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故事
幼年多病的巴金从来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却极其爱书，后来成为励志的作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下面是小编为你整理的巴金的故事，希望对你有用!
巴金的故事篇1：钱，是用来买书的
汽车库、储藏室、阁楼上、楼道口、阳台前、厕所间、客厅里、卧房内……在巴金偌大的寓所内，曾经到处是书。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他的藏书之多，在当代文人中，恐怕无人可比。
藏书多，自然在于书买得多。
巴金胞弟李济生曾谈起四哥爱书、买书的情况：“说到他最喜爱的东西，还是书。这一兴趣从小到老没有变。在法国过着穷学生的清苦生活时，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就是买自己喜爱的书。有了稿费收入，个人生活不愁，自然更要买书。‘1·28’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去了他的住处，收藏的书也随之毁了。习惯已成，兴趣所在，书慢慢地又积累起来。去日本小住1年，就买了许多英日文版书带回来。有的名家作品他会不遗余力地搜集各种文字的译本。住屋几乎全放满了书。解放后搬了家，房子宽敞了，书架、书橱也随之增多增大。书房内四壁皆书，客厅内也顺墙壁一溜立上4只大书橱，连走廊上、过道上也放有书橱。一句话，无处不是书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只剩下57元银元。萧珊从菜场买来价廉的小黄鱼和青菜，用盐腌起来，晾干。每天取出一点，就算全家有了荤腥蔬菜吃了。这两只菜，竟然支撑了全家半年的伙食。
一天傍晚，楼梯传来巴金沉重的脚步。萧珊和养子绍弥迎了上去，只见他提着两大包刚买的书，气喘喘的。萧珊问道：“又买书了?”“嗯，当然要买书了。”巴金回答道。从来就十分尊重，也什么都依着巴金的萧珊，这时说了一句：“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巴金问也不问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就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
第2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巴金买书真的没商量。
在现存的300多封巴金与萧珊的通信中，有不少内容是关于寄钱买书的。1949年9月20日巴金书信萧珊：“昨天刚寄出一信，今早又收到你的信了。我还没有到开明去拿钱，过两天我会去拿的。其实我自己也不需要多少钱，不过来北平一趟总得买点东西带回去送人，我自己也想买几本书。”从中可以看出，巴金这时在北京，准备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金已寄信嘱萧珊汇钱来，等不及又发信回去。
这是一封巴金写于1956年6月23日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这次买书较少，已寄了几包回去，大概还有几包。”已寄了几包回去，还有几包，这还是买得少的，那么多的呢?可以想像，巴金买书有多“狠”。这次寄信的地点也是在北京。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去北京，没有一次不买书回来的。琉璃厂、王府井，都是巴金必去的地方。
巴金的故事篇2：称自己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
《巴金全集》26卷，700来万字。这是巴金献给人类的一笔巨大财富。
文人多自尊，多轻狂，多自以为是。世上少有赞叹别人的文人，更鲜有批评自己的文人。所谓“文人相轻”，不仅有道理，而且是一个普遍现象。
巴金却说自己“不”。这个“不”，不是他在《随想录》中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而是对自己的文学成就，文学生命：他说，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巴金全集》。起初，巴金不同意。编辑王仰晨几次来沪做说服工作，被王仰晨的热情和决心打动，一年后巴金终于同意了。
巴金为何不同意出版他的《全集》?巴金说，编印《全集》是对自己的一次惩罚。因为，他认为，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
巴金是无情的。他说，第4卷中的《死去的太阳》，是一篇幼稚之作，第5卷中的《利娜》，严格地说还不是“创作”。他认为《砂丁》和《雪》都是失败之作。这两篇小说，写于30年代初，以矿工生活为题材。他虽然在长兴煤矿住过一个星期，但是对矿工的生活，了解的还只是皮毛。因此，编造的成分很大。尽管如此，当时统治者很害怕这两篇小说，发行不久就遭到查禁。《雪》的原名叫《萌芽》，重印时改为《雪》。
巴金是严厉的。在读者中广为流传的《爱情三部曲》，他也说是不成功之作。在《巴金全集》第6卷“代跋”中，巴金开篇就写道：“《爱情三部曲》也不是成功之作。关于这三卷书我讲过不少夸张的话，甚至有些装腔作势。我说我喜欢它们，1936年我写《总序》的时候，我的感情是真诚的。今天我重读小说中某些篇章，我的心仍然不平静，不过我不像从前那样的喜欢它们了，我看到了一些编造的东西。有人批评我写革命‘上无领导、下无群众’，说这样的革命是空想，永远‘革’不起来。说得对!我没有一点革命的经验。也可以说，我没有写革命的‘本钱’。我只是想为一些熟人画像，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使我感动的发光的东西。我拿着画笔感到毫无办法时，就求助于想象，求助于编造，企图给人物增添光彩，结果却毫无所得。”
巴金是苛刻的。他还说《火》是失败之作。《火》也是三部曲。说它是失败之作，巴金多次讲过。在编选《巴金选集》时，也没有把它们收进去。巴金说：“我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但写一个短篇，不一定会暴露我的缺点。写中篇、长篇那就不同了，离不了生活，少不了对生活的感受。生活不够，感受不深，只好避实就虚，因此写出了肤浅的作品。”关于《火》，巴金还说：“三卷《火》中我写了两位熟人……但是我应该承认跟我这样熟的两个人我都没有写好……除了刚才说的‘避实就虚’外，我还有一个毛病，我做文章一贯信笔写去，不是想好才写。我没有计划，没有蓝图，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所以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用笔做武器，靠作品生活，在作品中进行战斗。我经常战败，倒下去，又爬起来，继续战斗。”
巴金是彻底的。他觉得，他在一些文章中写了自己不想说的话，写了自己不理解的事情。在一些作品里，他还写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与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他的百分之五十废品的观点，自然不被人们认同。编辑王仰晨首先在给巴金的信中表达了异议。巴金回信道：“说到废品你不同意，你以为我谦虚。你不同意我那百分之五十的废品的看法。但是，重读过去的文章，我绝不能宽恕自己。有人责问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样痛苦，正因为我无法使笔下的豪言壮举成为现实。”
巴金是理智的。他清晰地看到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所以，他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青年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在十八九岁的日子，热情像一锅煮沸的油，谁也愿意贡献出自己宝贵的血。我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一次又一次地送到年轻读者手中。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友谊在加深。但是二十年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青年就不理解我了。我感到寂寞、孤独，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你不用替我惋惜，不是他们离开我，是我离开了他们。我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我理解了自己，就不会感动遗憾，也希望读者理解我。”
一个睿智的人，一个真诚的人，一个可敬的人——巴金。
巴金的故事篇3：出书献给读者是莫大的快乐
中国文学和中国出版史上，留有值得大书的一页：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这个由吴朗西、巴金等人创办的小小的同仁出版社，却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5年创办到1954年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发行了28种丛刊、专集、选集，计有226部作品。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书，是经总编辑巴金的手编排发印的。
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当年的老编辑、巴金胞弟李济生整理的图书出版目录中，我们看到了一长串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品：《故事新编》、《骆驼祥子》、《边陲线上》、《憩园》、《第三代》、《淘金记》、《前夕》、《八骏图》、《路》、《团圆》、《南行记》、《运河》、《饭余集》、《雷雨》、《日出》……长篇、中篇、短篇、散文、诗歌、戏剧……涵盖各个文学门类。
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汪曾祺、李健吾、靳以、艾芜、沙汀、郑振铎、黄源、穆旦、何其芳、唐弢、萧乾、李广田、师陀、黄棠、王西彦、黎烈文、柯灵、鲁彦、方令儒、芦焚、张天翼、王统照、肖军、胡风、罗洪、吴组缃、丽尼、欧阳山、陈荒煤、刘白羽、艾青、卞之琳、臧克家、端木蕻良、陈白尘、曹葆华、冯至……86位作家， 在中国文学史上，灿若星际。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流派纷呈，社团众多，阵营分明。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作品将南北各家、东西各方集于一堂。86位作家，有鲁迅、茅盾、郑振铎等前辈大家，又有巴金、沈从文、鲁彦、张天翼等当红名家，还有艾芜、曹禺、丽尼、卞之琳等初露头角的作家，尚有刘白羽、陈荒煤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在一个社团，但一生追求光明与进步。
形成一支包罗各方的文艺劲军，这是鲁迅先生生前所希望的。巴金通过文化生活出版社，实现了鲁迅先生的夙愿。
《死魂灵》、《上尉的女儿》、《猎人日记》、《贵族之家》、《凯旋门》、《劳动》、《双城记》、《柔米欧与朱丽叶》、《包法利夫人》、《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父与子》、《简爱》、《大卫·高柏菲尔》、《决斗》、《悬崖》、《杜勃洛夫斯基》……一部部世界文学名著，也正是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介绍到中国来的。
随着作品，果戈理、狄更斯、普希金、托尔斯泰、左拉、莫泊桑、福楼拜、屠格涅夫、高尔基、萧伯纳、莎士比亚、司汤达、王尔德、杰克·伦敦、赫尔岑等世界作家，走进中国读者心中。
东西方文化在上海汇流，后浪推前浪，汹涌澎湃。
巴金与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正在被人们认识。陈荒煤在《冬去春来》一文中说道：“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由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团结作家的面很广，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左翼作家的作品。这套丛刊实际展示三十年代开始了一个创作繁荣的新时代，这是现代文学史异常光辉的一页，是任何人也无法抹杀的。”在复旦中文系简陋的办公室，巴金评论家陈思和对记者说：“从某种意义上看，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价值比他本人再写几部书更重要。”
巴金自己又如何看待这段时间的工作?1982年，巴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一文中写道：“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14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他还说道：“我过去搞出版工作，编丛书，就依靠两种人：作者和读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读者不买我编的书，我就无法编下去……因此我常常开玩笑说：‘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口里这么说的，心里也这么想，工作的时候我一直记住这两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