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国电影的潮流

李安的《卧虎藏龙》应该算是华语电影成功突破美国市场“铁幕”的首开先河者。这部早在十一年前便华丽跻身好莱坞主流院线的影片，至今仍以1.28亿美元的票房高居美国主流市场有史以来所发行的外语片票房排行榜首。正是这部影片，激励了中国电影的商业化大潮，催生了一批足以问鼎海外市场的古装武侠商业大片，为中国电影开辟了一条以合拍方式“走出去”的主渠道。

这一成就的取得，自有其“时势”的必然性，亦有“时势造《英雄》”的偶然性。如果没有李安那一具体的个案细节，中国电影目前的海外市场格局将会如何，也许还需重新审视。回溯大西洋两岸的电影博弈史，我们不难发现类似案例。英国电影对美国市场的突破，亦是得益于诸如此类的偶然性因素。如果一个民族电影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必须以其海外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的拓展作为标志的话，那么英国电影的功臣则非匈牙利人亚历山大·科尔达莫属了。

正当中国人忙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时，生性不羁的科尔达又跑到巴黎，在当时世界顶级的百代电影制片厂打了几个月零工。这便是其电影生涯的肇始。短短数月的耳濡目染，便使其成为匈牙利电影产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从巴黎返回匈牙利之后的几年间，科尔达即在布达佩斯郊外建立起了自己的电影王国。到1919年，因政治原因被短暂囚禁之后，他不得不带着演员妻子永远离开了自己的故国。

从此以后，他隐姓埋名，正式以亚历山大·科尔达的身份混迹于世界电影江湖。随后转徙于维也纳和柏林，创建了自己的制片公司专为老婆拍片。就像吴宇森和李安一样，其本土市场的成功惊动了好莱坞，夫妻双双被好莱坞收编，科尔达遂成为福克斯公司的合同导演。一直到1930年，终因无法忍受好莱坞的拘束而请求终止合同，从洛杉矶重返欧洲，并于1931年正式定居英国。

亚历山大·科尔达本名桑德尔·凯尔纳，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家庭。就像早期的好莱坞大亨一样，科尔达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却凭借自己的天赋异秉从小就博览群书，熟练掌握了六种语言，并以其超群记忆所支撑的旁征博引练就了一副催眠术般的口才。早在其年仅十三岁时丧父之后不久，科尔达便只身远离家乡来到布达佩斯，靠给报社写短篇小说卖字为生，后以其精湛的写作才华终于成为报社正式雇员，以十六岁低龄受聘为报社编辑。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启用了科尔达这个笔名，就像鲁迅一样，世人所熟知的科尔达仅仅是一个笔名而已。

其时正逢英国电影深受好莱坞挤迫之际。当时的英国政府规定所有影院都必须放映一定比例的国产电影用以抗衡美国影片，然而遗憾的是，那些上市的英国电影却大都是一些纯粹为了完成上映指标而粗制滥造的充数之作。于是乎，科尔达便乘虚而入，组建了自己的伦敦电影制片公司，立志以精品力作来振兴英国电影，并于1933年拍出了像咱们的《英雄》一样风靡全球的《亨利八世的私生活》，不但成功进军美国市场，还因此而被誉为英国电影的救星，其不可替代的地位颇似2002年的张艺谋之于中国电影。惟一与张导不同的是，科尔达借助该片的后劲以及紧随其后的《凯瑟琳大帝》(1934年)，成功地加盟美国联艺公司，成为与查理·卓别林、玛丽·皮克福德、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和萨姆·高德温(米高梅创始人之一)等明星大腕儿比肩的正式合伙人。到1935年时科尔达不但在伦敦郊外建造了一个占地165公顷的大型制片基地，而且麇集了一批包括费雯丽等顶级国际明星在内的合同演员。

通过与联艺公司的发行合作，科尔达在美国以及其他国际市场成功发行了《鬼魂西行》(1935)、《伦勃朗》(1936)、《未来事物》(1936)、《制造奇迹的人》(1937年)、费雯丽主演的两部1937年影片《黑暗的旅程》和《茶杯里的风暴》，以及《巴格达窃贼》(1940年)等众多经典影片，一扫英国电影的颓势。由于锁定了联艺的美国发行合同，科尔达的伦敦电影公司到1937年时便成为英国的龙头电影企业。在暂避欧洲战火而客居美国期间，科尔达还成功地将其伦敦电影制片公司和米高梅英国分公司合并，成为米高梅英国公司的老板，进一步丰富了其海外发行羽翼。科尔达的成功更催生了一大批本土制片公司，如成功参股美国环球电影公司的英国著名电影巨头阿瑟·兰克公司，为英国电影带来了切实的繁荣。

英国电影在美国市场的早期成功，固然可以部分归因于其语言优势，但科尔达的伦敦电影公司与美国发行商之间通过实力比拼而建立起来的紧密合作关系，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回想那些在美国市场略有斩获的华语影片，无一不是假手美国本土的发行商。如此借船出海的弄潮方式，几乎是从电影诞生那一天起就已经形成的行业事实。在中国电影本土市场日益繁荣的今天，若要有效地弄潮海外，似应在如何打造这种商业模式上更著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