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文章
冰心，福建长乐人，出生于福州一个海军军官家庭，被称为“世纪老人”。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冰心文章，希望大家喜欢。
冰心文章：我和玫瑰花
我和玫瑰花接触，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的。
记得在童年时代，在烟台父亲的花园里，只看到有江西腊梅、秋海棠和菊花等等。在福州祖父的花园里，看到的尽是莲花和兰花。兰花有一种清香，但很娇贵，剪花时要用竹剪子。还很怕蚂蚁，花盆架子的四条腿子，还得垫上四只水杯，阻止蚂蚁爬上去。用的肥料，是浸过黑豆的臭水。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就开始看《红楼梦》，看到小厮兴儿对尤三姐形容探春，形容得很传神的句子，他说：“三姑娘的混名儿叫‘玫瑰花儿’，又红又香，无人不爱，只是有刺扎手……”我就对这种既浓艳又有风骨的花，十分向往，但我那时还没有具体领略到她的色香，和那尖锐的刺。
直到一九一八年的秋季，我进了大学，那时协和女大的校址，是在北京灯市口佟府夹道(后改同福夹道)。这本是清朝佟王的府邸，女大的大礼堂就是这王府的大厅堂三间打通改成的。厅前的台阶很高，走廊也很长，廊前台阶两旁就种着一行猩红的玫瑰。这玫瑰真是“又红又香，无人不爱”，而且花朵也大到像一只碟子!我们同学们都爱摘下一朵含苞的花蕊，插在髻上。当然我们在攀摘时也很小心花枝上的尖刺。记得我还写了一首诗，叫做《玫瑰的荫下》。因为那一行玫瑰的确又高又大，枝叶浓密，我们总喜欢坐在花下草地上，在香气氤氲中读书。
等到我出国后，在美国或欧洲，到处都可以看到品种繁多的玫瑰，而且玫瑰的声价，也可与我们的梅、兰、竹、菊相比!玫瑰园之多，到处都是，在印度的秦姬陵，我就惊喜地参观了陵畔五色缤纷、香气四溢的玫瑰园。
一九二九年以后，我自己有了家，便在我家廊前，种了两行德国种的白玫瑰，花也开得很大，而且不断地开花，从阴历的三月三，一直开到九月九，使得我家的花瓶里，繁花不断。我不但自己享受，也把它送给朋友，或是在校医院里养病的学生。
抗战军兴，我离开了北京。从此东迁西移，没有一定的住址，也更没有栽花的心绪。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之间，我在重庆歌乐山下，倒是买了一幢土房，没有围墙，四周有点空地。但那时蔬菜紧张，我只在山坡上种些瓜菜之类，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光吃南瓜下饭，就吃了三个月!
解放后回国来，有了自己的宿舍了，但是我们住的单元，是在楼上，没有土地，而我的幸运也因之而来!在我们楼下，有两家年轻人，都是业余的玫瑰花爱好者，花圃里栽满了各种各色的玫瑰。这几位年轻人，知道我也喜欢，就在他们清晨整理花圃的时候，给俄送上来一把一把的鲜艳的带着朝露的玫瑰——他们几乎是轮流地给我送花，我在医院时也不例外，从春天开的第一朵直到秋后开的末一朵——每天早起，我还在梳洗的时候，只要听到轻轻的叩门声，我的喜悦就像泉水似地涌溢了出来……
冰心文章：张 嫂
张嫂是看祠堂的老张的媳妇儿。我住在这祠堂的楼上，楼下住着李老先生夫妇，老张他们就住在大门边的一间小屋里。住到第三天，我便去找张嫂，请她替我洗衣服。张嫂从黑暗的小屋里，钻了出来：稀疏焦黄的头发，高高的在脑后挽一个小髻，面色很黑，眉目间布满了风吹日晒的裂纹;嘴唇又大又薄，眼光很锐利;个子不高，身材也瘦，却有一种短小精悍之气。她迎着我，笑嘻嘻的问：“你家有事吗?”我说：“烦你洗几件衣服，这是白的，请你仔细一点。”她说：“是了，你们的衣服是讲究的——给我一块洋碱!”
李老太太倚在门边看，招手叫我进去，悄悄的说：“有衣服宁可到山下找人洗，这个女人厉害得很，每洗一次衣服，必要一块胰皂，使剩的她都收起来卖——我们衣服都是自己洗。”
第二天清早，张嫂已把洗好的衣服被单，送了上来——洗的很洁白，叠的也很平整，放在我的床上，说：“×先生，衣服在这里，还有剩下的洋碱。”我谢了她，很觉得“喜出望外”，因此我对她的印象很好。
熟了以后，她常常上楼来扫地，送信，取衣服，倒纸篓。
我的东西本来简单，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她都知道。我出去从不锁门，却不曾丢失过任何物件，如银钱，衣服，书籍等等。至于火柴，点心，毛巾，胰皂，我素来不知数目，虽然李老太太说过几次，叫我小心，我想谁耐烦看守那些东西呢?拿去也不值什么，张嫂收拾屋子，干净得使我喜欢，别的也无所谓了。
张嫂对我很好，对李家两老，就不大客气。比方说挑水，过了三天两天就要涨价，她并不明说，只以怠工方式处之。有一两天忽然看不见张嫂，水缸里空了，老太太就着急，问老张：“你家里呢?”他笑说：“田里帮工去了。”我悄悄的走下山去，在田里找到了张嫂，我说：“你回去挑桶水吧，喝的水都没有了。”她笑说：“我没有空。”我也笑说：“你别胡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以后挑水工钱跟我要好了，反正我也要喝要用的。”她笑着背起筐子，就跟我上山——从此，就是她真农忙，我们也没有缺过水，——除了她生产那几天，是老张挑的。
一天早起，张嫂没有上来扫地。我们吃早饭的时候，看见老张提着一小篮鸡蛋进门。我问张嫂如何不见?他笑嘻嘻的说：“昨晚上养了一个娃儿!”我连忙上楼去，用红纸包了五十块钱的票子，交给老张，说：“给张嫂买点红糖吃。”
我同李老先生坐在堂屋里闲谈。老太太一边摇着头，一边笑着，进门就说：“好大的一个男孩子，傻大黑粗的!你们猜张嫂在那里做什么?她坐在床板上织渔网呢，今早五更天生的，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她又做起活来了。她也不乏不累，你说这女人是铁打的不是!”因此就提到张嫂从十二岁，就到张家来做童养媳，十五岁圆的房。她婆婆在的时候，常常把她打的躲在山洞里去哭。去年婆婆死了，才同她良懦的丈夫，过了一年安静的日子，算起来，她今年才廿五岁。
这又是一件出乎我意外的事，我以为她已是三四十岁的人，“劳作”竟把她的青春，洗刷得不留一丝痕迹!但她永远不发问，不怀疑，不怨恨。
她不知道她正在做着最实在，最艰巨的后方生产的工作。我呢，每逢给朋友写信，字里行间，总要流露出劳乏，流露出困穷，流露出萎靡，而实际的我，却悠然的坐在山光松影之间，无病而呻!看着张嫂高兴勤恳的，鞠躬尽瘁的样儿，我常常猛然的扔下书站了起来。
那一天，我的学生和他一班宣传队的同学，来到祠堂门口贴些标语，上面有“前方努力杀敌，后方努力生产”等字样。张嫂站在人群后面，也在呆呆望着。回头看见我，便笑嘻嘻的问：“这上面说的是谁?”我说：“上半段说的是你们在前线打仗的老乡，下半段说的是你。”她惊讶的问：“×先生，你呢?”我不觉低下头去，惭愧的说：“我吗?这上面没有我的地位!”
冰心文章：父亲的“野”孩子
我坐在院里，仪从门外进来，悄悄地和我说，“你睡了以后，叔叔骑马去了，是那匹好的白马……”我连忙问，“在哪里?”他说，“在山下呢，你去了，可不许说是我告诉的。”我站起来便走。仪自己笑着，走到书室里去了。
出门便听见涛声，新雨初过，天上还是轻阴。 曲折平坦的大道，直斜到山下，既跑了就不能停足，只身不由己地往下走。转过高岗，已望见父亲在平野上往来驰骋。这时听得乳娘在后面追着，唤，“慢慢地走! 看道滑掉在谷里!”我不能回头，索性不理她。我只不住地唤着父亲，乳娘又不住地唤着我。
父亲已听见了，回身立马不动。到了平地上， 看见董自己远远地立在树下。我笑着走到父亲马前，父亲凝视着我，用鞭子微微地击我的头，说，“睡好好的，又出来做什么!”我不答，只举着两手笑说，“我也 上去!”父亲只得下来，马不住地在场上打转，父亲用力牵住了，扶我骑上。董便过来挽着辔头，缓缓地走了。抬头一看，乳娘本站在岗上望着我，这时才转身下 去。
我和董说，“你放了手，让我自己跑几周!”董笑说，“这马野得很，姑娘管不住，我快些走就得了。”渐渐地走快了，只听得耳旁海风，只觉得心中虚凉，只不住地笑，笑里带着欢喜与恐怖。
父亲在旁边说，“好了，再走要头晕了!”说着便走过来。我撩开脸上的短发，双手扶着鞍子，笑对父亲说，“我再学骑十年的马，就可以从军去了，像父亲一般，做勇敢的军人!”父亲微笑不答。
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