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故事 上下五千年

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儿童故事 上下五千年中的两篇，希望大家喜欢!

日本投降

1945年8月9日，在东京的日本皇宫防空洞里，一群军政要人正在激烈地争论着：“从目前国内外局势看，在维护国体、保存天皇制度前提下只能无条件投降!……”外相东乡茂德垂头丧气地说着，两手一摊，倒在沙发上。7月间，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必须立即无条件投降，否则就将它彻底消灭。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8月8日，就是在昨天，苏联对日宣战。9日零时刚过，苏联百万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70万关东军发起了全线总进攻。东乡外相清楚，在世界反法西斯总反攻的浪潮中，日本就像只破败的帆船，很快就会在风雨飘摇中沉没。然而，并不是每一位政要都甘心这样的结局。海军司令部总长丰田副武说道：“要投降，除维护国体外，还必须附带三个条件：一、日本自行处理战犯;二、自主地解除武装;三、盟军不得占领日本本土……”“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实行本土决战!”陆相阿南惟几打断丰田副武的话，一拍桌子，站起身朗声说：“我们在本土决战，虽然不能确定胜利，但还可一战，打得好还可以击退登陆敌军。所以，我坚决反对无条件投降!”会议没有结果。下午，首相铃木召开内阁会议。铃木简单说了两句，然后由外相东乡报告了苏联参战及原子弹爆炸后各方面的反映，提出日本应投降，会场又展开了争论。最后，铃木征询各大臣是否应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结果六人赞成，三人反对，五人没有表态。铃木无可奈何地说：“内阁既然不能决定，只好上奏天皇了……”随后的御前会议仍旧在皇宫防空洞中举行，天皇裕仁来到会议室。铃木先让书记官朗读《波茨坦公告》，然后宣读他拟好的提案：“日本政府准备接受1945年7月26日由美国、英国、中国政府，以及后来由苏联政府签字的在波茨坦发表的联合公告中所列举的条款，但应取得如下谅解，即上述公告并不含任何有损于陛下作为至高统治者之特权的要求。”接着，由东乡说明提案理由，“对日本来说，接受《波茨坦公告》虽不体面，但在目前情况下不得不接受。再加上原子弹出现，苏联又对我宣战，时局急变，对方更加强硬。”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此时此刻，只能提出一条，就是维护天皇制度。只要天皇保存，我大和民族就有复兴之日。”他刚说完，陆相阿南、梅津和丰田等人马上表示反对，争议又起。铃木摆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把目光转向了天皇。天皇裕仁一直默默地听着众人的辩论，这时他喃喃地说道：“这几天一直尽听有取胜的自信的话，但计划和实践并不一致。就目前的样子，要对付盟国军队，看来没有胜利的希望……”他把手一挥，“此时只有作这样的决定了……”8月10日，美国政府收听到了日本接受《波乔坦公告》的广播。随即征询英、苏、中三方意见，发表了一道复文：“自投降之时起，日本天皇必须听命于美国最高司令官……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身表示之意愿确定之。”两天后，美国飞机在东京上空撒下了载有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电文和同盟国复文的日语传单。一时间，政府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日本民众中传开来。8月14日，天皇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会上，陆相阿南等人声泪俱下，他们说：同盟国复照对保护天皇制度措词不明，恳请天皇准予再提出照会。如同盟国不允许保护天皇制度，那只有继续战争，死里求生。会场上一片沉默。终于，天皇裕仁说道：“我的异乎寻常的决定没有变……”会场顿时响起一片呜咽和啜泣声。天皇下令起草接受天条件投降的诏书，并将诏书录音，准备在第二天播出。主战派的一伙少壮侍卫军官得知这一消息，决定举行政变。这天晚上，他们闯入皇宫，四处搜寻，企图劫走天皇广播诏书的录音唱片，阻止向全国广播。警卫部队很快镇压了这次叛乱。投降诏书立即在电台播出。主战派头子陆相阿南在他的官邸剖腹自杀。8月28日，美国空军的飞机在东京机场降落。大批的英、美军队开始在日本海岸登陆，实现对日本的占领。9月2日上午，日本东京湾，晴空万里，碧波无垠。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迎来了一个庄严的时刻。9时许，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和日本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随后，接受投降的同盟国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尼米茨海军上将、中国徐永昌将军、英国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杰列维亚科中将，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国的代表依次签字。至此，日本帝国主义历时15年的侵略战争，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以全世界人民的伟大胜利而结束。

一位工人和革命士兵——伏罗希洛夫

伏罗希洛夫在他的回忆录《生活的故事》的前言中写道：“我不信上帝，但我感激自己的命运。因为降临我头上的那条道路，正是我有幸走过来的道路。再也没有比工人和革命士兵的事业更崇高了。”因此，苏联人称他是“军队的统帅”和“人民的儿子”。克列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在其一生的军事活动中，曾荣获8枚列宁勋章，6枚红旗勋章，以及苏沃洛夫一级勋章和许多苏联奖章。1935年11月20日，苏联首次授予五名苏军将领元帅军衔。伏罗希洛夫是这五名元帅之一。1920年，他获得革命荣誉武器——带镀金刀柄的、刻有红旗勋章的军刀，1968年，又获得镀有金色苏联国徽的革命荣誉武器。1881年2月4日(公历1月23日)，伏罗希洛夫出生在一个铁路工人家庭里。父亲叶费列姆·安德列耶维奇，当过兵，打过仗，后来做铁路巡道工，母亲玛丽姬·瓦西里耶夫娜是个农家女子，比丈夫小13岁，常以打短工的繁重劳动来补贴贫寒的家庭生活。伏罗希洛夫童年时期生活贫困。直到13岁，他才进入一所乡村学校读了两年冬季补习班。1895年从这所学校毕业后，他还渴望继续读书，但在当时这只是一个梦想。1896年，他进入尤里耶夫卡冶金公司的一家工厂，当上了钳工学徒。1903年到卢甘斯克的加尔特曼机车制造厂做工。在加尔特曼机车制造厂，他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共产主义组织是与列宁分不开的，从此，伏罗希洛夫就把自己的命运同列宁领导的党永远联系在一起了。1905年1月9日，彼得堡14万受尽剥削和压迫的工人及其家属举行示威，遭到沙皇军队镇压，死伤工人3000多名。这一事件成为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开端。卢甘斯克地区的工人和农民都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2月16日，伏罗希洛夫参与领导了卢甘斯克机车制造厂工人罢工，并发表了演讲。罢工以工人的胜利而结束。此后，伏罗希洛夫秘密地在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曾多次被捕，遭到监禁和流放。在霍尔莫戈雷被监禁的时候，他结识了女政治流放犯叶卡捷琳娜·达维多芙娜·戈尔勃曼。两人彼此相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伏罗希洛夫正在察里津(后改为斯大林格勒，现为伏尔加格勒)的一座大炮工厂做工。他在工人中进行反战宣传。在1917年二月革命的日子里，他来到彼得格勒。发动了伊兹麦洛夫禁卫团起义。起义进行得极为顺利，最后士兵们选举伏罗希洛夫为彼得堡工人代表和布尔什维克党团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前夜，他按照列宁的指示，加强了矿区工人的工作，在工人中建立了赤卫队。积极参加十月革命。11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市人民委员。1918年3月6日，基辅陷落于德奥军队之手，哈尔科夫和彼得格勒都处于危险之中。伏罗希洛夫组织和领导了第一支卢干斯克社会主义游击队，开始对德奥军队作战。伏罗希洛夫自己把这件事看作是做军事工作的开端。3月下旬，他率领游击队从卢干斯克出发，向科诺托普前进。在科诺托普，游击队与德奥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率领的游击队在哈尔科夫工人游击队的配合下，击退了德国第27预备兵团的多次进攻。但终因力量悬殊，哈尔科夫于4月8日被德军占领。不久，卢甘斯克也面临着被德奥军包围的形势。他率领部队掩护80列火车由顿河草原向察里津撤退。此时，他已被任命为第5集团军司令，指挥两个军和由莫罗佐夫军区与顿涅茨克军区居民组编的部队。在这里，他指挥的部队不仅对入侵乌克兰的德奥军队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而且与顿河哥萨克白匪军苦战了三个月，到达察里津与苏军主力会合。1918年的察里津保卫战，成为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最重要战役之一。伏罗希洛夫率部从顿巴斯突破封锁来到察里津之后，大大加强了察里津市的防御力量。7月19日，伏罗希洛夫到刚建立的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任副主席，同时担任了察里津前线司令、南方方面军副司令。为了有充足的兵员，他派人到农村动员可靠分子参军，并加强了对部队的训练。为了适应大兵团作战，他把零散的游击部队编成正规兵团;为了对付机动性强的哥萨克骑兵，他组建了几个用大量机枪和火炮装备的加强师;为了支持步兵和骑兵作战，他组建了装甲纵队。所有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察里津的防卫。苏军在伏罗希洛夫的指挥下，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显示了他卓越的指挥才能。1918年11月，他当选为乌克兰工农政府委员、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哈尔科夫军区司令。1919年5月，他领导了格里戈里耶夫的剿匪作战。6月，出任第14集团军司令。不久，指挥了卡捷林诺斯拉保卫战。后任乌克兰内线司令，指挥了基辅保卫战。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一样认为，大批骑兵部队机动灵活而且威力巨大，苏联红军必须组建一支相当规模的骑兵集团军。于是，当布琼尼向中央提出这一建议时，他表示完全赞同。1919年11月，伏罗希洛夫便被任命为第一骑兵军的军事委员。布琼尼在回忆中说道，伏罗希洛夫“是领导全军作战的核心人物之一”。“骑兵部队的特殊组成要求任命不仅具有一般政治声望，而且要多少以自己的军事生涯闻名于众，享有一定威信的人。”伏罗希洛夫率领这支部队粉碎了邓尼金军队的进攻。从波兰白军手中解放了乌克兰，消灭了弗兰格尔的部队。此后，伏罗希洛夫在苏联红军中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党政工作。从1924年起任莫斯科军区司令。与伏龙芝等人一起参与领导了军事改革。1925年至1934年，他升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此后又担任了6年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为加强苏军建设花费了大量心血。卫国战争一开始，他就直接参加了粉碎德军进攻的组织工作，先后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西北方面军总司令和列宁格勒前线司令、游击队总司令等职。但由于他对战争的认识在一些方面仍停留在骑兵时代，对当代战争中的新情况认识不足，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绩一般，未能象在国内战争中那样得到人们的高度赞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于1945——1947年出任盟国对匈牙利管制委员会主席。1952——1960年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196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1年10月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因被指责为支持反党集团而未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1966年4月苏共二十三大后，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1969年12月2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