2010年我们又经历了玉树地震，这两场突如其来的灾害，给灾区的同胞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很多孩子沦为孤儿，灾区人民的命运也牵动着13亿中国人的心。全国人民纷纷慷慨解囊，为灾区人民送去了钱和衣物，虽然他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但是却拥有了全国人民的关心和爱。震灾牵动了中国人，也牵动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国外的朋友，他们也向灾区捐赠了物资和派人来灾区救援，全世界人民都积极的支援灾区。
就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极大丰富的今天，世界上仍有很多人挣扎在贫困和饥饿的基线上，我们岂能袖手旁观，伸出援助之手，给予他们帮助和关怀，因为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也有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和希望。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用爱去温暖那些贫困、饥饿和处于危难中的人，用该去感化那些误入歧途的人，用爱涤荡世间的污秽和丑恶，用爱去净化人们的心灵，这应该就是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向我们讲述的哲理。
一代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用其犀利的羽毛笔创作出一部举世闻名、经久不衰的文学巨作《哈姆雷特》。作品中的不同人物分别代表了人类不同类型的人性。智慧、天真、无邪;愚蠢、贪婪、无耻。如一面巨大的镜子照耀着芸芸众生。让人们看到自己，过去、现在、未来。《哈姆雷特》讲述的是一个王子的成长史，是一个青年在稚嫩到成熟的转型中，为成长所付出的种种代价。只有经历才能交换智慧，只有磨难才能换来成长。英俊、智慧、天真、单纯，集一切美好的品质于一身。父亲是一位伟大的国王，与母亲恩爱无比。而自己是未来的君王、尊贵的王子。他拥有一个圆满、温馨的家庭。美丽又坚贞的女友，他坚定不移的相信爱的存在。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能力!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相信人性存在。在他的心中，现实中的一切都如理想一样的美好。
然而，现实与理想、高尚与丑陋之间，瞬间发生了彻底的颠覆。一记狠狠地棒喝。一夜之间，父亲死亡，母亲改嫁，叔父篡谋皇位。现实彻底撕碎了美好的面具，露出丑陋、斑驳的内里。光明变成了黑暗。美好变成了丑恶。“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白杀的律法!上帝啊!上帝啊!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冶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不能再想下去了!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她那流着虚伪之泪的眼睛还没有消去红肿，她就嫁了人了。啊，罪恶的匆促，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
父亲的死亡结束了他的王子生涯，叔父的篡位浇灭了他对亲情的信任，母亲的改嫁玷污了爱情在他心中的神圣，老臣新贵的邀宠更是让他彻底体会了什么是世态炎凉。然而真正给予了他致命一击的还是那场残酷的谋杀阴谋。原本热情如火的王子终于在现实的重重打压下变得忧郁沉闷了，他的矛盾，他的颤抖，他对复仇的渴望和他对生命的敬畏，无一不成为他痛苦的源泉。终于，残酷而又丑陋的现实将其推向了矛盾的顶端。他开始思考，开始复仇……
对于哈姆雷特这样敏感多虑的人来说，生活总是会被渴望成是一成不变的，那样处于安全的状态下的他们，细腻的情感就是一种值得玩味的遐思，可以最大程度享受这种思维的快乐而不受其折磨。哈姆雷特是一个矛盾的人。他是优柔寡断的，他用怒吼，宣誓这种毅然决然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复仇的坚定信念。
然而在杀死仇人这一看似简单的举动上却表现出了难以理解的疑虑，好几次可以杀死仇人的绝佳机会都在这种情结的作祟下，一次次功亏一篑。一面是杀父之仇的切齿之痛和父亲亡灵的声声追讨，另一面是对生命价值的严肃思考和与生俱来的忧郁秉性。在这二者之间苦苦的徘徊。一个复仇计划就这样演绎成了一次次痛苦的思想突围。不停的疑虑，不停的思考，最后，终于到达了这种怀疑状态的顶点：“生存还是毁灭?”这个问题是哈姆雷特所有烦恼和犹豫的聚焦，也是他人生所必须做出的抉择。
“生存还是毁灭?”，一再困扰着哈姆雷特，这已经不仅仅是生存与死亡的问题，而是他对所要面对每件事情的评判与抉择，到底做还是不做，去还是不去，牺牲还是不牺牲?一时间理性的思维指导了行动，但是稍稍一犹豫就会延误时机，多虑的他是懦弱的，对于后果的太多的顾虑导致其总是不愿作出重大的决定。
“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他一次次地想到死亡，同时也对死亡产生顾虑，想到死后“我”是否还存在，想到死后是否会更痛苦，想到死后将不能再回来。哈姆雷特就是这样徘徊不前，总是在即将触及本质的时候又能很油滑地闪开。于是“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犹豫和矛盾是哈姆雷特最大的性格弱点，却也是他性格中最吸引人的特质。这位自身矛盾的王子也带给了读者又爱又恨的纠结。雷欧提斯曾说过：“哈姆雷特的意志要被他的血统所支配，不能像庶民一样为自己选择，因为他的决定足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安危。他想实现诺言，决不能越出丹麦国内普遍舆论所同意的范围。”所以替父报仇不是刺一剑就能了却的事情。在采取重大行动之前，哈姆雷特必须首先通过自己的“良心”。他要把复仇的思想变为行动，就必须杀人流血，这样的残暴与基督爱人如己的宽容精神背道而驰。为此他忧郁、踌躇。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把报仇杀人的行动合法化，杀敌见血而不见责于良心，触犯教义而又能使灵魂升入天堂。他装疯卖傻，托言“整顿乾坤”。
他精心安排了“戏中戏”，为自己的良心寻找铁证。他在克劳狄斯祈祷时延宕了复仇的机会。这是因为中世纪荣誉精神还支配着他的思想行动。如果他在私下结果克劳狄斯的性命，虽然无愧于教徒的良心，又完成了父王交给他的复仇大业，但在世人眼中，却会被看成一个叛逆者、杀君者，或是把恶人送上天堂的人──不是不忠就是不孝，总是要大损荣誉的。终于，他在一个光明正大的场面，在把克劳狄斯全部罪恶公诸于众之后，当众光荣地复仇，虽有极大的偶然性，却也是偶然中的必然。作为基督徒的哈姆雷特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作为骑士英雄的王子可以芳名永存人间。
左右他复仇决心的还有一点是对于宿命有一种摇摆不定的相信。残酷现实已经让他怀疑了命运之说，可是左右他许久的宿命论。终究还是残留在他的思想中，以至于到了最后阶段，他还是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决定了所有人的命运。这是属于哈姆雷特的悲剧，同时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悲剧。哈姆雷特的眼睛是锐利的，他看到了世界应有的美好，也看到了现实本存的残酷。可是他并没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去改变这种现状。现实与理想的反差在他的心里簇生了许多纠结，无法摆脱的旧的宿命思维也束缚了他的思想。薄弱的力量，沉重的负担,终于造就了他纠结的悲剧命运。
作为一个悲剧人物的典型，我认为哈姆雷特的意义早已不在于他是否消灭了罪恶，改造了现实，“重整了乾坤”，而是在于他用他的思考，他的行为，他的成长过程向我们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善良与愚蠢的差别，成长与停滞的矛盾，并向我们描述了一种至今仍普遍存在的，内在的 心理状态，甚至人生态度。
劳伦斯是文学史上极富争议的人物，但无可争议的是,他始终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探索者。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他更是以其独特的文学视角向读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文明与自然、工业文明与人性之间的激烈冲突。“拉纳尼姆”一词来源于希伯莱语，表示“翠绿、新鲜和茂盛”，是劳伦斯希望在远离欧洲文明和 社会混乱的地方建立起来的新社会，那里远离战火，在生活必需品方面推行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诚然，劳伦斯的这样一个自然和谐的乌托邦理想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他此构想背后深层次的美学意义,即如何复苏人性、建立人与自然真正和谐统一和两性之间的平衡来抵抗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压制和破坏。
劳伦斯是以一个工业文明的坚定的批判者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在他看来，现实是一副龌龊的画面，现代社会的主要罪恶是压抑和扭曲人的原始本性。人生之美只存在于史前的纯真状态，只有张扬本真，使人的原始本性得到充分发挥，才能使暗淡无光的人类生活焕发光彩，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恢复和谐。他的“拉纳尼姆”世界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指明了人类的再生之路: 复活人的原始本能即“血性意识”,使人性回归到一种原始般的纯真。如他所言：“现在我相信…除了大脑和神经系统外,还存在着与性密切相关的血性意识。这是人生命的一半,存在于黑暗之中。”它“能使理性意识黯然失色,使之销声匿迹。”通过对理性的否定和对血性的张扬,人的生命力得以复苏。
为了证明恢复人性原始本能的可能，劳伦斯在生活 实践和小说创作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他对古代希腊的罗马人、古埃及人和古代意大利的伊特拉斯坎人活跃的血性满怀羡慕，对较少禁受现代文明侵蚀而保持着原始宗教和自然天性的印第安人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在史前社会的纯真朴素中，在原始宗教的生命震颤中，他似乎看到从奢糜堕落的现代社会拯救欧洲、拯救人类的前景。其后期创作的小说《羽蛇》是一部集中探索人类返璞归真的长篇小说,生动地描写了现代人在理想与现实、文明与自然、灵魂与肉体之间的挣扎和困惑，批判了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腐朽和堕落，表现了劳伦斯厌恶工业社会、逃避现代文明、崇尚自然、回归原始的强烈愿望。而这些恰恰就印证了劳伦斯在其“拉纳尼姆”王国中对人性的本质要求。
劳伦斯的“拉纳尼姆”构想与他小时候所熟悉的哈格斯农场有着十分紧密的 联系，那里有宜人的自然风光和惬意的田间劳作，与他的家乡伊斯特伍德的贫穷肮脏、死亡萧条截然不同。因此，他曾经明确地表示过，“我认为，英格兰真正的悲剧是丑恶所形成的悲剧。乡间多么美啊，但人造的英格兰却丑得出奇。”劳伦斯有意将美好的大自然与丑恶的现代工业文明进行尖锐对比，以期唤醒人们对美好自然的向往。
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大机器文明创造了高度繁荣的物质文明，但是，其代价则是优美的自然 环境被污染，自然界的原始生态濒临毁灭，人类与自然被割裂开来。劳伦斯深切感受到现代工业文明打破了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
他热爱自然，敬畏自然，把自然视为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的根源和归宿。作为现代人，他认为只有融入自然，皈依自然，完善自我与“动物、盛开鲜花的树、土地、天空、太阳、星星和月亮之间纯粹的关系”才能够“拯救自己的灵魂。”在如此的和谐相处中，心灵将获得自由和美的愉悦。
人将会受到自然生命节律的感应，涌动一种生命的意识。对劳伦斯而言，无论是飞鸟游鱼、森林溪流这些平常的自然景物，还是日月更迭、四季轮回这样的自然现象，都是和人的生命相通的，自然界的生命节律在人体内得到感应，人通过这种感应与自然进行着交流，在情感上得到共鸣。
自然是人存在的根基，自然也是人生命的组成部分，是人生成为人的力量源泉。人正是在这种与自然的和谐交融中追求物我的和谐，从中体味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意义上，劳伦斯所追求的“拉纳尼姆”王国体现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的诗意般的和谐。即人与自然自由自在的和谐相处,人以欣赏的态度对待、尊重、维护自然，并且人在如此的与自然的和谐中保存纯真和完美。
劳伦斯认为两性关系是一切行为的基础，是人与人的关系中最基本的、最发乎天然的关系。他说：“对人类来讲，最伟大的关系不外乎就是男女间的关系了……而男女间的关系永远是变化着的，永远是通往人类生活的新的中心线索。”
因为西方文明制度和观念对性的压抑，造成了两性关系的异化，以至于天然的伦理感情遭到破坏，爱情堕落为占有，夫妻陷入对立和战斗。那怎么样的两性关系才是一种理性的模式呢?他表示自己坚信只有通过改造或调整两性之间的关系，使两性交往变得健康而自由，英国或整个人类才能摆脱由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顽疾。他在信中明确表示在他的“拉纳尼姆”世界里，“男人和女人要能够真正自然地交往，而不是在他们之间设置障碍。”但是，他所倚重的两性关系中重要的是爱，而不是性。
他认为两性的结合应是灵与肉的统一，单纯的执著于任何一方面的婚姻都是不完美的。男女双方应保持自我意识的独立，任何一方征服另一方的婚姻都是不完整的。小说《热恋中的女人》里体现出的伯钦与厄秀拉“星星般均衡”的两性关系无疑是一种理想状态。
伯金认为，在两性交往中，“男人具有自己的存在，女人也有自己的存在，双方是两个纯粹的存在，每个人都给对方以自由。”这种男女间的奇妙结合，“既不是相会，也不是相混——而是一种平衡，两个人纯粹的平衡——就像星与星之间保持平衡那样。”在伯金也就是劳伦斯看来，充满生气 的独立心灵应该以爱情为它的必要条件、一个保持心灵平衡完整的条件。理想的两性之间应有均衡的相对独立，又达到独立中的共同结合。这个关系既不是相互间的征服和对抗，也不是彼此依附，混为一体，而是一种均衡，一种星星般的均衡。在这样的均衡中，男女两股力量达到一种理想中的和谐，人的生命流程才能够健康平稳运行。
“拉纳尼姆”是一个劳伦斯构想的在腐朽的旧世界的废墟上诞生的新社会。为实现这一乌托邦追求，他遵循了文学前辈们的足迹，呕心沥血。对于实现他的理想王国充满了信心和期待。他说：“想到这个目标是多么美好，我感到非常高兴。”诚然，劳伦斯的构想十分迷人，给人愉快和幸福的憧憬，但是这种构想是抽象的、形而上的、不切实际的。由于各方面原因，其追求的的“拉纳尼姆” 终成泡影。但是，它绝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对现实消极的逃避，而是体现出作为 哲学家的劳伦斯独特和敏锐的智慧，其理想追求闪耀着崇高的美学光辉：即人性回归到原始般的纯真美、人与自然的和谐美、两性关系间的均衡美。
在西方文论中，意象的含义比较复杂。“传统的意象概念是指人脑对事物的空间形象和大小所作的加工和描绘”，但是“和知觉形象不同，意象是抽象的”。 “事物的空间形象和大小”，当然是通过视觉呈现于人的经验的;而所谓“抽象”，是因为它混合了人的主体意识或情感倾向。但无论对意象作何种解释，有一点是相通的：意象的基础是“象”，是视觉形象;但是这个“象”里面还必须包括“意”，即人的主观色彩，这才能构成所谓的“意象”。在文学作品里面，对任何景物或事物的描写，都不可能不包含人的情绪或意向。从这个角度讲，“荒原”在《呼啸山庄》中是一个意蕴丰富的意象。首先，它是主人公的一个主要活动场景，是一个给读者的视觉带来强烈冲击的自然视觉形象。其次，它又含义隽永、意味深长地传达了作者艾米莉·勃朗特浓重的荒原情结。再者，它以象征的手法突出了小说的主题—狂野的爱和残忍的复仇，更重要的是，荒原是主人公爱的摇篮、纽带和灵魂的归宿。
《呼啸山庄》是艾米莉·勃朗特短暂一生中唯一的一部爱情小说，出版后一直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一部“最奇特的小说”，是一部“奥秘莫测”的“怪书”。
小说中狂放不羁的浪漫主义风格源自于人物“爱”与“恨”的极端冲突，而在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这对旷世情侣身上，极度的爱中混合着极度的恨，失去凯瑟琳使希刺克厉夫成为一个复仇狂。加之，作者把故事背景放置在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及开放的大自然——荒原之中，整个小说的情境格外地“戏剧化”，阴冷而暴力，神秘怪烈又隐含着神圣的温情。
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之间的爱是轰轰烈烈的，是天地间最疯狂的爱，他们的爱使古今文学中与现实生活中的爱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凯瑟琳是爱希刺克厉夫的，而且爱得刻骨铭心。凯瑟琳在袒露她对希刺克厉夫的爱时说道：“……我对林惇的爱像是树林中的叶子：我完全晓得，在冬天改变树木的时候，时光便会改变叶子。我对希刺克厉夫的爱恰似下面的恒久不变的岩石……”是的，在小说中的许多地方，我们都可以见到他们之间的爱是猛烈的，就像荒原上冬天的狂风。他们之间的爱是恒久的，就像荒原上“脚下的岩石”。
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两个人的爱开始于这片荒原，维系于这片荒原，最终也是在这片荒原上才找到了灵魂归宿。因此，荒原成了他们的乐土，是幸福快乐的天堂的象征。在这里，没有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有的总是幸福和甜蜜。故事里的两个山庄——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相距不远，同处于一片贫瘠的荒原上，那里的岩石经历了无数年风雨的侵蚀和季节的变化，执拗地横亘在山脉中，成为激情的原始而永恒的象征。
故事一开始就交待呼啸山庄是一个“跟熙熙攘攘的社会完全隔绝开来”的“凄凉”的地方，“呼啸”一词展现了“这地方在风雪肆虐的天气，狂风怒吼的情景。”而且，在冬天冰雪满地的时候，荒原上还到处是沼泽，一不小心就会失去性命。就是这样的荒原却颇受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的青睐，这对儿青梅竹马的人“野性十足”，喜欢在这片荒原上尽情地玩耍。也是在这片荒原上两颗渴望友谊和理解的心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
凯瑟琳死后，也是在荒原那里找到了栖身之所，灵魂归宿。“凯瑟琳的安葬地点不在礼拜堂里林惇家族的已刻了字的石碑下面，也不在外面她自己家人的坟墓旁边，却是埋在墓园一角的青草坡上，在那儿，墙是这么矮，以致那些带花的长青灌木丛和覆盆子之类都从旷野那边爬过来，泥煤土丘几乎要把它埋没了。”就是葬在这里，她的灵魂也没有得到安息，因为她怀念自己的真爱，她渴望和希刺克厉夫重温幼时荒原上的浪漫，实现他们灵与肉的结合。
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了二十年的凯瑟琳想从窗子进入她曾居住过的房子：“让我进去!让我进去!已经二十年了。”“她的手腕拉到了那个破了的玻璃面上，来回地擦着，直到鲜血流下来，沾湿了床单。”希刺克厉夫也顿悟情人的意图，不久也绝食而死，实现了和情人的真正结合，也在荒原上找到了他们真正的归宿。正像小说结尾一个牧羊的小孩所说的那样：“希刺克厉夫和一个女人在那边，在山岩底下。”
无论对于死者或者生者来说，荒原都是他们向往的地方，都是爱与温情的孕育地。荒原在凯瑟琳和希刺克厉夫下一代的身上也秉承了它在上一代人身上的寓意。下一代人小希刺克厉夫、哈里顿和小凯瑟琳对荒原也是情有独钟。荒原给了他们人间的温情，使爱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得到了延续和升华。
病弱的小希刺克厉夫从荒原散步回来的时候，“眼睛和气色”比以前“有精神些”，那是“从有益健康的空气与和煦的阳光中借来的暂时的光辉。”小凯瑟琳心情不好时常常到荒原里散步，在那儿以寻求精神的解脱，而每次她总是“快乐得无法形容。”小凯瑟琳也是在荒原玩耍时才有了第一次见小希刺克厉夫机会，以后他们还是常常相约去荒原游玩，并相互产生了爱慕之情。
荒原成了他们爱情的桥梁和见证人。用小希刺克厉夫自己的话说：“消磨一个炎热的七月天最令人愉快的办法是从早到晚躺在荒原中间一片草地上，蜜蜂在花丛里梦幻似地嗡嗡叫，头顶上百灵鸟高高地歌唱着，还有那蔚蓝的天空和明亮的太阳，太阳没有云彩遮挡，一个劲儿的照耀着。那就是他所谓的天堂之乐的最完美的想法。”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布满“被群山锁闭的溪谷”和“险峻光秃的山丘”的荒原，给人的感觉总是荒凉冷酷的，尤其是“冬天没有什么比它们更为荒凉。”但是，就是这片荒凉的原野在作者的笔下，却总是时时处处流露出人性的温情，是它架起了爱的桥梁，融化了仇人心头的坚冰。这片荒原是孕育爱的天堂。
如果我们把《呼啸山庄》比作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的话，那么这部小说中的荒原意象就像逗留在蒙娜丽莎嘴边那神秘的微笑，显示出一种永久的艺术魅力和令人向往的力量。小说中的故事是作者奔放的豪情的流露，荒原意象的寓意是作者真实的体验。弗洛伊德说过，人的发泄方式有两种：一是做梦，一是创作。因此作者把自己对某一事物的真实感受写入其作品中也是必然，更何况一切的文学创作都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
艾米莉·勃朗特生在位于约克郡荒原的桑顿村，后来全家搬到豪渥斯地区，在荒原的一处偏僻的角落安了家。她们姐弟就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一生。这个家庭一向离群索居，而艾米莉又自小内向，与世人隔绝，甚至不易溶于亲友，常常一个人游走于荒原之上，有时在那儿一呆就是一整天。虽然她表面沉默寡言，但她内心却热情奔放，同时她的缄默又总带着几分男性自居感，诚如夏洛蒂所说的：“她比男人还要刚强，比小孩还要单纯，她的性格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勃朗特姐妹没有在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荒原上生活过，不曾感受到那苍凉的原野上的凄厉的阴风的吹袭，世界上也许就不可能产生一部充满了生与死、爱与恨、复仇与毁灭的《呼啸山庄》。艾米莉的深刻与伟大，也许只能由约克郡残酷、峥嵘、阴晦和萧瑟的大地与天空造就。
英国文学相关论文篇2
论国内学者对英国文学史的分期
摘 要：文学史研究是当下的学术热点。以21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4部英国文学史著作(两部教材，两部学术著作)为研究对象，聚焦于英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从中国学者对英国文学史分期实践中探究其分期的不同标准、原则，意在说明有中国特色的英国文学
史分期理论已经形成。
1.引言
文学史研究是当下学术史研究中的热点课题。这一总课题下辖诸多子课题，其中之一就是对“分期”的研究。“分期”是否合适关乎文学史著作的根本面貌，也是文学史著作是否达到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文学史分期的研究则集中在对中国文学史的讨论，而对外国文学史的分期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以国内学者关于英国文学史的分期实践为考察对象，着重探讨外国文学史分期的标准、原则，期望国内学者更加关注这一课题，使外国文学史的分期研究能够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
2.研究对象的界定
应该承认西方在近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强势地位和话语霸权。学术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从18世纪后期的欧洲开始出现①。直至1900年，中国才出版了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中国文学史》(林传甲先生著)。当时正处晚清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正处在转型的震荡期，西方新思想、新观念、新范式被系统地译介到了国内，并被国人所熟识。到了民国时期，国人开始研究和书写外国文学史②。
民国初期到文革结束，可以界定为中国学者研究和书写英国文学史的萌芽时期，其根据之一就是其间几乎没有一本高水平和有影响的英国文学史著作，或者说没有一部经典性的英国文学史著作传承下来。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和书写英国文学史，笔者把这一时期界定为中国学者研究和书写英国文学史的发展时期，其根据之一就是这一时期出版了五部发行量大的文学史著作③，这些著作中的本土意识和现代意识都比较强，但“苏联模式”的痕迹极为明显。当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借古开今，洋为中用，开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英国文学史理论体系，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研究和书写英国文学史的繁荣时期，其间新版本、新著作几乎以年均一本的速度出版。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国内共出版了16部英国文学史著作(不包括断代史和类别史)，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推已故学者王佐良著的《英国文学史》和他与周珏良等共同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后者被誉为是“中国学者推出具有创见和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也是中国评论界、学术界对世界文坛做出的最大贡献”④。回顾与总结国内学者研究和书写英国文学史的萌芽、发展和繁荣等各个时期的成就，对推进当下英国文学的研究和繁荣国内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刘炳善先生编著的《英国文学简史》一版再版，是我们考察国内学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和书写英国文学史时不能回避的一部著作。这本著作从1979年由教育部组织审稿后决定首先在部分院校试用，迄今已经出版了三次，这就是1981年初版、1993年新修订本、2006年新增订本。这本著作带有行政指令性教材特点，其官方背景和当时高校教材的需求，使其发行量已经累计超过了25万册。政府、高校、出版社三方共谋，使这本教材进入了大江南北的高等学府，万千学子手捧这本简史迈入了英国文学的历史长河。
刘著初版3个月后，也就是1981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嘉先生著的《英国文学史》(以下简称陈著)第2册。其第1册、第3册和第4册分别于1982年7月、1986年1月和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在本套著作的前言中，陈嘉谈到它是为配合学习其编选的《英国文学选读》而编著的。尽管我们不明确这套丛书有没有官方行政指令性背景，但它是中国高校英语专业学生编著的教材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初版到2004年9月，这套教材已经印刷了16次，可见其影响力之广。
1996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佐良先生著的《英国文学史》(以下简称王著)。在这本书的引论中，王佐良先生就下定论，认为它“是一个中国研究者对于英国文学的一个纵观”。可见，这是一本以学术性见长的英国文学史著作，非同前文中谈及的教材，发行量仅有3，000册，从中可见国人和出版界对待学术的态度。尽管从发行量的角度来看，它是学术的一种悲哀，或者说是一种遗憾，但其中的本土观念、现代意识和学术价值，恐怕是每一个研究文学的人都不能低估的。
以上三位中国学者单打独斗，各显神通，集数十年学术功底出版了他们各自研究英国文学史的成果，有的与官方、出版界和高校结姻联盟，使之扩大影响，占领阵地;有的甘做阳春白雪，不向市场俯首称臣，以自己深刻的叙述和精辟的评论以及生动的语言向国人、也向世人展露自己的才气和学问。但这毕竟是基于个人的研究。后来，也许受国外文学史大都是高手云集这一事实的影响⑤，也许是对目前国内现有的英国文学史著作的质量不满，国内几位高手联手出击，开始重写或合写英国文学史。这就是由王佐良、周珏良、李赋宁和吴景荣等主编、和有33位研究人员参与而完成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这一成果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
刘著和陈著同为教科书，前者较为简洁，后者较为详细;前者带有行政指令性特点，后者经出版业和市场化运作同样进入高等学校的深府大院，成为当时万千学子学习英国 文学的文学史典律。王著和五卷本同为学术性著作，前者为一人之功，后者为数人之力;前者为个人科学研究之成果，后者则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科研制度化和团队化的结果。这4部著作既有类似，也有差异，既有可比性，又有独特性，从某个意义上代表着国内学者研究和书写英国文学史的特点和水平，这正是笔者选择它们作为研究对象的依据之一。
3.研究课题的聚焦
本文在限定研究对象之后，把研究的课题聚焦于英国文学史的分期。中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研究上，理论上的辨析与讨论多于编写上的 实践。特别是2001年初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开设的“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专栏，更是把理论上的研讨与观念上的论争不断引向深入。中国学者关于英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上、编写上的实践远远多于学理意义上的争论，这从近20年来有关文学史著作出版的数量中可见一斑。
刘著初版把英国文学史划分了8个时期，这8个时期分别为早期和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8世纪、浪漫主义时期、19世纪中期和后期、世纪之交、英国工人阶级文学等。新修订版虽然同样把英国文学划分了8个时期，但一些时期的名称却发生了变化，把初版第六时期“19世纪中期和后期”在新修订版中改变为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取消了初版中的“工人阶级文学”，把之该为了“19世纪中期和后期的散文作家和诗人”。新增订版对英国文学史的分期基本与新修订版一致，只不过增加了一个时期，那就是“二战前和二战后的英国诗人和小说家”。
陈著把英国文学史划分为7个时期进行分期叙述，即：盎格鲁-萨克逊时期、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和王朝复辟时期、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前半期等。在大的时期划定之后，陈著把每一时期又分为若干阶段进行分段叙述，以展示文学在各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面貌与特征。
如在描述英国19世纪文学时，就把这一时期细分为了早期(前30年)、中期(从30年代到70年代)和后期(最后25年)，并根据这一 社会形态、阶级矛盾、伦理道德等因素与文学对其反映的关系，较为全面地叙述了英国文学的发展面貌和表现特征，包括文学形态的转换、思想内容的表现以及 艺术形式的特征。
王著把英国文学史划分为了中古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7世纪、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等6个时期来进行分期叙述的。从表面来看，王著似乎简单借用历史学分期法来划分英国文学史，但如果我们细读每一章、每一节，就会发现，王佐良先生并非简单套用，而是蕴涵着他寻求英国文学史发展线索的思考与研究，这就是“以几个主要文学品种(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的演化为经，以大的文学潮流(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为纬，重要的作家则用‘特写镜头’突出出来”⑥。作家本体、作品本体等文学性特征在该著中体现得一目了然。
陈著和王著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不同。这套丛书既可单独成史，“史”为英国文学的断代史研究，亦可联成一体，构成了一部英国文学的通史。从通史意义上考虑，其对英国文学史的划分不言而喻，因为五卷本的书名已经宣告，要把英国文学史划分为5个时期来进行分期叙述，这5个时期就是中古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本套丛书主编之一的王佐良先生，在编写英国20世纪文学史时就谈到了三个问题，其中就是“时间”问题。他认为，“按世纪分是一个方便办法，但能否就从1900年开始?不能。因为许多文学现象不是突然而来”⑦。
从这些话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套英国文学史没有把英国17世纪文学单独分期进行叙述，因为17世纪前60年的文学已经被包含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后一阶段的文学已经被包含到18世纪。对文学史进行分期分段进行叙述，是国内外文学史家惯用的叙述策略，这并不仅仅是出于操作层面上的技术性考虑，而且是为了更加科学地认识文学的发展历史，从而提取有价值的文学 经验和理论，以借鉴于当今的文学实践。正如黑格尔在《 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谈到研究哲学史意义时所指出的：“通过哲学史的研究以便引导我们了解哲学的本身。”⑧上述4部著作对英国文学史的分期分段，也正是为这一目的和原则而服务的。
4.国内学者关于英国文学史的分期标准
明确了英国文学史分期目的之后，就可以来探讨其分期的标准，因为标准是为目的服务的，也是由目的所派生出来的一个概念。
关于文学史分期标准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从前文提及的4部英国文学史著作入手，也并非老调重弹，只是想通过具体分析，求得对这一问题在今后英国文学史书写与研究中更好的实践。
刘著和陈著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代的社会思想 文化同样属于一个转型期， 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思想上的观点交锋， 教育上随之发生重大改革，特别是1977年恢复高考这一制度，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和阶级的分析方法在文学艺术界和学术研究界依然是一条难于逾越的鸿沟。从这个意义上讲，刘著和陈著就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甚至可以说它们本身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自然，其分期标准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和阶级性。
刘著初版对英国文学史所划分的8个时期，要么突出了政治性，诸如“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要么突出了阶级性，诸如“工人阶级的文学”。陈著中分期标准同样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人民性，诸如“资产阶级革命和王朝复辟时期”。它把“19世纪文学”划分为了早期、中期和后期，其中的阶级性与政治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分期如此考虑，在具体评价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时，政治性、阶级性和人民性的标准更加突出，除了大段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话之外，对能够描写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和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和作品进行重点介绍和拔高评价，如对莫里斯、狄更斯、哈代以及宪章派文学的叙述与评价等等。
运用政治和阶级的标准来书写文学史，并非国人所独创。大理论家韦勒克就做过 总结，“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较早的英国文学史，我们就会发现，作者们要么是采用数字划分时期的方法，要么就是采用一个简单的政治标准即英国各国王统治时期作为分期的依据来编写的”⑨;“近代的英国文学史，……给文学分期的做法……而代之以一系列的时代，这些时代至少在名称上是得自最多种多样的人类精神活动的”。10对这一标准的运用并不意味着是标准的错误，因为标准并非只是惟一性。
它不过反映了文学史研究者和叙述者所选择的角度和方法，那就是外部研究的方法。从历史和现实的实践来看，文学的外部研究对书写、重写和改写文学史都提供理论上的支撑作用和方法论的领航功能。其中理论上的探讨和运用此种方法所造就的文学史著典律，已经到了不用作者赘述的程度。但必须指出，文学史的发展不能等同于政治社会史，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简单 机械地套用其价值判断和概念理论，必然造成文学艺术本体的缺失，亦即审美判断的缺失。刘著和陈著无论是对英国文学史的分期，还是对具体作家和具体作品的评价，皆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这一诟病。
综观以上国内学者所编撰的4本代表作，可以发现其分期具有多重标准。刘著和陈著的分期的标准几乎雷同，是借用历史学、政治制度变革和思想文化以及文艺思潮的综合。
按照年代历法、朝代变更来叙述文学史是中国学者常用的分期法，这在19世纪国外学者所编著的文学史著作中也非常普遍。韦勒克早就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了这一点。按照时代思想文化运动来划分文学史在国内外文学史著作中也是惯用手法。如“近代的英国文学史，……给文学分期的做法……而代之以一系列的时代，这些时代至少在名称上是得自最多种多样的人类精神活动的”。
王佐良1996年版的《英国 文学史》划分英国文学史的标准是借用历史学的分期，同时辅以思想 文化思潮的兴起，在叙述某一阶段的文学时，王著选择这一时期主流的文学门类和体裁来重点分析。这是中国学者常用的分期法和叙述观。如我们常说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王佐良等主编的多卷本英国文学史从各卷的书目中来看，似乎是借用历史学的分期，但如果我们进入各卷的目录，即可发现其在叙述时的标准同样是多重的。如有按照某一时期主打的文学门类诸如诗歌、散文、传奇来进行重点突破的，也有按照某一时期代表性作家诸如乔叟和苏格兰诗人来进行描述的。其他各卷基本上雷同。
5.中国学者关于英国文学史的分期理论
对文学史的分期 实践，必须有理论上的指导，否则，“没有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写也是无法进行的”12。中国学者对于英国文学史的分期实践，已经说明带有中国特色的英国文学史分期理论已经开始形成。
对文学史的不同叙述和各种分期，都有着理论观念上的引导和领航，因为理论观念是叙述和分期的内在依据和必要前提。丹纳的《英国文学史》的文学史观就是种族、 环境和时代三要素的相互制约，勃兰兑斯的《19世纪文学主流》的文学史观则是“文学史就是心灵的历史”。中国学者在叙述英国文学史并对之分期时所运用的文学史观就是唯物史观。
这一观念的基本思想就是从意识形态与 社会 经济基础的辨证关系角度来认识文学，并重视文学对于社会 发展的能动作用。唯物史观被运用于文学史学研究，不仅意味着研究文学要着眼文学本体，而且还要考察文学本体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同时还要探索文学演化的规律，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13看作是文学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前文谈到的四部著作中，刘著和陈著已经开始自觉把唯物史观作为其指导思想。作者力图辨证地考察时代精神、作家主体和作品客体之间制约与被制约、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
刘著在参考书目中首列的就是K.Marx and F.Engels：On Art and Literature，同时把苏联学者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列入在内。许多有关英国历史的书籍如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The Making of England，The Age of Elizabeth等等都是著者重要的参考文献。在具体描述英国某一阶段文学时，刘炳善先生基本上都是按照背景介绍、作家简介和作品评价的程式来操作。这样的例证在该书中俯拾皆是，举不胜举。其对英国文学史的分期标准是阶级性、 政治性和人民性的标准。
陈嘉在其著的《英国文学史》序言中声称，不仅充分尊重西方传统的或现代的一些有关英国文学的评论观点，而且要对之进行严肃的思考。前文已经谈到，该书对英国文学史进行分期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在具体评价某一作家时，本著作注重背景的介绍，尤其是政治背景，突出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详细介绍劳动人民被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压迫的状况，以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阶级局限性等，大段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话。比如在概括文艺复兴时期的特点时，作者就引用了一页多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原话。这些可看出作者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抨击和对社会主义的拥护之意。陈著对英国文学史的分期不仅体现着鲜明的唯物史观，而且昭示了他研究文学的角度和方法，那就是外部研究。
王佐良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开宗明义，认为“没有纲则文学史不过是若干作家论的串联，有了纲才足以谈史”14。在谈到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原则时，王佐良先生明确指出，“要有中国观点，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15。这一指导思想同样体现在他对作家介绍和作品评价，同样体现在他对英国文学史的分期方面。王著在20章中把英国文学史划分为了6个时期。从各个时期的名称上，似乎没有跳出韦勒克的窠臼，那就是按照年代历法、王朝更替和时代精神来进行划分。但是，在各个时期的叙述中，王佐良已经跳出了“苏联模式”，同时并没有拘泥于“英美模式”。
其中，文学的本体得到了回归。如在描述英国19世纪的文学时，著者以小说、散文和诗歌为章节，分节叙述这一时期英国文学发展的全貌。作者首先从世界文学的高度 总结了英国小说的三大特点，在介绍和评价狄更斯时，著者已经没有了刘炳善著作的偏颇观点，刘炳善在评价狄更斯时，引用了JACK LINDSAY的评语来说明作家的阶级观点和民主思想;引用了WALTER WARREN的评语来证明狄更斯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16;陈嘉在其《英国文学史》中一开始就把狄更斯贴了一个标签，认为狄更斯是贫苦大众摇旗呐喊的代言人，利用马克思的评语，把狄更斯界定为“杰出的一派小说家”。作家与时代、作家与人民、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基本 机械地按照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进行描述。但在王佐良先生的《英国文学史》中对狄更斯的介绍和评价却大不一样。
刘著和陈著都用了大量篇幅来介绍和评价狄更斯，如刘著用了整整31页，陈著用了29页，但王著仅仅用了不到4页来完成了叙述。在具体叙述时，刘著和陈著强调文学的外部因素，而王著则从作品出发，着重分析了狄更斯小说 艺术的特点。这里，作家研究、作品剖析和时空关系介绍成为有机的一体，共同来支撑“狄更斯是这个时期最伟大——但不是最完美——的小说家”这一结论。
通过回顾中国历朝历代论述文学发展和品评各朝代作家的著作、近现代的体裁史和断代史，王佐良认为，所谓文学史的中国模式就在其中。这一模式借鉴了苏联模式和英美模式的 经验，借古开今，洋为中用，具有中国学派的鲜明特点。这一特点更为集中地体现在他与其他学者所编著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
顾名思义，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把英国文学划分为了5个时期，但每一时期的划分和界定并非简单的历法数字和王朝更替，而是着眼于文学的本体，其研究角度和方法的中心和重心就是文学的内向元素——作家和作品，换言之，文学的主体与客体。在进行作家介绍时，著者并非罗列作家人生阅历的流水帐;在进行作品评价时，著者从审美的角度来进行价值判断，审美判断为价值判断提供了依据，价值判断为审美判断提供了支撑，二者互为依托，互证互现，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共用，相得益彰，共同指向了文学史的本体。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两部英国文学史教材，是中国学者开始有意识构建英国文学史的新动向和新尝试;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所出版的两部英国文学史学术著作，标示着中国学者已经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并在借鉴中国传统文学史叙述模式和英美模式基础上，开始以中国学者的观念、见识和才能来全面构建英国文学史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不仅现代的，同样具有中国特色，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内向观和外向观的融合，所选择的文学现象具有典型意义。
6.结语
文学史不仅指向历史，而且还要指向现实，更要指向未来。回顾英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和书写实践，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英国文学的发展规律，并为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刘著和陈著是中国学者构建英国文学史模式的新动向和新尝试，具有筚路蓝缕、开启风气之功。
王著和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是中国学者构建西方文学史的新成果和新成就，具有中国特色、本土意识和现代观念。从教材编写到学术著作，从尝试到成果，标示中国学者叙述、研究探讨英国文学史的历程和走向。这一走向和历程，同样包含着中国学者对英国文学史分期的实践和观点。这些实践和观点，必然将起到“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人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功夫”的基本功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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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列 宁.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0] 戴 燕.文学史的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注释：
① 英国托马斯·沃顿的《英国诗歌史》(1774-1781)，德国奥·威·史雷格尔的《戏剧艺术与文学讲座》(1809-1811)、弗·史雷格尔的《古代与近代文学史》(1815)等等、法国丹纳的《英国文学史》(1864-1869)、丹麦勃兰兑斯的《19世纪文学主流》(1872-1890)等等都是当下文学史研究和书写中的精品。
② 据《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记载，1912年即民国元年，英美文学及其历史的教学就已经被纳入了当时的教学计划与学术体系之中。
③ 这5部著作是刘炳善的《英国文学简史》、陈嘉的《英国文学史》、范存忠的《英国文学史提纲》、吴伟仁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
④ 何其莘、钱青、刘意青：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总序，《英国20世纪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⑤ 如传特等编辑《剑桥美国文学史》、史毕乐主编的《美国文学史》、艾理特主编的《哥伦比亚版美国文学史》等纠集众人之力完成的文学史著作。
⑥ 王佐良：《英国文学史·序》，第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⑦ 王佐良：《英国20世纪文学史·序》，第xii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⑧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0页。
⑨[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第31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10]同上，第315页。
[11]同上，第316页。
[12]同上，第33页。
[13](俄)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
[14]王佐良：《英国文学史·序》，第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15]同上，第2页。
[16]参照刘炳善：《英国文学简史》新修订本，第362-363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7]陈平原：“‘学术史丛书’总序”，见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