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方向论文,古代文学研究论文

2017-03-05

近年来,高校教育改革对古代文学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方向论文,供大家参考。

古代文学方向论文篇一

古代文学中凄怨美分析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凄怨之情永远是最能够打动读者的,大多数的优秀文学作品能够源远流长,这其中正是因为其具有凄怨形式的美学形态。无论是先秦时期的屈原忠于楚国,但却屡屡遭受到排挤,满怀凄怨,对国家充满悲愤,进而写下举世闻名的《离骚》。还是盛唐的诗圣杜甫,他目睹国家从繁华盛世走向衰败,写下“国破山河在…感时花溅泪…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著名的诗篇。或者是“浊酒不销忧国泪”的鉴湖女侠等等这类人物的传世作品,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得出他们想要宣泄的感情,在感人的程度以及文学作品所散发出来的艺术魅力,这都是无与伦比的。中国古代文学也正是由于这种深沉的历史悲怨而使得文学作品独添一份无与比拟的人文魅力。可以这样说,凄怨哀伤之情的抒发宣泄,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主旋律,假设没有凄怨哀伤这个情调,中国文学作品则会失去很多的色彩。

1、悲伤凄怨情怀

1.1政治理想的失败

在这个方面上,“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就是典型的代表,他“荃不察余中之情兮”的诗句,道出了他的无奈、凄怨。随后,更有着痛斥“理不可据”,“智不可待”这种黑暗世道的史家第一人司马迁,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得出,他竭尽忠贞,为国为民但却遭受贬职,处以刑法的人生悲歌。

1.2怀才不遇

我国古代的文人士子,大多数的形象总是落魄、怀才不遇,想要以身献国,舒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是却由于仕途官场的险恶,从而发出怨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陈子昂,“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陆游,“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的辛弃疾,“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的孟浩然,这其中的哀怨,心中的抱负难以实现的苦涩,没有感同身受的人,是完全没有办法体会出其中的意味的。

1.3婚恋的失意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凄怨就是来自于婚姻或是恋爱的失意。不管是《诗经》还是《洛神赋》或者是《长恨歌》,从陈阿娇到李商隐,从李香君到林黛玉,那“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绵绵哀伤,“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的淡淡凄怨,牵系着多少人的灵魂,那“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无限怅惘,“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的忧伤,“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凄怨悲苦。这其中道出了多少的悲酸哀怨,那忧伤思怨窒息了多少清纯的生命之光。

2、悲世情怀

上文所讲述到的凄怨悲凉,全都是来自于人生中的不幸,还有的一种凄怨那就是,同样浩荡深沉的“悲世“之情。悲世情中最能够打动人心,潸然泪下的不外乎于国家遭受入侵,山河破碎所引起的家国痛。这种凄怨的悲世情感表达,在春秋战国时期,许穆夫人就抒写过“归暗卫侯”、“我心则忧”,抒发着对国破君亡的焦愁;“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悲凉;“山河破碎风飘絮”的惋惜;“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的哀泣;“报国欲死无战场”的孤忠……这些都是我国文学作品撼人心魄的音符,是古代抒情诗歌中的瑰宝。朝代的盛衰变化,世风颓败的这种面对末世的凄怨哀愁,同样也是“悲世”情结中的一项内容。所谓“黍离之悲”源自于国风;所谓地厚天高,却“不敢不局”的“忧心京京”也来源于诗经。宋朝时期的靡靡之音,不恤国事,使“孤臣霜发三千丈”“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优秀的小说作品同样也凝结着沉重凄怨的悲世情怀,比如《水浒传》中,通过梁山好汉的个人经历,宣泄当时朝廷,奸臣当道,贤者在野的政治哀伤,又比如说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所倾诉的“无材可去补苍天”的这种深优大恨,又比如说《儒林外史》,文字间的冷嘲热讽表面下,所发出的其实是对于文行出处败坏的沉忧凄怨,还有的就是蒲松龄所写的《聊斋志异》,通过狐鬼故事,从中所寄托的就是凄怨哀伤的“孤愤”情怀….这些数不清的旷世名作,所显露出来的哀泣凄怨之情,昭显者它们不朽的艺术价值。

3、中国古典美学阐述

美学一词首次的出现是在1750年,由德国的哲学家鲍姆嘉通所提出来的。但是在这之前,无论是东西方都有关于美学的探讨。中国先秦时期是中国古典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代,孔子、庄子等先秦人物都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有关于美学的问题。可以说中国古典美学的起点可以说是老子著作中所阐述的观点。“道”、“气”“虚实”等一系类的概念都是由老子提出的,这一系列的概念对中国后世的古典美学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无论是后来中国古典美学的元气论还是意象说、意境说等等都多多少少受到老子概念的影响。

4、结论

我国古代流传甚广的文学作品,大多数具有着非常明显的凄怨悲凉情结,它可以说是我国文学古老却又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中国文学能够绽放异彩,深入人心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这种凄怨悲凉的情结,中国古代文学必然会失去某种程度的色彩,中国古代文学所具有的独特性质也就没有办法看得到。

古代文学方向论文篇二

古代文学教学内容及方法革新探究

1古代文学课程目的与任务

古代文学课是中文系语文教育专业必修课。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首要任务当是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通过对文学思潮、流派及作家作品的解读,把握文学发展之流变。次之,通过对经典古诗文作品的赏鉴以及对中国文学人物的品鉴,使学生思想和情感得以教化和熏习,审美意识确实得到提高,文化品格和人文素质皆得以提升。“中国古代文学”是一门基础理论课,带有一定的研究性质,但要引发学生的兴趣和思考,仅仅通过知识传授和作业考查是不够的,所以,无论从教学效果还是目标达成的不同方面看,都有必要设置一定数量和合理形式的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实践教学的安排和设置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感性认识,能加深学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能引发学生对文学研究的兴趣,也能培养和训练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高职专院校学情分析

近几年,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高职专院校中文系学生大致有如下几类情况:第一类是高中时成绩一般,大多数学生严重偏科,在高中阶段成绩居于中下等,因此在高中阶段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关注较少;第二类是一些学生高中阶段成绩较好,但由于心理素质等原因在高考中失利。这两类学生性格方面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比较内向、缺少自信等特点。因此,在高职专院校的课堂上老师与学生在沟通交流时往往会有一定的难度,学生也较少和教师主动交流,课堂气氛比较沉闷。

大学阶段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已经基本形成。虽然大学教育已经不主要承担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和培养,但是在这一阶段的教学中发现有些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性格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可能和社会以及家庭因素有关。大学阶段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的继续再教育渗透在许多学科中,它注重潜移默化的、春风化雨式的间接的教育方式。实践证明这样的方式更乐于为学生所接受。

古代文学课的教学就承担着这样一种艰巨而神圣的责任,即通过对经典古诗文作品的赏鉴以及对中国文学人物的品鉴,使学生思想和情感得以教化和熏习,审美意识得到提高,文化品格和人文素质皆得以提升。在我们以往的教学中,比较注重对知识的传授,而对学生文化品格和人文素养只是采取潜移默化、自然而然的策略去引导。这样做的结果可能对少数知识底蕴较丰富并且领悟能力较强的学生是有效的,而多数同学可能一笑置之,收获甚微。

3高职专院校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内容及方法革新

基于以上情况的分析,表明专科层次上古代文学的教学不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方法上都应该去尝试创新,以适应正在发展变化中的高校学生情况。首先,在授课中,教师可参照学生的实际情况对内容进行繁简的安排和适度的侧重,如教师可以侧重那些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性格和提升人文素养的内容。

特别是对孔子、屈原、陈子昂、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刘禹锡、柳宗元、李商隐、苏轼、辛弃疾等作品的教授,可以适当改变一下侧重点,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去分析他们的思想及人格品质,从而去感染和教育学生。要改变传统的讲授方法即先介绍生平、思想,再总结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最后选讲一些他的重要作品的基本讲授次序。而是进行一些教学设计,突出性格与人文素养方面的教育从而给学生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以引起学生的注意。其次,教师可以在授课方法上进行创新,比如在课堂上采用讨论法对以上需要侧重的内容进行讲授。

让学生在讨论中加深理解,受到心灵的震撼,从而提升人文素养。下面以对刘禹锡这位作家及作品的讲解为例来说明对古代文学教学内容及方法革新。教师在介绍刘禹锡的人生及诗歌内蕴时应重点放在学习作家傲视忧患、坚毅高洁的人格魅力上。教师可以先简要介绍一下刘禹锡的生平。但是在介绍生平时要把重点放在他参与“永贞革新”及失败被贬的遭遇以及他与柳宗元的友谊方面。

3.1通过介绍作家生平引出第一个讨论的话题

真正的友谊是什么安史之乱后,李唐王朝经济衰落萧条、民不聊生。顺宗永贞元年,刘禹锡、柳宗元以极高的热情一起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当政,于永贞元年实行了变革运动———“永贞革新”。刘禹锡当时任屯田员外郎,与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同为政治革新的核心人物,称为“二王刘柳”。他们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政局为之一新。①因变法触犯到宦官与藩镇的利益,遭到宦官、藩镇的强烈反对。

是年八月顺宗被迫退位,宪宗即位。九月,革新失败,王叔文被赐死。“永贞革新”宣告失败。刘禹锡、柳宗元开始了二十几年的贬谪生活,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后又加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加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两个人分别在朗州和永州为官十年。元和十年,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都被重新召回京城。后因事刘禹锡再次被派到播州去做刺史。播州地方比朗州更远更偏僻,在当时还是荒凉之地,没有人愿意去那里为官。刘禹锡此行还要带着八十多岁的母亲。柳宗元得知这个消息后冒着获罪的危险,柳宗元立即“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

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②后柳宗元客死柳州任上,刘禹锡获知好友柳宗元病故的消息,悲痛欲绝。刘禹锡花用全力整理柳宗元的遗作,并且多方筹资刊印,使柳宗元文集得以问世。保存了柳宗元许多优秀的作品,如:《江雪》《渔翁》《捕蛇者说》《三戒》《天对》《封建论》等。此处一定要重点介绍,以此引出第一个讨论的话题:真正的友谊是什么?在同学们讨论后,明确真正的友谊是由衷的信任,是永远的无私,是发自内心的理解和从不撒谎的诚实以及不求回报的奉献,是如刘禹锡与柳宗元这般,至真至挚。

3.2通过分析刘禹锡的诗歌创作引出第二个讨论的话题

如何面对苦难本课第二个重点是分析刘禹锡的诗歌创作中蕴涵的人格魅力,教师首先要引导学生去体悟刘禹锡坚毅不屈豪迈之气概。通过向学生分析教授《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其八)等诗歌,来体会刘禹锡经过二十多年的贬谪生活,不但没有屈服,反而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

从这些诗歌中我们便会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其次,教师要让刘禹锡高扬开朗乐观之精神去感染学生,重点赏析他的《秋词》,去体会他的乐观精神。又如教师可以重点讲解一下《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对此诗的分析要把重点放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诗句。“沉舟”、“病树”以自比,但不是慨叹自己的潦倒困顿,而是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向前发展的,新陈代谢总是要继续下去的,沉舟侧畔有千帆竞发,在乘风破浪;病树前头,正万木皆春,欣欣向荣,至于个人困顿沉滞是算不了什么的,显得意气昂扬,胸次怀抱十分宽广、豁达。全诗沉郁而不失豪放。

刘禹锡又多次贬官南方,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刘禹锡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它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还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词》、《杨柳枝词》等,都很朴素自然、清新可爱,散发着民歌那样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样的写法也形成了这些诗清新刚健、朴素、自然的风格特点,教师也可以从这些作品入手,引导学生去体会刘禹锡几经挫折依然自信乐观,热爱生活的顽强品质。通过以上分析引出第二个讨论的话题:如何面对苦难?在学生讨论后明确我们对待苦难要乐观自信、勇往直前、随遇而安、充满希望来化解苦难,最后取得成功。希望通过讨论使学生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苦难,把困难当成是老天给予的一份礼物,让学生明白与困难一起同来的还有你的自信、自尊、毅力、希望。

4结语

综合以上论述,笔者认为高校教师不仅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更重要的是要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健全学生人格和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历史重任。为此,我们高职专院校的教师们应在自己的岗位和领域中不断探索新的方法去完成教书育人的任务。

古代文学方向论文篇三

古代文学创作中心物感应说研究

在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心物感应”说这一重要理论是完整把握文学作品生成的根本途径。近现代有不少学者运用西方格式塔理论的“力的结构”和“异质同构”理论来诠释心物同构而交互感应的原理。由于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心理认知结构与体验方式,套用西方的范式进行理论阐释必然有其偏颇的一面,应在中国古典传统思维形态视野下观照“心物感应”理论的实质内涵。

一、由“感”生发的生命审美意识

许慎《说文解字》曰“:感,动人心也。”这只是从现象上指出“感”表示人心有所触动;而其实质,则隐藏在“咸”的原始义中。从《周易》“咸”卦的含义追索,“咸”当为“感”的本字。《周易》“咸卦”的卦象为艮下兑上,表示婚娶吉利。《说文解字》认为“咸”从口(象征女性),从戌(即“斧”,象征男性),也是男女交感之意。由男女婚娶相交感,推及天地相感而万物孕生的自然现象,比拟道德感化人生的政教伦理,又萌生了传统的“天人感应”之说。庄子超越认识论层面,在“游”的境界中追求天人合一,实现物我两忘。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揭示了“感应”发生的情感心理基础:“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礼记•礼运》中“七情”的本意是说情感的存在虽然合理,但不合儒家的人伦道德,必须要让圣人来治理;治理的办法就是用儒家之礼来约束,因为“情不治则乱,义不治则坏”,所以刘勰此处的“七情”具有了褒的意味,是对人这一鲜明、完整生命体的赞誉。在“心物感应”中,作为审美客体之“物”,其内涵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汉代由于儒家经学思想占统治地位,“心物感应”之“物”主要侧重于具有伦理道德意义的事,即“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之“事”,此时的自然景物还未以独立的价值形态进入到作家的视野之中。北朝陆机《文赋》中“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之“物”特指自然物象,传递着一种美学观念转变的信息,即在魏晋南北朝的“心物感应”观念中,自然景物并不是无生命无意义、超然于人的审美体验之外的东西,它参与了人们的体验,但又不是简单的作为依附于这种体验的工具,其本身也有独立的生命价值和审美价值。作家情感对自然物象的感应是一种单纯的感应,它不一定受某种伦理道德的限制或左右,自然物象本身就是美好的,是它的美好引发了人内心的感动,使人产生创作的激情。“感”字发端于先民对两性感合的生命体验,升华为天人感应、万物感化的哲学观念,推演出“心物感应”以触发艺术生命的美学思想,这样“,心物感应”理论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有的凝聚点,成为中国人生命意识的一种象征。

二、主客体“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的双向互动感应机制

作为“心物感应”之观感模式对于创作主体的探讨和创作现象的论述,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为代表。在这部体大思精的批评著作中,与创作活动有关的《神思》《物色》《比兴》等篇涉及“物”对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外界丰富多彩的事物激发了诗人的遐想,使得审美意象跃然于诗人心中。而这些纷繁的审美意象不能够杂乱无章地呈现于诗人笔端,它一方面要表现“物”之形貌,即审美创作主体之心应“随物以宛转”。诗人对外物要用五感进行不断观察揣摩,要尊重事物的审美属性,宛转顺从事物的审美本质以曲尽事物的情态。另一方面,要体现“心”之情感,即客体之“物”应“与心而徘徊”。

审美创作主体的创造能动力在审美意象物化的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诗人需投入自己的感情,让心灵和事物互相感应而引发共鸣,使得物象也融入了诗人独特的情感。刘勰在《诠赋》篇中说道:“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一般认为,刘勰在这里描述的是创作过程中心物交融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情以物兴”。

万物呈现于眼前使心有所感、情有所发,于是心着于物,细细察看其色相,深深体认其意蕴。第二阶段是“物以情观”。万物进入心中,成了心中之物,变为渗透了主观情感色彩的物象。事实上,这两个阶段很难分开,在“心物同构”的基础上,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心物交融,兴会神到。

刘勰强调情(心)与物的双向互动是创作过程中人的生命体验与审美体验完全自由的体现。有学者认为,艺境的生成元素是物和我(心),艺境的生成机制是物我交融,艺境的生成过程则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即两种入境方式):第一种是“由我及物”式,第二种是“由物及我”式。“情以物兴”:首先,是客体对审美主体之心的激荡与感发。“心物感应”发生以前,审美主体内心形成的稳定的认知和情感结构有利于通过“心物同构”的发生机制被外物所激发。其次,主体之心由役于物变为驭于物。

这一阶段强调审美主体的主动性,通过对物的驾驭超越物的有限性,创造出艺术的形象,达到主体心灵的升华。第三阶段是主客体的双向互动、融洽和谐,这与张载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有相似的内涵。“物以情观”则首先是审美主体摒弃功利和认识的眼光,净化心灵情感,以纯审美的眼光观照客体事物,使得客体事物渗透了审美主体主观的情感色彩。其次,客体事物在这一纯化的主客关系中,显露出审美属性,即所谓“形象直觉或直觉形象”,使得审美主体之心(情)被客体之美打动。最后,同样是实现了物我交融,实现了心、物之间自然、自由的感应。

三、物象、心象、文字意象的传递与转化

创作主体如何在观感活动中将流于万象的体验从感物的瞬间、体物酝酿中化成文字,必须借助于物象、心象、文字意象来探究创作之特质。单纯从感官活动与世界的互动来看,在体验发生的同时,物会经历变成物象的过程;也就是说,从与创作主体漠不相关的外在世界,变为创作主体本身的一部分。这一过程依靠的是创作主体与客体的互动,透过主动的注意、观察,或是被动的接受、浸润,而改变了客观、陌生的世界原貌,变成了充满生机的、变化多端的世界。

这个世界,随着光的流动、影的游移、风的吹拂、云的漂浮、水的流动作响、山的巍峨耸立、花的清香、鸟的鸣啼,充满着各种体验、各种物象的交错存在,而引发创作主体相应的情感活动。但是,这样的世界,也有可能是暗淡的色泽、孤独无依的浮云、空寂凄凉的山林、形单影只的禽鸟。客观世界在书写之前,已经转变至属于“物”的中立维度,而成为浸染着人之情感属性、体验投射、意象弧等属于物象的世界。

刘勰《神思》:“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这时候的山海、风云等客体,已经是一种与审美主体的情感意念、感官身体所共在的一种心象,同时具有属于物类世界的丰富性和属于审美主体心象层次的不定性、变化性,而且作为诗人观感活动的存在体验而与创作主体处于不断对话、交流的动态活动中。创作主体必须从中找到适合的文字意象、语境脉络来应和、传达这种丰富体验中的某种更具体、更鲜明的感受。

此时,创作主体必定会形成某种意象、语句的衔接、断裂、连缀等关于心象组合、错综的活动。有些创作主体从积累的经验中所涌现的意象、词汇、表达方式,可能在潜意识中组成一定的诗句,无形中已吻合创作主体处理意象、声律的个人风格。但大部分的创作主体,面对选择意象、词语、组构声律的过程,还是必须在物象、情感中经历一种拉扯、推拒的过程,某些物象和着情感转化成心象,并且和创作体验中涌现的更为明确的文字意象交会凝定成具体的语句;而某些无法转化成文字意象的心象,又消逝在缤纷多变的感物体验中。

魏晋南北朝以后,“心物感应”理论也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原则,并以它为基础发展成为意境、兴、情景交融等概念或命题。总之,“心物感应”理论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原则和心理机制,由“由我及物”和“由物及我”的两种“入境方式”进入到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交流和感发,达到物我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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