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关毛概论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划了未来1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设计框架和时间表、路线图，使未来10年的改革有了一个顶层设计的轮廓，全面展示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治党治军的基本纲领。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关毛概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关毛概论文篇一
《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逻辑》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安排部署，开启了我国改革新征程。在步入新征程之际，有必要回头看看已经走过的35年改革之路，需要对历史上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效作出客观评估，以利于走好今后的改革之路。35年来的中国改革，在各个领域呈现出不同的场景：与改革之前相比，“大不一样”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大一样”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一样不大”的是政治权力配置模式改革，“不一样大”的是失衡型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关系。
〔关键词〕深化改革;历史逻辑;改革史;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图分类号〕D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4)01-0045-0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而正式吹响了深化改革的号角、拉开了深化改革的序幕。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对于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展开35年改革的当代中国而言，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已经是躲不过、绕不开的命脉性问题。
在步入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之际，有必要对已经走过的35年改革之路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认定与评析，以利于今后扬长避短、有的放矢地将我国改革事业积极稳妥地推行下去。整体性、宏观性、历史性地去透视35年来我国的改革之路，大体应作出如下判定：与改革之前相比，有的领域的改革效果明显、成效显著，属于“大不一样”的改革;有的领域的改革效果不太明显、成效一般，属于“不大一样”的改革;有的领域的改革没有效果、变化平平，属于“一样不大”的改革;有的领域的改革基本失效、并伴有结构性失衡，属于“不一样大”的改革。众所周知，以往35年来的改革是全面涵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等在内的全面的改革事业，因此，不能武断地判定哪些改革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之前相比究竟是“大不一样”、“不大一样”、“一样不大”还是“不一样大”，而应坚持对不同领域改革的效能作出具体剖析。
一、“大不一样”：经济体制改革
35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最为明显，由此带来的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幸福的辉煌业绩，表明其是真正“大不一样”的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成效的核心是，建立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型。我国建国初借鉴苏联模式，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对于我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及建成独立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但是，计划经济内含的生产与消费脱节、供应与需求脱节、计划与变化脱节的结构性问题，最终使其弊端日益显现，最后逐渐僵化，成为生产力解放与发展的阻碍性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开始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原则;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括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新体制。1992年初的邓小平南方谈话，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此基础上，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工作全面启动。十年之后的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自此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完善发展的快车道。
从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1年来，我国整体经济运行态势、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我们按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基本法则，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充分发挥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国家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双重功效，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更大程度地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了各种类型的市场主体的应有活力和竞争力、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我们不断完善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起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完善了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推进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法律制度建设，不断革除了制约发展的体制性弊端。所以，当下我国整体的经济环境是好的，整体的经济运行态势已经步入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此外，从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成绩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P保持了年均增长9.8%的高速度，在世界的排名跃升为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5000美元，正在向更高的发展水平迈进;经济总量增长到52万亿元，职工年均工资增长到2万多元，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不足两千万，人民群众的生活从贫困状态解放出来，解决了温饱问题，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步入小康生活状态。这说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所取得的成绩是大不一样的，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抉择是正确的，我们需要长期坚持下去。
党的十八大确立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方案，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来看待。十八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新指针，并再次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即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深刻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出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新举措，从而将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引向深入。
二、“不大一样”：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
我国的体制改革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囊括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等范畴。35年来，除了成效显著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外，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过，这些成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无法相提并论、同日而语的，只能屈居第二位。因此，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是“大不一样”的，那么，这三个方面改革取得的成效只能定义为“不大一样”。
(一)政治体制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设计我国改革总体框架的时候，是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强调与强化的。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入手，开启了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以民主分权为基本内核的政治体制改革之序幕。在党的十三大前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的力度比较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之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突出强调了积极稳妥的总基调，将重心放到推进政治建设上来，放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依法治国上来。十六大以来，我们在性质与宏观路向上进一步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在性质上，定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应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在宏观路向上，明确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总的看来，通过35年坚持不懈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都得到长足发展，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核心指导原则，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各项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政治权力的运行日益公开透明，阻碍政治发展进步的体制机制得到了大幅度的变革，一个民主色彩渐浓、法治理性凸显的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之中。
(二)文化体制改革。35年来我国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推进了文化体制改革。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建立健全了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充分发挥了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具体说来，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加快推进了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致力于培育合格市场主体;健全了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促进了文化产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不断深化了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了政府对文化发展的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不断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关系;等等。经过深入的文化体制改革，我们大力发展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发展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保障了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幸福指数，培养了全民族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提高了全体人民的文明素质、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从而为深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社会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是与社会建设相对应的改革，是社会建设自成体系后出现的新的改革领域。我国社会建设的相关内容，是随着社会问题的不断凸显从经济建设中剥离出来的。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标志着社会建设正式从经济建设中独立出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范畴。社会建设成型以后，对不利于社会民生、社会和谐稳定、社会发展繁荣的社会体制进行改革的问题，也就凸显出来。当下在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已经在诸多方面初见成效。例如，以办人民满意教育为出发点，不断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致力于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作为总基调，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为价值追求，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以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为目标，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所取得的上述成效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期待尚有比较大的差距。目前看来，这些领域内的改革只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实质层面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展开，改革的成效尚没有充分显现。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大不一样”的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目前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只能算是略有成效的改革，只能归属于与改革前相比“不大一样”的改革，我们还有很长的改革之路要走。
三、“一样不大”：政治权力配置模式改革
政治权力配置模式的改革既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也属于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范畴，同时又是涵盖各个领域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因此，这里将其作为对35年改革效能进行剖析的一个重要侧面来研究。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政治权力配置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具有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色彩，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也就是小平同志特别批判过的，“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2〕权力过分集中可能造成的严重问题就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3〕
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虽然致力于从多个方面推进这种政治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配置模式改革，但总体成效并不是完全尽如人意。表现为：第一，我们建立了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格局，一定程度上理顺了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但党委权力集中的领导格局并没有发生改变。第二，我们取消了书记办公会，减少了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扩大了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的比例，缩小了地方领导班子的总盘子，但在有些地方、有些情况下党委书记个人说了算的问题并没有彻底杜绝;第三，我们推行了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虽然提升了人大的政治地位，但也在权力结构上使人大与党委一体化，人民代表大会独立代表人民当家作主的法理地位面临着一定程度的考验;第四，我们在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面都出台了新举措，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政治运作中来，但人民群众独立行权及有效维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等等。
出现上述困境性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政治权力配置及运行模式尚没有实现大的变革，使得党委权力集中、书记个人说了算的问题无法从制度源头上彻底解决。第一，在党政权力的配置上。这里所说的党政权力中的“政”是指广义上的国家政权，而不仅仅是指狭义上的政府。处理好党政权力关系，关键是要实行党政在职权上的适度分开，以规避党委过多插手国家政权机关内部事务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进行的若干改革尝试，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例如。许多地方推行的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在提升人大政治地位的同时，也更便于党委直接领导人大包括直接领导人大内部事务;在有的地方，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运作过程，事实上成了党委权力不适当强化、甚至进一步集中的过程。第二，在党内权力的配置上。在目前的党内权力配置及运行中，由于党代会常任制没有全面推开、更没有设立党代会的常设机构，所以事实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五年一次的党代会闭会期间，党委集中了党代会的决策权、它本身在行使执行权、对纪委进行领导又使其掌控了监督权，从而客观上使党委将党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于一身，造成其在党内权力结构及运行中的权力集中状态。第三，在党委领导班子内部的权力配置上。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党委领导班子在决定“三重一大”问题时必须要坚决贯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实行票决制，党委书记与其他委员同等同质同量地行使权力。但实际上，综观有的地方党委领导班子的议事决策，其在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党委书记个人提议、个人拍板的情况也都是不同程度存在的。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政治权力配置模式上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有了一些突破性尝试，但总体成效尚不是完全尽如人意，效果不甚明显。与改革之前相对照，政治权力配置模式方面的改革成效基本上可以归属于“一样不大”型的改革。
四、“不一样大”：失衡型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关系
纵观35年的中国改革，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出在改革的结构性失衡上，即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脱节上，从而使我们的整体改革呈现出“不一样大”的失衡境况。
改革开放之初，在谋划改革全局时邓小平就突出强调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要同步同时推进、要并驾齐驱的问题。他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4〕在他看来，“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5〕邓小平断言，如果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最终“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6〕不过，虽有邓小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要协调同步推进的思想指导与宏观谋划，但实际上35年下来，当我们对改革的整体历程“回头看”时不难发现：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与之相比，政治体制改革却出现了滞后，改革的整体目标至今都没有完全达到。而且，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构性失衡，这已经不是一个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了，而是摆在所有人面前无可争辩的事实。
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危害就是：它到一定程度就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向前推进，成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绊脚石。因此，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是政治体制改革本身要不要深化的问题，而是经济体制改革“倒逼”着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向前推进的问题了。这种境况现在已经不断显露。在经济体制改革倒逼的态势不断显露的境况下，更加坚定地、积极稳妥地加快推进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应坚定地按照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新精神，自觉地把政治体制改革当作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具体路径设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断将政治体制改革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平衡推进问题作出了周密安排部署。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强调：“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7〕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强调：必须“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8〕这种改革设计，就其宏观层面而言，实际上很好地做到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有机统一、人民利益诉求与政治表达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5〕〔7〕〔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13-11-13.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3.329，329.
〔4〕〔5〕〔6〕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176，164，160.
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关毛概论文篇二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纲领》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届三中全会都不同。尽管前几次三中全会也都聚焦改革，但主要的改革是某一个方面的改革，而这次全会的决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制度等多方面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纲领。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制度等多方面改革。的改革范围之广、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为今后中国的发展指明方向，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实践亮点，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纲领。
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强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领域改革的牵引作用。《决定》确定的15个方面改革任务中，6个是经济，1个是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生态文明体制，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却占了改革任务的近一半。
1.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决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1]。《决定》将过去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是两个字的变化，但其意义却十分重大，是《决定》最大的亮点和重大理论创新，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质”的提升，也是未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过去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但都不能最大限度提高市场效率。此次这两字之变，抓住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次的问题，意味着在配置资源问题上，其他力量如政府，可以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但决定者是市场。相应地，政府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有所为有所不为。
2.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2]。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思路的核心所在。
首先，经济体制改革在各领域的改革中占主导地位。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其它各领域的改革，除了要求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外，也要求其他各领域改革的方向、目标、任务、举措等必须围绕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战略目标来谋划和推进。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
其次，只有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带动全方位的改革。“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涉及面广，突出重点就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首先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带动各方面改革整体推进。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因此，我们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依然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经济更加发展了，才能为解决其他方面的问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他各方面的改革才能有更加有利的社会条件。
再次，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其他方面体制改革是基本经验。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起步，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国有企业改革到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其他领域，改革的领域不断扩大，但始终没有偏离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并依据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逐步推进其他领域的改革。这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经过35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化，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也要看到，在经济领域我们还有许多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主要还集中在经济领域。进一步加强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的突破，为其他领域改革提供强大动力和条件。
3.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3]。“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党的文件第一次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这样并列提出，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践的新概括，是对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丰富和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具体表现，也是重要的理论创新。
二、政治体制改革
1.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发展制度化发展。《决定》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4]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政治制度。《决定》在谈到“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时，强调了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强调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结合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重要的一环。 2.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劳动教养制度建立以来，为维护社会治安、确保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法律法规的完善，为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决定》指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5]。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意义在于：维护法律权威，为推进法治中国提供保障;避免侵犯公民权利事件的发生。除了侵犯公民正当程序权利以外，劳动教养主要是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废除这一制度对于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意义不容忽视。
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1.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决定》提出“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整合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6]“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系统”中的“现代”二字，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系统的时代性和开放性，而“标准化”的首次提出，对于在实践中具体操作与保障公民均等化的文化权益有很大的影响。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功能在于保障公民基本的文化权益，是对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建设的新要求，价值目标是以人为本，目的是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和谐。
2.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决定》提出“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7]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有利于保护本土文化，有效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当然，提高文化开放水平，要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战略。
四、社会体制改革
1.高考不分文理科。《决定》指出“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8]首先，高中阶段“不分文理科”，目的就是要实施“通才”教育，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其次，“不分文理科”必然以不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为前提。如英语考试一年多考、降低学业水平考试中各科的难度、减少死记硬背内容的考核等，让学生通过常规学习就能够达到一定等级水平，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传统高考模式在保证了公平公正的同时，也因存在着诸多弊端而饱受诟病，全社会唯分数论，尤其是高中师生在高考指挥棒的带领下，没日没夜，苦教苦学，做了很多无用功，扼杀了学生的天性和创造力。新的改革，使中学组织教学与社会组织考试、大学组织录取相对剥离，不将高考分数当做高校唯一的录取标准，高考成绩不作为高中学校办学质量的唯一评价标准，这些措施会有力地推动我国的考试改革。
2.单独二胎。《决定》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9]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为了促进人口的长期平衡发展，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适当调整。“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势必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人口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结构。单独二胎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保证，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单独二胎还直接影响着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大部分独生子女很可能无法理解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兄弟姐妹，还有姑姨舅表亲等称谓，亲情观念也在一步步淡化，这意味着传统的中国文化将受到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五、生态文明制度改革
1.建立系统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决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10]。“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包含生态文明的各个方面，从源头到尽头的整个过程都要有全面严格的制度保障。随着生态文明制度系统的完整建立和执行，未来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将逐步完善和健全，制约人民幸福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污染、资源利用不合理、生态系统破坏”的问题将有望得到缓解。
2.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理制度。《决定》指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对水流、深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健全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11]健全国家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是按照管理者和所有者分开的原则，把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落到实处，建立完善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职责体制。长期以来，由于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的不健全，我国很多的自然资源，像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等资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给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们的生存发展带来非常巨大的威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的决定，对于人们的生存发展来说是一个福音。
3.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决定》指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12]《决定》从制度层面做出多项明确严格的规定，用红线划分出重点生态功能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制。“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如果在任期内由于自身工作失职、失误造成本地区自然资源资产减少或流失，要承担相关责任的。因此，领导干部一定要树一立自然资源资产意识，自觉承担起对本人任职地区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是适用范围更为广泛的又一项保护生态环境的有力措施。
实践无止境，创新无止境。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往往取决于重大关头的关键抉择。35年前，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吹响了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国梦进军的新号角。我们有理由相信，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精神，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第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第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第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第29、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第3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第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第4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第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第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第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第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第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