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论文
近代以来，虽然经历了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冲击，基督教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基督徒相信人类具有原罪，而耶稣作为神(天主或称上帝)的圣子，通过牺牲自己成为人类的救主(弥赛亚，即基督)。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佛教并列为当今三大世界性宗教。以下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简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简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全文如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各地出现了形式不一的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卫生建设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组织部分。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参与者，基督教会也是乡村卫生建设的重要参与力量，进行了不同形式的乡村卫生建设。目前，学术界对基督教的乡村建设有较多研究，但是对于其从事的乡村卫生建设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对此再作探究，以加深认识民国时期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及其与中国社会的关联。
一
基督教在华各教会的乡村医疗卫生工作有较早的历史。早在19世纪，一些医学传教士即进行乡村巡诊。这种活动一直持续20世纪。民国初年，一些教会组织了进行形式不一的乡村医疗卫生活动。奉天医科大学的早期毕业生在学校的支持下，要在本省的小镇和农村从事半年、一年或更长时间的医学传教[1]747。岭南大学的青年会较早地开展了社会服务，1916年该会“鉴于乡人之固执不化，罕知真道，罕知世务，特组织演讲队，选派富经验擅口才之高级学生，赴附近某岛乡村镇，演讲有益社会之教育卫生诸题，附以实验，以开民智。”[2]70-71沪江大学自1917年起，举行过一些服务周围农民的活动，宣传某些与卫生相关的知识[3]113-114。由该校乡村改进会和感亲会举行的展览会就是重要形式，1922年该校进行了第三次展览会，“来宾除由上海往者外，其余均以四乡农民为多。”展览设有食品陈列处，“有各种清洁食物，并有该校女生说明食物之烹饪及卫生”;另有卫生室、孩童保护室等，并且有人讲解[4]。但是，以上这些活动并不能真正地深入乡村，有较强的临时性，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督教所从事的有计划的乡村卫生建设有明显的不同。
1927—1937年间，基督教之所以深入乡村进行卫生建设，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国乡村经济的破产以及医疗卫生的落后。1920、1930年代的相关著述对此有较多的论述，故不拟赘述。因此，要改变中国农村的状况以及农民的生存状态就必须提供相应的医疗卫生服务，民国时期中国基督教界对此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民国初年，基督教教育界在关注农业教育之际，也注意到了乡村卫生的问题[5]21。1920年代，中国基督教界积极开展公共卫生运动之际，作为其重要形式之一的卫生教育运动也扩展到部分农村[6]36-38。
与此同时，中国基督教界开始对乡村卫生问题日益表示关注。1924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开会之际，讨论了乡村教会问题，有人就提及了乡村医药的问题[7]。同年，有人提出乡村教会应兴办的事工就包括“创办医院事业”[8]。1925年，有人明确提出农村教会应办的事工之一就是“附设中西医药事业”，并认为“医药事业在农村是一椿最要的事”[9]。1927年以后，不仅世俗领域对此有清楚的认识，中国基督教界也有明确的表示。诚如中国基督教徒杨乞仁所说：“农村对于卫生，教育，两项，习惯已成，人人如此，村村如此，都不讲究。”“赶快提倡平民教育，农村教育，实急不容缓。”[10]因此，乡村世俗社会的现实需求是基督教参与乡村卫生建设的重要原因。一些教会机构从事乡村卫生建设正是出于对中国乡村社会现实的考虑。如北平道济医院的外国医学传教士———顾医生，“虑及我国经济破产，医界人材缺乏，以从事乡村卫生为己任。因尽其力之所及，就北平附近按其计划，作初步试验西山乡村卫生于是乎始。”[11]
作为跨国性质的宗教组织，基督教在华各教会从事乡村卫生建设有着自身传教的考虑。由于农村占中国版图的绝大部分，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基督教会早在民国初年就注意到了乡村传教的问题[12]。1922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大会就讨论了乡村传教的问题。而且，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责乡村教会相关事务，并注意到了乡村医疗与卫生的问题[13]273-274。中国基督教界在开展乡村教会建设之际，对乡村卫生也给予了关注[14]74。
然而，1920年代，基督教在华各教会的乡村传教活动成绩并不显著[16]173，至于乡村卫生建设更是无从展开。与此同时，国际传教界积极主张乡村传教。1928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耶路撒冷召开各国基督教徒代表大会，大会专门讨论了教会与乡村问题，提出“特别注重乡村事业”[15]。在大会关于教会与亚非乡村问题的正式声明中，“社区发展的目标”中的第二项就是“在健康的环境中健康地生活”[6]247。中国与会代表对于“乡村工作的重要性”均确信不疑[18]42。随后，世界著名乡村事业专家包德斐到印度、日本、中国等国调查乡村教会，对中国乡村教会的建设也提出了若干建议[15]。受此影响，中国基督教界在积极从事乡村建设之际，更为重视乡村卫生工作。1928年，华东农村教会建设问题会议召开时对乡村卫生表示了关注[17]53，58。1929年，中华博医会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就有一条要求教会医院将卫生教育扩展开乡村地区[18]196。1931年4月，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第八届大会在杭州召开。
此次大会通过了乡村教会决议案，提出卫生问题是乡村教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改良乡村卫生起见，本大会建议各地教会尽力举办”卫生运动周、临时施诊、卫生宣传。卫生运动周是每年择时举办一次，临时施诊是“请各地医院，在附近乡村设立临时施诊处”，卫生宣传“请中华卫生教育会编印各种适合乡村环境与需求之小柬，图画，或他种宣传品，以谋农民卫生智识之进步。”[19]26地方教会对此予以了积极响应。如山东基督教乡村建设事业讨论会积极倡导乡村教会服务区制度，而且乡村教会服务区主任的训练课程也包含有“公共卫生”[20]。世界与中国教会组织的这种乡村传教政策成为基督教在华从事乡村卫生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前提。
各教会在1927—1937年间积极参与乡村卫生建设，更主要地是因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当时，农村经济的破产以及农村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中国知识界和国民政府在乡村教育、改造乡村、复兴民族、稳固统治等不同需求的考虑之下，进行了形式各异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些运动影响了基督教会参与乡村建设。诚如毕范宇所说：“乡村建设运动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而且乡村教会也要考虑自身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地位[21]83。事实上，在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下，不同领域的教会成员都对教会参与乡村建设提出自己的意见。郑佑安指出：中国教会对于农村改造运动，“尽相当的职责，作适宜的供献，使多数农民得沾实惠，那基督教在中国的地位，不但愈增巩固，而社会国家的复兴，实在深资利赖”[22]。
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施尔德发表了《医学校与乡村改进的关系》，从人才培养、调查等方面探讨了教会医学院校与乡村改造的关系[15]。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委员会1936年常会的议案也建议，学校的青年会要积极为学生、工友和农民服务，进行“农村改进”等具体的工作[23]28。中国青年会知名人士王正廷也发表演讲，指出中国男青年会过去的公共卫生运动中做出了贡献，现在应该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24]。他说：“这种工作，虽然也非一年或十年就能办成的，同时也要费很大的金钱和才力，才能有相当的成就。譬如晏阳初先生在定县办理农村事业，有很大的贡献，那是可以作为模范的。”[25]50随着乡村建设的兴起，中国政府和民间组织也邀请或委托中国基督教会参与乡村建设。江西黎川实验区、广东从化农村建设实验区、福建福州五里亭农村服务部等乡村建设，就是中国政府邀请或委托基督教会或教会大学从事的结果，并在推行的过程中合办有乡村卫生建设的内容。
于是，在关注乡村与乡村教会的背景下，中国基督教界出于传教的需要或服务社会的目的，积极主张从事或参与乡村建设。在此过程中，一些教会医院、教会大学开始组织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乡村卫生建设。1930年代，各教会还组织成立了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1931年)、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1934年)、乡村教会建设推广事业研究会(1937年) 等联合团体，进行包括乡村卫生在内的乡村建设。如全国教会学校与教会团体合组的“乡村教会建设推广事业研究会”，就主张“辅助农民，改进乡村建设”，从事的人员训练中就包括了卫生事项。[26]1933年11月成立的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山西分会的计划工作事项中也包括有公共卫生[27]。
不仅中国的新教教会有这方面的努力，天主教界也考虑到了乡村卫生与传教的关系。1936年，阎树枏在各界都注意乡村工作的背景下，提出天主教要注意的事项之一就是乡村卫生工作，他提出每个教堂设一所卫生院，每一本堂设一卫生所，每一堂口设一卫生员，给每个卫生员发一个箱子，除装中国丹丸等药品外，还有普通常用之西药;同时，还要作积极的卫生防疫和卫生宣传[28]。
因此，在宗教与世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基督教在华各教会或因乡村建设而进行乡村卫生建设，或因服务乡村而进行医疗卫生，这成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卫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各教会在中国所进行乡村卫生建设，从总体上可以区分为两大类模式。第一类是单一的医疗模式，即在一定区域内仅进行疾病医治。第二类是综合模式的乡村卫生建设，即集医疗、卫生、防疫为一体的综合模式。第二类又可以区分为三种：直接的卫生建设模式、乡村建设之下的卫生建设模式、乡村教会的卫生建设模式。下面就此四种具体的模式分别展开论述。
(一)单一的医疗模式
在单一的医疗模式中，教会医院的巡诊是最常见的传统模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不少教会医院依然继续着这种模式。如杭州广济医院院长苏达立“仁慈为怀，抱基督博爱精神”，虽然差会“津贴费逐渐减少，经费支绌，调度为难”，但他“顾念邻县以及临近乡村之贫病”，面对无力求医的贫苦乡民，每周三特派医生、药师、护士和传教士到邻县以及附近的村落，即富阳、于潜、临平、留下、苋桥五处，“完全免费施医”[29]。
然而，在乡村卫生建设的大背景下，有的教会医院发挥了中心医院的作用，通过培养人才和设立诊所，建立起地方医疗网络。这是一种新的直接医疗模式，在河南怀庆最为典型。加拿大医学传教士罗光普以恩赐医院为中心，建立起了农村医疗网。其办法是：以教会总站医院为基地，建立起A、B、C、D四级合作者的医疗网，其中A级合伙人“一般是医学院或省医科学校的毕业生”，B级是“快速医生”开设的诊所，C级是“围绕B级诊所开设的小诊所”，D级则是“大量在家里接诊病人的‘赤脚医生'”。快速医生则是由罗光普在其医院短期培训产生。同在豫北的卫辉惠民医院、漳德广生医院两所教会医院也进行了同样的工作，于是“农村医疗网已经普及到豫北大约150万人口、5千平方公里的地区。”[30]248-249
上述模式不仅在河南出现过，在江苏南京、湖南邵阳等地也出现过。1933年，南京鼓楼医院鉴于乡村医药缺乏设立了乡村卫生工作科，在长江南北附近的庙头里、淳化镇、桥科、乌江、香泉、和县等村镇设工作站，成立服务机构，为民众治疗各种疾病，“而对于眼病尤特重视”[31]80。在湖南邵阳，英国循道会医学传教士毕家造在当地长期行医传教，他“针对农村医疗状况落后的局面”，于1937年开办农村卫生员训练班，并在邵阳境内各地设立医疗点，派医务工作者去白仓、两市塘、桃花坪、巨口铺等地巡回医疗。”[32]487-488
不过，南京和邵阳的医疗网络无论在规模和影响上都无法与罗光普在豫北的实践相比，而且全国像豫北那样的情形也是很少见的。如安徽芜湖弋矶山医院的乡村推广工作1936年才开始，在离芜湖几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所乡村诊所[33]620-623。这同时表明教会医院对周围乡村辐射能力是有限的，单独依靠教会医院不可能建立起较大规模的乡村卫生服务网络。
(二)直接的卫生建设模式
直接的卫生建设模式是一种综合的乡村卫生建设模式。这种模式是在一定区域内直接进行卫生建设，具体包括医疗、卫生、预防等建设。基督教会举办的直接的卫生服务模式不多。其主持方式既有教会医院主持的，也有某一教会主持的。
在主持这种模式的教会医院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广州博济医院和北平道济医院等。1932年，博济医院在广州河南岛一带从事乡村卫生服务，这是广东最早的乡村卫生建设事业，所以时人说：“广东办理乡村卫生事业，肇始于博济医院”[34]。1934年，博济医院“为扩充工作起见”，与广东家庭卫生促进会合作。据1935年的报告，博济医院从事的建设活动包括学校卫生、家庭访问、治疗工作、婴儿健康检验、预防工作、卫生展览会等六个方面[358]。该院的活动还得到广东农林局的协助[34]。然而，到1936年，该项建设事业因为没有“整个系统乡村卫生组织设计”，“故进步较为迟缓”[34]。
就机构设置而言，该院起初以伍村卫生分所、敦和市卫生分所以及岭南分院乡村卫生部为中心，对周围乡村开展卫生工作;后来将两分所裁撤归并岭南分院乡村卫生部，另在新村设敦和卫生所。到1937年，该院的乡村卫生工作区域涉及到12个村庄，人口约有2万人[36]47。在北平，道济医院的顾医生在北平西山进行乡村卫生，设立临时诊所，定期派医生前往为村民诊治，其卫生工作除治疗工作外，还有学校卫生、卫生宣传、训练人材等[37]。此外，山西太谷仁术医院派卫生劝导员下乡进行卫生宣传，“兼办预防接种与预防检查注射等”[38]71。
教会医院之外，有的教会组织也成立专门的乡村卫生机构，进行卫生建设。1936年，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华西年议会设立乡村卫生部，总部设在成都，在各县设立诊所(如龙泉驿诊所、简阳诊所、简阳石桥诊所、资阳诊所、内江诊所、荣昌吴家铺诊所、永川诊所等);其主要业务范围有：一是妇幼卫生保健，“从事产妇接生、产妇和幼婴的卫生保健，婴儿的体格检查及疾病防治。”二是学校卫生，“给学生种痘、预防疾病注射及简易治疗”。三是公共卫生，“向民众宣传卫生常识”[39]418。
与以上各教会组织独立进行直接的卫生建设不同的是，雅礼会参与举办的湘雅医学院于1935年8月在长沙北效设立卫生事务所。该事务所下设的保健股主要从事妇婴卫生、学校卫生、环境卫生、医药救济、传染病制止与预防，卫生劝导股主要从事家庭访问、卫生宣传、卫生教育[40]。
(三)乡村建设之下的卫生建设模式
乡村建设之下的卫生建设模式为多个教会组织所采取。各教会在举办乡村建设的实验过程中，一些教会组织设立了各自的乡村实验区。有的实验区起初没有设计卫生建设的内容，而是后来根据建设需要增加的;有的在开办之初，就有卫生建设的内容。这种乡村卫生建设的模式，以各教会大学主办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最为典型。如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分别举办有清河县试验区、龙山实验区、乌江实验区、福州五里亭农村服务部、广东从化农村建设实验区等，乡村卫生建设均是各实验区或服务区的重要活动之一。
这些乡村建设实验区中最早进行卫生建设的是金陵大学主持的乌江实验区。值得的注意是，该实验区起初并没有卫生建设的内容。1923年，李洁斋受命到乌江办理农业推广工作，但是难以推广。1926年，他考虑到农民疾病流行的现状，为联络农民情感，购置西药，进行“施诊舍药”[37]。1930年，该实验区正式成立诊疗所;1933年，与鼓楼医院合作创设乌江农民医院，在区公所设有一个分诊所，在附近村庄设医药服务处24所。该实验区卫生组的主要工作与目标包括：为农民治病(包括住院治疗、游行治疗、门诊治疗)、预防传染病(包括种痘、预防注射、灭蚊蝇、提供街道清洁、饮水清洁)、卫生常识的灌输(包括卫生演讲、卫生标语、幻灯、卫生画片)、学校卫生(包括体检、卫生演讲、治疗疾病)[41]。乌江实验区先后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安徽和县政府有过合作[42]，但是卫生建设方面更主要是与南京鼓楼医院合作。
继金陵大学之后，齐鲁大学于1927年设立龙山农村服务社，在龙山设有诊疗所一处。卫生事业是该服务社工作的一个组织部分，主要包括治疗疾病、学校卫生、卫生宣传、办理接生等。其治疗工作由齐鲁大学医院派人定期前往治疗，“每逢大集(旧历四九)，由齐大医院医士二人，轮流前来治病。其他时间，则有护士一人，担任平时或复诊之病。对于接生，则有护士(专门产科)负责。对于公共卫生，在最近期间，当另有专人负责。”[43]190据1935年的报导，“自去年九月齐大易文士于每星期一、五，到龙山施诊后，该诊疗所因易大夫服务的热诚，和技术的高明，工作异常发展。全年治疗数次，共达二七一一次，较前任何一年，增加五倍有奇，产科亦较前加增(平均每月一位)”。而且，该实验区的公共卫生运动周也得到了齐鲁大学医学院、理学院以及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的协助[44]137-138。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持的清河县试验区自1931年7月起，与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卫生事务所合作开始进行卫生工作。1932年9月，正式设立卫生股。卫生股主要从事保健、医务、防疫统计、环境卫生、卫生教育。到1933年，“清河之卫生事业亦极有进展。新建医院一处，凡办公室、诊察室、隔离室均完备。”所办事业有指导学校卫生、打针、防疫、助产、清洁道路;附设产婆训练班，招收接生婆“以数星期之训练”;“星期三五由本院医师至各乡村为人治病。”[45]同时，为方便治疗村民，清河实验区在乡村设立有分诊所。该试验区在卫生建设方面还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进行了合作[46]323-324。
福建协和大学先后在两地从事乡村服务工作。1934年，福建协和大学在福州附近的仙都乡设立乡村服务实验区，其卫生工作包括：开展诊疗、防疫、卫生讲演、清洁运动等[4]74;这种乡村卫生工作得到了福州基督教协和医院等教会医院的支持[48]195-196。1935年，福建协和大学受福建省建设厅和教育厅的委托，办理福州五里亭农村服务部。服务部设立后，积极从事保健工作，如创办女子保健班、办理产婆训练班、设诊病所、下乡种痘等，而且诊病所的医疗工作是与福州协和医院合作进行的，由该院每周五派医生前来为农民诊病[49]。
广东从化农村建设实验区是政府与教会大学合作的产物。它由广东省政府民政厅、岭南大学的农学院与医学院联合组设。其卫生事业由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医学院负责，该院派王兆霖医师担任此项工作，“其办理情形，略仿河南农村卫生事业。”[36]48
上述机构从事的乡村卫生建设，有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的体现了与政府在多方面的合作。而且，它们在乡村卫生建设中有较大的影响。有的还积极帮助政府或民间组织从事乡村卫生建设。1935年，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山东支部开年会时，先后进行了两场演讲，其中之一就是齐鲁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主任姚寻源“演讲教会应如何与政府合力提倡公共卫生事业”[50]。事实上，邹平县创建卫生院时，就与齐鲁大学医学院合作;乌江实验区曾帮助安徽和县训练卫生人员，进行乡村卫生建设。
沪江大学的乡村卫生建设与上述五所教会大学有所不同。1929年，沪江大学成立乡村服务处，“旨在提倡乡村教育与农村改进”[51]158，为学校附近农村提供多种服务，医疗卫生即是其中之一。该服务处成立之初就设有施诊所[52]，开展卫生演讲[53]等卫生教育活动。
除以上六所教会大学举办的实验区外，教会学校、地方教会、青年会在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时，也进行了乡村卫生建设。比较典型的是山西太谷的铭贤学校、保定的美国公理会和苏州青年会。
在各地的教会学校中，铭贤学校的乡村建设可谓别具特色，它对乡村卫生建设颇为注重。1933年，铭贤学校农科制订的农业推广计划就是对乡村进行综合性的改造，其社会改造方面也包括了与医院合作进行卫生工作，具体内容有“清洁周、预防针、讲演、诊疗所农家拜访、蚊蝇污物之取缔”等6项[54]。同年，该校在太谷县杨家庄成立农村改进会，组织机构中也设有卫生股，并从先举办一次清洁运动着手开始卫生工作[55]。1935年，该校又在太谷县贯家堡成立农村服务实验区，以平民教育为基础展开各项工作，并在贯家堡办事处内设立诊疗所，“聘专员实施疾病治疗预防”;该校还与仁术医院“热心乡运人士”合作，组织成立公共卫生服务委员会，开展各项卫生工作[56]。此外，一些圣经学校也开展了包括卫生工作在内的乡村建设，如山西汾州圣经学校的乡村服务与推广工作中均有乡村卫生工作[57]315-317。
地方教会创办的实验区中也有不同规模的卫生工作。在华北，这方面的工作以美国公理会最为突出。美国公理会在保定樊家庄设有实验区，在昌黎设有农村实验处，在通县设有乡村服务处，并且均从事乡村卫生工作。樊家庄实验区、昌黎农村实验处与铭贤学校的贯家堡农村服务实验区一样，都受到了平教会的影响。樊家庄实验区成立于1933年，其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乡村卫生，具体包括治疗、疾病预防与公共卫生等内容[58]。昌黎的农村实验处除进行平民教育外，有专职医生和护士从事卫生教育、卫生宣传等活动;昌黎广济医院还进行了把医院“送给人民”的运动，在周围15英里范围内进行卫生宣传和预防接种工作[59]518-519。通县乡村服务处的工作也包含有卫生工作[60]518。除美国公理会之外，山西汾州基督教界于1931年筹划设立了汾州基督教农村教会服务区，医药即是其服务事项之一[61]。
在南方，福建、江西等地的教会在推行乡村建设实验之际，进行了乡村卫生建设，只是在时间上稍迟一些。这以江西最为典型。与某一教会单独设立实验区不同的是，江西的基督教会组织成立“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并与地方政府合作，设立了黎川实验区。该实验区的各项工作中包含有乡村卫生(即保健工作)[62]。黎川实验区的卫生工作开始于1935年，设立有保健所，除进行疾病治疗外，还进行清洁运动、种痘、卫生演讲等;但是，由于设备简陋，需要扩充设备，增加专业人员[63]462-463。福建中华基督教会闽北大会在这方面的工作更晚。1936年，该会决定在建宁开办农村改进实验区，次年才建立起实验区;该实验区的工作包括教育、卫生、生计、妇女、宗教等五项[64]。
青年会在1920年代的公共卫生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乡村卫生建设方面，有的青年会积极参与。1928年，苏州青年会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合作，在苏州唯亭山“首先举办了一个农村服务的试验场”[65]，即农村服务处，从事“培养高尚人格、灌输应用知识、促进体魄健康、改善社会生活、改良经济状况”的乡村改造工作。其中“促进体魄健康”即是“以种种方法，指导农民卫生，以促进农民之健康”。具体包括：卫生演讲、介绍简单医药、介绍优良医院、指导少年养成卫生习惯、春季种牛痘、提倡除蝇、提倡运动健身等[66]。该服务处并没有设立医院、诊所等专门的机构，而是“置备普通药物多种，以备乡民患病者之随时服用”;遇有重症，则介绍病人到著名医院就治，或请著名医生下乡为之治疗[67]。
该服务处的工作也有其他地方教会机构的参与。如1936年，东吴大学农村服务团曾到北里巷进行服务工作，在博习医院敬金波医师主持下进行了诊疗服务[68]。不过，唯亭山服务处的卫生工作主要是利用简单的医药进行治疗，重在预防。虽然如此，唯亭山的乡村建设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受此影响，“芜湖、香港、广州、南京、太原、宁波、保定、福州、重庆、济南等十余市会———也都纷纷继起举办。”[65]这些地方的青年会所办乡村事业虽受唯亭山的影响，但是根据地方情形也进行了调整。与唯亭山不同的是，安徽芜湖青年会于1932年设立的丁桥农村服务社自一开始就设立农民诊疗所，进行乡村卫生工作[69];
次年，“在卫生方面已使一般农民渐有觉悟”[70]。然而，各地青年会通过设立服务区、社，从事固定的乡村卫生工作的并不多见，只有在某些方面有卫生建设的内容。杭州青年会1933年起从事乡村工作，其丁桥镇农村服务处就设有诊察室;香港青年会自1931年起开始乡村工作，其中包括卫生演讲与卫生展览;广州青年会自1934年起在市郊乡村进行乡村事工，其中包括有卫生幻灯;南京青年会的乡村工作开始于1933年，随后在中华门外殷行镇霞曙村建立服务区，其工作包括有卫生教育。太原青年会组织成立“山西乡村建设研究会”，并与太原政府、华洋义赈会合作，重点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但是，其活动中也包括有“种痘、卫生运动”等与卫生建设相关的内容;宁波青年会1933年起从事乡村工作，其五项工作内容中就有健康一项[65]。
与以上卫生建设相比，有的教会机构在进行乡村建设时，虽有卫生建设的计划，但是实际工作并不突出。如汇文神学院在河北昌平设立乡村实验区，进行的乡村建设带有浓厚的乡村教育性质，其活动包括有宗教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平民教育等实验工作，并设有慈善事业实验区。然而，据1934年的报导，其卫生教育实验活动仅限于施种牛痘[71]。据1936年的调查，该实验区的工作中仅有“家庭卫生”与卫生建设有直接关系[72]。这说明乡村卫生建设并不是该实验区的重要内容，同时也表明其从事乡村卫生建设能力的有限。
(四)乡村教会的卫生建设模式
在建设乡村教会的背景下，中国各地的乡村教会积极从事各项事工，其中自然也包含有乡村卫生工作。据毕范宇对64名乡村牧师和传教士的调查统计，有23人在一年里从事卫生教育或卫生活动，9人在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从事此种活动，11人认为这种活动很重要[21]134。事实上，有的乡村教会建设有计划地进行了这方面的活动。
在乡村教会建设中，卫生建设比较典型的是金陵神学院在南京淳化镇设立的“金陵神学院乡村教会实验处”。淳化镇的乡村教会实验处开始于1932年，同年冬即进行乡村卫生工作。淳化镇的卫生工作体现了教会与政府、民间的广泛合作。起初，该处的卫生工作极不正规，只是在教堂后的小屋内“设有一些简单的药品，由牧师为人治疗简单的疾病，和宣传卫生教育。”[73]1971933年正月，该处开始考虑设立乡村诊疗所，于是联合地方官、绅、商以及地方教会成立了淳化卫生事业促进会，其成员包括“本地绅商、县立小学校长、镇长、宁属农业救济协会、宋墅女青年会、淳化中华基督教会及本处各代表”[73]197-198。淳化卫生事业促进会请南京鼓楼医院指导卫生工作，该院乡村服务部派出的李入林负责此事，“对于开办时各种计划，帮助颇多。”[73]198
1933年，淳化乡村教会实验处设立诊疗所。而且，淳化乡村教会实验处与江宁自治实验县政府进行了较为密切的卫生合作。时值江宁县政府正在进行卫生建设，所以它将淳化镇的诊疗所视作本县卫生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淳化镇的卫生工作得到了江宁县卫生院的“各种帮助与便利”;同时，淳化卫生事业促进会向政府备案后，江宁县政府每月给卫生分所提供津贴，1935年又由起初的每月10元增至每月50元。1935年，合作办法又有所改变，“由县政府负卫生分所完全责任，促进会负卫生设计方面责任。”[73]198-199淳化卫生分所有男女护士各一人负责卫生工作，具体包括诊疗、传染病的预防、环境卫生、学校卫生、村庄卫生(派护士到各村庄巡诊)、妇婴卫生、卫生宣传等。此外，该处还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合作，研究当地农民的营养与健康[73]199-201。
淳化镇在乡村卫生方面的广泛合作应当说是很成功的。因此，1934年，毕范宇在关于青年会与农村改造的演讲中就指出：“还有许多工作，不是我们自己单独能做的，必须要和别的机关合作”;接着，他以淳化为例，肯定了淳化乡村教会在卫生方面的成功合作[74]。
与淳化等地乡村教会建设不同的是，美国农村教会事工专家费尔顿(Ralph A. Felton)所推广的乡村教会建设是跨省份的实验区。1936年，费尔顿来华任职金陵神学院，进行乡村教会的建设。1937年，他在调查研究后，倡导建立中国乡村教会复兴基金，决定以南京、北平、济南、福州、广州、成都等地为中心，在神学院和教会大学等的主持下建立实验区;每个中心涵盖几个省份，如南京中心就包括江苏、安徽和浙江，开展各项乡村建设和乡村教会建设;其中的乡村卫生工作就包括有生育、卫生与疾病预防谈话、设立教会诊所、种痘服务、散发卫生小册子以及公共卫生展览等[75]12。
除以上4种主要模式的乡村卫生建设外，其他教会组织机构也进行了一些乡村卫生工作。如：1936年，保定同仁中学从事的乡村服务也有卫生方面的内容，到各村进行的巡回挂图就包括有卫生方面的挂图;其服务工作中也包含有携带医药箱，“仿选定县平教会的保健箱在乡下施医。”具体各年级的社会服务安排是，初中二年级的包括种痘、捕蝇、挂图等，前三项都与卫生有关;高中项目中，假期服务包括有携带医药箱[76]。
一些教会医院在一定区域的乡村从事公共卫生服务[21]65，如山东临清华美医院在1936年就在乡村进行了公共卫生演讲[77]7。另外，山东浸礼会在乡村进行卫生教育[16]203;1934年，美以美会华北女布道会决议进行乡村服务，其培养乡村教会工作人员的计划就有卫生教育的考虑[78]61。基督教青年会在南京、福山等地也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卫生工作[79]108。不过，这些乡村卫生建设要么尚未充分展开，要么带有非专业性质。不过，这些形式各异的教会乡村卫生建设成为中国乡村卫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可见，教会举办的各种乡村卫生建设根据举办主体，又可以区分为单独举办(包括受政府委托的方式)、教会合办、教会与地方政府合办等几种方式。无论在何种方式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教会医院在乡村卫生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单一的医疗模式都是由各教会医院负责举办;在综合模式中，教会主持的重要乡村建设实验区或服务区等大多是由与之关系密切相关的教会医院具体负责卫生建设。同时，不少卫生建设也得到官私方面的帮助。这都反映了民国时期教会工作的合作化与本土化历程。
三
1927—1937年间，基督教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乡村卫生建设，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分布在安徽、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川、湖南、山西、江西、河南等10余个省份。这些乡村卫生建设与政府、民间所办乡村卫生建设也有相互的交流与合作，与之一同构成了中国乡村卫生建设，并体现了自身的特点。然而，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在取得成绩之际，同政府与其他民间组织一样面临着自身和客观的现实问题。
教会医院、教会大学以及其他教会组织，都是具有外国背景下的宗教组织。它们所从事的乡村卫生建设在某些方面自然有别于世俗领域所从事的乡村卫生。宗教性是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正如医学传教在近代中国各地起着开辟传教大门的作用一样，卫生建设在开辟乡村传教方面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以乌江实验区为例，医药为乌江农业传教的进行打开了局面。起初，乌江实验区只进行简单的疾病治疗，“自此种医药设备公开后，地方感情日见融洽，乡村改进工作得以畅行无阻，故此种费用小而效率大之方法，实可供其他乡村建设机关取法焉。”[80]73正因为如此，毕范宇在谈及乡村卫生工作时，就指出“乡村的每个社会或宗教机构能有助于传播卫生知识，并促进改善卫生条件，而且这为乡村教会留下很大的机会。”[21]65的确，有的教会就充分利用卫生建设进行宗教传播。如美国公理会在保定进行乡村卫生建设时，负责乡村诊所的流动医生就是与传教士一同行动的[16]205。
除去宗教性这一显著的特征外，有的教会乡村卫生建设在经济、组织等方面体现了自身的特色。民国时期有人就比较了定县乡村卫生建设与金陵大学主办的乌江实验工作的差别。当时，定县的制度“已被政府采纳普遍的推行”;乌江的实验工作则是“由农业推广区卫生组与南京鼓楼医院合作推进，在乌江本镇设立农民医院一所，香泉、桥林、濮家集各市镇设立诊疗民，其他市镇则为巡回诊疗”。
在经费方面，“定县有大批固定的预算，乌江仅凭募捐和自身业务的收入”，而且“乌江卫生事业是在农民组织中活动，有农会的经费，有农会的职员来管理，也是一个主要特点。”在人才方面，“定县有大批医生和医学院实习的学生，乌江仅有一二医生和经过训练的本地练习生”;在举办历史上，“乌江有十年以上的历史，定县较迟。”[81]因此，乌江的乡村卫生建设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如定县有优势、有影响，但是有着自身的特色与优势。此外，其他教会组织所举办的乡村卫生建设也因为教会医院在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优势，而体现了自身的特色。如罗光普以恩赐医院为中心建立起的农村医疗网就具有典型性，这是当时官私机构所办乡村医疗卫生所无法比拟的。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同其他官私机构所办乡村卫生建设一样，也必须适应中国各地乡村的实际。收费低廉就是一个重要表现。
齐鲁大学龙山农村服务社的“助产收费极低，实合农民经济能力。”[43]192基督教在各地所进行的乡村卫生建设取得一定的成绩。各种形式的乡村卫生建设均设立了医院、诊所等诊疗机构，同时派出医生、护士、助产士等进行医疗、防疫、公共卫生等活动。以齐鲁大学设立的龙山乡村服务社为例，该社在成立后的几年里，“工作虽有时不容易进行，经济也有难处，但经同事们不怕艰难的努力，成绩还算不错”。1936年，为使人们了解自己的工作，该社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宣传大会，活动有演讲、展览、戏剧表演，展览分平民教育、公共卫生、家庭改良、消费合作，“结果很不错”。[82]就医疗而言，各种医疗机构在运作的过程中逐渐赢得民众的信任，就诊者不断增多，乌江农业推广区的诊疗统计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见下表)。其他方面，教会组织的乡村卫生建设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以防疫为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河镇社会实验区进行的防疫工作就有种痘、猩红热狄克氏试验、猩红热毒素注射、预防霍乱注射、白喉锡克氏试验等[43]85。尤其是种痘在各种乡村卫生建设的实验中都是着力推行的。此外，学校卫生、公共卫生等也取得一定的成绩。这一切对于改变一定区域内的乡村民众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所进行的各种乡村卫生建设均是以西医来改造乡村、服务农民。这是近代西医自19世纪传入中国以来，基督教会首次有计划地将西医向乡村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会医院以城市为中心的状况。在此过程中，近代西医知识、技术、卫生观念、西药等传入乡村，使乡村民众直接接触到了近代西医。然而，乡村民众长期以来有着自己的医药观念与卫生习惯。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并非易事。因此，教会乡村卫生建设者在进行工作时必须考虑乡村的实际情况以及农民的接受能力。燕京大学清河实验区推行新式助产的周全考虑与举措就证明了这一点。清河实验区的新式助产工作就包括有助产教育，“其目的为使乡民澈底明了助产工作之重要，及新旧接生之利弊。”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家庭拜访，“以联络感情，宣传助产教育。”二是母亲会上“由护士主领之演讲或指导”。三是文字宣传方面，将《孕妇须知》及印刷品多种，“分赠乡民”，并在《清河旬刊》上刊登有关文字。四是“又授本地收生婆以新式接生术，灌输助产知识”[43]87-88。经过努力，新式接生最终“极得本地人信仰。”[43]87因此，在乡村卫生建设者的努力下，不少地方的乡村民众逐渐接受了西医以及相关的观念、习俗。
但是，乡村特殊的文化传统、社会信仰以及社会经济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民众对西医的接受，进而影响了乡村卫生建设的进行。基督教在各地所进行的乡村卫生建设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上述问题。在清河试验区，其卫生股的“工作中比较满意者，为门诊治疗及助产工作，他如预防注射，环境卫生等工作，则成绩较差。盖缘于经济及地方风俗人情之隔阂，工作进行，较为困难之故。”[83]博济医院在广州河南岛进行卫生建设，其工作之一就是家庭访问，“目的志在灌输家庭卫生教育，使各家妇女均能有卫生常识，及如何管理儿女，治理家务，预防疾病等。”然而，“因农民多智识薄弱，对于此种工作之善意，每多忽视，致进行尚未臻顺利，良可惜也。”[35]农民既有的医药观念也阻碍了他们接受西医药。
早在1925年，邵雯光在提倡发展乡村医药事工时就指出，农民认为“我们的医药是最好无比的”，“故必须请一中医，可以适应他们的急需;再请一西医，平日就可使他们知晓西医的便利功效;这样，不但能悦服他们的心，并且经济也有独立的希望。总之，要想改良他们的生活，决非一朝一夕所可能，必需长期逐渐的工夫才行的。”[9]事实上，许多地方在推行西医之初就遭到了农民旧有观念的阻碍。当时推行西医的人士对此有明确的认识。诚如1936年的《湘雅医风》刊文所称，“现今你若想到乡间去办卫生，也何尝不像以前在北京修铁路和在上海装电灯的情形一样呢?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听到过卫生这两个字。”
以江西黎川为例，当地推行西医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人民愚鲁，迷信难破，除外科来就医外(因取费廉，每人新号十枚，复诊五枚，奏效迅速)，非奇险之症，鲜有情愿来医者。”[63]463除去农民的因素外，乡村生活条件也影响了西医人员到乡村服务[85]。黎川实验区在开办两年半后，“没有非常成功地获得一名好的基督徒医生”[86]19。同时，各教会在办理乡村卫生建设之际也面临着人才缺乏、经济困难。不仅在华教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而且印度的各国教会在从事乡村卫生之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87]67,79。这些因素都影响到了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范围的拓展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服务范围的有限，表明了它作为民间力量难以承担起广大乡村改造的重任。而且，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基督教的乡村卫生建设因战争波及而相继中断，即便幸存，也只能勉强维持。上述情况是中国官私机构在办理乡村卫生建设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总之，基督教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本着宗教与世俗的多重动因，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乡村卫生建设。这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乡村卫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模式的运作既体现了基督教在社会福音下的人间观照，也体现了其改造社会的世俗用心。因此，基督教的乡村卫生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相应的区域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受制于自身的经济、人才等方面的能力，加上客观条件的限制，基督教的乡村卫生建设虽然出现在10多个省份，但其服务地点和范围却是有限的。正因为如此，有的教会在抗战时期依然进行乡村卫生建设;战后，教会中人仍然提倡到乡村去建立“为乡村人民服务的诊疗所”[88]。但是，乡村卫生建设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工作，民间力量进行的这种地方性的工作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村卫生的整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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