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类科技论文
自然科学其认识的对象是整个自然界，揭示自然界发生的现象和过程的实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自然科学类科技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自然科学类科技论文篇一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
[摘 要] 近代自然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一直为学界争论之活跃话题,而今大家由二者对立的争执已达成二者融合的共识。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督教在自身的发展中为之提供的必要因素和适宜条件,反过来,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促使基督教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思想,从而找到了自身存在之根由。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基督教神学也不断寻求与近代自然科学的融合,由无所不包的正统神纯粹为人们心灵的自由信仰。
[关键词] 近代自然科学 基督教 影响
近代自然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一直为学界争论之活跃话题,而今大家由二者对立的争执已达成二者融合的共识。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督教在自身的发展中为之提供的必要因素和适宜条件,反过来,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促使基督教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思想,从而找到了自身存在之根由。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基督教神学也不断寻求与自然科学的融合,由无所不包的正统神学纯粹为人们心灵的自由信仰。怀特海说,“宗教与科学是两股影响人类最普遍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是它们以一种独立的方式作用于人,更在于信仰与理智本身内在于人的生存结构中,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宗教与科学是从人的生存结构中、更进一步讲是从人性当中涌流出来的。因此,它们统一于人。人是有机的统一体,是一个有机系统。系统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组成它的各元素不是机械的拼凑,而是辩证地,有机的统一。我们可以得出,信仰(宗教)与理智(科学)统一于人不单指人的肉身中有信仰和理智,更主要的是指信仰中浸透着理智因素,理智中浸透着信仰因素。所以,宗教与科学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我们不能只用谁正确或谁错误这种简单的判断来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不必回到争论它们到底是对立的,还是互不相关的这些老问题中。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也是最具体的、最有意义的任务,是分析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自然科学是怎样相互作用的。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主要探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
从传统中开启出来的自然科学迅速地发展起来。由于它采用了新的方式──以观察实验为基础,以逻辑分析为灵魂。因此,它所得出的理论知识就与基督教中许多旧有的自然知识相矛盾,以致动摇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教义、权威、以及道德、价值观念和人们的行为模式。于是,代表正统观念的教会自然会压制与之相矛盾的科学理论,并把它们斥为异端。但由于近代自然科学在认知领域的合理性,它的有效性逐渐发挥出来,并为人们所接受和肯定,基督教不得不更新自己的观念、思想。如果说16、17世纪以前,科学的每一进步都要寻求宗教的支持,那么,16、17世纪以后的情况逐渐反过来,基督教的发展在不断寻求与的融合,我们可以从基督教神学的变化中理解这一转变。
17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科学理论是牛顿力学,这一领域的成功促进了机械论宇宙观的形成,这与正统的神学观点是不相符的。于是便出现了扬弃正统神学,企图与牛顿的机械论宇宙观相调解的自然神论。正统神学认为上帝创造了自然,而且创世后,上帝继续在自然中行动。牛顿力学则表明这个世界被一个原初动力推动后就按力学规律运行,再无需别的意志力量。自然神论恰好在正统神学与牛顿力学之之间找到一个折中点,它认为是上帝创造世界和世界的规律,但这一创造过程一经完成后,上帝就不再干预世界的运行。在自然神论中,一方面,上帝的创造意义被保留下来,它仍是一个具有主客二重性的上帝;另一方面,牛顿的科学理论也能在自然神论中合理地被解释与运用,自然运行的规律正是牛顿的力学规律。于是在自然神论中正统神学与牛顿力学融合了。
随着科学的深入发展,人们惊讶于探索自然中发现的自然的美与和谐,在自然神论中如同虚设的上帝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在神学上的要求。人们不禁思考:如此和谐,美丽的自然是否就是上帝的化身呢?从唯理论的角度切入这一问题就会进入到泛神论的视野。
“‘唯理论’一词来自拉丁文理性,通常被理解为这样一种观点:所有真理的根源都在人的思想之中,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超自然的干预或感觉经验的帮助。”它是理性过程自身,它只需要在纯粹理性自身中就可以演绎出“理性的普遍原则”。笛卡尔根据“我思故我在”这个自明内在的观念逐一演绎出心灵、形体、上帝三种实体。斯宾诺莎扬弃了前者的二元论思想,认为只有自因的、无限的、唯一的东西才能被称为实体,而它就是神,就是自然。这样,斯宾诺莎把上帝融进了自然,上帝成为无矛盾的宇宙的内在因,上帝与自然不再如自然神论中那样对峙,上帝就是自然本身,我们探寻自然就是探寻上帝,宗教与科学只不过是追寻同一实体的两种方式罢了。由此可以看出,泛神论是基督教与科学之间进一步调解的产物。在泛神论中,上帝的主体性已经被消解,上帝的创造功能降低为自然的自我组织与繁衍能力,它纯粹地只是与自然一致的客体而已。
17、18世纪,物理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在物理学的带动下,化学被推进,天文学已在揭示天体的起源,生理学也在摸索人体机构的秘密,地球表面知识已有很大程度的积累……,很多科学发现与理论在各个领域涌现出来,这些科学不只带来认识上的意义,还带来物质生活上的方便,它的效用与日俱僧。这一切促使人们怀疑基督教解释世界的有效性,他们更倾向于接受客观的、经验的事实,倾向于认为事件的背后只有一自然的原因,也只需一自然的解释。科学的发展向宗教提出了挑战,从认识论上考查二者的关系已经被提上日程,在对这一论题的探讨中,康德的思想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康德的整个思想体系就建立在对休谟怀疑论和卢梭的道德神学批判的综合上。”休谟的认识论否定了理性在一切思想领域所抱有的自信,他认为知识来源于人的感觉印象,而关于上帝的观念是人们既不能证实,又不能否认的。因此,“在缺失切实可靠的证据的情况下最好暂不对此类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作出判断”。康德赞同休谟的经验主义方面,但他认为纯粹从经验主义的方面去否定宗教是无效的。“我今主张‘凡欲以如何纯然思辨的方法在神学使用理性’之一切企图,皆完全无效,就其性质而言,亦实空无实际,且理性在自然研究中使用之原理,决不引达任何神学。”康德批判传统神学的荒谬在于把宗教建立在人的思辨理性之上,他主张宗教应建立在另外的基础──道德的基础上。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上帝存在之假设作为“至善可能性的必要条件,成为人们自觉向善的内在力量”。自然神论与泛神论在宗教与科学之间的调和是在共同的基础上寻找不同的合理性理由,而康德则干脆把二者放进不同领域,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使矛盾消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康德的调解更彻底。表面上看,康德限制宗教的同时也限制了科学,而其实是为科学的合理性提供了哲学上的辩护,是科学作为独立的领域在理论上获得合法权的标志,而宗教却被置于人的主体道德之下,成为“应当”得以现实化的必要假设。换而言之,上帝存在只是实践理性的逻辑假定。道德神学把宗教与科学划分开来,从此,科学的发展无需在宗教中寻找庇护,同时宗教的发展也不必担心科学的理论会对之冲撞,因为知性科学不能去衡量超经验领域的是非。宗教放弃了它在认知领域的权威与能力,开始转向人的心灵,而在这一转变中最杰出人物就是施莱尔马赫。
施莱尔马赫不满抽象的理性神学,开始“求助于精神的别种方式或形态(如情感、信仰、想象等)以求得解决和满足”。施氏认为宗教的本质在于人的感受,上帝与人在心灵中会聚,这是一种无限者与有限者的交融方式,整个灵魂都消融在对无限者与永恒者的感受中,这才是宗教之为宗教的根本。上帝不是我们畏惧的创造者、主宰者,也不是刻板的道德要求,而是活生生的个体体验对象,对于每一个具有宗教情结的人都有切身的经验与感受。宗教属于个人的事情,属于生命的体悟。施莱尔马赫的观点使宗教超越一切理性的证明和刻板的教义,使人们获得了信仰的自由。这其实也是基督教要求发展,要求在科学的挑战下寻求自己的空间而在神学上的反映。
有很多人认为,基督教在科学面前不断退却,新教徒移动了宗教权威的位置,先是把权威从教会与《圣经》转移到《圣经》方面,而后又把它转移到个人的心灵里,基督教逐渐由自变量变为因变量,这样不断放弃外垒,最后也必将从人的心灵中消亡。我们认为,分析一种思想观念、事物是否会消亡不能只根据它的变化,而应该分析它存在的合理性依据。我们在第二部分曾提到,基督教在其发展中不断吸纳新思想、新事物,它的教义、神学思想等也随着不同时代、不同地方而变化。变化可能是倒退,变化也可能朝着进步的方向;相反,只有僵死的教条,毫无宽容的执拗才是灭亡的原因。在强大的时代,基督教在不断调整自身,各种神学思想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同时,它对一些科学理论,也在尽力寻找新的《圣经》阐释方式和新神学思想与之相契。19、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更加令人难以想象,而基督教在这一时期不但没有如有人预料的那样迅速衰亡,相反,它在一些国家还有复兴的趋势。18世纪独立出来的科学思想把自己的标准扩展到宗教的领域,现在看来,它是失败的。在科学强盛的同时,基督教自身也在发展,它在解释世界的方面削弱了,但却在人的宗教感情方面加强了。基督教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科学的冲击而清除了杂质,变得更加纯粹。这正如培里所说:“宗教与科学两者都是人类的制度,无论一个人是科学家或是神学家,它对这两者都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