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苏轼的学术论文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他在诗、词、散文等方面都颇有造诣。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有关苏轼的学术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有关苏轼的学术论文篇一
苏轼的作家修养论
摘要：身通众艺的苏轼根据自己的文艺创作实践认为，作家要想创作出独步千古的作品，最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有道;二，积学不倦;三，为人要“正”。关键词：
苏轼;作家修养;有道;积学;为人
苏轼是中国古代文艺史上不可多得的全才，他对文艺创作有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挖掘出苏轼的这些文艺思想，既可加深我们对苏轼文艺作品的理解，也可为当代作家的文艺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拟先探讨苏轼有关作家修养方面的论述。
一有道有艺
“道”(也可称做“意”)与“艺”(包括“文”)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文艺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自先秦迄今，关于此问题的论述不胜枚举，如《易・系辞上》曰：“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①，南朝宋颜延之说：“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②唐韩愈说：“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③宋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④朱熹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⑤清刘熙载说：“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⑥现代美学家宗白华说：“‘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⑦刘纲纪说：“文学家不要停留在‘文’上，而要去追寻那使‘文’得以产生，并赋予它以真正的价值的本体‘道’……‘人文’的根本的功能、作用就在于‘明道’。”⑧不一而足。概言之，这些评论者都认同，“‘道’是‘艺’的本体、内容，‘艺’是‘道’的现象、形式”⑨，一切“艺”都是用来表达“道”或“意”的。
深受传统文化滋养且深得文艺创作三昧的苏轼忠实地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观念，我们从下面的材料即可略见一斑：
有问作文之法，坡云：“譬如城市间种种物有之，欲致而为我用。有一物焉，曰钱;得钱，则物皆为我用。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大抵论文以意为主。”今视坡集诚然。⑩
写作应“以意为主”，有了“意”，则经、史等材料皆为我用。苏轼的创作就切实地遵循了这一原则。而且，苏轼根据自己的体验及观察认识到，作家体道境界的深浅决定着文艺创作水平的高低。如他说：
钱塘僧思聪，七岁善弹琴。十二舍琴而学书，书既工。十五舍书而学诗，诗有奇语……聪又不已，遂读《华严》诸经，入法界海慧。……使聪日进不止，自闻思修以至于道，则《华严》法界海慧，尽为蓬庐……虽然，古之学道，无自虚空入者。……聪若得道，琴与书皆与有力，诗其尤也。聪能如水镜以一含万，则书与诗当益奇。吾将观焉，以为聪得道浅深之候。11
思聪若得道，则其书法、诗歌等都将更上一层楼。易言之，思聪的文艺创作水平可作为其得道境界的表征。所谓“艺境之高低，是道的境界、主体人生境界‘浅深之候’”12。用苏轼的话概括，即“有道有艺”：
或曰：“龙眠居士作《山庄图》，使后来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见所梦，如悟前世，见山中泉石草木，不问而知其名，遇山中渔樵隐逸，不名而识其人，此岂强记不忘者乎?”曰：“非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虽然，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13
李伯时，号龙眠居士。李伯时所画的《山庄图》之所以使人见后“不问而知其名”、“不名而识其人”，主要在于他“有道有艺”，内在有“道”，外在才有相应的“艺”。所谓“‘道’是‘艺’的本体，最高的‘艺’是通向最高的‘道’的”14。刘纲纪阐发庄子的话“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15时，对“道”与“艺”之间的这种相应关系作了详尽阐释：“‘技’和‘艺’相关，‘技’是末而‘道’是本，但‘技’最后可以通于‘道’……最高的技艺、技巧是‘道’的一种表现……在庄子看来，达到了神化之境的技艺本身即是‘道’的表现。”16以此，苏轼强调文艺创作应“技道两进”：
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作诗增奇丽，乃知此人不可使闲，遂兼百技矣。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 少游乃技道两进也。17
秦观的书法、诗歌等之所以均有所提高，主要在于他“技道两进”。黄庭坚也表达过类似见解：“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18若没有道义、学问做根底，即使技法精湛到可与钟繇、王羲之相提并论的地步，其作品也贵重，其人也不过是一个俗人而已。“道”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在苏轼看来，韩愈之所以能“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主要就在于他洞悟了宇宙之道：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19
东汉以来，文风败坏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道沦丧，而韩愈的文章之所以能够振起八代之衰，关键在于他参透了宇宙盛衰变化的规律，即把握了“道”。由此可见，道的存亡是文章盛衰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观念苏轼在《韩愈优于扬雄》中也表露过。
苏轼平生的文艺创作正是以表现自己心中所悟之“道”为根本原则。我们从其文中即可见出个中消息：
轼自龆龀，以学为嬉。童子何知，谓公我师。昼诵其文，夜梦见之。十有五年，乃克见公。公为拊掌，欢笑改容。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无易。……虽无以报，不辱其门。20
苏轼自小就以欧阳修为学习对象，而欧阳修一见苏轼也立即把他引为同道，并把自己所倡导的诗文革新重任托付于苏轼;这说明苏轼充分继承了欧阳修的衣钵。而欧阳修所倡导的文章创作原则就是“必与道俱”，也即苏轼文中所说：“其(欧阳修)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21 学术文章均以传达“大道”、“至理”为旨归。苏轼从欧阳修那里所继承的正是这种治学宗旨。后人就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如明代焦�评价苏轼说： 古之立言者，皆卓然有所自见，不苟同于人，而惟道之合，故能成一家言……
苏子瞻氏少而能文……已从武人王彭游，得竺乾语而好之。久之，心凝神释，悟无思、无为之宗，慨然叹曰：“三藏十二部之文，皆《易》理也。”自是横口所发，皆为文章，肆笔而书，无非道妙……
公著作凡几所，所谓有所自见而惟道之合者也。而于《易》、《论语》二传，自喜为甚，此公所以为文者，……为书此简端，令学者知循其本云。22
焦�认为，苏轼之所以能够自成一家之言，关键在于他融会贯通了佛理、易道等，皆是“有所自见而惟道之合”之作。焦�写这篇序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后学者知道学习应以学“道”为本。又如明代茅维说：
自古文士之见道者，必推眉山苏长公其人，读其文而可概已……在昭明固云“老、庄、管、晏之书，以意为宗，不以文为本”者……若长公者，非其亚耶?23
在茅维眼中，自古以来能称得上“见道”的文士，非苏轼莫属;所以他认为苏轼完全可与老子、庄子等人相提并论，因为苏轼的文章也是以表现大道为宗旨，而不是以炫耀文采为本。
二读书万卷始通神
根据苏轼的创作体验，作家要想得“道”、要想提高文艺创作水平，最根本的路径在积学不倦。在苏轼看来，读书积学对文艺创作至少具有如下功用：
1.读书积学是作家得“道”的唯一途径。这一观点苏轼曾作过生动形象的阐述：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扣�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以为日也。日之与钟、�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与烛也……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子夏曰：“……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24
“道可致而不可求”，那么如何才能“致道”呢?“君子学以致其道”，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莫之求而自至”。凡是不想通过学习而想求道的人，就像盲人识日、北方人学游泳一样是达不到目标的。苏轼在一首诗中也表达了这种观点：“学如富贾在博收，仰取俯拾无遗筹。道大如天不可求，修其可见致其幽。愿子笃实慎勿浮，发愤忘食乐忘忧。”25
2.读书积学可使作家更加全面地认识万物之理，创作时才能创作出不违背客观常识的作品。如苏轼曰：“黄筌画飞鸟，颈足皆展。或曰：‘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者。’验之信然。乃知观物不审者，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26 又曰：“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古语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27 这两则材料充分说明：作家若不多学多问，就可能创作出违背常理、贻笑牧童的作品。
3.只有勤奋读书积学，才有可能创作出出神入化的文艺作品。所谓“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28。 练习书法的废笔即使堆积成山也不足珍贵，而只有“读书万卷”，即积累丰厚的学识，才能使创作臻至出神入化的境界。苏轼在他诗中也强调了这一观点：“诗人雕刻闲草木，搜抉肝肾神应哭。不如默诵千万首，左抽右取谈笑足。”29 与其搜抉肝肾、雕章琢句，不如多多记诵一些名篇佳作，积累得多了，创作时自然会得心应手。
4.深厚的学养是奠定作家独步当世、超群绝伦文艺地位的必备前提。我们从苏轼对蔡君谟的评价中即可推出这一观点：
欧阳文忠公论书云：“蔡君谟独步当世。”此为至论。……天资既高，辅以笃学，其独步当世，宜哉?30
……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31
蔡君谟的书法之所以独步当世、“为本朝第一”，天资高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更根本的原因应来自他后天“辅以笃学”、“学亦至”。
苏轼的文艺成就正源自他的博学多识。如其门生李方叔说：“东坡教人读《战国策》，学说利害;读贾谊、晁错、赵充国章疏，学论事;读《庄子》，学论理性。又须熟读《论语》、《孟子》、《檀弓》，要志趣正当;读韩、柳，令记得数百篇，要知作文体面。”32 南宋王十朋说：“……况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故虽天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汪洋闳肆，变化万状。”33 清代邵长蘅说：“诗家援据该博，使事奥衍，少陵之后，仅见东坡。盖其学富而才大，自经史四库，旁及山经地志、释典道藏、方言小说，以至嬉笑怒骂，里媪灶妇之常谈，一入诗中，遂成典故。”34 可见，苏轼的文艺成就主要应得力于他的博览群书、博采众长。
正因读书积学对文艺创作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苏轼总是谆谆告诫那些前来求学问道的晚辈应积学苦读，日久自有长进。如他奉劝王庠说：
(作文)实无捷径必得之术……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但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甚非速化之术。35
苏轼坦言文艺创作“实无捷径必得之术”，唯一的途径就是长期认真积累学识，日久“自有可得之道”。以此，他希望对方按照自己的“八面受敌”法勤学苦读，不可急于求成。又如他告诫李方叔说：“至若前所示《兵鉴》，则读之终篇，莫知所谓。意者足下未甚有得于中而张其外者;不然，则老病昏惑，不识其趣也。以此，私意犹冀足下积学不倦，落其华而成其实。”36 李方叔的文章之所以令人读后不知所云，根本症结在学力不足;因此，苏轼希望他继续“积学不倦”，只有通过积累学识才能扩充胸襟、提高情趣，进而才能提高创作水平。 三心正则笔正
苏轼通过对古今作家文艺创作的考察发现，作品的风貌其实就是作家自身品性修养的折射而已，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人品，就有什么样的文品。这种认识在其文中有明确论述：
欧阳率更书，妍紧拔群……高祖叹曰：“彼观其书，以为魁梧奇伟人也。”此非知书者。凡书象其为人。率更貌寒寝，敏悟绝人，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耳。……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其(柳少师)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37
这段话主要提出了三个观点：一是“凡书象其为人”，作品风貌与作家形貌、性情等基本是相称的;二是“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古人评论书法成就，往往与作者的生平大节相参照，若作者人品有亏，则即使书法极其工巧也不足贵重;三是“心正则笔正”，小人所写的字虽然工巧，但呈现出来的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三个论断虽论述的角度不同，但宗旨都在说明人品对艺品起着决定性作用。至于人品对文品为什么起着决定性作用，根据苏轼的理解，主要是因为人的内心不能自我掩蔽：“轼闻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则观之以言。言之不足以尽也，则使之赋诗以观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间，而其应若影响符节之密。夫以终身之事而决于一诗，岂其诚发于中而不能以自蔽邪?”38 正因人的内心不能自我掩蔽，所以人们能够根据一个人的言语诗文来预测其吉凶祸福。
人品对文品起着决定作用这一认识，苏轼还在亲朋好友们的身上经过了一番验证，如苏轼评价苏辙曰：“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39 对苏辙(字子由)了如指掌的苏轼坦言，苏辙的文章实胜过他。但因为苏辙个性沉静内敛，深不愿为人所知;而其文章正如其为人一样，所以世人反而认为苏辙的文章不如他。又如苏轼评论欧阳修曰：“欧阳文忠公用尖笔乾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裕如也。”40 在苏轼眼中，欧阳修的书法风貌正是其神采风度的写照，在《晁君成诗集叙》、《闻复》等中都表露了这一观念。可以说，“文如其人”在苏轼是坚信不疑的观念。
苏轼往往一方面根据人品去推断作品，如他说：“凡学术之邪正，视其为人。郑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41 因为苏轼坚信学术的邪正决定于作者的为人，所以他由郑君品性信厚，断定其学术著作必然值得信赖。另一方面苏轼也常常根据作品去推断古今作家的个性特点、气质风度。如他说：“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子思、孟轲，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荀卿独曰：‘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仁人义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独曰：‘人性恶。桀、纣，性也。尧、舜，伪也。’由是观之，意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42 从荀子“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的言论中，苏轼断定他必是一个刚愎不逊、自许太过的人。又如他说：“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轼在杭州……因得观其所书佛《遗教经》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势。”43 因为主体内在的心态、气质必然会毫无遮掩地反映于外在的容貌、言辞及文艺作品等中，所以苏轼从钱君倚“峭峙有不回之势”的书法中，断定他必是个“挺然忠信礼义人”。这种认识苏轼在《答黄鲁直书》等中也多有表露。
综上可见，作品可说是作家体道境界、学识积累、人品修养等综合素养的直接映射，作家要想创作出独步千古的作品，首先应加强自身的修炼、积淀与提升;只有具备第一流的素养，才能创作出第一流的作品。正所谓“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44
注释：
①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②[唐]张彦远著、范祥雍点校《历代名画记》(卷6)，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③[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60页。
④[宋]周敦颐：《周濂溪集・通书・文辞第二十八》(卷6)，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7页。
⑤[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139)，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19页。
⑥[清]刘熙载撰《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33页。
⑦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
⑧刘纲纪：《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新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4页。
⑨1416 刘纲纪：《艺术哲学》(新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2～534页，第543页，第532～533页。
⑩[宋]周辉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11)，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99页。
1113171920212223242627303132353637383940414243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26页，第2211页，第2194页，第508页，第1956页，第316页，第2389页，第2390～2391页，第1981页，第2213页，第2213页，第2181页，第2187页，第2682页，第1822页，第1420页，第2206页，第1424页，第1427页，第2185页，第2205页，第101页，第2186页。
12 张惠民、张进：《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8页。
15 王先谦注《庄子集解》，上海书店诸子集成本1996年版，第69页。
18 [宋]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74页。
2528293334[宋]苏轼著，[清]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41页，第505页，第1108页，第2696页，第2717页。
44 郭绍虞主编，叶燮、薛雪、沈德潜著《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7页。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苏轼与《周易》研究”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XJC75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