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思想咨商的本质与功能的发展关系

2016-11-14

一、思想咨商的内涵

作为一种原创性的概念，思想咨商并不是凭空臆造的产物，正如王习胜所说：“之所以提出这个新概念，是出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问题的考量，同时亦受相关领域一些好的做法的启示。”[1]应当说，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问题的考量，准确地说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和有效性问题的考量，成为思想咨商的源发动力，而“思想分析”“心理咨询”及“哲学咨商”等相关领域的做法则成为思想咨商的方法渊源。思想+咨商这一合成概念的创建思路，就是理解思想咨商内涵的逻辑进路。

顾名思义，思想咨商的对象就是人的思想，是有症结的、需要开解的思想。这样的思想问题，主要来自观念层面，诸如价值取向、人生信念乃至世界观念的问题，而不是需要借助医疗器械和药物去解决的肌体或心理问题。从这一点来说，思想咨商视域中的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思想其内核不乏吻合。“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思想’有三层含义：其一，具有思想教育的内涵，并且这一内涵更多展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与着力点;其二，‘思想’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更多体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效，即解决人的思想问题特别是灵魂深处的问题。这就要求充分考虑受众的思想变化规律，根据其思想接受的特性进行教育，达到改变人的思想的目的;其三，‘思想’一词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更主要是指向于人的思想。”[2]不难发现，人的思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思想咨商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其实，不论思想的内涵与外延作何规设，其产生与发展都受到社会存在的决定，所谓“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3]。所以，处在同一时空中的思想咨商与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人的思想问题，其焦点、症结、诉求总是带有特定时代的社会实践、社会存在的烙印，总是受到既定的现存的条件的制约，所以马克思才有“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4]的论断。这决定了思想咨商与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从根本上说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

从字面上看，二者的区别在于关注的方式不同，思想咨商侧重于以咨商的方式进行思想问题的分析、处理和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则侧重于以教育的方式进行思想问题的灌输、引导和影响。咨商和教育，貌似不相容，其实二者并行不悖。一方面，从逻辑上来说，先有咨商的对象即有症结、需要开解的思想，之后才有化解症结的咨商需要。换句话来说，一个人可能有想不通的思想问题，但如果不通过某种外显的方式呈现出来，就无从得知这个人的思想有无问题，是否需要帮助，那么就不宜主动要求去进行思想咨商。因为思想咨商师不是古希腊卖弄学问的智者，也不是令人自知其无知的苏格拉底，其工作是一种消解思想症结、去除精神痛苦的思想关怀活动。一个人或许无法自知其痛苦的深层根由和消解渠道，但对其痛苦的感受并要努力摆脱的意愿应当有清醒的体认，这是对其进行思想咨商的前提条件，即有诉求才有咨商。另一方面，从发生学上来说，思想问题既可以显现在教育之中，也可以隐匿于教育之中。前者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方式加以干预和引导，后者则让很多教育者束手无策、踯躅不前。因为思想教育本来就不同于知识教育，它不是以具体的分数作为量化的标准，而是以受教育者是否真懂、真信、真用作为检测的标准。通过思想与思想的碰撞和交流，受教育者才能切实开始思想观念自我建构的历程，从而完成思想的内化。这个特质决定了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能够说这些个人中的每一个人的思维具有至上性，这只是就这样一点而言的，即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5]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标准确实很难判别和把握，起码现行的教育考核模式难以检测。如此一来，即使受教育者有思想问题，但因为他们的沉默，教育者也无从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其思想问题就潜匿下来，遇到合适的时机才会显现，让人痛苦和烦恼。思想咨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种需要。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把思想咨商置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之下，它不是要另起炉灶，更不是要解构或颠覆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或历史使命，恰恰相反，它是要弥补或填补思想政治教育鞭长莫及的部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延伸和拓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种学科定位中，思想咨商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方法，一种通过咨商的方式来开解具有症结的思想以去除精神痛苦、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实践活动。

二、思想咨商的本质

即使我们在阐述思想咨商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的过程中界说了思想咨商的内涵，或许仍然避免不了人们对思想咨商的质疑。何谓咨商?思想可以咨商吗?思想咨商的阈限是什么?

咨商，英文counseling，国内多译为咨询。之所以选择“咨商”译法，是基于有效化解思想问题的考虑。一方面是因为“咨商”较之“咨询”更具平等意蕴，更适宜思想问题的交流。从词源学来看，“咨”是商量，“询”为请教，合为一词形成的传统看法通常就带有教导、教诲、指导、指示的性质，它的这种鲜明的教化色彩很容易造成求询者与咨询者之间的不对等关系，致使求询者因无法平等交流的顾虑而对咨询者望而却步。事实上，这种顾虑并非多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对教师的职责发出倡导：

教师的职责现在己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以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他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效果的和有创造性的活动：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鼓舞。[6]

对于求询者来说，或许这正是他们需要的咨询者的形象，一个能够换位思考、理解其所思所想、感受其所忧所虑的倾听者、分担者，从而有助于主体之间坦诚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而不是以掌握真理自居、惯于贴对错标签的评判者和简单粗暴的所谓“教育者”。因为再高超的咨询技术与水平，如果没有当事人的配合，即和盘托出其思想问题的意愿，就很难对其思想问题有全面的了解和把握，也就无从对症下药。相对来说，语义重心倾向于商量的“咨商”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规避这种直观偏见，它符合解决思想问题不能来硬、要柔的方法要求，“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7]

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对“咨询”的理解和使用多是在心理咨询的视域下，其“价值中立”的原则有悖于思想工作的要求。作为心理学的分支，咨询心理学在1956年其成立之初就把“咨询”界定为“帮助个体克服他们成长中随处可遇的障碍，以达到个人才智最适宜发展的过程”[8]。这基本上奠定了咨询一词含义的基础，如学者D.R.Riesman于1963年把同样“咨询”定义为“通过人际关系而达到的一种帮助过程、教育过程和增长过程”[9]。心理咨询视域中的“咨询”是助人的一种方式，这和我们的思想工作、教育工作好像并不冲突，但它却是建立在“价值中立”原则的基础上，即在咨询过程中强调“不判断、不指导、不主动”，让当事人自主作决策。“不判断”是指咨询者对来访者的价值观无条件认同，不做任何道德伦理的评价;“不指导”则是在咨询过程中不给来访者提供问题的答案和不同的价值观;“不主动”即咨询者不干扰来访者的思路。[10]这和“使用逻辑工具而使某个思维对象更加清晰”的“思想分析”[11]的原则颇为相同。但对于思想工作来说，“咨询”与“分析”都只是“思想咨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都是为了让当事人思想症结清晰化而采取的工作步骤，是为接下来的关键环节——思想观念的价值引导所做的铺垫，所以思想分析或心理咨询只能在使思想问题清晰化的层面上被加以研究和关注。与此同时，国外学界兴起的Philosophical Counseling，引起台湾学者关注，并将其译为“哲学咨商”加以本土化的研究。他们对counseling采取“咨商”的译法，尤其是其明确主张“哲学咨商”要有价值观导向的做法，不仅直接赋予了“咨商”以价值引导的内蕴，也间接给予了“思想咨商”以存在合理性的证明。

如果说，心理咨询的本质是疏导，因为它奉行的“价值中立”原则对当事人的价值观不做评判和干涉，同样坚守“价值中立”信条的思想分析的本质是分析，因为它一再强调“分析即治疗”[11]，那么从不隐讳其价值诉求的思想咨商的本质就是价值引导，它要解决或改变的就是思想观念或对意义与价值的认识和取向问题。这既是由“思想咨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方法、一种实践所决定的，也是由“思想咨商”的对象及其特殊性所决定的。一方面，作为方法的思想咨商必须为作为目的的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作为实践的思想咨商必须践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简言之，思想咨商这一方法的理解和使用基本上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诉求。它不仅决定了思想咨商力求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这一工具理性的性质，也决定了其自身因承载着人生意义、人生信念等价值问题而具有的价值理性的属性。另一方面，思想问题，本质上是观念问题，从根本上源于“可疑的信念、价值观和假设”[12]。这些链条决定了思想咨商必须进行价值引导，必须通过价值观的认知和认同来化解思想症结。因此，思想咨商的重心并不在于如何把事实弄清楚，把概念说明白;不在于逻辑是否严谨，手段是否独特和精到，而在于思想咨商师所开解和引导的价值观念能否为案主所理解和认同。[1]在实现这个目标的互动过程中，“咨商”主要不是指协商沟通，而是特指对话沟通，不是咨商者与当事人各自意见主张之间的协商调和，也不是单纯的给予当事人同情同理式的理解对话，而是咨商者感知当事人思想症结的深层对话，是包含有理智论辩、开解启悟的对话，是一种校正式的人际对话。咨商者以此为沟通方式帮助当事人层层推进对自我的反省、自我的理解及自我的认识，在清晰化其思想症结的过程中批判地检查当事人的基本预设，在此基础上引导其修正矛盾的思想信念、重塑正确的价值观。

三、思想咨商的功能

思想咨商是基于化解“微观”的“我”的思想困惑、思想症结而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与研究。“我”的思想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思想咨商功能的多方面性。在咨商的过程中，根据“我”的思想问题的不同表征及症结根源，可以把思想咨商的功能主要概括为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批判功能及建构功能。

(一)保健功能

思想咨商通过解释以消解因负能量影响而产生的思想困惑从而巩固和强化正能量的作用，也可称谓解释功能。负能量，即对社会产生消极影响的能量，如“小悦悦事件”折射出的道德负能量;正能量，即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能量，如“中国好人”传递出的道德正能量。毋庸置疑，人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社会中，但客观地说，正负能量在任何时代都是并存的，而且正负之间并非有着不可逾越的天然鸿沟，通过对负能量的疏导、化解，引导其向正能量转化，负能量也可以具有正功能。因为不论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其效应总是通过影响处于社会中的具体个体的情绪、认知来影响或改变这一个体的思想观念。在这个影响过程中，一般来说，正能量会更加巩固和强化个体正确的思想观念，而负能量则有可能会动摇乃至消解个体正确的思想观念，造成思想观念的迷茫、困惑乃至坍塌。这需要通过思想咨商赋予负能量以客观、合理的解释，消解因负能量的影响而产生的思想迷茫、思想困惑，从而达到巩固和强化正能量的目的。这就像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寻求保健医生的帮助一样，只不过思想咨商保健的对象是思想而已。

(二)治疗功能

思想咨商通过分析以明晰因认知问题而形成的思想症结，从而去除精神痛苦的作用，也可称谓分析功能。认知问题既是思想症结生成的主要诱因，也是消解思想症结的关键所在。因认知问题产生的思想症结主要缘于认知冲突，继而引发两难或多难问题，令当事人陷入痛苦、纠结的抉择中无所适从。一般来说，每个人都会遇到认知冲突，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有思想症结，因为有的冲突只需要当事人自我调适就可以自行化解。能够引发思想症结的认知冲突，其深层次的根源在于一个人的信念体系内部发生了冲突。因为信念是一种综合的精神状态，是认知、情感和意志的有机统一体，是人们在一定的认识基础上确立的对某种思想或事物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心理态度和精神状态。其中认知只是信念构成的一个要素，是信念产生的基础，而且信念并不依赖于认知的正确与否，也就是说，错误的认知也会形成信念。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基于认知形成的信念都是其信念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其行动选择的指挥中枢，所以它们的不一致、不相容才会令他们精神痛苦。但到底哪一个信念不合理，他们对此并不自知，这需要借助与咨商师之间的“理性对话”显现出来，在当事人达到思想认识的澄明状态的同时，其精神痛苦便如释重负，犹如“药到病除”的治疗功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素认为苏格拉底方法的适应对象是“那些我们对之已有足够的知识而可以达到正确结论的事物，但由于我们思想混乱或者缺乏分析的缘故而未能对于我们所知的东西加以最好的逻辑的使用”[13]的论断也适应于思想咨商的治疗功效。

(三)批判功能

思想咨商通过检视以批判因不合理的预设而导致的问题思想，从而反思价值观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和完善，多样化的社会存在形式和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并存成为当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人的主体性得到明显发展，个人成长与发展的个性化色彩更加鲜明，人的思想亦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状态，正确的与错误的、健康的与不健康的思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纵横交错的思想地图，美国哲学家蒯因则称之为“信念网”，即信念之间彼此关联、相互依赖，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需要思想咨商在整体的视域中帮助当事人沿着思想之轨迹、信念之网络来搜寻思想问题的起点，以检视其基本预设是否合理，正像蒯因所打的汽车发动机的比方：“很出色的机修工对零部件逐一加以孤立的检查，可能也会找出汽车发动机的某些问题。但如果能将发动机看做其所有零部件共同发挥作用的一个整体，这肯定会更好地服务于他的目的。这也适用于我们所持的信念。”[14]如果作为对“发动机”的认识之“思想预设”从一开始就不合理，那么由以推出的所有思想就有可能成为“问题思想”，这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就可以完成的一项工作。它需要的是当事人对支撑其生命的意义、生活的价值的价值观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以实现“问题思想”的消解。

(四)建构功能

思想咨商通过批判因存在挫折而引发的虚无主义以重建价值观。存在挫折不是来自衣食住行等“以何安身”的困扰，而是源于一种“无以立命”的痛苦——“越来越多的人们由于看不到人生的意义，被迫进行精神治疗。他们抱怨一种内在的精神空虚，具有一种完全和终极的无意义感。”[15]但这种治疗显然是对人们痛苦的一种误读，因为“人对于生命价值的关注甚至失望，是一种存在挫折而根本不是一种精神疾病”[16]，它不可能也不应该依靠医疗器械和化学药物来解决。这种存在挫折被德国精神分析大师维克多·弗兰克解释为：“我们今天已不再象弗洛伊德时代那样面临的是性挫折，而是生存挫折。在今天，典型的病人也不再那么象阿德勒时代那样患有的是某种自卑感，而不如说是一种彻底的无意义感。这种无意义感伴之以某种空虚感，因此我称之为生存空虚。”[17]在这里，“空虚”“无意义”不仅成为存在挫折的典型标签，而且赋予存在挫折一种强烈的虚无主义指向。其实，虚无主义是对人生、价值、意义等人的存在和终极意义议题的一种解读，而思想咨商可以帮助当事人转换认知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和思考价值问题，从根源上解构虚无主义以重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需要说明的是，思想咨商的这些功能并非是互不相容的存在，它们既可以交叉发挥合力，也可以单独发挥作用，这要视当事人的具体情况而定。总体来说，思想咨商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领域，是以微观的视角针对个体现实的、具体的思想问题开展的咨商关怀活动，其生命力必将在实践的磨练中逐步勃发，对其本质与功能的认识也将会伴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渐丰富与完善。

参考文献：

[1]王习胜.“思想咨商”及其中国式问题论要[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

[2]李合亮.思想政治教育探本——关于其源起及本质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5.

[3]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1.

[4]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28-329.

[5]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6-427.

[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08.

[7]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62.

[8]Charles L Thompson， Donna A Henderson. Counseling Children[M].Wadsworth：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Inc， 2010：15.

[9]钱怡铭.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2.

[10]李娟娟.心理咨询中的价值中立原则[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1).

[11]潘天群.分析何以能够治疗：思想分析的方法论[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

[12]Peter B. Raabe. Healing Words：Philosophy in the Treatment of Mental Illness[J].哲学与文化，2010，(1).

[13]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30.

[14]威拉德·冯·奥曼·蒯因.信念之网[M]∥涂纪亮，陈波，主编.蒯因著作集：第5卷.翟玉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46.

[15]欧文·拉兹洛.系统哲学引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M].钱兆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