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西方文学教学与全球化创新人才培养
世界已进入全面全球化时代，中国已完全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全球化概念包含互动和竞争，是一个博弈的概念。
全球化互动和竞争能够给中国提供更多的机遇，也必然增加严峻的挑战。充分认识这样的变化，可以更好地研究新形势下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问题。人才素质的国际化，其核心是“国际化视野”和“全球观”。国际化视野可以使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从自己生活的时空考虑问题，而且能从世界的角度去认识国家的发展问题和自己的生存问题，从而增加民族和个人博弈中的我方收益，保证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培养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离不开外语学科的语言文化奠基作用。其中，外国文学作为我国高校外语专业一门课程，有着特别的效用和意义。根据200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外国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理解外国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外国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外国文学文化的了解。郭英剑认为:“英语学科不应成为被整个人文学科遗忘的角落，文学教学应不失其人文价值。”[1]6换言之，外语学科，尤其外国文学课程，应置于人文社会学科的大视野中审视其学科地位和人文价值。外国文学教学要为学生提供一个阅读和思考的场所，鼓励学生学会个性化阅读和独立的思考，而学会独立判断和反思是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对策
令人担忧的是，在过去二十年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的改变，外语专业的外国文学课教学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文学内容在不少高校外语专业大纲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甚至被取消。外国文学似乎已成为点缀市场经济社会高校外语课程表的一件装饰品，其核心内容已转向所谓“更加实用性”的课程，如商务英语、法律英语、外贸英语、旅游英语等。文学课程的边缘化已成不争的事实，人文素质“胃下垂”、国际化视野“白内障”的“残疾性人才”已成为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博弈的隐患和障碍。改变人才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的“贫血”状况，增加国际化营养的新能量和新元素，是关乎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件大事。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强调，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保障是创新人才的培养，而创新人才的培养的核心是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和改革。
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人文内涵的创新人才离不开外国文学的教学和改革。
这一现象和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语界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学者们纷纷撰文，献计献策，希望外国文学教学走出困境，在人才培养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殷企平教授借钱钟书之口表达了对外国文学边缘化的担忧:“专学外国语言而不研究外国文学，好比向千金小姐求婚的人，结果只跟丫环勾搭上了。”[2]9虞建华教授主张，面对“外国文学无用论”和“外语课程实用论”的日趋强势，应以“学以致知”应对并超越“学以致用”。他适时指出:“以是否实用为标准，实际上是把高等教育降格、贬黜、庸俗化了。重实用，轻意识，重技术，轻艺术，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和实用主义的短视的表现。文学是一门‘致知’的学科。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通过语言的艺术反馈经验，提供认识社会和人本身的观察窗口，它的影响力不是直接的，而是深远的;不是物质层面的，而是精神的;不是可以明显感知的，而是潜移默化、无所不在的。”[3]8他认为，“外国文学无用论”和“外语课程实用论”本质上反映了人们对高等教育认识的不足和盲目，忽略了外国文学课在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王守仁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就英语专业教学而言，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开设英美文学课，而在于教什么，怎么教。”[4]10他认为，有必要终结““文学史+选读”的教学模式，回归文本阅读和批评。
在谈到外国文学教学的方法论问题时，有学者富有远见地指出，外国文学课的改革应重视教学方法的革新，提出了启发式、研讨式的教学方法，对文学概念、形式化技巧和作家的过度研究，忽略了对文本世界的关注和探讨。还有学者提出，外国文学的教学应构建“立体式(外国)文学欣赏环境”，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和趣味性，增加学生的兴趣和乐趣。
郭英剑认为，在美国的所有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中，教会学生“评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是美国教授和学者对文学课程的共识。殷企平认为，“作为一门学科，文学在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文学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它本身很重要，而且还因为它蕴藏着创造性的能量’……外国文学有助于人在道德和智力上的‘解放’……跟他人的世界对话，并‘在另一个世界发现自我’”。
在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与中国社会现代化价值观的构建》一文中，王守仁高屋建瓴地指出，“在新形势下，外国文学在构建具有国际意识和全球视野的现代价值观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外国文学起着帮助我们增强本土文化认同感、培育国际意识、开拓全球视野的作用。”
二、外国文学教学创新与全球化创新人才培养
最近，上海外国语大学著名学者虞建华教授在《中国外语》上撰文指出，“外语是一个特殊的专业，因为它有两方面的特性:既有工具性的一面，也有人文性的一面。正因为如此，它可以被当作应用学科对待，也可以被当作人文学科。”就人文素质教育而言，“英语专业学生对语言对象国的文化浸润更深，对其历史渊源、政治经济、思维方式、习俗礼仪等诸多方面的了解更渗透、更细致、更广博，具有更多异文化的体验，因此更具有进行深层次跨文化交际的能力。”[5]14-18虞建华教授还援引《牛津英国文学百科全书》前言中西方学者戴维·卡斯坦教授的观点，“在英语成为全球语言的时候，英国文学仍然寄寓着包括美国在内的英语国家奉献给人类的核心内涵。”[6]xi其实，外国文学不仅在培育学生内在的人文精神和传递美学价值方面举足轻重，外国文学在中外“视阈融合”中还有着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外国文学在描述他者现实生活和社会现状方面还起着传输文化内涵和改造国民精神的重大意义。外国文学作品往往是他者民族文化的生活资料库，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生活、风土人情、思维方式、民俗民情等尽含其中。这些外国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和平等共存的包容心态，更能在传达他者精神文明财富的同时和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融合局面。所有这一切，在培养创新人才的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国的全球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倡导国际学习与国际研究，需要更成熟地对待外语教学和改革，需要重视外国文学教学在提升人文素质教育和全球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构建新的外国文学教学理论体系，重视外国文学中的存在内涵和对他者生存性智慧的昭示和解蔽。如此，我们的学生将在他者世界和自我理解的双向运动和循环中，全面提升人文素质和国际化视野，有中国参与的全面全球化图景必将变得更加实在。
单就创新而言，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需要重视理论的重大奠基作用。比如说，在英美文学作品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文论的不同流派和理论范式应该得到强调和深化。这些理论流派的传承和研究范式的更新背后是西方学术创新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和操刀，因此没有西方文论支撑的英美文学教学是肤浅和幼稚的。反过来，沉溺于思辨玄思而置文学文本于不顾，必然失去理论的研究指向和生存沃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立场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论核心，始终不能放弃“从实践中来”和“到实践中去”的理论原则。
这样，我们才能在西方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中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本质。同样的，我们只有在英美文学作品的大量阅读实践中才能明白西方文论诸多范式的诠释策略和意义导向。同时，我们始终要牢记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原则，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范式更新中深刻领会西方文学研究传统的连续性和断裂性问题。
举例而言，在指导学生阅读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1896-1940)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Great Gatsby，1925)时，我们不可能不结合着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禁酒法”和“美国梦”主题来理解作品。如果不结合着文本中“灰谷”的实际污染问题，我们也很明白西方生态批评理论(ecocriticism)的话语所指。同样的，如果我们对20世纪初的英国矿业污染和矿工生活异化问题毫无了解，我们就无法明白劳伦斯(D.H.Lawrence，1885-1930)在小说文本《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1913)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1928)中对工业社会的批判，我们就无法明白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如何能够修补现代工业社会的异化问题。在对这样的外国文学作品解读时，要引导学生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思考问题，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既要避免反工业化和反城市化的虚无主义倾向，又要警惕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唱赞歌而漠视实际问题的幼稚主义做法。要鼓励学生辨证施治，上升到生态批评的理论高度，在对外国文学作品中相关城市主题的诠释中，对中国城市化建设进行反思并提供智慧参照。
这样的外国文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必然是内涵丰富知识全面的创新人才，他们不仅博学强记，而且更具积极思考和提出问题的能力。他们不仅知道从外国文学中汲取人文和精神营养，更明白如何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更清楚如何站在中国的问题和立场上去审视外国文学作品的他者内涵。这样的解读不仅是有效的，更是有用的。这样的培养不仅是丰富的，更是创新的。毋庸讳言，在科学理念指引下的外国文学课程的确可以在全球化创新人才的培养方面起到自己应有的学科作用。
三、结语
追根溯源，外国文学课程的困境源于人们对高等教育中外语学科认识的盲动和偏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就业需求应该推动高校外语学科的层次性和多元性建构，而不应该影响到核心课程的基础性地位。作为重要的人文学科内容，外国文学课程不仅能在更高层次上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更能在视野上全面造就学生的文化交际能力、感受能力、判断能力、思辨能力和想象能力。没有外语学科的高校教育很难跟上全球化时代浪潮，(上接第157页)同样的，没有外国文学课的外语教育很难造就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创新性人才。虞建华教授在最新的撰文中不失时机地指出，“‘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是振兴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因此重应用、重技能的倾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甚至是无可厚非的，但不是长久之计。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种倾向的危害性，认真谋求两者之间的平衡发展，现在已是提出重树英语专业人文学科权威的时候了。”[5]16其实，就外语学科自身而言，现在已是提出重树外国文学课程权威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