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与舆情管理论文
当今网络的快速发展及便携式科技产品的普及,给网络舆情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对公共危机管理的影响也日益凸显。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公共危机与舆情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公共危机与舆情管理论文篇一
高校公共危机网络舆情的应对与引导探讨
公共危机与舆情管理论文摘要
摘 要：高校公共危机事件是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和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目前，由于高校舆论话语权的有限性、事实承担责任的无限性和舆情中身份被网民定义为“强者”的主观性，再加上网络超时空、超地域的无限、即时传播便捷，往往使高校在公共危机事件处理过程中陷入舆论被动之中。网络舆情应对和引导不当，便会集聚形成具有更大破坏性的负面网络舆情，继而很可能会使网民(主要是本校大学生)从网上走向网下，形成群体性事件。对此，应高度重视并结合实际采取多种举措，积极妥善地加以处置和引导。
公共危机与舆情管理论文内容
关键词：高校;公共危机;网络舆情;引导策略;工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1-0032-03
作者简介：赵文永(1980-)，男，山东枣庄人，中国矿业大学党委办公室助理研究员，中国矿业大学2012级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及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研究。
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1]国外高度重视公共性危机管理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4R模式，认为管理公共危机由缩减(Reduction)、预备(Readiness)、反应(Response)、恢复(Recovery)四个环节构成，取其英语的第一个字母，称为4R模式。高校公共危机是指在高校正常办学过程中，突发的各类疫情流行病、师生群体事件、敌对势力渗透或社会群体恶意侵入、投毒或暴力伤害事件、教学生产事故、师生非正常死亡等有可能对高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的事件。长期以来，高校在应对和处置这些事件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心血，也积累了许多的经验，为高等教育的持续稳步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伴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时代的到来给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带来深刻影响，人们的情感理念、价值取向、道德标准、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主题已经从“普及率提升”转换到“使用程度加深”。[2]5-6网民数量的增长和网络使用程度的加深，使网络在公民舆情表达和传播方面占据了主渠道地位，网络公众舆论已成为社会关系与社会建制变革的重要推动力。每次公共危机事件处理，都会在网络上引起网民的强烈关注、猜测质疑、激烈辩论，甚至是攻讦谩骂。具体到高校公共危机事件处理，网民给予了更多关注，并且经常引起新的网络舆情热点和焦点。如何应对和引导网络舆情已成为高校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课题。
一、高校公共危机事件引发网络舆情热点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事关千家万户，紧密联系国家各行各业。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组织开展的主体，历来是党和政府的一个形象窗口，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高校公共危机事件由于其巨大的危害性，更是舆论关注的热点。网络的普及，也带动了网络舆情的发展。深入分析网络舆情形成原因，对于高校妥善应对与引导舆情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1.数量庞大的大学生网民群体容易引发网络舆情“涟漪效应”。
《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12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325万人。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同志也谈到：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2013年高考录取率762%，总规模330多万，比世界排名第二的美国多一千多万。[3]同时，据统计“学生依然是中国网民中最大的群体，占比255%”。[2]23如此庞大的网民群体，较为集中地生活在高校这一民主、开放的独特环境下，再加上大学生社会经验相对不足，群体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尚处于形成时期，思考问题不周全，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具有高度同质性，从众心理明显，乐于获取“异类”信息，均易致使网络舆情迅速扩散，形成高校公共危机网络舆情传播的“涟漪效应”。
2.公民新闻和网络传播，促成了网络舆情传播机制的形成。
“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产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美国，是指公民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包括个人通信工具)，向全社会发布其所搜集或掌握的新闻和信息的非专业新闻报道方式，[4]伴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而兴盛。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并高度普及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已经习惯于以“快餐”方式通过网络平台了解最新资讯，浏览最新的新闻动态。但是出于“剖根问底”、“表达自己情感归属”或者“纯粹彰显自己存在感”等各种初衷，他们已不仅仅满足于当个“看客”，而是更愿意以“一线目击者”、“道德评判者”的身份开始对高校公共危机的发生、应急处置和引导的整个过程进行评头论足。基于此，网民作为传统媒体读者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改变，变成了网络时代不需注册的随时“记者”。只要愿意，网民都可以借助网络并根据自己喜好来分享各种信息，个个都是“权威”，人人都是“正义的使者”。
3.网络舆情与传统主流舆情的对抗，凸显了网络舆情中的负面信息。
和传统媒体调控舆情不同，网络舆情更易出现与主流舆情对抗的倾向，而这种对抗性往往会赢得网络民众的观望、关注甚至是追随。这种对抗性舆情特点大多是基于网民在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情绪和压抑，同时还有对传统媒体生硬灌输的反弹与不屑。[5]很多时候，他们往往忽视公共危机事件本身的相关信息，而是不断聚焦和放大高校其它工作的缺陷和不足，一定程度使负面信息被不断扩散、演化、丰富、发展和集聚，负面信息累积到一定程度，很有可能演变成次生公共危机事件。另一方面，社会大众普遍把高校认同为“精神坐标”层次，对高校价值引导具有强烈的殷切希望，但是当前社会存在的一些让广大人民群众“出离愤怒”的社会现实，以及高校目前也不是完全净土一方，这种理想期盼和实际现实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他们的对抗。
4.“眼球经济”的价值追求方式，诱发了网络舆情的极端化。 “眼球经济”是依靠吸引公众注意力获取经济收益、社会效益的一种经济运作方式。电视需要眼球，只有收视率才能保证电视台的经济利益;杂志需要眼球，只有发行量才是杂志社的经济命根;网站更需要眼球，只有点击率才是网站价值的集中体现。这种唯“收视率”、“发行量”和“点击率”的价值追求方式，必然一定程度导致媒体在宣传报道上更多聚焦在消费者的注意力上。为了更多地吸引眼球，一些新闻工作者往往会把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行为准则选择性忘记，置新闻道德于一旁，而是把心思放在如何让“噱头”更吸引人上，这种舆论引导的偏差给高校带来巨大的声誉风险，高校公共危机事件也极易成为某段时间内的一个极端舆论“热点”。
二、当前高校公共危机网络舆情处置与引导工作存在的主要困难
近年来，许多高校普遍感觉到网络舆情给学校公共危机应急处置工作带来了很多困扰，致使其在处理过程中往往畏首畏尾、战战兢兢。对于如何妥善处置和引导网络舆情许多，许多高校更是经验匮乏，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作的顺利开展。抛却工作中自身问题，高校在公共危机网络舆情处置与引导方面还面临以下困境：
1.高校舆论话语权的有限性。
话语权就是人对社会发生现象的“说话权”、“解释权”和“发表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有没有“话语权”很重要，一个社会中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将“自己的利益”反映出来，谁就能将“自己的意志”表达出来，谁就能影响整个社会的舆论走向。[6]除了校园报纸、校园门户网站和校内BBS论坛等有限校内阵地外，高校基本不掌握任何新闻话语权。但是，当前针对高校公共危机的网络舆情却又大多都起源、发展和壮大在校外网络上。话语权的有限性，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高校新闻宣传快速反应机制的建立，也极大地削弱了高校防范新闻舆论风险的能力。目前，高校大多采取向地方党委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请求支持和帮助的方法，来解决舆情处置中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但是在寻求帮助和支持的过程中，往往会错失舆情处置的最佳时机。下一步，如何建立地方党委、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统一领导，高校具体负责的校园公共危机网络舆情应对与引导联动机制，应该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2.高校事实承担责任的无限性。
高校公共危机网络舆情关注的焦点问题，一般都是公共危机引发过程中高校管理存在的不足，以及由于管理责任履行不到位所相应承担责任赔偿问题。但是，仔细观察，所有舆论指责的立足点，往往都是把高校的管理责任等同于对大学生的监护责任。通俗地讲，就是社会把受害者作为同情对象而忽视学校权益的保护，普遍认为“大学生在校发生的一切问题，高校都理应承担无限监护责任”。而事实上，大学生大多都是年满18周岁以上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高校对他们的管理主要是依靠在《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框架内制定校内规章制度来推进，并辅助于大学生的自我管理，高校不承担监护责任。另外，对于未满18周岁的大学生，其监护责任随着到校学习而从父母那“转移”到高校身上的说法，也缺乏法律依据。在被强加承担“无限监护责任”外，高校还承担了许多“无限社会责任”。社会上，公共危机应急处置大多采取属地管理的方式予以解决。发生在高校内部的公共危机，很多时候也被要求高校独立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管好自己的门，看好自己的人，做好自己的事”。当然，高校对于妥善处置和引导公共危机网络舆情具有不可推卸责任，但绝不应该是孤军奋战，而应是在上级和地方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具体负责做好各项工作。
3.网络舆情中高校身份往往被网民定义为“强者”的主观性。
同情弱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们总是习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或者说是站在人类对弱势人群、对自身脆弱一面的感悟基础上来确定价值评判标准。在高校内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主体往往都是学生。在社会大众的眼里，相对于“强大”的高校而言，学生就是弱势群体，理应是被同情的一方，是他们情感支持的一方。这种对强者和弱者的身份界定，纯粹是社会大众的主观认同，而没有从尊重制度、尊重道德规范的实际去考虑问题。社会大众主观上的情感支持映射到网络舆情中，往往就是无限放大高校的责任，舆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一面倒地对高校的质疑和指责，给高校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三、高校公共危机网络舆情处置与引导策略探讨
网络舆情增添了高校应对公共危机的难度，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在法律的框架内，结合学校工作实际，运用科学的手段，切实应对和引导公共危机网络舆情，将是高校在处置公共危机事件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这里，结合工作实践和体会，按照网络舆情应对和引导的先后工作程序，建议高校着重在以下方面做好工作：
1.建立统一长效的领导和决策机制。
高效合理的领导机制是高校网络舆情工作的重中之重，其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直接决定了网络舆情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同时，领导系统的决策程序是网络舆情领导工作的基础和前提。[7]各高校要根据各自工作实际，成立网络舆情应对与引导工作领导小组，不断建立和完善学校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办公室统一调度，党委宣传部扎口负责，信息网络技术部门技术支持，保卫处、外事处、学生处等职能部门密切配合的长效工作联动机制。在高校公共危机网络舆情应对与引导过程中，领导小组要广泛调研，充分听取意见，必要时还要征询法律顾问的意见和建议。
2.建立网络舆情的监测预警和研判机制。
近两年，教育部启动了教育舆情周报制度，组织力量每周对有关教育系统的报道及转载进行汇总整理，动态分析教育系统网络舆情态势，提醒各高校注意关注教育热点和负面话题。此项工作开展以来，有利地推动了各高校加强网络舆情监测预警和研判工作。下一步，各高校还要继续加大内部网络舆情信息系统的建设工作，强化情报收集和信息研判，科学确立舆情危机等级，建立网络舆情应对与引导工作预案，以不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3.建立公共危机处置信息公开与发布机制。 事实上，网民关注的不仅是公共危机事件的基本情况，还包括危机发生的原因背景、处置的进程，以及与危机相关的任何人和事。一定程度上，也许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在危机处置过程中学校的态度和方式，甚或其它一些微小的细节。他们制造或壮大网络舆情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寻找答案或期盼解释的一种方式。一旦寻找的时间过长，就会让他们对学校的应急处置工作产生怀疑，继而造成大量负面情绪的集聚，甚或引发对抗。而且，当前互联网普及，任何信息的传播几乎都是无法阻挡的。因而，高校绝不能再像以往那样，遮遮掩掩，而是一定要本着第一时间原则，切实加强信息公开和发布工作。高校应通过校园官方微博、校园门户网站等网络平台，第一时间向网民发布学校权威公告，及时公布事实真相，通报学校公共危机事件应急处置的态度和措施，防止谣言传播肆虐，在网上迅速建立学校威信，为网络舆情应对和引导赢得主动。在及时关注网络舆情发展态势的同时，高校也应通过新闻发布会、接受媒体专访等方式，由新闻发言人代表校方发布官方信息，及时回应公众的疑惑及质询，作好相关解释工作，主动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有效控制负面信息的进一步扩散。
4.建立网络舆论平衡与引导机制。
在做好校方公开信息发布工作的同时，高校还应注重网络舆论的平衡与引导。一方面要切实要加大“网上舆论平衡员”的队伍建设，充分发挥高校知名学者的身份引领作用，发挥大学生班主任和辅导员的专业知识指导作用，发挥大学生党员、学生骨干的示范表率作用，继续加大对非主流和负面舆论的监控和引导，防止这些舆论的抬头和矛盾的转化。另一方面要做好校内“舆论领袖”的管控工作。大学生网民获取信息或发表言论都有相应固定的网上渠道，而且以校内BBS论坛或者与自己学校有关的贴吧为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学有余力、发言比较积极或者有较强思考能力的学生容易成长为这些网上场所的“舆论领袖”，他们以“领袖”身份所发表或关注的话题，更易获得大学生网民群体的关注和认可。高校应高度重视对这些同学的教育与引导，使他们成长为在网上传播正能量的智者，通过他们来抑制或扭转非主流和负面的网络舆论。
5.建立危机事件大学生心理干预机制。
一般地讲，许多大学生在经历高校公共危机事件后，都会面临震惊逃避、心理恐慌、懊恼气愤、心慌气短、心智下降或情绪低迷等多种生理和心理不良反应。心理干预不到位，很有可能给大学生带来持久的心理恐慌及高度的心理压力，继而引起次生危机事件。高校要充分运用各类资源，切实发挥心理咨询和干预等专业机构，通过座谈聊天、讲座辅导等多种方式，让学生尽快走出危机心理，回归正常学习生活轨道。
6.建立网络舆情处置评估机制。
加强事后评估工作，不仅能有效提高学校网络舆情处置能力，也会提高学校在社会公众眼中的公信力。每次网络舆情平息后，高校都应召集相关部门就网络舆情的发生原因、传播特点以及应对和引导情况进行认真分析总结、深入反思，真实客观地对舆情发展情况进行调查，对处理方式的效果进行评估，继而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以切实提高学校应对公共危机网络舆情水平。如有必要，还应将有关问题形成书面报告，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舆情处置进行满意度调查、评价。
公共危机与舆情管理论文文献
[1]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危机管理与对策研究中心.国际危机管理概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5.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14，(1).
[3]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15/c1001-23206346html2013，10-15.
[4]曾艳.网络传播与公民新闻[D].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5.
[5]荀瑶.公共危机事件与网络舆情安全[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6).
[6]奚立明，陈玮萍.掌握舆论话语权 赢得引导主动权――浅析网络媒体与话语权[J].新闻战线，2009，(4).
[7]丁义浩，王铄.当前高校网络舆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7).
[8]施敏锋.网络语境下高校突发事件的舆情传播及其制度干预[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公共危机与舆情管理论文篇二
网络时代社会舆情危机的应对与管理
公共危机与舆情管理论文摘要
【摘要】网络时代,舆情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对地方政府行为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从“青岛种树事件”、“什邡事件”、“启东事件”等为代表的地方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应汲取经验教训、准确分析原因、遵循传播规律、加强民众沟通,预防、应对并修复舆情,提高危机应对与管理能力。
公共危机与舆情管理论文内容
【关键词】地方公共危机 舆情 网络时代 应对原则 案例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制度文明的进步,社会参与和公共治理越来越得到群众的关注,因地方政府行为不当引发的公共危机事件时有发生,形成社会舆情的焦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对危机事件的高度关注使舆论传播产生裂变效果。来自舆论的巨大压力给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带来新的挑战。因此,地方政府如何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借助多种手段进行危机干预,成为社会管理中亟待解决的课题。
案例分析
以2012年3月发生的“青岛种树事件”(政府巨资“增率”被疑“打造政绩工程”引发民众抗议)为代表的一般民众抗议事件,是地方政府与民众产生冲突的最普遍表现,一般以政府开展某项行动为契机,民众以网络舆论场为主要阵地表示不满,进而形成网下聚集,倒逼政府道歉或解释,以达到诉求目的。
以2012年6月发生的“什邡事件”(该市某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项目被质疑有极大的负面环境影响)、2012年7月发生的“启东事件”(该市的大型达标水排海基础设施工程受到群众质疑乃至阻挠)为代表的群体性事件,是地方政府与民众冲突影响最恶劣的形式。群体性事件激化了政府与民众的矛盾,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而什邡事件、启东事件形成的效应叠加,加剧了民众对“政府决策如有误,暴力示威最有效”的印象,给地方政府行政和中国社会稳定大局带来极大挑战。
舆情的表现特征
舆情焦点产生于民生领域,生态环境保护成“热点”。从近期危机事件中可以看出,最能引起民众关注的舆情集中于民生领域。特别是民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增强,推动社会进入“环境敏感期”。
舆情传播由虚拟向现实扩散,由态度向行为转化。在危机事件中,舆情传播呈现出由虚拟向现实扩散、由态度向行为转化的趋势。以微博为代表的“草根媒体”成为最早的信息源,引发民众质疑,如果民意得不到回应或回应不当激起更大民愤,民众会转向用行为诉求,通过集会、游行等方式,直接作用于现实社会,从而演化为媒体关注、社会关心的公共危机事件。
舆情传播速度快、影响巨大。在网络时代,由于“自媒体”的发展壮大,信息发布来源多、覆盖面广,网络舆情扩散的速度呈裂变式增长,往往使地方政府陷入信息发布的被动局面。并且,网络时代增强了舆论传播力,使得民众诉求能够更清晰地被政府了解,并通过“一呼百应”的舆论合力对政府行政产生强大压力,对事件解决影响深远。
舆情形成主体呈现年轻化趋势。年轻人比中老年人更容易、更习惯利用多种媒介表达态度。而较高的文化教育程度使其有较为强烈的愿望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尤其是在涉及切身利益或面对社会不公的情况下,年轻人往往最先发出质疑,敢于抗争,从而引导舆论的形成。
政府公共危机的根源
地方政府行为不当引发公共危机事件。地方政府行为不当是引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导火索。究其表现,一是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信息化条件下的新要求。政府决策缺乏科学性、民主性和透明度。二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府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缺位。三是政府依法行政意识薄弱,有些地方政府遇到公共危机事件时维稳方式不当,激化矛盾。
公民意识的增强、必要知识的缺乏和“不信任”的心态。公民行动成为危机事件中事态发展的最重要推动力量。一方面,民众公民意识增强,希望行使公民权利,监督政府决策,成为公共生活中的“主人翁”。另一方面,由于谣言的传播,使民众形成“不信任”和“习惯性怀疑”的心态,不良推断先入为主,加剧了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反感。
此外,普通民众必要知识和素养的缺乏也是一个原因。在几起涉及环保的事件中,由于民众缺少对科学知识的了解,盲目轻信网上危言耸听的言论,致使造成与政府的对立。
媒体对舆论的发酵和加速作用。在网络时代,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兴起使口耳相传的消息有了公共化的传播渠道,公众对权威信息的依赖感降低。同时,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影响愈渐显著,网络舆论极易成为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关注热点,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
应对原则与解决措施
在预防阶段,增强政府公信力,在日常工作中预防负面舆情的产生。一是在日常工作中关注舆情,及时化解矛盾。地方政府要把关注本地舆情作为常规工作之一,并形成制度保障。兼顾“两个舆论场”,既要利用主流媒体做好宣传理念、征求民意的工作,也要关注网络舆论场中的诉求,不能闭目塞听。
二是在决策过程中遵循程序,做到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统一。在决策过程中,应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征求民众意见应贯穿整个过程之中。政府应优化信息公开制度,改变信息发布自说自话的僵硬模式,从信息“发布”向信息“沟通”转变,利用多种渠道汇集民意,为决策实施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在决策过程中,要重视科学决策。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科学评估、反复论证、全面衡量。决策既要有利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要兼顾到民众切身利益,避免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大跃进”思路和“政绩工程”。科学决策既是赢得民众信任、良好沟通的基础,也是在遇到抗议时敢于坚持的前提。
三是改进工作方法,学会利用新媒体工具塑造良好形象。地方政府应学会借助各类社交网站和新媒体工具确立在网络舆论环境中的权威性,营造维护自身作为权威信息源的形象,增强政府公信力,预防负面舆情的产生和扩散。
在应对阶段,增强危机应对与处理能力,及时有效的控制危机中负面舆情的扩散。一是第一时间公开信息,与“谣言”赛跑。地方政府应善于利用信息优势,采取滚动播报、实时更新、主动推送的方式不断地把掌握情况真实透明地在第一时间公开,打破信息不对称局面。在信息公开中,要勇于披露事实,不能避重就轻,特别在涉及伤亡人数等问题上,要以人为本,及时公布。二是放低姿态,真诚回应民众质疑。面对民众的质疑,政府应放低姿态,及时解释和澄清,对于行政失误要承担责任、真诚道歉。在危机应对中,要摒弃“官本位”、“父母官”思维,不能文过饰非、逃避责任,不能以为民做主为借口,拒不改正,更不能以强硬对抗的姿态面对民众。
三是建立健全地方公共危机事件应对管理的制度法规,设立相应机构,科学处理危机事件。在中国,地方公共危机事件缺乏制度化的应对和管理规范,并缺乏必要的处理机构。因此,需尽快建立健全地方公共危机事件应对管理的制度法规,并设置相应管理机构,特别是要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设计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应急处置任务单,化“人治”为“以人为本”,从根本上提高地方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水平。
四是要善用媒体,建立主流媒体制度化参与途径。地方政府要善用媒体,建立媒体制度化参与途径,通过全面、准确、及时、权威的信息发布,实现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多元媒体对公共危机管理的积极参与,实现信息最大覆盖面和与公众心理的有效对接,引导舆论回归理性渠道。要学会使用群众语言,避免生硬、刻板给民众留下敷衍塞责的印象。
五是警惕“多数人的暴力”,坚持正确政策。在危机事件的处理中,要尊重民众但不盲从于民众。对于经科学决策证明正确的政策,要通过不懈的解释宣传力争获得民众的理解,而不能轻易妥协。地方政府在民众压力下做出草率妥协的行政命令,短期看对于尽快平息事端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长远看不仅对当地正确的发展思路造成伤害,也将在社会中产生负面的示范效果,长此以往将影响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大局。
在修复阶段,重视善后管理工作,及时修复负面舆情对社会秩序和公众心理的影响。一是做好善后管理工作,及时向公众通报进展。地方政府要重视事件中传递出的民众意见,妥善做好善后管理工作,重新审视论证出台政策,及时修正改进不当之处,并随时向公众通报进展,早日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二是总结经验教训,在反思中完善制度。地方政府应从每一次公共危机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在反思中寻找制度漏洞和行政失当之处,及时完善制度,制定预防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新的危机发生。
三是积极引导舆情,重建民众信任,修复政府形象。地方政府应重视危机中负面舆情对社会秩序和公众心理产生的消极影响,及时借助媒体通过文字、图片等向公众传递正面的疏导信息,既要向公众传播善后处理的事实以安民心,又要引导公众通过正确的参与沟通渠道参与社会管理。重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修复政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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