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女大学生就业性别歧视相关消息

2017-03-17

性别歧视是导致女性就业劣势的根本原因,而性别歧视屡禁不止,是与用人单位对女性孕产假期劳动力成本不能通过社会政策补偿息息相关的。今天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2015年女大学生就业性别歧视最新相关消息。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一、女子不如男?女性就业遭遇性别歧视

3月,又进入了大学毕业生求职旺季。每逢此时,女大学生就业遇歧视的问题也会再度引起关注。尽管不少地区都会针对女大学生举行专场招聘会,但“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的现象仍屡见不鲜。

在北京某高校就读行政管理专业的李诺近几个月来一直奔走在各大招聘会,岗位竞争之激烈远远出乎她的意料,与此同时,来自用人方的“性别歧视”也让李诺不满。

“学我这个专业的女生比较多,原本以为女生做行政更有优势,但是面过几轮试以后却发现用人单位更青睐男生。有几次群面过程中,很明显是女生的表现都优于男生,但是最后被录用的还是男生。”李诺说,自己和室友已经有过不少次“陪跑”经历,很是无奈。

李诺的遭遇并非个案。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研究报告就指出,在使用相同简历情况下,男性大学生接到面试通知的次数比女性高42%,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严重。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今年1月发布的《201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也对2015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结果显示,在毕业生毕业时的“落实率”上,男性高出4.8个百分点。另外,从2015年高校毕业生月起薪来看,男性比女性平均高出553元。

针对这一现象,在北京某互联网金融企业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赵女士也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企业招工的确更倾向于男性,她说,“以行政岗位为例,以往女性从事该工作的居多,但是现在企业更乐于招聘男性,除了考虑到用工成本外,男性的身体状况也优于女性,这是不可否认的差异。”

二、用人方:顾虑女性生育带来的用工成本增加

结婚、生育、就业,都是女性受法律保障的权益;但倾向于“不选穆桂英”的用人方,却有自己的考量。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马焱分析,用人单位主要顾虑女性生育带来用工成本的增加,包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运营成本等。女大学生工作后一旦结婚生子,产检假、产假和哺乳假随之而来,单位就面临人员紧缺、寻找替代劳动力的困难。

全面二孩政策后,各地相继修订地方计生条例,在国家规定的98天产假基础上延长了1到3个月。尽管对女性生育是一种保障,可“女员工休一次产假要影响一两年正常工作,薪资、保险等还要发,多生个孩子又意味多一倍的影响。”西安市一家民营制药企业人事资源部经理郭瑞林说。毕业工作不久后结婚生子是很多女生不得不面临的现实,如今,生育还可能是两次。

这样的“计较”还会持续到女职工生育后。在我国传统观念中,打理家务、照料孩子,大多默认为女性的责任。由于这种中国传统家庭性别分工模式目前尚未打破,加之当前公共托幼服务的严重欠缺,女性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往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更不用说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不管用人方是出于经验还是成见,“在女性为家庭主要照料者角色没有打破,支持生育、支持女性发展的家庭友好型政策没有有效衔接之前,用人方会担心女性在生育养育子女和料理家务方面耗费大量精力,不能保证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马焱说。

三、专家:保障女性生育权和就业权需多方发力

妇女权益保护法明文规定“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现行反就业歧视立法适用范围太窄,禁止就业歧视的事由过少。我们需要制定一部反就业歧视的基本法,同时建立救济措施和机制。”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说。

而针对二孩生育对女性求职就业带来的影响,陕西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尹小俊建议出台相关财政补贴措施或是生育奖励措施,来降低企业的成本损失。

“生育行为是全社会都应给予关注和支持的系统工程。国家应采取措施将女性生育成本社会化,至少是部分社会化。”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认为,企业因女职工生育而受到的影响,政府应介入并建立相关机制分担这部分成本,如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扩大覆盖范围和延长享受时间等。另外在鼓励企事业单位建设托儿所和幼儿园时,政府可对企业自办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给予适当补贴。

不少国家意识到解决女性工作和育儿家庭责任之间冲突的重要性,采取了多种措施。比如新西兰带薪产假中的“薪”是由政府发放;俄罗斯产妇半薪产假中产妇所领工资40%的补贴由国家社会保险基金支付。

在保障女性生育权和就业权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双亲共同参与婴幼儿照料事务的重要性,推行“男性产假”“父母共享育儿假”。瑞典实施“育儿假的男性配额制度”,在480天的带薪产假中,60天是“父亲产假”,不可转让给配偶;父母若共同使用育儿假,每天可获得5欧元的“性别平等奖励”。专家认为,这种做法一方面向社会传递了父亲应该同样履行育儿责任的正面信息,另一方面也减轻了女性育儿负担,有助于保护女性的就业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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