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文化的历史底蕴
云南的普洱茶叶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饮料。普洱茶自古被认为有治理肠胃、解油腻的功能。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普洱茶文化的历史底蕴，一起来看看。
普洱茶文化的历史底蕴
茶，不仅是饮料，而且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什么是文化?时下虽已有上百个概念，但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它是人类这个宇宙特殊物种的“私有家当”;是“自然客体”的“人化”。
文化不是被动的存在，它是人的创造物，同时它反过来影响人、造就人。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反之，有什么样的文化，就造就什么样的民族性格，乃至什么样的民族社会及其社会制度。然而，时至今日，人类文化五彩缤纷，各具特色。我们对它们当持什么态度呢?大科学家和当代前沿思想家(美)欧文·接兹洛说， “每一种文化有其发展的权利，尊重它的根和传统，但同时要培养使它的人民同其他文化及自然和谐的共处价值和眼光。”当我们探讨普洱茶文化的时候，首先要问它的“根”(底蕴)是什么?其次，还要问它的主要价值在哪里? 我们认为普洱茶文化的底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它给人类留下“永活的财富”，即“可持续性的发展”价值。万亩千年古茶园的种植者，澜沧芒景布朗族，传说他们种茶的历史时，是名叫“艾楞”的祖先给人类传留下茶种的。他不仅是“阿佤”(芒景布朗族的自称)的英雄祖先，也是人类茶叶的发明者。他特别给茶起个名字叫“腊”，意为绿叶，即要人们懂得吃它的嫩叶。“茶祖”艾楞临死前还对儿孙们说：“到我死后，留下金银怕你们用完;留下牛马，怕会死亡;我留下宝石和茶叶，让子孙后代取不完用不尽。”关于茶祖艾楞的故事，与芒景布朗族同一个支系的“绍帕绍兴”部落(佤邦)和佤崩支系也广为流传。这句话是意译，据我们了解在“茶叶”二字面前有“永活”两个字，即后半句原话为“给你们留下宝石和永活的茶叶，让子孙后代取不完用不尽。”为什么布朗族和布饶人把茶作为“永活财富”传给后代呢?具有种茶传统历史的曼堆布饶人，鲍氏达拉说：“我们家族世世代代种茶吃茶，过去还专门给下允傣族土司上贡茶叶，茶树年年发芽，岁岁摘吃;茶叶不仅做药做饮料，还可以卖钱、换盐巴(解放前曼堆人用茶换盐吃)，所以，我们说茶是永活的财富。”解放前，曼堆部落仅鲍氏家族就有上千亩茶园，1958年以后“以粮为纲”全部砍光，现在据说只剩下几百棵老茶树。曼堆寨的老人田睚义(65岁)也说：“茶叶年年岁岁摘吃，年年岁岁发芽，它是永活的财富(jee ba in nju)。”历史上，除了南亚语各民族外，彝语、掸傣等当地各族人民也都把茶当做“永活财富”备加爱护，世代相传。
二是普洱茶文化蕴涵着人类文化生命信息。人类初民，多有图腾崇拜的文化事象：例如印地安人的玉米崇拜，欧洲古雅利安人的“金枝”(槲寄生)崇拜，印度人的莲花崇拜，我国南方各民族的稻魂崇拜，以及世界各地的各种动物崇拜等等。大凡人类崇拜的这些“图腾”都与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密切相关。人们之所以崇拜这些图腾，就是因为它们与祖先们的某些文化信息脱不了干系。古称“银生”地区的普洱各族人民，他们崇拜茶除了其它因素外，那就是他们认为茶与祖先的生命源流攸息相关。德昂族在他们的历史传说中，直接称自己是茶的儿女。他们认为人类祖先产生于茶树，原来茶树愿意到陆上生长，于是万能之神达然，让风神吹落了它的102片叶子。于是，单数变成了51个精明的小伙子，双数成了51个美丽的姑娘。他们组成了夫妻繁衍了后代，这就是人类的来源。至今，德昂族兄弟仍然把茶作为自己的祖先加以崇拜;他们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全过程，都离不开茶和茶的习俗。布饶人则认为，只有茶才有资格祭祀伟大的梅依格(moik)神灵。曼堆布饶人祭司田大说：“我们之所以用茶祭大神梅依格，就是因为它世世代代伴随着我们的祖先生活，它象鸡卦一样是我们通神的宝物。”1987年5月，下允傣族缅寺的法长隆(长老)对笔者说：“过去我们傣族也敬拜茶，因为它是法(天神)赐给人间的宝物。布饶人给我们土司贡奉茶叶，表示我们各族人民世代友好相处。”陈香白副研究员在《论中国茶道的义理与核心》中说：“在所有汉字中，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和’更能突出‘中国茶道’内核、涵盖中国茶文化精神的字眼了。”这个意见是对的。茶不仅蕴藏着各族人民祖先与子孙们文化信息的承传关系，它还体现了各民族的团结与友谊。
三是“普洱”人地区是茶文化的摇篮，“普洱”，是佤族对布朗族的称呼，意为“我的兄弟”。如果我们关于“先有‘普洱’人，后有普洱地，再后有‘普洱’茶”的考证没有错， 那么普洱茶的历史与普(濮)人历史一样的悠久，并且其根和源就在“濮人”地区，即古称之为“永昌”和“银生”地区。有文章认为“巴蜀是中国茶叶或茶杯文化的摇篮”，这似有商榷的余地。因为仅根据(清)顾炎武《日知录》所考“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一语，就断定“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以后的事情”，似不够恰当。如果把当时的中原只算为中国，此说讲得过去;如果包括当时的大西南和长江流域地区大概欠妥。因为“巴蜀”作为地名，一是至今我们未发现有古茶树的证据;二是什么人在巴蜀培植茶和茶文化，也未有记载。再说秦统一巴蜀是公元前221年前后的事情，而(唐)陆羽《茶经》所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晋人常玻也在《华阳国志》里记有武王伐纣，巴人“贡茶”之说。(见《巴志》)从神农氏至今，已有4700多年;从武王伐纣时，巴人给他上贡茶叶也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南亚语诸民族传说中，他们祖先种茶的历史也有2000多年。佤崩、布饶人“阿茫”(鲍氏)家族、芒景布朗族等各支系濮人的后裔都传说2000多年前，他们被北边来的民族从“勐昌浩发” (大理保山)一带挤下来的时候，就已经种植茶树。邦崴“古茶王”以及西双版纳南糯山“古茶王”等，据专家推算都已有千年的历史。这就说明“中国的饮茶”，不是“秦统一巴蜀以后的事情。”而是周朝甚至更早一些。武王伐纣，巴人给他“贡茶”，大概是真实的。
《华阳国志·巴志》讲的这些 “贡茶”，可能其来源，一是与“普洱”人有族源联系的“巴濮”;二是与唐代《蛮书》等所记的“扑子蛮”这部分扑(濮)人及“普洱”(布朗)人、布饶人和部分德昂族有族源联系。至于王褒《僮约》里记载的“脍鱼奅炰鳖，烹茶尽具”和“牵犬贩鹅，武都买茶”两句，这说明公元初年前后都一带，确已有茶饮茶市。但，就象有“蜀布”买卖一样，成都当时作为南方“丝绸之路”各种货物的集散之地，它确有茶有布的买卖，但不等于它生产茶和布。所谓“蜀布”来之于“身毒”(印毒);(见《史记·西南夷列传》)而茶则可能来之于澜沧江流域的“永昌”与“银生”地区。这是史料和传说中濮人培育茶的地方。因此到了唐代，陆羽写《茶经》时便未写巴蜀产茶。
唐代之所以有吐蕃与南诏的“茶马互市”，也不是这时候云南才产茶，而是当时西藏与云南才打通了关系。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茶原产地在云南，而不在印度。否则，印度与吐蕃的交往比南诏早，为什么他们就没有“茶马互市”呢?所以我们说，茶叶和茶文化的摇篮在“普洱”人地区，即古代云南的西南部地区，大概无误。
四是普洱茶文化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唐人陆羽写了一本《茶经》，使他成为“茶圣”(见《辞海》“陆羽”条)，古书能称为“经”的书寥若晨星。例如历来只有“四书五经”之说，不是圣人之言不得为“经”。但鸿渐(陆羽字)先生把他写的书提为 “经”，不仅当时无人非难，还为后人所传颂，这大概不为他故，而是当时茶和茶文化在人们心目中已有崇高的地位。陆羽独具慧眼说出了人们想说的心里话。“茶经三篇”(《新唐书·陆羽传》)，共十章，其为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之图等十个方面的内容。《茶经》一问世，便为世人所传倾。正如千宗室博士(日本)所说：“在中国，饮茶的普遍兴起，是在陆羽《茶经》问世以后。”陆羽《茶经》确实使茶叶和茶文化达到了从未有过的普遍性和广泛性。这是无可厚非的功绩。但是历史的看，《茶经》也有它的缺陷。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提到滇茶，特别“银生”地区诸山之茶，二未提到茶的应用保健价值，这是茶作为“永活财富”的一个重要内容。陆羽在第八章里即谈到茶的出产地时，他只提到了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衅等当时茶的产地，至于只有峡州、光州、彭州、湖州、越州等5州为最优质的上等茶，这里我们暂且不论。单从茶的产地来看，他既未提到巴蜀之茶，更未提到云南的银生诸山之茶，这不能不说是《茶经》的一大遗漏。因为当时云南地区的普洱茶(前称银生茶)在《蛮书》里，不仅记载得很清楚，而且已经是南方“茶马互市”茶的主要来源。虽然《蛮书》成书的时间比《茶经》稍晚一些，但它们的史料来源都是同一个时代的。都是公元八世纪左右的事情。当时，茶饮和茶文化已遍及全中国。
《茶经》遗漏了茶的故乡云南普洱茶，这是一个缺憾。普洱茶文化的历史功绩是辉煌灿烂的。自唐“南诏”地方政权以后直到解放前的二、三十年代，它成了供应西藏地区的主要基地;所以为西藏各族人民爱不释手，到了非普洱茶不买的地步。致使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和奸商，不得不冒充普洱茶，甚至“盗窃普洱茶种”。正如茶史研究专家王懿之先生所说：“约公元1774年，英国驻印度总督海士迷格(W.Hasting)派间谍进入西藏活动，就曾运锡兰茶到西藏，试图取代普洱茶，但藏族人民不买他们的茶。公元1904年英帝国主义派兵侵入拉萨，同时运人印度茶强迫藏民饮用，也遭拒绝。英帝国主义者认为印度茶不适合藏民口味，于是盔窃普洱茶种，在大吉岭种植。”清人张泓《滇南新语》也记：“滇茶有数种，盛行者曰‘本邦’，曰‘普洱茶’。木邦叶粗涩，亦作团，冒普茶，以愚外贩，……普茗珍品，则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木邦茶叶是德昂族人民种植的，它们产于缅甸雷龙山一带，它之所以“粗涩”，主要那里的气候属于热带气候，而普洱属于温热地区，这正是产优质茶的气候条件。其茶质量当然比木邦好。难怪人们用木邦茶冒充普茶“以愚外贩”。可见“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 (檀萃《滇海虞衡志》)普洱各族人民“衣食仰给茶山”，(《雍正云南通志·卷八》)大概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清)阮福在《普洱茶记》里写道：“普洱茶名遍天下”，“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
除史料记载外，当地各族人民也有大量传说，例如苏国文兄弟在他的《芒景布朗族传说》一书中写道：“随着人们对茶认识利用的加深，各部落之间来往交流增多，到公元895年，‘腊’的种植出现了较快地发展，从房前屋后种植开始不断向四周扩大，最后出现连片开垦，大面种植的新阶段。这样，芒景便成了普洱茶原料之一，销到全国各地销到国外，成了今天的‘原始古老茶’。据芒景缅寺木石碑傣文记载：芒景出现茶叶种植傣历五十七年(公元696年)，距今已有1290多年的历史了。”据这了解，除了芒景古茶园，普洱地区(广义含西双版纳)镇沅、孟连等澜沧与萨尔温江夹界500多公里长的地带普遍有古老的茶园。清代古籍记载的“普洱茶”产于“六大茶山”，即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碑、慢撒等，这是概而言之。唐代樊绰《蛮书》记载的“茶出银生城界诸山”一语，“银生城”在今景东县城，“诸山”，其范围当比清代所讲的“六大茶山”广泛得多。为什么明代丽江茶市“每年贸易额达500万斤之多”的茶叶主要来自普洱地区?为什么清代的贡茶来自于普洱茶?除了普洱茶优质外，那就是普洱地区，从唐以后直到明清，它一直是中国茶叶乃至世界茶叶的主产区。1926年普洱道署在思茅城未得鼠疫之前，它一直被称为“茶都”，仅思茅城区就有制茶商号22家，加工出口的有圆茶、方茶、紧团茶、双喜茶等。分别销外省的西藏、江浙等省市，国外的泰国、缅甸、越南、老挝等国家。总之，普洱茶和茶文化的底蕴是极其丰富的。它在茶文化历史上的地位是辉煌的。五是普洱茶和茶文化有无可替代的功利性。普洱茶的功利性表现在它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两个方面。
普洱茶文化的历史渊源
三国时期，“武侯遗种”，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农历七月二十三日打开普洱茶话史。“茶山有茶王树，较五山独大，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檀萃《滇海虞衡志》)。武侯就是诸葛亮· 孔明先生，相传他在公元二二五年南征，到了现在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勐海县的南糯山。然而当地兄弟民族之一的基诺族，深信武侯值茶树为事实，并世代相传，祀诸葛孔明先生为“茶祖”，每年加以祭拜。清朝阮福在《普洱茶记》中说：“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洱，已自唐时。” 宋朝李石在他的《续博物志》一书也记载了：“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菽姜烹而饮之。”从茶文化历史的认知，茶兴于唐朝而盛于宋朝。
明清时期以普洱为中心向国内外辐射出五条“茶马古道”：茶马大道由普洱经昆明中转内地各省、北京;江莱茶道从普洱过江城，进入越南莱州，然后再转运到西藏和欧洲等地。旱季茶道从普洱经思茅糯扎渡过澜沧，而后到孟连出缅甸。勐腊茶道从普洱过勐腊，然后销老挝北部各地或出南洋;景栋茶道自普洱、景洪、勐海、打洛出缅甸景栋。
现在，云南省内还保留着很多完整的茶马古道遗址，譬如著名的丽江古城七一街，临沧的鲁史镇、宁洱县境内的孔雀坪等。
茶马古道使普洱茶行销国内各省区，并远销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泰国、法国、英国、朝鲜、日本和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在世界上享有盛名。
历史悠久
在普洱的起源地——云南，有“爷爷的茶，孙子卖”的俗语。普洱茶是用优良品种云南大叶种的鲜叶制成，其外形条索粗壮肥大，普洱熟茶色泽乌润或褐红，滋味醇厚回甘，具有独特的陈香味儿，有“减肥茶”“美容茶”之声誉。——普洱茶是历史以来形成的云南特有的地方名茶。是以云南原产地的大叶种晒青茶及其再加工而成两个系列：直接再加工为成品的生普和经过人工速成发酵后再加工而成的熟普，外型上又分散茶和紧压茶两类;成品后都还持续进行着自然陈化过程，具有越陈越香的独特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