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广州方所演讲稿

中南大学的柴静是个著名的演讲家，还记得她在广州方所的演讲吗?下面是小编为你整理的柴静广州方所演讲稿，快来看看吧。

柴静广州方所演讲稿：柴静《看见》广州方所演讲稿

他们之前没有安排广州，是因为告诉我说，在广州，人们从来不看中央电视台。但今天来了，我觉得我们大有可为，不至于那么悲观。来之前，刚才有北京的朋友电话我说，听微博上说来了很多人，他说怕现场出麻烦，我说我有这个把握应该是不会的。因为那天在西单的时候，也来了三四千人。当时在地下车库里面，又黑又冷，大家排了二十多个弯。那时候，西单图书大厦的保安就特别担心，然后，人在担心和焦虑的时候，声音会提得很高，也会做出一些比较大的肢体动作，会很着急，说话也会比较……不那么考究。我一开始会有点儿担心我的读者跟他们发生冲突，后来这个保安过了一会儿回来，不知道为什么保安脸上特别顺了，后来他跟我们说，很少看到这样的读者。他说下去的时候，底下又黑又冷，但是那么多年轻人排在一块儿，没有喧哗、地上没有垃圾、彼此没有冲突。他说，我本来是气势汹汹地下去的，结果他们还向我道辛苦，所以他的声音也就低下来，然后每个人也可以听到彼此的讲话。

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我的读者或者我的博客的观众能够有这样的力量，是因为我们都是爱书之人，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汇聚在方所，这是阅读带来的力量。谢谢大家!

大家今天处身于这样一个地方，都是从小在书本当中长大的人，你们可能生在八十年代末期或者九十年代，可能很难体会一个生于1976年的人，在山西的环境里面，她能看到的书是非常非常稀少和可怜的。我可能只能看我爸的中医杂志，和我妈那个批判胡风的文件，这么一个滋养，它是不足以让一个人的心灵变得丰沛和强壮的。所以我就在想说，为什么爱读书的人，他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地，他能够有一份相对从容、无视喧嚣的一点点气息，还是因为书本教给他的东西。我小时候能够看的那个杂志叫《读者文摘》，现在叫《读者》。现在你们可能看得少，但是那是我少年时期几乎是唯一能看到的杂志。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们有一个发刊词，是他们的总编写的，那几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他说“什么样才是一个合格的编辑”，他列了十条。第一条是，你看到公家的水龙头开着，你却不去关的人，这样的人不可以做一个好编辑;然后，一个经常讽刺善良人的人，这样的人不可以做一个好编辑;一个讲话的时候总是说“我我我”的人，也不可以做一个好编辑。

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老师和家长还没有来得及去教养孩子的心灵的时候，实际上我是靠着这一点点来自陌生人的启发的契机，才开始心灵中土壤的一点点培育。所以我是由读书构成的。

讲到第二本书，我写到在2009年的时候，我面临我的生活中两次大的事件让我写这本书。一次是我离开新闻调查，一次是引领我进入央视的陈虻去世。这两件大的事件把我活活地从原来的生活里面，你以为特别坚固的生活里面连根拔起来，然后移栽到其他的土壤里，不由分说，也没有人向你解释，你所有的安全跟归属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但它也是一个人心灵独立的开始。因为你没有一个共同体可以再去依附，这时候你就必须去建构自己的内心世界，而靠什么来开始，我觉得我是靠阅读来开始。人在困惑当中，在书页里面来寻找共鸣。

那个时候给我帮助最大的就是《顾准文集》。简单地说，这不是一本书，因为里面包含了顾准的日记，包括了书信，包括他的论文。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那时候写的一篇文章叫《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对这个出生在建国之前的，十几岁就当了会计的，上海财政局的局长，他在年届壮年的时候，被拿掉自己的这个职位，是因为他不听话，他总是不想做一个盆栽植物。所以，他失去了他自己的工作。但是，他对自己有一个很深的反思。他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地睡不着觉，听着外面的车马声稀少下来，然后又再喧嚣起来。他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就是以前的自己腹中空空，只有报章杂志之学，但却喜欢对人对事空发议论。他说“现在想起来不免可笑”。于是他在六十年代初那样一个气氛当中，定下心来，把脚扎进土里面，做一件事情，就是有志于学。他以那个年代可以掌握的英文去读凯恩斯的经济学著作，他拼命去学习数学，在严寒当中感染了肺炎。也就是在一个狂风可以把人席卷而去的年代里面，他就靠着紧紧地扣着地上的两个小石子，来保证自己不被吹走。一颗石子是知识，一颗石子是逻辑。他抱着两颗石子，让自己求是、求实。

所以顾准对我的影响就是，在当年红卫兵贴出大字报要他交代在文革的十年当中他做了些什么的时候，他给自己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了两个字，叫“读史”。一个人能够以，把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现实，能够以阅读历史的态度来看待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发牢骚。当他明白了降临在他身上的事情是一切必然结果的时候，他就能够认识现实。但是当时最让我触动的是，顾准当时被下放到河南，他当时在那边做劳动改造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捡粪。他以后做到了，新鲜的粪便，他可以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放在自己筐里面，完成劳动。他跪在地里面劳动、血肉模糊，这是他的处境。但在这个处境当中，他仍然研读现实。他说过一句话说，他心中有愤怒吗?有的。但是他从愤怒出发，却向更远处走去了，这就是读史。

但他内心让我最触动的一点是，我以为他是像斯宾诺莎那样的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不赞美、不责难，只求了解认识，但是在1961年他挑着担子，在终于回城的时候，他说他一步三回头去看农村，看凋敝的农村。他说他心里面那时候像刀割一样。一个人试图冷静地观察，又对自己土地上的人有一种不能释怀的关切，他教给我，如何有一个安身立事的态度。

他工作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很近，在三里河。我经常在傍晚的时候，一个人去那条河边走一走，想起他暮年的时候，带着一个白色的帽子，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戴着一个白色的帽子，但我的心里猜想，他是为文革期间服毒自杀的的妻子服丧。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买过一盏双头台灯、绿色的，放在自己案头。有人问过他为什么要买这盏台灯，他说，他曾经跟妻子商量过，能过上平安日子的时候，两个人买一盏双头台灯各坐一端，以此夜读。这盏台灯让我心里面也很难受。每次从我的窗头能够看到这条河的时候，我就在想，假如顾准生在此世，假如给他一张像我这样平静的书桌，这样的头脑和心灵能够创造出什么。他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面，他曾经是一个信念非常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他所经受的一切并没有让他幻灭，他只是迎身而上，去追逐现实的最顶端，他要把那个杯子的底部掀过来，去看一看底下刻的是什么字。这就是穷究事理的逻辑的力量。有了这样的力量，任何事情权力都不可能让他的头脑屈服。所以他就像贝多芬旋律当中不断回旋的那句“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下午采访的时候，记者曾经问过我说，谁在采访中对你的影响最大。后来我想了一下，是托尔斯泰对我的影响最大。我从他身上学到的采访的知识要多于任何一个从业者。

在这两年当中，我反复看他的书，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在这本书当中，原本一个非常凡俗的一个情爱故事，也是报纸上登载的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只有一个结尾、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因为做了别人的情人，最后成为丑闻卧轨自杀。这是我们每天都会在微博上看到的类似的新闻，托尔斯泰把它变成了百万字的小说。他从结论出发，去倒推人的心灵轨迹，他在想象当中抵挡了这个事件任何一方的内心深处，在这个通往人心灵的过程当中，他也克服他的道德偏见。他曾经也不喜欢安娜卡列尼娜，认为她是一个得到这样结果是必然之事的人。所以他的题词是用了圣经当中的一句话，叫“深渊在我必报应”。但他后来自己说，在他整个的写作过程当中，他对人心灵的理解超过了他对道德的判断。以致于这棵树上的树枝越来越多越来越繁茂，开出越来越多的花朵。人们也超越了小市民道德的简陋的判断，而抵达人的心灵。他在这本书当中，对安娜、对安娜的丈夫、对安娜的情人，每个人物都给与同等程度的了解，这个了解并不是因为他美化任何一方，只是因为他深化了每一方。在这个深化的过程当中，生活在此侧的人和生活在彼侧的人都同时得到了呈现，这也使这个事件得出了它的本来的面目。

所以他的书对我有一个启发。我曾经以为采访的客观是不对任何一方投入感受，但我从他身上了解到的就是，一个作家的知识就是关于人心灵的知识，一个新闻工作者也是如此。我们只有对生活在此侧和彼侧的人都投入感受，都公正地呈现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才有可能呈现这个世界本来应有的样子，我们才能看到我们本来嵌在什么样的秩序和结构当中，什么必然发生，什么不可避免，什么不可能产生。

那么有人会问说，我们阅读、我们认识世界，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吗?就像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问过我自己，除了呈现我所看见的，我的终点是什么?后来我才发现我没有终点。人就是目的，人不是工具，人不能服务于任何一个目的，尤其是那些自称崇高和伟大的人。

出生在1976的人，我降生的那个宅子，是我们家族有将近三百年历史的，一个合局地。我的奶奶，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我妈，在文革当中辍学，我是第一代，能够接受现代教育、能够用自己的自由的意识去决定自己命运的女性。我从大的共同体上剥落掉自己，曾经头也不回地摆脱掉任何集体，试图建树自己，就像三十年来中国所做的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从共同体当中剥落。但是已届成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人需要归属感。人生存于这个社会，我们需要归属，那么归属从哪里来?不再是过去的宗族、血亲、单位，不是那些使人僵化的理念，像水泥一样动弹不得的，真正的归属，是我们相互之间的创造和愈合。当我们志趣相投、目光相汇的时候，我们就创造出属于我们的世界。这是一个公共电视台的记者的责任。在未来这些年当中，在时代能够容忍的前提下，我将为这个，付出我全部的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