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巡回法庭的设立分析论文

2017-03-20

论巡回法庭的设立分析全文如下：

一、巡回法庭产生背景

(一)领导政治结构的干预

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现实中，我国的法院往往处于一种尴尬地位，地方级法院人财物受制于政府，使得法院实施独立的司法权力受到制约，在某些方面法院甚至形同于同级政府的下属机构，扮演政府的“清道夫”。这种来至于其它机构的“行政”、“地方”干预，使法院在行使独立审判权时受制重重，导致了司法在不同程度出现法制不统一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

此问题的出现，要追溯到“政法传统”这一历史形成的制度，此制度下法院、法律以及其审判业务是一种“工具主义”，如果法院的工作在涉及(不仅限于)重大利害关系的调整时，法院必须配合党政部门，听从党政部门的决策乃至指挥，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和法院的上述做法，让手持司法权力的法院形同虚设，民众的诉求不能得到公正的对待，甚至无视民众的诉求。特别是涉及“民告官”的案件，这种诉讼的途径被阻断，最终便导致“诉讼无门”，民众只能寻求诸如“上访”等方式。

二、巡回法庭设立的必要性

在此种背景下，巡回法庭设立的必要性显而易见。首先，巡回法庭要破除行政区划和司法管辖权相对应的关系, 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时要保障行政审判不受非法干预。在当前体制下，我国各级地方法院的人、财、物都是由地方党委主管，司法辖区是同行政辖区重合的，在这种切实利益的关联下，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是一般会在本辖区内形成裁判意见。当案件涉及辖区以外的地方，辖区当权的利益收到损害或是威胁到辖区利益时，行政机构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往往会不同程度的干预司法活动，司法独立更加很难得以保障。为了解决这些困境，为了推动我国司法“去地方化”、“去行政化”的改革方案，我国最高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建立这样一种法院模式，不以特定的管辖区域为自己的案件的范围，可以随时受理不同地区的案件，这种流动模式将能够打破行政区域、司法管辖的限制，积极推动司法改革，排除干扰司法独立的外界因素，对司法的独立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其次，此法院的设置从制度上有利于破除传统固有模式,减少中间传达环节，有利于维护中央政令畅通,同时巡回法庭级别高于省高院，有利于消除群众置疑当地行政机关的偏袒和保护,涉及跨区域的重大商事案件时，当事人往往看重管辖问题，原因不外乎是担心地方政府的干预，使得裁判不公，或者即使有了裁判，也面临执行难的问题，巡回法庭，将有效的规避这些热点问题，能够利于方便当事人诉讼，避免涉及地方主义干扰，保护和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创造条件。

最后，巡回法庭也能有效防范或消除“人情案、关系案”。在面对案件时，由于地域的隔绝，可以有效的将法院，法官独立于这个网络中，减少产生“人情案”、“关系案”，即使牵涉到当地的经济利益时，法官和法院和案件之间有了地域隔离，也就阻断人情网络的干预，或者加大了依靠人情网络干扰司法公正的难度。可以达到有效保障司法活动免受影响的目的

三、国外的巡回法庭

巡回法庭起源于12 世纪英国，当时的英国司法权被封建领主控制的法院分割，司法不公现象层出不穷，人民苦不堪言，同时英国国王亨利二世为了加强自己的中央权威，宣示国王权利，通过法律改革改变这一局面，设立了巡回法庭，这种法庭分为两种形式，国王青紫巡回和派出官员巡回。遂借鉴法兰克国王为加强王权、监督地方而设立的特派专员调查制度，把全国分为6 个司法区，成立了6个由3 名法官组成的小组，要求他们每年分赴各司法区进行审判，这也是“巡回”一词的由来，至此，巡回法庭的司法实践开始了。

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的法院分为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两大系统，法院统一按司法区设置，在德国，根据联邦法律建立单一性全国法院机构，从最低级的初审法院到高级的上诉法院均是如此。全国分为5 个不同的法院系统,包括普通法院、行政法院、劳动法院、社会法院和财政金融法院。两个国家的法院共同特点是，它们的设立与行政区域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虽然并不是巡回法庭，但是这种制度的设计，恰好与巡回法庭的目的相统一，就是切断了地方与司法的联系。

如今，我们回顾这些制度建设的历史原因，可以了解和借鉴国外法制度建设过程中过具体环节的条件与要求。同时不难发现，制度必须和现实相结合，并且当社会发展后，制度也能随之及时的与时俱进，唯有此才能保障制度能够有效的贯彻执行。

四、巡回法庭是“控制”还是“自治”

从根本上来看，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是追求正义维护司法主权的一个系统设计，其目的是促进司法公正。作为现代国家司法权的根本价值——司法公正，在法制体系中的地位显而易见。现代国家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种价值，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通过制度设置来限制公权力，让其与私权利划清界限;同时平衡司法权与其他国家权力要素之间的关系;对司法权内部，也进行明确审判独立的有效配置，最终维护司法权，实现司法公正。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并非是出于最高法院的“控制”，而是从国家权力关系之间，司法内部关系之间，实现保护我国司法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首先，最高院设立的巡回法庭的真正的使命是司法权对民意的听取和反映，旨在营造一种社会大众接受法律秩序，相信法律秩序，选择法律秩序的法治环境。这样的环境还能够有利于提升民众对法律意识，信任法律能够为其解决问题，保障权利。现代法治发达的国家，司法过程体现为一种民众参与、妥协与说服的过程，体现为社会大众理性选择的行为，而不是简单上层的命令与国家的强制。

其次，巡回法庭是中国社会发展，法制进步的产物，其更本的核心是抑制权力腐败，具体表现在，巡回法庭的设立不是要维护司法集权的“控制手段”，而是要通过制度的设计将地方主义和行政机会主义对司法权的侵蚀抵制在门外，维护中国法治秩序的普遍性与有效性。

最后，中国的巡回法庭不是照搬现代西方某个国家司法体制。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即使照搬，也无法在中国长期存在。只有立足于改善中国民众对法律的认知和信任实际环境下，巡回法庭的法律权威才能有效实施，才能公正实施。不单是对公民的违法行为，甚至是对任何违法的政府行为，都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五、巡回法庭面临的问题

首先，“行政化”和“地方化”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内部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因素，在文章前部分已经对此有了介绍，那么目前法院内部“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状况，内部人员以权谋私和舞弊，办理“人情案”、“金钱案”、“权利案”都不仅仅是因为法院外部环境的因素导致，还有内部各主体职责不清、责任不明、行为失范、权利失控等多方面原因导致当下我国法院内部运行的问题。巡回法庭的设立，要达到其去“行政化”、“地方化”的目的，需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巡回法庭的作用有多大，更多的是依赖于在新的法庭中，各主体权力的配置等法院内部的改革以及改革深度如何，寄希望于依靠一个或几个巡回法庭，还不能够从根源解决这些问题。或许，巡回法庭最大的作用是将某几个人的权力，分散到另外一些人手中。“行政化”、“地方化”、“人情案”背后，真正的操纵者，还是权力。

其次，巡回审判需要相配套制度来支撑。现如今，法院内部由于法官的本身业务素质以及专业能力有限，在遇到案件时，往往不具备独立担任审判的能力，于是借助于审委会或者庭长、院长，对案件进行讨论，特别是重大疑难案件，无论是认定事实还是适用法律，讨论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但是往往这类行为被认为没有“亲历性”并且干预了法官的独立。这种法院和法官在长期时间中逐渐酝酿成的默契，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也在成为了动态的平衡。

在我国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对外司法独立的不彻底还是对审判独立不落实，这种状况并不一定马上就会改善。法院系统自身对与改革未必有充足准备和能力。而如今，巡回法庭的设立，似乎要打破这种脆弱的平衡，那么这样的改革是否真的能够完成其本身的使命。巡回法庭的设立是否又是另一种形式的传统法院，其本身是否又将给法官带来更多的责任和压力。这种相当于“职业化”和“去行政化”的改革，在固有的体制下有能够有多大的创新和作用。相较与其他国家，我国法院是内部结合非常紧密的一种组织形式，而这种“紧密型组织”，一方面归因与我过近现代中国革命历程发展而形成的“政法传统”，基于法院和其他组织一样是一种服从“大局”的历史背景，法院要效仿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法官独立，设立巡回法庭，却没有变化了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条件的支撑，巡回法庭的前景也是难以想象的。

六、结语

我国近现代以来经历了种种挫折和进步，能够给我国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供很多借鉴。法学界围绕司法改革也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和对话，这些对于正确的选择司法改革的道路，落实司法改革措施，以及改革的思路和理论，无疑有重要的意义。这次的巡回法庭，是一种“嵌入”式的法院，将会导致法院内外部的重新配置，相信也能够为接下来的改革提供动力，笔者对此持谨慎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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