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廉政文化故事

2017-05-26

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信仰、知识、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社会评价,从根本上反映着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的和执政方式,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客观反映。下面是小编为您整理的生活廉政文化故,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生活廉政文化故事篇一:王衍巧防“贪内助”

王衍是西晋大臣,位及三公。他本人不是一个贪官。可他的妻子郭氏,却是个贪财聚敛的人。王衍知道,“妻贤夫祸少”。一个贤惠的妻子,不仅能够相夫教子,而且能够远罪丰家。相反,一个贪婪的妻子,却常常会将丈夫推上犯罪的道路。因此,王衍想了不少办法,以遏制这个“贪内助”。

首先,王衍终身不言“钱”字,他想以此表明自己的淡泊的心志,逐渐转化“贪内助”的贪欲。有一天,他老婆想试探他,叫仆人用钱把床围起来,使他无法下床。但是,王衍早上醒后,仍不言“钱”字,而是叫仆人“把这些东西拿走”。

其次,借助外在因素,用强力震慑“贪内助”的贪性。当时,幽州刺史李阳是西晋京都有名的大侠客,郭氏非常惧怕他。王衍就充分利用这个外力,每当郭氏对钱财起非分之想时,王衍就劝她说:“不只我说你这样不行,李阳也说不行。”郭氏听后,果然有所收敛。

上述两个办法,虽然不是很智慧、很得法,但却是文武并用、软硬兼施,王衍可谓用心良苦。也正是因为尽可能地遏制了妻子的贪欲,身处乱世的王衍才不至于被贪妻拖累,才能够在浑浊的官场上保全自己。

生活廉政文化故篇二:为政清廉的诸葛亮

诸葛亮功劳盖世,权倾天下,然而毕生不受不污,廉洁自律。他的高风亮节,让人感动至深。

在《又与李严书》中,诸葛亮说:“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也就是讲,他家里没有存款,妻子连件像样的换洗衣服也没有。

而在《自表后主》一文中,诸葛亮写到:“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其实是诸葛亮的一份家庭财产申报单。“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按照汉代和三国时期的官俸制度,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妻舅叫阴识,家有四千七百余顷,比诸葛亮多出45倍。“子弟衣食,自有余饶”,是指诸葛亮的家人在黄氏带领下从事种植和蚕桑等农事活动,可保温饱无虞。至于自己的衣食起居,自然靠官俸维持。而“不别治生,以长尺寸”,显然是指俸禄之外,没有别的生计,不搞经营,也不依靠别的收入发财致富。

诸葛亮病危时,立下遗嘱:死后葬在汉中定军山,丧事力求节俭,依山为坟,墓穴只须能放一口棺木,棺木中不得放任何陪葬品,自己也只穿平时便服。这就是一代名相的最后要求。

“内无余帛,外无赢财”,诸葛亮以自己一生的行动实现了他清正廉洁的理想,他的廉洁自律,在蜀国官吏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史载,他任用的官员,大多勤于政事,廉洁自律。例如,名将姜维,住宅十分简陋,家里也无多余的钱财;而邓芝不仅生活俭朴,家无私产,连妻子也“不免饥寒”,死时,也是“家无余财”。

生活廉政文化故篇三:父清子廉的胡质、胡威

三国及西晋初期,胡质、胡威父子俩都以清廉著称于世。

在曹操当政时,胡质还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吏,日后他之所以官职显要,既不靠逢迎拍马,也不靠贿赂开路,而是靠自己的清正廉洁和勤勉政绩。魏文帝曹丕在位时,胡质任东莞太守,他在东莞九年,政通人和,上下称颂;到荆州任刺史后,他的政绩依然卓著。他任职之处,形成了“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的富庶局面。公元250年,胡质病逝时,“家无余财,惟有赐衣书箧而已。”朝廷思其一生为官清廉,体恤民情,特下诏褒奖其清廉品德,并“赐其家钱谷”。

胡威受父亲胡质的影响,年少时就有继承和发扬其父的清廉美德的志向。有一年,胡威从洛阳去探望在荆州当刺史的父亲。由于胡质为官清廉,其家自不富裕,以至于胡威去看望父亲时,没有一车一马,也没有仆人随从,只有他独自一人骑着毛驴上路。途中住宿客栈时,胡威自己劈柴、做饭、放驴。同住客栈的得知他是荆州刺史胡质之子后,无不惊讶而钦佩。在荆州小住几天后,胡威向父亲辞行,胡质很想拿点什么东西表示一下做父亲的心意,翻来翻去,总算从家里翻出了一匹绢。他对儿子说:“儿啊,父亲虽官居刺史,但我一生只食俸禄,这匹绢你拿着,就算父亲给你的路上的盘缠吧。”可没想到胡威不但不领情,反而责问父亲:“人们都说您清正廉洁,为官不贪不占,那不知此绢从何而来?”胡质先是一愣,然后解释道:“这是我节余下来的。”胡威这才放下心来。

后来胡威历任徐州刺史、青州刺史等职,他也同父亲一样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晋武帝司马炎听说胡氏父子为官清廉的事迹后,很感动,马上召见胡威,对他父子两人的廉洁奉公行为大加赞赏。期间,司马炎问胡威:“你和你父亲相比,谁清廉?”胡威答道:“我不如我父亲。”晋武帝又问:“为什么?”胡威回答说:“我父亲清廉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是恐怕别人不知道,所以我比我父亲差远了!”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胡威去世。因他政绩突出,为官清廉,朝廷特追赐他为镇东将军。

生活廉政文化故篇四:陶母教子

陶侃是东晋浔阳人,曾任荆州、江州等地刺史,是晋代很有作为的官员。

陶侃幼年丧父,家中十分贫穷,他的母亲湛氏靠纺织供养他读书,湛氏还教导他要好好做人。

长大后,陶侃做过管理捕鱼的小官,名谓“鱼梁吏”。一次,很爱母亲的他派人给妈妈送去了一罐鱼干,以表自己的孝心。谁知湛氏见了,并不领情,她让来人原封不动地把东西带回去,同时还捎去了一封信。在信中,湛氏批评儿子道:“你在外当差,把公家的东西送给我,这是不孝顺,你这样做会让我为你担心啊!”

陶侃听了母亲的教诲,十分后悔,此后再也不敢占公家的东西。后来,陶侃成为一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陶侃的成就,与他母亲的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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