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历史地理论文
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但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却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方法。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历史地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 内容 提要】 中国 历史 地 理学 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 现代 科学 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 文献 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 自然 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 发展 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 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 研究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 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 规律 ，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 方法 ，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 时代 ，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 政治 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 社会 生活带来相当大的 影响 。中国古代发达的 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 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 理论 ，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 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 英语 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 教育 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 经济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 目前 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 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 工业 、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 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 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 历史 地 理学 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 自然 灾害，大多数地方的 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 科学 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 实践和科学 规律 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 研究 ，就要 总结 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 发展 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 现代 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 影响 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 分析 ，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 问题 。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 文献 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 方法 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 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 社会 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 内容 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 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 经济 、 政治 、军事、 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 计算 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发布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 理论 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发布，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 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发布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 目前 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历史 地 理学 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 科学 ，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 发展 ，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 影响 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 规律 。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 政治 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 研究 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 中国 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 经济 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 旅游 、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 社会 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 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 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 问题 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 文献 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 分析 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 方法 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 现代 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与历史学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和如此紧密的 联系，它未来的发展 自然 也离不开整个历史学科的繁荣，也需要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的重视。实际上，凡是与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有关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要素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历史地理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为历史学各个分支所利用。两者之间 目前 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广阔，发展的潜力无穷。
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二：2004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2004年 中国 历史 地 理学 共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与论文集近十部。现就主要论文略加评述。对于专著与论文集，仅就所见，列举书名，学者自可 参考 。
本年度出版的专著与论文集有钱穆著《古史地 理论 丛》(三联书店)，童书业著《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中华书局)，侯甬坚著《历史地理学探索》(中国 社会 科学 出版社)，任放著《明清长江中游市镇 经济 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毛曦著《中国新石器 时代 文化地理》(陕西人民出版社)，任伟著《西周封国考疑》(社科 文献 出版社)，古籍整理有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点校《肇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历史地理综合研究
葛全胜等《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 发展 的思考》(《地理研究》第3期)在回顾中国历史地理学近5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结合地理科学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新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应以收集、发掘人类文明演进的地理证据， 分析 历史上人地交互作用的时空特征为核心，以探寻人类适应环境变化模式的历史证据为目标，以文献分析、野外调查、考古发掘等传统 方法 与 现代 实验技术、空间信息技术的集成为手段，以编制5000年来华夏故土嬗变与文明演进的历史图谱为主要平台的发展新思路。李久昌《对中国历史地理学渊源 问题 的再认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以下简称《论丛》)通过对中国古代地理学体系概念、学科关系及其著述特点的考察分析，认为中国古代地理学自形成以来便存在人文地理和 自然 地理两大系统，并逐步孕育形成了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周振鹤《中国历史上两种基本 政治 地理格局的分析》(《历史地理》第20辑)认为中国历史上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虽然极为纷繁复杂，但有两种类型的政治地理格局始终贯穿于两千年的王朝变迁之中，一是体现了边疆区与内地的关系，另一是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对立态势。吴宏岐、王洪瑞《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其时空演变系统。研究 内容 应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其时空演变 规律 、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此外，还可参看李晓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秦汉历史地理研究评述》(《历史地理》第20辑)。
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生态环境变迁研究。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自然环境变迁研究》(《论丛》第2辑)一文对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四个重要发展阶段的生态环境状况，以及社会文化发生重大转变背后所包含的生态环境变迁的因素进行了论述。艾冲《论毛乌素沙漠形成与唐代六胡州土地利用的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认为毛乌素沙漠的历史变迁大致可分为唐代后期、宋元明时期、明末迄今三个阶段。各地沙漠的形成时间各不相同。初期“毛乌素沙漠”大体形成于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宥州故地，成因并非一般所谓过度的农业垦殖活动，而是自唐代贞观四年迄天宝年问长而过度的驻牧型畜牧经济活动破坏了天然草原生态系统所引致的后果。王守春《<辽史>“平地松林”考》(《历史地理》第20辑)认为《辽史》中所记载的“平地松林”是一个地域范围非常明确的自然地理单元，其范围可能会比今天的克什克腾旗西北部的沙地云杉林自然保护区稍大一些，因此，历史上西辽河上游地区沙漠化范围不象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大。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论丛》第1辑)一文认为，清代我国西北地区环境遭到较大的破坏，当时的地方官员对当地出现的环境问题普遍没有认识。赵珍《清代西北地区的人地矛盾与生态变迁》(《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认为清初西北地区人口有所增长，到后来竞呈几何级数倍增，与当地原本就十分脆弱且相对有限的土地生态资源承载力发生了巨大的冲突，破坏了西北地区人地关系的和谐，导致这里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加快。杨煜达《清代中期(公元1726—1855年)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在这130年间，铜业生产直接导致该地的森林覆盖率下降了20个百分点，铜业开发还带动了山区开发等一系列活动，使滇东北从此成为云南人口密集、环境破坏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也成为长江上游输沙量的主要来源地。颜廷真、韩光辉《清代以来西辽河流域人地关系的演变》(《论丛》第1辑)对清代以来300余年间西辽河流域的行政格局、人口、土地利用、动植物等人地关系要素的变化进行考察，探讨了该流域环境变迁的原因。另有王子今《<南都赋>自然生态史料研究》(《论丛》第3辑)。
气候 研究 。赵治乐《关于古代气候研究的几点思考——以<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为例》(《论丛》第2辑)主要针对满志敏《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一文，在材料的选择、史料的解读、史料运用、 理论 的运用等几个方面，对气候研究中存在的 问题 进行了批评。满志敏《关于 历史 气候研究的问题答赵治乐先生》(《论丛》第3辑)针对赵文的批评，主要从材料的选择、史料的解读两个方面作了回答。杨煜达、郑景云《清代(1711—1911)云南雨季早晚与夏季风演变研究——资料与 方法 》(《历史地理》第20辑)利用 现代 云南雨季开始期的研究成果，系统 分析 包含丰富天气信息的故宫清代档案，以及方志等其他 文献 的记载，希望 总结 出一套 科学 可行的复原方法，以利于进一步的复原与研究。
自然 灾害研究。李辉《试论两汉时期自然灾害的主要特点》(《 社会 科学战线》第4期)认为两汉是 中国 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时期，灾害以水灾、旱灾、地震为主，以今河南、陕西、山东、甘肃、安徽、山西、河北为高发区，具有多发性、群发性、间隔性、不规则周期性等显著特点。施和金《江苏历史气候变迁及其与农业灾害关系研究》(《历史地理》第20辑)通过方志资料对清朝建立(1644年)以来江苏省气候变迁进行观察与分析，探讨了其水旱等灾害发生和 发展 的原因和 规律 ，并研究其与农业灾害形成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农业的防灾减灾提供预防决策依据。
河流湖港研究。漆子扬《<禹贡>古桓水水系考释》(《论丛》第2辑)以亲身勘访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资料，基本厘清了历代关于桓水、白水、羌水、西汉水等水道文字的种种纠葛和有关舛误。王双怀《五千年来中国西部水环境的变迁》(《陕西师大学报》第5期)认为，五千年来中国西部水环境呈现出逐渐恶化的趋势。气候振荡、滥垦滥伐和不合理的开发是导致西部水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鲁西奇《汉水中游古代堤防考》(《历史地理》第20辑)考述了历史时期汉水中游堤防的修筑过程及其具体位置，并对堤防修筑与河道变迁的关系加以论述。认为自汉代开始，汉水中游的个别河段即开始修筑堤防，至明清时期，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堤防体系。尹钧科《永定河下游的地面淤积》(《历史地理》第20辑)对永定河下游的地面淤积状况进行了考论，并通过实地考察，结合文献考古资料，列举实例，对明清以来永定河下游的淤积速度进行了测算。王尚义、任世芳《唐至北宋黄河下游水患加剧的人文背景分析》(《地理研究》第3期)分析了唐、五代至北宋510年的黄河下游水患发展过程，认为唐初水患较轻，但以后逐步加剧，至晚唐已相当严重，五代、北宋则几乎年年决溢，且灾情较前代严重。而党项等游牧民族在鄂尔多斯及黄土高原北部的传统放牧活动，是土壤沙漠化和下游水患加剧的根本原因。邹逸麟《明代治理黄河思想的变迁及其背景——读明代三部治河书的体会》(《陕西师大学报》第5期)认为明代是黄河多患时期，如以16世纪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河患多在河南境内，后期河患多发生在山东、江苏境内，故前后期治河思想和措施也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是由明代治河的保运、护陵目的所决定的。从明代刘天和《问水集》、万恭《治水筌蹄》、潘季驯《河防一览》三部治河书中可以看出治理黄运思想在治水防洪、治河通运——河运合一、以河治河——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方面的变化，是我国治黄史上治河思想的转折时期。张建民、鲁西奇《长江中游地区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光明日报》9月21日)分三个历史阶段对长江中游地区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进行了考察，认为人口变动、资源利用方式的演进、河湖与植被变化、自然灾害加剧是本区人地关系及其演变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并总结了这些要素演变的历史教训。张莉、李有利《近300年来新疆玛纳斯湖变迁研究》(《论丛》第4辑)一文运用历史地理逆向推演法，由今及古逐步确定不同 时代 玛纳斯湖的位置及其入湖水系的变迁过程，并且对不同历史时期区域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对玛纳斯湖流域水文变迁的 影响 进行了分析。张祖陆等《山东小清河流域湖泊的环境变迁》(《古地 理学 报》第2期)对小清河流域湖泊消失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在气候变干的大背景下，湖泊消失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黄河泛滥所造成的小清河流域的泥沙淤积。二是疏浚河道、围湖造田、过度利用水资源等人类活动的影响。王列辉《近代宁波港腹地变迁的机制探析》(《历史地理》第20辑)认为近代随着上海港的迅速崛起和温州、杭州的开埠，宁波港的腹地日渐缩小。影响宁波港口腹地变迁的机制可以归纳为港口的区位条件、相邻港口的竞争、港口的挂靠率、商业习惯、 金融 制度、税收制度等。
动植物 研究 。程遂营《北宋东京的木材和燃料供应——兼谈 中国 古代都城的木材和燃料供应》(《 社会 科学 战线》第5期)认为北宋定都开封时期，都城人口超过汉唐，而附近却没有森林，东京的木材供应仍依赖于隋唐以来就在不断利用的西部山地，因而延续了那里森林资源的破坏局面。但随着煤炭的大量开采和使用，北宋中后期，东京居民和部分手 工业 作坊开始把煤炭作为主要的燃料来源，这标志着我国燃料 应用 的一大进步。任泉香、侯甬坚《清至民国陇东森林分布的变迁及林业 发展 概况》(《论丛》第2辑)主要利用方志 文献 ，力图恢复清代至民国时期陇东地区森林分布和覆盖状况，反映这一时期该地区森林分布面积和分布空间的变化，并探求其变化的内在原因。曹志红《唐宋时期黄土高原的兽类与生态环境初步探讨》(《 历史 地理》第20辑)就历史文献记载所见唐宋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兽类状况及其所反映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初步探讨。
三、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政区地理研究。何琳仪《楚郡丹阳地望新证》(《文史》第2辑)通过对出土文献的考察，认为在有关“丹阳”地望的众说中，“丹淅”说的分支“均州”说可能性最大。王焕林《里耶秦简释地》(《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依据考古资料，对从未见诸文献记载的“洞庭郡”进行了考证，并确定了该郡的郡治在今湖南常德。进而还讨论了秦简中“销”与“苍梧郡”的地理位置。叶永新《项羽所立西魏国封域考辨》(《论丛》第3辑)认为西魏国的封域应为河东、太原和上党三郡。陈致远《西汉武陵郡治地望考》(《论丛》第2辑)根据考古和文献资料考辨，认为西汉一代武陵郡应在索县，只是新莽时期曾迁治义陵。赵红梅《真番郡考疑》(《社会科学战线》第6期)运用比较史学的 方法 ，将“真番郡”与“古朝鲜”、“高句丽”相比较，梳理真番历史变迁的脉络，对南北两说作进一步考释，将武帝所置真番郡比定为今朝鲜半岛黄海南、北道及京畿道的一部分。曾新《南越国建置演化之考析》(《历史地理》第20辑)一文对南越国建置体系演变的由来进行了系统的 分析 ，并对苍梧地区的建置及海南岛的辖属 问题 作了详细的考证。胡阿祥《陈朝疆域变迁与政区建置考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1期)对陈朝疆域的变迁与政区设置进行了考述。艾冲《唐代灵、盐、夏、宥四州边界考》(《论丛》第1辑)依据历史文献、 自然 地理和文物考古资料，考述了唐代这四州间的边界位置。郭声波《唐代顗属羁縻州及其部属研究》(《历史地理》第20辑)对唐代顗州都督府的建置沿革、部族分布、社会 经济 发展以及 交通 格局与各州地望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温春来《行政成本、汉夷风俗与改土归流——明代贵州贵阳府与新贵县设置始末》通过对贵阳府与新贵县设置过程的考察，试图探讨明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拓展统治权力时所面临的行政成本、文化隔膜等因素的制约问题。林涓《清代的巡抚及其辖区变迁》(《历史地理》第20辑)以乾隆29年为准，上溯下行，逐一对各巡抚的分布、辖区及其变动作了详细的考证。梁勇《再论北岳恒山地望及其历史变迁——兼与王畅同志商榷》(《论丛》第2辑)通过文献与实地考察结合的方法，深入考证了古恒山地望和恒山变迁的历史真相。
经济地理研究。陆建伟《秦汉时期浙江苕溪流域的开发》(《论丛》第2辑)从人口聚集、水利兴修、次中心点的形成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几方面入手，通过对秦汉时期苕溪流域开发的研究，揭示了次流域经济圈在早期开发中的一般 规律 和特点。薛平拴《五代宋元时期古都长安商业的兴衰演变》(《论丛》第1辑)认为五代宋元时期，长安商业的兴衰演变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唐末至北宋初的萧条期，宋真宗以后至北宋末的恢复和发展期，金朝至元初的徘徊期，元初至元末的恢复和发展期，并对以上四个时期兴衰状况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杨伟兵《元明清时期云南高原的农业垦殖及其土地利用问题》(《历史地理》第20辑)考察了元明清三代对云贵高原历史发展和环境变迁有着重要 影响 的农业垦殖、土地利用等活动，探讨了包括人类活动和自然地理环境变化在内的能量交换系统演进情况。韩茂莉《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与人口容量》(《地理研究》第5期)指出，虽然辽中期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核心的上京地区与以老哈河流域为核心的辽中京地区人口已数额相近，但辽上京地区人口已接近或达到这一地区人口容量的临界值，环境已不能满足全部人口的生存需求，最终以人口迁出形式求得人口与资源的暂时平衡。而辽中京地区，由于资源环境较优，整体上人口与资源禀赋保持平衡，仅局部地区存在资源不能持续满足人们生存需求的现象，在此背景下，人们以二次移民形式完成新一阶段生存环境的选择。田龄《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蚕桑业发展及其原因》(《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明清时期在全国蚕桑业普遍衰落的情况下，太湖地区的蚕桑业生产却得到长足发展，成为当地农民的重要生产活动和经济来源。其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8世纪前蚕桑业仅局限于太湖以南和苏州府的部分地区，18世纪后扩大到太湖以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巨大的经济利益，国际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及便利的地理位置是明清时期太湖地区蚕桑业生产蓬勃发展的原因。杨伟兵《清代黔东南地区农林经济开发及其生态——生产结构分析》(《论丛》第1辑)以清代黔东南地区农林产业在经济开发下的土地利用与植被变化为论述对象，对影响农林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结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李智君《历史时期宁夏平原灌溉渠务经营的人地关系调适》(《历史地理》第20辑)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爬梳，考察了宁夏平原古代渠务经营的人地关系调适措施，探讨了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环境下人地关系的历史特点。
人口地理 研究 。安介生《 历史 时期 中国 人口迁移若干 规律 的探讨》(《地理研究》第5期)一文作者借鉴西方学者有关人口迁移 理论 研究的成功经验，根据大量已有的移民实证研究成果，提出了历史时期发生于中国境内移民运动五个方面的规律(法则)，即 政治 主导法则、人口密度及人口承载力决定移民法则、灾荒与移民法则、民族迁移法则、移民与文化区特征法则。温海清《元代庆元路口数考实——以盐课与人口之关系为中心》(《中国史研究》第3辑)通过对元代《延祐四明志》所载盐课额数的 分析 ，结合元代在江浙实行“计口食盐”的政策，以盐课与人口的关系为切入点，推测出元代某一时点上庆元路的口数。
军事地理研究。张修桂《赤壁古战场地理研究》(《复旦学报》第3期)认为，“赤壁之战”的整个过程，包括赤壁遭遇战、乌林追逐战和华容北窜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战场纵深三百余里。展开遭遇战的赤壁，即今武汉市武昌西南的赤矶山。沿江追逐战至乌林结束，其对岸的赤壁市赤壁山虽非初战赤壁，但也是整个赤壁古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曹操逃窜的华容道，横贯于今江汉平原的中部。黄州赤鼻山与“赤壁之战”的赤壁当无关系。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论丛》第2辑)对安史之乱后，西京长安西北所设立的抵御吐蕃、回纥、党项的八道藩镇的建镇过程、军事实力等作了考述。黄寿成《唐代河北地区神策行营城镇考》(《论丛》第2辑)从历史地 理学 的角度，探讨了唐中央在穆宗长庆元年利用成德镇内部出现分裂的时机，在河北地区的乐寿、博野二县设立神策行营的 问题 。认为乐寿、博野两县地处数镇接壤之处，因此控制了这两个县既可将中央的势力安插进河北地区，又可成为防止河北各镇勾结的障碍，并将此二县作为对付王廷凑叛军的前哨据点。程龙《论北宋西北堡寨的军事功能》(《中国史研究》第1期)一文通过对堡寨守军性质前后变化的论述，指出宋方堡寨的军事功能是与西夏争夺边疆地区的人口和土地资源，以满足宋军的后勤补给需要。杨军《试说北宋时期的雄州城》(《论丛》第3辑)一文分析了位于宋辽边界要冲作为北宋北边门户的雄州城出现的历史地理条件，论述了其在军事、外交、 经济 等方面所处的特殊地位及发挥的重要作用。辛德勇《述明代戍卫长城之南兵》(《中国史研究》第4期)主要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明代隆庆初年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后，陆续调集一些浙江士兵北上戍卫蓟镇长城这种“南兵北戍”的现象，进行了地理因素的分析。
社会 文化地理研究。介永强《历史宗教地理学刍议》(《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 发展 的区域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研究的主要 内容 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安介生《略论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地理》第20辑)对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与 科学 性质、研究现状、研究 方法 、研究的地域范围与内容划分、研究的基本资料等诸多问题提出了个人的初步认识与研究构想。朱智武《先秦墨学的区域性特色论述》(《论丛》第3辑)从历史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对先秦墨学的区域性特色进行了探讨。认为活动于各地的墨家后学由于受到当地社会风俗、文化背景、政治环境的 影响 ，对墨子的思想均有不同程度的变革，从而使得墨学的区域性特点更趋鲜明，即楚墨行事“任侠”，秦墨“重法”，齐墨“好辩”。王雪玲《历史时期陈留阮氏的迁移与分布》(《论丛》第2辑)从陈留阮氏的起源与早期分布、魏晋之际陈留阮氏郡望的形成、两晋南北朝时期陈留阮氏的播迁、隋唐以后阮氏分布概况等方面论述了历史时期陈留阮氏的迁移与分布状况。李映辉《论唐代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异》(《论丛》第2辑)一文通过详细的统计数字和统计分析方法，探讨了唐代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前后期的变迁。介永强《中古时期西北佛经译经文化区域考论》(《论丛》第4辑)认为中古时期西北地区形成了西域、河西、关中三大译经文化区域。王永平《论唐代山西的民间信仰》(《山西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唐代山西的民间信仰颇为盛行，主要有对山岳、河流等 自然 神灵的崇拜，英雄人物的信仰，本地神灵的崇拜，以及巫鬼神灵的信仰等，并对这几种信仰的表现形式进行了考察。张卫东《略论唐五代河南人才的地理分布》(《郑州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唐五代时期河南地区是全国人才聚集地之一，其总体分布态势是豫西、豫中及豫北地区涌现出较多的政治和文学 艺术 人才，豫东南、豫南地区涌现出较多的军事人才，而豫西南地区各类人才都不十分突出。周晓薇《宋元明时期真武庙的地域分布中心及其历史因素》(《论丛》第3辑)探讨了宋元明时期崇祭真武的三大中心地区形成的原因及三朝崇奉真武的历史因素。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历史地理》第20辑)主要依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的资料，对明代双籍进士(即籍贯登记中既有现籍，又有祖籍的进士)在各个朝代所占比例，以及地理分布与流向，双籍进士与明代移民史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明代双籍进士是明代文教政策和移民政策的产物。范金民《朝鲜人眼中的中国运河风情——以崔溥〈漂海录〉为中心》(《历史地理》第20辑)主要依据15世纪末朝鲜人崔溥所撰《漂海录》，并结合其他相关的明代典籍，探讨了崔溥所见的运河风情。认为崔《录》为我们提供了当时人关于运河沿岸的经济文化、社会生产、生活习俗、城镇风情的珍贵资料。郑威《试析明代宦官籍贯的分布与变化》(《论丛》第4辑)一文从多种史籍中统计了明代洪武至正德、嘉靖至崇祯这两段时间宦官的籍贯，并比较分析了这两个时期宦官籍贯分布的变化以及造成此种变化的原因。周雪香《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的经济变迁与科举事业》(《论丛》第4辑)对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经济变迁对科举事业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史红帅《清代西安城会馆的初步研究》(《历史地理》第20辑)主要依据地方史志、碑刻与文史调查资料，对清代西安城的会馆类型、数量、分布及其社会功能作了初步论述。
城镇地理 研究 。徐日辉《秦早期都邑考》(《 历史 地理》第20辑)主要依据考古资料，对秦文公四年(前762年)由甘肃东部进入关中，卜居“訄渭之会”以前的原来居地，即“秦”与“西犬丘”两处都邑的具体区位进行了考述。赖琼《汉长安城的市场布局与管理》(《陕西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汉长安城市场的布局与管理制度既有对先秦时期的承袭，同时又有因地因时的 发展 ，其发展和创新是由 时代 特点和周围地理条件决定的。张鸣华《东汉南宫考》(《 中国 史研究》第2期)针对学术界通行的北魏时期洛阳城市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观点，认为东汉与北魏的都城布局基本上是一样的，东汉的南宫实际上位于洛阳城北部，而且北魏也有南、北宫。所以北魏洛阳并不是一种新的都城布局。吴宏岐《关于大夏国都统万城的城市形态与 内容 布局 问题 》(《论丛》第3辑)依据历史 文献 记载、考古发掘资料和实地考察，对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大夏国都统万城与奢延城、大城的关系，统万城的城市形态，以及内部布局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徐小玲、延军平《统万城的 现代 意义与价值研究》(《论丛》第3辑)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有关文献资料，对统万城的历史文化内涵与价值、考古文物价值、建筑 艺术 价值、生态环境意义、 科学 研究价值、 旅游 意义与价值等问题作了系统的探讨和研究。李令福《隋大兴城的兴建及其对原隰地形的利用》(《陕西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隋大兴城对龙首原梁洼相间地形的利用没有停留在空间规划上，而是给它们赋予了文化内涵，在冈阜上各类建筑的布局运用了《周易》“六爻” 理论 ，改造曲江为皇家禁苑芙蓉园时又引入了曲水流觞的人文传统。李健超《隋唐长安城清明渠》(《论丛》第2辑)从历史地理角度对隋唐长安城清明渠的流路、历史功绩、遗址现状进行了探索。
[日]久保田和男著、郭万平译《北宋东京外城小考》(《历史地理》第20辑)一文通过对神宗朝修建外城墙的 分析 ，探讨了宋人对于外城墙的认识。认为与元丰官制改革并行，始于熙宁末年的城郭工程，反映了神宗欲从根本上进行变革的意志，可以视为其一系列 政治 行动之一环。满志敏《南宋皇城主要宫殿建筑考》(《历史地理》第20辑)依据有关文献，对南宋皇城的主要宫殿的名称、建筑沿革、前后沿袭变化等进行了考述。张劲《楼钥、范成大使金过开封城内路线考证——兼论北宋末年开封城内宫宛分布》(《论丛》第4辑)综合各种史料分析，认为楼钥、范成大将所经过的里城北墙的景龙门误以为是封丘门，说明北宋末年兴筑的艮丘是向东跨过旧封丘门内马行街而到达城东墙的。北宋末年宋徽宗在开封城外所兴建的各个宫苑的大体方位也因此可以得到确定。李令福《北宋关中小城镇的发展及其类型与分布》(《论丛》第4辑)从县城 经济 职能的加强、建制镇的普遍兴起及其数量发展方面论述了北宋关中小城镇的兴起与发展，并对其结构类型与布局特点及 影响 因素进行了分析。雍际春、吴宏岐《宋金元时期陇西、青东黄土高原地区城镇的发展》(《论丛》第4辑)认为宋金元时期是陇西、青东地区城镇发展的重要阶段，城镇数量的剧烈变化主要在于县以下的小城镇，而县及县以上城镇的变化相对稳定。在功能上形成综合性区域中心城镇、军事性城镇和商贸型城镇三大类型。
钟铁军《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论丛》第1辑)认为从明代中期开始，贵州出现的“州卫同城”即卫所与府、州、县治同治一城现象是与贵州当地的地理、政治、经济环境分不开的，是明朝在贵州的统治逐渐稳定和深入的表现，标志着贵州至此真正成为同内地省分一样的政局。王社教《明清时期太原城市的发展》(《陕西师大学报》第5期)认为明清时期太原城市区域的政治中心地位进一步突出，作为山西省的省会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但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发展速度缓慢，而且波动很大，经济地位更趋下落。主要原因是：一、太原所在的山西中北部地区经济发展整体来说比较落后。二、太原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利于其发挥经济中心的功能。刘景纯《从地方志资料看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市镇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论丛》第4辑)利用地方志资料，对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市镇的概念和内涵以及基本类型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葛剑雄《从 历史 地理看西北城市化之路》(《历史地理》第20辑)认为西北地区的 自然 环境在以往二千年间并没有显著的变化，因此，先民在此环境中开发的成功经验同样适合于当前。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在西北地区实行城市化既有其便利条件，也有利于自然环境的保护。王乃昂、程弘毅《武威城市历史地理初步 研究 》(《历史地理》第20辑)对从秦汉至明清各个阶段武威城市的 发展 与变迁进行了论述，并针对武威城市发展的兴衰变迁的原因，从自然和人文方面进行了探讨。马正林《从历史上的西安咸阳政区划分看两市合并》(《陕西师大学报》第5辑)认为自秦孝公设置咸阳县一直到1949年，大约经历了2300年，西安、咸阳在同一个县级或地级政区的管辖之下持续时间达1900年左右，而分属两个不同政区的管辖时间只有400年左右。从 目前 形势和长远利益看，都有必要把咸阳市划归西安市，从而促进两地共同发展。
交通 地理研究。高荣《秦汉邮驿交通建设与后勤管理》(《中山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秦汉时期，全国性交通干线的建筑多由国家统一组织，区域性道路桥梁及邮亭馆舍的建造维修则由各地方政府承担。根据过往者的身份及其所持“传信”不同，各邮驿机构要为他们提供相应的食宿和车马等便利条件。遍布各地的邮驿机构和严密完善的管理制度保证了全国邮驿系统的有效运转。何德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水路交通的拓展》(《武汉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 时代 ， 政治 军事原因促使南北水路交通不断拓展，从今杭州通往天津附近的水路交通隐隐形成，成为隋代大运河的基础。彭文峰《唐代“五台山进香道”补释》(《论丛》第4辑)一文按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述的顺序，对“五台山进香道”在今河北境内正定县至阜平县之间的各点进行了考述。孙冬虎《宋使辽境经行道路的地理和地名学考察》(《论丛》第4辑)依据历史 文献 的记载，探讨北宋使臣在辽国境内经行的交通路线，并运用地名调查资料寻找道路沿线地名定位的证据，以进一步明晰北京在宋辽时期交通线向北延伸的基本情形。王秀丽《元代江西行省的商业交通》(《论丛》第3辑)一文结合元代江西商业的发展与江右商人的活动，对元代江西行省的商业交通进行了考察。李之勤《金牛道北段线路的变迁与优化》(《论丛》第2辑)认为从汉晋、隋唐至明清，作为古代主要驿道，金牛道北段陕西宁强烈金坝至四川剑关间的线路，曾经几次变迁，这一变迁既与当时政治军事形势、沿线 社会 经济 发展状况有密切联系，也是金牛道北段线路不断优化的表现。
历史地理文献与历史地 理学 家研究。石超艺《<水经·浊漳水注>错简与脱文考——兼说利用数字化地图技术重绘<水经注图>》(《历史地理》第20辑)在重新绘制《水经·漳水注图》时考辨了其中的一处错简与一处脱文。胡阿祥《<宋书>卷三十七<州郡三>献疑》(《论丛》第3辑)、《<宋书>卷三十八<州郡四>献疑》(《历史地理》第20辑)、《中华本<宋书·州郡志>校点献疑》(《文史》第2辑)、《<宋书·州郡志>考疑》(《学海》第1—4期)、《<宋书·州郡志>脱漏试补》(《安徽史学》第4期)数文对《宋志》本文之讹误脱衍、疑难之处，以及中华书局本点校方面的 问题 提出数百条意见。张其凡、金强《<舆地纪胜·琼州>正误》(《文史》第1辑)对《舆地纪胜》卷124《琼州》部分误引《南海志》和其他错误进行了考辨，并从引用《南海志》同误现象论述了《舆地纪胜》与《方舆胜览》的关系。施和金《新旧<元史·地理志>补校考》(《文史》第3辑)一文校核其他典籍，对新旧《元史·地理志》中的错误提出了96条意见。朱圣钟《<明史·地理志>所载土家族地区河流考释》(《论丛》第3辑)通过文献资料的比证 分析 ，对《明史·地理志》中所载的土家族地区的黔江、清江、崝水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考订纠谬校正。潘晟《谁的叙述：明代方志地图绘制人员身份初考》(《论丛》第1辑)一文在考察现刊天一阁明代方志的基础上，对明代方志地图绘制者的身分作了初步探讨，认为这一时期方志地图的绘制者大致可以分为儒士、普通绘画工匠和专业刻书匠。张忍顺、葛云健、齐德利《徐霞客对丹霞地貌景观的考察与贡献》(《历史地理》第20辑)对《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丹霞地貌记载的重要性及其 科学 贡献进行了论述。巴兆祥、董艳《日本天皇“御览”孤本崇祯(嘉兴县志)考述》(《历史地理》第20辑)认为崇祯《嘉兴县志》始修于天启四年，后经崇祯十年重新调整，编纂成书，约在乾嘉间流入日本。由于汲取了前人的修志经验与教训，因而有不少优点与创新处，体现了明代方志的发展与进步。是一部规模宏大、资料翔实、编纂规范和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县志。另有华林甫《<嘉庆重修一统志>各统部的成书时间》(《历史地理》第20辑)。施建雄《王鸣盛历史地理学考证的通识——以州郡及其治所建置的动态考察为例》(《论丛》第3辑)一文分别从正史志记载建置沿革之 规律 性的探讨，唐以前州、郡、国建置变迁的动态考察，汉唐之际州郡治所设置的深入辨析等三个方面，对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史学家王鸣盛在历史地理考证方面如何体现其通识的眼光进行了论述。文士员遗稿、文榕生整理《邹氏地学与亚新地学社简史》(《历史地理》第20辑)介绍了湖南新化邹氏家庭自清朝嘉庆(1796—1820)以来至1949年，七代二十余位研究地学的代表人物的事迹，以及他们与亚新地学社的关系。
历史 地名学 研究 。陈喜波、韩光辉《统万城名称考释》(《论丛》第3辑)对“统万城”名称的蒙古语意进行了考释，认为统万即拥有万国之意。陆韧《云南汉族移民与汉族姓氏地名初探》(《历史地理》第20辑)试图通过考察汉族姓氏地名在云南的出现、 发展 和演变，来透视汉族移民在云南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云南 社会 历史的 影响 。认为云南汉族姓氏地名兴起于明初大规模汉族军事移民进入云南之后的明代中叶，发展于明代后期，普及于清代，并成为云南新增居民点和新开发地地名的重要命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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