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登峰造极的造船业和先进的航海技术,北宋最大吨位的海船是多少呢?

2017-05-26

宋朝,我国的造船技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其造船规模、船只质量、造船数量都领先于其他国家。下文就让小编来为大家介绍下吧!

宋代的造船技术——中国造船文化

【宋代的造船技术——中国造船文化】

宋朝,我国的造船技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其造船规模、船只质量、造船数量都领先于其他国家。当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日本、朝鲜、印度、东南亚,以及阿拉伯、东非等地区,蔚蓝的海面上常年行驶着庞大的中国远洋船队。一条海中丝绸之路,连通了中国和世界,把中国出产的陶瓷、丝绸和其他物资运往世界各地,也把灿烂的中华文明运往世界各地。

宋代的造船技术——中国造船文化

我们知道,世界从古代进入近现代,曾经跨过一个巨大的分水岭,那就是15—17世纪的大航海所带来的地理大发现。而大航海不可能靠着心血来潮实现,必须依靠足够的技术准备,除了需要高超的造船技术之外,还得有精确的指南针指示方向,否则速度再快、性能再精良的舰船也会像无头苍蝇。值得骄傲的是,航海必不可缺的两大硬件,都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

翻阅中国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造船历史的国家,两千年前,为了给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徐福曾率三千童男童女东渡,到达日本,这次远行动机虽然荒诞,却也成就了徐福世界大航海家的身份;到了唐朝,鉴真和尚东渡日本,铸就了中国航海史上的又一次辉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没有世界一流的造船技术,无论徐福,还是鉴真,都不可能组织规模如此之大、里程如此之长的航海活动。

其实,中国人的造船史,远比徐福早得多。早在夏商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懂得了舟船制造技术,木板船和帆均已出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造船技术进一步提高,大船、楼船、浮桥船都先后出现,许多海上航路也开通了。到了晋代,中国人发明了车轮舟,这就是今天我们把船称为“轮船”的来历。到了唐朝,中国造船技术更上一层楼,中国海船体积大、载量多、风力强,更为其他民族所不及。

到了宋朝,我国的造船技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其造船规模、船只质量、造船数量都领先于其他国家。当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日本、朝鲜、印度、东南亚,以及阿拉伯、东非等地区,蔚蓝的海面上常年行驶着庞大的中国远洋船队。一条海中丝绸之路,连通了中国和世界,把中国出产的陶瓷、丝绸和其他物资运往世界各地,也把灿烂的中华文明运往世界各地。宋朝国家财富的相当一部分得益于海外贸易,中国成为当时的海上贸易大国,而广州、泉州等中国港口城市,成为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

2007年12月22日,广东阳江海域打捞上来一艘南宋时代的木质沉船“南海一号”,它长30米、宽10多米、高3—4米,载重量八百多吨,堪称海上“巨无霸”,其中发掘出来的文物价值超过千亿元,“南海一号”中发挥出的文物及考古价值足以与秦朝兵马俑、敦煌石窟和北京故宫媲美。“南海一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已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与上世纪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相比,“南海一号”意义更为伟大,它简直是一艘航空母舰!

高超的造船技术,提高了行驶速度,降低了航海风险,增加了航船载重,开辟了新的航线,使宋朝的航海业遥遥领先于世界数百年。由于宋朝航海事业的蓬勃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更为频繁了,寻找新大陆的大航海运动由此孕育。

上世纪末,有些偏激的读书人在把中外文明进行简单类比之后,得出一个轻率的结论,说中国文明是一种封闭的内陆文明。宋代的造船历史,彻底推翻了这一论断,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既是内陆文明,也是海洋文明,海洋不仅是我们的出路,也是我们的家园。让我们以大海般开放的心态去看待自己的历史,挖掘自己的历史,开发自己的历史,拍摄自己的历史,并打造出一艘既属于自己、也属于世界,既属于现在、也属于未来的“文化航母”!

宋代航海雄霸世界·中外海船多是“宋朝制造”

造船术起源久远。在原始社会,人类已懂得“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千百年来,它始终是各个时代、各个国家以及各个民族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

当时中外商人所乘海船多为“宋朝制造”

中国造船历史悠久,远在两千年前的汉代,中国古代造船就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期,而且曾远航至南洋。发展到一千年前的宋代,我国古代造船业在技术与制造量上又登上一个新的高峰,造船工艺有了巨大进步,出现了很多造船业中心,反映了当时经济的巨大增长和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特别是海船的质量已达到领先于世界的高水平,为推动当时的经济发展和商品贸易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南宋时的大海船可载重几万石(一石约合现在的110斤,2万石就达千吨级以上),深阔各几十丈。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渡南海航行的海船,舵长数丈,一船载几百人,积一年粮食,还能在船上养猪和酿酒。这种巨型的海舶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而且南宋时出现的具有优良水密舱结构的商船,即使从现代船舶的设计理论角度来评价,它的性能及工艺水平都是无可挑剔的。

正由于宋代造船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领先于世界,所以中外商人所乘用的海船很多是“宋朝制造”。“中国船”运载量大、稳定性强、安全可靠、航速也很快,阿拉伯人、波斯人等都愿乘坐中国大海舶。而在唐朝时中外商人僧侣还多乘外国“蕃舶”。

海外贸易与造船业互进互荣

宋代海外贸易兴盛,远远超过前代。宋在广州、杭州、明州设市舶司,合称“三司”,类似近代的海关。当时海外贸易是国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由于宋代农业、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导致剩余产品增多,进入流通领域,有一部分投入国内市场,另一部分拓展到海外市场获取利润。造船业的发达,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正为同国外的商品贸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促进了宋代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城市的繁荣。

宋代每年打造各式船只多达数千艘

北宋建都开封,每年需要大量漕船载运东南的粮食等货物。所以宋代在很多地方设立了造船场,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明州、温州以及杭州等地都形成了制造海船的重要基地,不但有官方的造船场,也有很多民间的造船场。宋太宗至道末(997),各州岁造船三千三百三十七只。

官营作坊打造战船、漕船等,民营作坊打造商船、游船。两浙的明(今浙江宁波)、温、台(今浙江临海)、婺(今浙江金华)等州,江西的虔(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荆湖的潭(今湖南长沙)、鼎(今湖南常德)等州,陕西的凤翔府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等地,都已成为造船业的中心。福建沿海四个州军都生产海船,海船质量居全国首位。长江两岸交通要冲还设有专门修船的场所。

官营船场的产品有纲船(漕运船)、座船(官员客船)、战船、马船(运兵船)等类,供官府自用。北宋以纲船为主,到了南宋,运河漕运额锐减,纲船产量随之下降,同时因江防海防的任务突出,战船的产量与质量都有提高。宋朝官营船场分布很广,北宋真宗末年纲船年产量为2916艘,其中江西路虔州(后改名赣州)、吉州计1130艘,比例最大。

宋代对各地造船数量也有规定。如宋哲宗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就曾规定温州、明州等地每年定额建造船舶600艘。因此各地造船数量很多。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福建安抚使张浚曾上书宋高宗说已在福州造了千艘大海舶,准备航海至山东以从侧翼攻击金兵。

宋代先进造船技术独步世界

为了修理船只,宋代在金明池(开封西郊)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船坞,并创造运用了滑道下水的方法。宋代舟船的制造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比以前具有更多特色:船体更巍峨高大,结构更坚固合理,行船工具更趋完善,装修更为华美,特别是开始使用指南针进行导航,开辟了航海史的新时期。宋代舟船船头小,尖底呈V字形,便于破浪前进;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受到横向狂风袭击仍很稳定;同时,结构坚固,船体有密封隔舱,加强了安全性。底板和舷侧板分别采用两重或三重大板结构,船上多樯多帆,便于使用多面风。大船上又都设有小船,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救生、抢险。每只船上都有大小两个锚。行船中也有探水设备。这些极适合于远洋航行。

宋代造船业从设计到施工,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有了一套科学化的工作程序。能把载重多少作为设计指标,没有相当纯熟的工艺水平,显然是办不到的。当时设计船舶主要以载重多少石为准,再依据行江航海等实际需要,计算长度、宽度等等数据,画成“船样”(图纸)。并且估算用料若干,人工若干,共计造价若干,以便官府支拨钱粮。如船舶造得好,宋廷往往向别处船场颁发“船样”,命令仿造。载重量大的用料多而大,载重量小的用料少而小,久而久之,“大料”和“小料”就成了载重量大小的代名词。

宋代所造一般的海舶叫“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每舟篙师水手可六十人”。内部有独特的水密舱构造。客舟分三个舱:前一舱底作为炉灶与安放水柜之用。中舱分为四室。后舱高一丈余,四壁有窗户。“上施栏楯〔shǔn吮〕(即栏杆),采绘华焕而用帘幕增饰,使者官属各以阶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日积叠,遇雨则铺盖周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宋代海船设置了隔离舱,使用了称为“转轴”的桅杆,从而增强了战胜逆风恶浪的能力。在动力方面,除帆和桨外,南北朝时期陈代发明的踏车得到了推广和提高。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造大船极其不易。北宋时内河航运出现的“万石船”,是长江最大的航船。当时所造海船船形下侧如刃,便于破浪,船上设备齐全,包括抛泊、驾驶、起碇、转帆和测深等方面。

大船的结构也相当复杂,且以宋徽宗时出使高丽招募的六艘二千料客舟为例。“皆以全木巨枋搀叠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全船分三舱,中舱又分四室。防水隔舱很早以来已由中国人首先发明,这次发掘的“泉舶”更分了十三舱。“客舟”船头用石丁石作锚,“上绾藤索,其大如椽,长五百尺”。抛锚起锚则使用滑轮。如遇“风涛紧急”,还须加抛“游矴”。船尾的正舵有“大小二等,随水浅深更易”,另加设两个“三副舵”。船舷两侧“傅大竹为橐以拒浪”。装载人与货,则以竹橐当吃水线,“水不得过橐”。主桅杆高十宋丈,前桅杆高八宋丈,共装帆110幅,正风用帆,“稍偏则用利篷”。“风有八面,唯当头不可行”,可见是高效率的航帆。此外,又用鸟羽测风向,以铅硾测水深,尖底船“海行不畏深”,最怕是搁浅倾覆。这六艘船是两浙路和福建路先进海船业的杰作,现代大海船可以看作工业技术展览会,当时的大海船也同样起着手工业技术展览会的作用。

泉州发掘的宋船估计载重为200吨,约折合宋时3636料,由于计料都用整数,应是三千六百料的海船。《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载:“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一般大船载重约275吨,比这艘船更大,五千料决非大船的极限。北宋神宗时,荆湖地区有一艘内河“万石船”,“钱载二千(应为‘十’)万贯,米载一万二千石”,其载重约660吨。

宋神宗派使节去高丽,命“明州造万斛船二只”。宋徽宗时出使高丽,又造了两艘更大的海船,号为“神舟”。《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没有交待神舟的载重,但不妨与同行的那六艘“顾募客舟”作比较。这六艘船各“长十馀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如按长、深、阔各三倍于客舟计算,其容积和载重应为二千料船的二十七倍。当然,这种简单化的计算与实际必有误差,如作保守的估计,神舟也应是二万料以上的大船,载重1100吨以上。南宋时,内河车船有长达三十六宋丈的,约合111米。神舟的长度约四十宋丈上下,即使以现代的眼光看,也相当可观了。在当时,真成了“超冠今古”的庞然大物,“巍如山搬,浮动波上,锦帆鹤首,屈服蛟螭”。高丽人聚集海岸,观看远航的友好使船,“倾国耸观”,“欢呼嘉叹”。

南宋战舰“日行千里”

车船也是中国古代人民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它是在唐德宗(公元780~805年在位)时由荆南节度使李皋最早设计制造成功的,可称是现代轮船的始祖。

车船是一种战舰,它有两个木轮桨,每侧一个,一轮叫一车,以人力用脚踩踏,带动轮桨转动,使船行驶,前进速度很快。史称“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旧唐书·李皋传》)。宋朝时轮桨增多,有4轮、6轮、8轮、20轮、24轮以至32轮之多。李纲说,荆湖南、北路一带的车船“其大有至三、四十车者”,每车有两个轮,“鼓蹈双轮势似飞”,“施于大江重湖,以破长风巨浪,乃其所宜”。“飞虎战舰,傍设四轮,每轮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里”。楫就是翼片,每轮有八个翼片击水。每一双翼轮设于船舷两侧,贯轴一根,谓之一“车”。船舱里的轴上当设有踏板,供人“鼓蹈”。

飞虎战舰是小船,只两车四轮,每车两人蹬踏,即可“日行千里”,当有夸张,但其速快是一定的。车船不能航行浅水,也未用于航海,其优点是速度快。车船装备了最原始的螺旋桨,是近代明轮汽船的祖宗。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杨么军曾以车船痛击官军。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宋金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境内)之战中,宋军就是使用车船战胜金兵的。南宋虞允文命战士踏车船至瓜洲,往返巡视,宋船在中流上下绕金山三周,回转飞驶,迅速灵巧,金兵看到,无不惊骇。

南宋末,陆秀夫、张世杰等宋臣拥立赵昺〔bǐng丙〕为帝,流亡迁徙于南海崖山,宋廷百官及20万军民退守水域,住于舰船之中。宋有船1200余艘,内大船极多。宋主将张世杰以舟师碇海中,其巨舰千余艘,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棚,如城堞,奉帝昺居其中。这用大铁索连起来的千余艘战舰,护卫着御舟,成为庞大的水上城堡,决一死战。 后宋军士食干粮已十余日,饮海水,水咸,饮其呕吐。腹背受敌,宋军伤亡惨重。情况紧急,陆秀夫见帝昺舟大,且诸舟环结,料不能脱身,即背负七岁幼帝昺蹈海死,后宫从死者很多,千艘战舰沉海底。余舟尚存800艘。七日后,尸浮海上有十余万人。张世杰率舰至南海也投水殉国。南宋亡……

造船术起源古老。在原始社会,人类已懂得“刳木为舟,剡木为楫”①。千百年来,它始终是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宋代造船业的发达,同样反映了当时经济的巨大增长,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

宋代造船业分官营和私营两类。因记载的欠缺,私营的性质、规模和分布情况已不大清楚。

宋朝官营手工业属非自由资本主义性质,其工匠的身份比较复杂。有配隶的犯人,他们身份最卑贱,“昼则重役,夜则鏁鋜,无有出期”②。有厢军,招兵时“有手艺者试验,改刺充工匠”③。他们须“刺破手、面”,即在脸上或手上刺字,④实行军事编制,住在“营房”⑤。此外,还有民间轮流徵发来的工匠。各类工匠都无自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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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易·系辞下》。

②《宋会要》职官43之176。

③《长编》卷467元佑六年十月丙子。《庆元条法事类》卷7《监司巡历》也有类似记载。

④《宋会要》职官16之9。

⑤《宋会要》职官29之7。

言,如“厌倦工役,将身逃走”,须追捕办罪。①

官府对民间徵发来的工匠,原则上实行“和雇”,支付“工钱”。如不愿在官府做工,有时可出“买工钱”赎免。②对厢军和招刺的工匠,也按募兵制的规定,发放钱、粮和衣装。显然,这些人虽都从事雇佣劳动,却是强制性的。

这是官营手工业的一般情况。官营造船业的情况也并不例外。

北宋仁宗初年,湖南路转运使上奏,要求将“诸州杂犯配军”“悉送潭州”,从事水运、造船等重役。③

温州造船场有“兵级”247人,南宋初,裁减为100人,裁撤者“拨归本州充厢军役使”④。南宋高宗时,江西路洪、吉、赣三州的官营船场各有“工役、兵卒二百人,立定格例,日成一舟”⑤。这里的“工役”,则可能是指民间徵发的工匠。

一人干一天工作,谓之一“工”。这种计算劳动量的单位,前代已有。到了宋朝,因“和雇”工役的普及,用“工”计算劳动量,论“工”付酬的情况极为常见。⑥南宋宁宗末年,鄂州造船三十艘,官员们报告朝廷,说预计用45,730工,⑦说明鄂州“和雇”了民间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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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职官16之9。

②“买工钱”一词见《宋会要》职官16之16。

③《宋会要》刑法4之68。

④《宋会要》食货50之11。

⑤《宋会要》食货44之7,48之7。又据宋孝宗时赵善括《应斋杂著》卷1《船场纲运利害札子》说:“江西上游”,“置立船场”,“岁额船二百艘”,“兵匠百人”。

⑥《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上,建回沙闸:“石匠工钱:每工支官会(纸币)二贯八百文,米二升二合”;“杂夫:每工支官会一贯五百文”;“砌粗石:每工支官会二贯三百文”。

⑦《宋会要》食货50之35。

“和雇”工匠的普遍,反映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与强徵的无偿劳役相比,是历史性的进步。但总的说来,处在中古后期的官营手工业,已日益成为发展生产的桎梏。强制的雇佣劳动,本非工匠所愿,何况减克工钱,折磨以至虐杀工匠的事层出不穷,工匠们起而反抗也史不绝书。官僚机构腐败,贪污和舞弊的现象更极其突出。①

官营船场的产品有纲船(漕运船)、座船(官员客船)、战船、马船(运兵船)等类,供官府自用。北宋以纲船为主。到了南宋,运河漕运额锐减,纲船产量随之下降;因防江防海的任务突出,战船的产量与质量都有提高。

宋朝官营船场分布很广。北宋真宗末年,纲船年产量为2,916艘,其中江西路虔州(后改名赣州)、吉州计1,130艘,比例最大。②至北宋后期,两浙路温州和明州跃居第一,额定年产量各600艘,而江西路与湖南路的虔、吉、潭、衡四州共723艘。③

关于私营造船业的情况,这里只介绍东南沿海的一鳞半爪。

南宋政府曾在福建路与广东路设立船场,到宋孝宗时即予撤销。④这里的官营造船业不发达,私营造船业却在繁荣的国内外贸易的沃土中滋生,根深而叶茂。南宋官员上奏说:“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⑤可见福建沿海的四个州、军都有私营船场。官府一不生产商船,二不经营海外贸易。最近发掘的泉州南宋海船,装载很多外贸输入品,应是民间商船,属私营造船业的产品。

①关于官营造船业腐败的情况,可见《乖崖先生文集》卷11《申堂自陈状》,《应斋杂著》卷1《船场纲运利害札子》,又《宋会要》食货50也有零星记载。

②《宋会要》食货46之1,虔州,《宋会要》原作处州,乃是刊误。今据《文献通考》卷25改正。依各州造船数相加,为2915艘,与总额差1艘。

③《宋会要》食货50之4,职官42之53。

④《宋会要》食货50之27。

⑤《宋会要》刑法2之137。

“福建、广南海道深阔”,不象两浙路明州一带,是“浅海去处,风涛低小”,地理条件促使人们造较大的海船。①广东路地旷人稀,开发颇差,经济落后,故造船技术并不高明。船舶往往不用铁钉和桐油,“皆空板穿藤约束”,而以乾茜草填塞藤缝。②福建路人烟稠密,经济水平颇高,造船技术相当精湛。《三朝北盟会编》卷176记载:“海舟以福建为上。”当时称福建船为“南船”。③按北宋的惯例,遣使航海去高丽,不就近于北方招募海船,要“先期委福建、两浙监司顾募客舟”④,说明这两路的海船业居全国之冠。尖底海船吃水深,抗风浪能力强。从文献记载看,福建和两浙都使用尖底海船,新发掘的泉州海船更提供了实证。南宋孝宗初,张浚的都督府下令“明、温州各造平底海船十艘”,遭到明州造船者的反驳,说:“平底船不可入海!”⑤

由于造船业的发达,宋朝海运量也相当可观。南宋初,官府从广东路潮州发运三万石粮到福州,每一万石为一“纲”,共计前后“三纲”;而另一支船队则载粮直达温州。⑥另一回,又计划由广东“收籴”十五万石粮,“差雇舟船”,“运至福、泉、漳州”,结果广东直接把粮米输送临安,而“无陈腐湿恶”⑦。福建的海船数目更多,“纲运皆由海道”,频繁地“差雇海船”。为防江防海,将“福建路海船频年召募把隘,多有损坏,又拘靡岁月,不得商贩。缘此民家以有船为累,或低价出卖与官户,或往海外不还,甚者至自沉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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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食货50之18载,在明州一带海面使用的纫鱼船,不能用于福建沿海,须另造载重加倍的战船。

②《岭外代答》卷6。

③“南船”一词见《宋会要》食货50之30,刑法2之102。

④《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客舟》。

⑤《宋会要》食货50之20。

⑥《宋会要》食货43之18,47之16。

⑦《宋会要》食货40之20。

是宋廷改变办法,将阔一宋丈二宋尺以上的海船,“每县各分三番”,一年“把隘”,“二年逐便经纪”,阔一宋丈二宋尺以下的船则负担纲运。①以上事例反映了私营海船场产量之高。

自唐以来,广州长期是对外贸易的中心。泉州设立市舶司,已在北宋后期,上距开国达一百二十余年。但后来泉州的国内外贸易扶摇直上,超过广州,成为世界著名商港,应与比广州先进的造船业有关。从国内来说,如广西路的海南岛,“泉舶”就每年必到,以酒、米、面粉、纱、绢、漆器、瓷器等货物,与黎族人民交换土特产。②在国外,泉舶也乘长风,破巨浪,行驶于当时的天涯海角。最近发掘出的这艘远航归来的货船,就是介绍泉州造船业的无声发言人。

大海船不可能是家庭手工业或小作坊的产品,估计宋代沿海的私营船场应具相当规模。私营船场的性质缺乏记载,按当时的一般情况推测,使用奴隶劳动的可能性很小,而雇佣工匠的情况则不能排除。

由于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使宋代的造船技术有很大的进展。

首先,在海船上广泛地使用指南针和罗盘,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北宋的《萍洲可谈》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南宋的《诸蕃志》和《梦粱录》对此都有记述,此处不详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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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峰文集》卷5《漳州到任条具民间利病五事奏状》,《宋会要》食货50之13。

②《诸蕃志》卷下。

在动力方面,除帆和桨外,南北朝的陈代发明的踏车得到了推广和提高。《陈书》卷13《徐世谱传》说:“世谱乃别造楼船、拍舰、火舫、水车,以益军势。”此处的“水车”应即是后世的车船。李纲说,荆湖南、北路一带的车船“其大有至三、四十车者”,每车有两个轮,“鼓蹈双轮势似飞”,“施于大江重湖,以破长风巨浪,乃其所宜”①。南宋初有一种“飞虎战舰,傍设四轮,每轮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里”②。楫就是翼片,每轮有八个翼片击水。每一双翼轮设于船舷两侧,贯轴一根,谓之一“车”。船舱里的轴上当设有踏板,供人“鼓蹈”。估计踏车的发明与农田用的水车有关。飞虎战舰是小船,只两车四轮,每车两人蹬踏,即可“日行千里”。如果是三、四十车的大船,每车的蹬踏者恐怕不止两人。有的船还实行车、桨并用,在宋孝宗时,建康府就造了一种“一车十二桨四百料战船”③。车船不能航行浅水,也未用于航海,其优点是速度快。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杨么军曾以车船痛击官军。在著名的采石之战,南侵的金军面对“迅驶如飞”的车船,只能望江兴叹。④车船装备了最原始的螺旋桨,是近代明轮汽船的祖宗。

杜甫诗说:“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⑤撇开诗的夸张,可知唐朝已使用“斛”作船舶的载重单位。宋朝更多地使用“料”的概念。宋太宗时,已有“千料船”和“千料已下船”的记载。⑥关于料的含义,且引两条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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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豁全集》卷29《教习战舰五绝》序:“长沙有长江重湖之险,而无战舰水军。余得唐嗣曹王皋遗制,创造战舰数十艘,上下三层,挟以车轮,鼓蹈而前,驶于阵马。募水军三千人,日夕教习,以二月十八日临清门按阅,旌旗戈甲一新,观者如堵。成五绝句以志之。”卷103《与宰相论捍贼札子》,卷121《与吕安老龙图书》。

②《要录》卷56绍兴二年七月丁丑。

③《宋会要》食货50之22。又据食货50之28载,有一种马船,“暗置女头(护板)、轮、桨,使可折卸”。要随时拆卸,技术上更不易,食货50之33记载一种“铁壁铧觜船”,“两边各安车二座并桨三枝”。

④《会编》卷238,239,241,242记载了宋军使用车船的情况。

⑤《全唐诗》卷229《夔州歌十绝句》。

⑥《宋会要》食货42之2,46之3。

“(宋徽宗政和三年)九月十三日,两浙转运司奏:……缘本路所管纲船并是三百料,与他路大料纲船不同。……每船一只,装米二百四十石外,有六十石力。”①

“(宋高宗)建炎四年七月三十日,户部言:……且以五百料船为率,依条八分装发,留二分揽载私物,如愿将二分力升加料装粮,听。八分正装计四百硕,每四十硕破一夫钱米;二分加料计一百硕,旧法每二十硕破一夫。”②

按漕运制度,允许雇募来的水手艄工附装二分客商私货,如二分载重量也装有官物,每二十石可增加雇一人的钱米。由上引计载可知,料和斛、石实际上是一回事。沈括说:“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⑧当时船舶载重,“皆以米为准”④。一石米为92.5宋斤,约合110市斤,这就是一料的载重量。

“料”的原意是指材料、物料,所以转用为载重计量单位,大概与船舶设计有关。当时设计船舶主要以载重多少石为准,再依据行江航海等实际需要,计算长度、宽度等等数据,画成“船样”(图纸)。并且估算用料若干,人工若干,共计造价若干,以便官府支拨钱粮。如船舶造得好,宋廷往往向别处船场颁发“船样”,命令仿造。⑤载重量大的用料多而大,载重量小的用料少而小,久而久之,“大料”和“小料”就成了载重量大小的代名词。⑥由此可知,宋代造船业从设计到施工,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有了一套科学化的工作程序。能把载重多少作为设计指标,没有相当纯熟的工艺水平,显然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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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食货45之4,49之29~30。

②《宋会要》食货43之16,47之15。

③《梦溪笔谈》卷3。

④《武经总要》前集卷11:“凡水战以船舰大小为等胜,人多少皆以米为准,一人不过重米二石。”事实上各类船舶都是如此。

⑤《宋会要》食货50之34:“温州言:制置司降下船样二本,仰差官买木,于本州有管官钱内各做海船二十五只。”

⑥《宋会要》食货50之13有“小料”、“大、小料”的名称,前引的正文也有“大料纲船”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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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9泉州发掘的宋船估计载重为200吨,约折合宋时3636料,由于计料都用整数,应是三千六百料的海船。《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载:“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一般大船载重约275吨,比这艘船更大。五千料决非大船的极限。北宋神宗时,荆湖地区有一艘内河“万石船”,“钱载二千(应为‘十’)万贯,米载一万二千石”①,其载重约660吨。宋神宗派使节去高丽,命“明州造万斛船二只”。②宋徽宗时出使高丽,又造了两艘更大的海船,号为“神舟”。《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没有交待神舟的载重,但不妨与同行的六艘“顾募客舟”作比较。这六艘船各“长十馀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⑧。如按长、深、阔各三倍于客舟计算,其容积和载重应为二千料船的二十七倍。当然,这种简单化的计算与实际必有误差;如作保守的估计,神舟也应是二万料以上的大船,载重1100吨以上。南宋时,内河车船有长达三十六宋丈的,④约合111米。神舟的长度约四十宋丈上下,即使以现代的眼光看,也相当可观了。在当时,真成了“超冠今古”的庞然大物,“巍如山搬,浮动波上,锦帆鹤首,屈服蛟螭”。很多外国人聚集海岸,观看远航的友好使船,“倾国耸观”,“欢呼嘉叹”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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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画墁集》卷8。据《宋史》卷180《食货志》,一贯钱重五斤。二十万贯合百万斤,大体相当一万二千石米的重量。

②《说郛》卷37《倦游录》。

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客舟》。

④《老学庵笔记》卷1。

⑤《官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神舟》。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造大船极其不易。南宋初,命抚州造二十二宋丈车船,“法当用材四丈有馀,此材非深山穷谷中无有”,砍伐后“致之水滨”,相当费力。①广西路钦州出产一种乌婪木,最宜做数万料大船的舵,“缜理坚密,长几五丈,虽有恶风怒涛,截然不动”,“真凌波之至宝”。在本州值数百贯一根,因运输困难,到得广州,就涨价十倍。③

大船的结构也相当复杂,且以宋徽宗时出使高丽招募的六艘二千料客舟为例。“皆以全木巨枋搀叠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全船分三舱,中舱又分四室。防水隔舱很早以来已由中国人首先发明,这次发掘的“泉舶”更分了十三舱。“客舟”船头用石丁石作锚,“上绾藤索,其大如椽,长五百尺”。抛锚起锚则使用滑轮。如遇“风涛紧急”,还须加抛“游矴”。船尾的正舵有“大小二等,随水浅深更易”,另加设两个“三副舵”。船舷两侧“傅大竹为橐以拒浪”。装载人与货,则以竹橐当吃水线,“水不得过橐”。主桅杆高十宋丈,前桅杆高八宋丈,共装帆110幅,正风用帆,“稍偏则用利篷”。“风有八面,唯当头不可行”,可见是高效率的航帆。此外,又用鸟羽测风向,以铅硾测水深,尖底船“海行不畏深”,最怕是搁浅倾覆。③这六艘船是两浙路和福建路先进海船业的杰作。现代大海船可以看作工业技术展览会,当时的大海船也同样起着手工业技术展览会的作用。宋朝的造船业曾在当时世界居于先进行列。

宋朝的航海业

宋代海外贸易兴盛,远远超过前代。宋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广州设市舶司,后在杭州也设市舶司,广州、杭州二市舶司掌管岭南及两浙路各港对外航海贸易收税等事务。后又在明州设司,广州、杭州、明州合称“三司”,以后又在泉州和密州板桥镇(山东胶县境)设二市舶司。到南宋时,除密州归入金版图,其他市舶机构仍存在。广州、泉州二市舶司较为稳定,成为发展航海贸易的重要机构。宋代市舶司类似近代海关,商船出海必先呈报市舶司领取公凭才能启行。外国商船到达我国港口必先报告市舶司,由它派人上船检查,征收其货物的1/10作为进口税收(叫“抽分”)。抽取的货物解送京城上交国库叫“抽解”,“抽解”是政(蟹)府的重要财政税收。规定十种货物为禁榷物,即玳瑁、象牙、犀角、宾铁、皮、珊瑚、玛瑙、乳香、紫矿、鍮〔tōu偷,即黄铜〕石。全部由市舶机构收购,其他货物也收买一部分,总称为“博买”。抽分是实物税收,博买是带有强制性限价收购的一种变相市舶税。抽解和博买来的货物一律送交中央政(蟹)府。南宋政(蟹)府鼓励富豪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经商。并制订有关奖惩制度,能招徕外商的升官,影响海外贸易的降职。

由于海外贸易的推动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进入宋代,我国的造船业又进入一个高峰阶段。有了新的发展。 宋代很多地方设立了造船场、造船坊,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明州、温州以及杭州等地都形成了制造海船的重要基地,不但有官方的造船场,也有很多民间的造船场。大海船中也有很多民船。战船中也有很多是征发民船而来的。宋代的造船、修船已经开始使用船坞,并创造运用了滑道下水的方法。

宋代舟船的制造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这又推动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宋的造船业比以前更具有特色:船体更巍峨高大,结构更坚固合理,行船工具更趋完善,装修更为华美,特别是开始使用指南针进行导航,开辟了航海史的新时期。 宋船头小,尖底呈V字形,便于破浪前进。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受到横向狂风袭击仍很稳定,同时,结构坚固,船体有密封隔舱,加强了安全性。底板和舷侧板分别采用两重或三重大板结构,船上多樯多帆,便于使用多面风。大船上又都设有小船,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救生、抢险。每只船上都有大小两个锚。行船中也有探水设备。这些极适合于远洋航行。

宋代所造一般的海舶叫“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每舟篙师水手可六十人”。内部有独特的水密舱构造。客舟分三个舱:前一舱底作为炉灶与安放水柜之用。中舱分为四室。后舱高一丈余,四壁有窗户。“上施栏楯〔shǔn吮〕(即栏杆),采绘华焕而用帘幕增饰,使者官属各以阶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日积叠,遇雨则铺盖周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神舟”就比“客舟”更大得多了。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派使臣安焘、陈睦往聘高丽,曾命人在明州建两艘大海舶,第一艘赐名“凌虚致远安济神舟”,第二艘赐名“灵飞顺济神舟”,自浙江定海出洋到达高丽,高丽人民从 没见过这样的神舟,“欢呼出迎”。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再次派使臣去高丽,又在明州建造两艘巨型海舶,据史载,它们“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屈服蛟螭”。到达高丽后,高丽人民“倾城耸观”、“欢呼嘉叹”。“神舟”大者可达五千料(一料等于一石)、五六百人的运载量,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也可载二三百人。

宋代对各地造船数量也有规定。如宋哲宗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就曾规定温州、明州等地每年定额建造船舶600艘。因此各地造船数量很多。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福建安抚使张浚曾上书宋高宗说已在福州造了千艘大海舶, 准备航海至山东以从侧翼攻击金兵。

南宋还造过很多车船。车船也是中国古代人民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它是在唐德宗(公元780—805年在位)时由荆南节度使李皋最早设计制造成功的。可称是现代轮船的始祖。南宋时,车船已在水军建制中大量使用。车船是一种战舰,它有两个木轮桨,每侧一个,一轮叫一车,以人力用脚踩踏,带动轮桨转动,使船行驶,前进速度很快。史称“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旧唐书·李皋传》)。宋朝时,轮桨增多,有四轮、六轮、八轮、20轮、24轮以至32轮之多。

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宋水军攻打洞庭湖起义水军杨么,出动八车战舰两艘,小型车船海鳅舰20艘。交战中,沚江水落潮,宋军来不及撤退,大小车船及造船工匠高宣等一起被俘。从此,杨么起义军有了造车船的技术,就仿造了大小车船数百艘。其中有24车的扬州载,32车的大德山等巨型车船29艘。宋代最大的车船“船长三十六丈,广四丈一尺,船高两重或三重,可载千余人。上

设拍竿,长十余丈,上置巨石,下作辘轳贯其颠,遇官军船近,即拍竿击碎之”。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宋金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境内)之战中,宋军就是使用车船战胜金兵的。南宋虞允文以中书舍人参谋军事的身份到采石犒军,他能在危难中组织、鼓励将士,分军队为五,其二傍东、西岸,其一驻守中流,载精兵为战。其二藏于小港。这时,金主完颜亮已挥小红旗指挥部下数百艘船渡江,转瞬间已至江南岸70余艘。虞允文鼓励将士,中流以海鳅船(车船

的一种)冲击敌船,大获全胜。完颜亮至瓜洲镇。虞允文命战士踏车船至瓜洲,往返巡视,宋船在中流上下绕金山三周,回转飞驶,迅速灵巧,金兵看到,无不惊骇。金兵败退,完颜亮被部下所杀。

南宋末,陆秀夫、张世杰等宋臣拥立赵昺〔bǐng丙〕为帝,流亡迁徙于南海的崖山一带(广东新会南80里海中),宋廷百官及20万军民也驻于此。元军步步紧逼,只好退守水域,住于舰船之中。宋有船1200余艘,内大船极多。宋主将张世杰以舟师碇海中,其巨舰千余艘,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棚,如城堞,奉帝昺居其中。这用大铁索连起来的千余艘战舰,护卫着御舟。成为庞大的水上城堡,决一死战。 1279年1月,元军主帅(宋降将)张弘范以厓山北水浅,舟胶不能进,就转而南入大海,与张世杰舟师相遇,宋船坚不能动,张弘范就以船载茅草,灌以膏脂,乘风放火烧船,而张世杰的战舰又都涂上了泥,缚长木以拒火,张弘范亦无可奈何。至2月,宋军士食干粮已十余日,饮海水,水咸,饮其呕吐。李恒自广州率兵来厓山会战,张弘范命他守厓山北,张弘范以舟攻厓山南,张世杰腹背受敌,殊死战中,矢石蔽空,宋军伤亡惨重。情况紧急,陆秀夫见帝昺舟大,且诸舟环结,料不能脱身,即背负七岁幼帝昺蹈海死,后宫从死者众多,千艘战舰沉海底。余舟尚存800艘。七日后,尸浮海上有十余万人。张世杰率舰至南海也投水殉国。南宋亡。从厓山大战,也可知南宋时的海船实力。

正由于中国海船运载量大,稳定性强,安全可靠,航速也很快,所以阿拉伯人、波斯人等都愿乘坐中国大海舶。这就与唐朝时,中外商人僧侣多乘外国“蕃舶”有很大的不同。说明着宋代是我国古代造船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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