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南海政策相关论文

美国南海政策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冷战时期,发展于70年代中美建交的过程中,最终经由冷战后中美战略关系的调整而趋于定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美国南海政策相关论文，供大家参考。

美国南海政策相关论文篇一

《 美国南海政策的理性思考 》

曾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湖南商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曾勇，北京市海淀区中央党校1967信箱D座3053房;邮编：100091;E-mail:zengyong141@126.com。摘要南海问题具备挑战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的因素。克罗宁主编的《基于实力的合作：美国、中国与南海》政策研究报告基于美国利益，提出以美中合作方式解决南海问题的设想。该报告认为，对于事关美中权力消长全局的南海问题，面对中国全面崛起的挑战，美国应该根据南海问题兼具地区属性与战略属性的特点，立足于实力促成美中合作，以综合政策应对之。该设想本质上是为美国干涉南海问题找依据，对中国的南海政策有一定程度的启示。

关键词美国中国南海问题美中合作

2009年7月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政策。当时，南海问题正因大陆架划界争议而激化。鉴于中国强大的实力地位，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直接向美国表示，希望美国牵制中国。在2010年7月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上，美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宣称“南海问题关系美国国家利益”。此后，2011年的APEC峰会和东亚峰会期间，美国与东盟就南海问题联合向中国施压。而且，美国还与澳大利亚签署安全上公然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永久驻军协定，又企图以TPP同中国参加的东亚经济合作竞争。一时间，本来属于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主权争议的南海问题向国际社会展现出如下图景：南海问题正成为美中竞争亚太地区主导权的重要议题之一。在此期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学者约斯哈瑞和赫尔姆斯发表的《中国能维护其南海核心利益吗?》Yoshihara T， Holmes J R. Can China Defend a “Core Interes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11，34(2)、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卡普兰的《未来的南海冲突》Kaplan R D. The South China Sea Is the Future of Conflict. Foreign Policy, SEP/OCT 2011和澳大利亚学者唐的《美国和中国在中南半岛的竞争》Tan A T H. The US and China i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siaPacific Review, 2010,17(2)等文章引发了国际学术圈的的下列重要问题：美国与中国会在南海竞争吗?竞争的形式将如何?美中在南海的竞争最终会走向冲突乃至战争吗?

为给美国政府提供南海政策的最佳选项，同时也回答上述疑问，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组织了7位在南海问题研究中颇有建树的学者(包括赫尔姆斯和卡普兰)James R. Holmes和Peter A. Dutton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学者，M. Taylor Fravel是麻省理工学院学者，Ian Storey是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其他三位学者Patrick M. Cronin、Robert D.省略as.org/southchinasea查到。，完成了关于当前美国南海政策的研究报告《基于实力的合作：美国、中国与南海》。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是近年来崛起的美国智库，对美国外交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美国重返亚洲政策与新美国安全中心行政总裁坎贝尔(现任美国助理国务卿)2008年递交国会的证词有密切的关联, 详细可见Campell K. China’s challenge and Asia’s Rise: The case for U.S. Strategic Re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U.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May 15th 2008.省略as.省略as.org/southchinasea.即可查知。一定程度上是对后者及时、全面、权威的解读，因此成为当前研究美国南海政策趋势不可多得的力作之一。

事关美中权力消长全局的南海问题

该研究报告是一份包括6篇文章在内的文集。其中，第一篇文章《实力基础上的合作：美国战略与南海》是整个文集的总揽，由主编克罗宁和卡普兰合著。该文全面考察了实力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南海利益的挑战，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方案。第二篇文章《南海海上安全与海洋权利竞争》由傅泰林所著。该文详细考察了南海不断增长的海洋利益竞争现状，建议美国继续坚持中立的南海政策以维持稳定局势。第三篇文章《中国在南海的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由斯道瑞撰写。该文全面评估了中国的南海政策及其进行的外交实践，认为新一轮的南海紧张局势正在酝酿之中。第四篇文章《全球化基础的裂痕：南海的动荡局势与国际法》是杜顿所作。该文对中国南海政策和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中国正在挑战一百多年来形成的国际海洋规范。第五篇文章《南海问题中的资源因素》由罗杰斯所著。该文从资源角度考察了南海问题的原因，建议美国从政策合作、新能源技术交流及气候研究等方面采取措施，以制止局势的恶化。第六篇文章《动荡的南海呼吁联盟建设》是赫尔姆斯的最新成果。该文从美国海军战略角度考察了构建南海军事联盟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并建议：如果中国出动海军执法，美国必须抓住机会构建联盟;此前则可以以有默契的各种海军演习巩固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关系。

美国是二战以来一直雄踞全球权力结构顶端的超级大国，对大国间的权力消长非常敏感。冷战结束以来，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最大的战略目标是防止全球竞争对手的出现。为此，美国在90年代中期对世界主要大国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中国由于其庞大的规模和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被列为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之一。为此，美国兴起遏制中国的一股思想潮流。同时，在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中美经济关系不断增进的情况下，一股主张同中国接触的对华友好之风也逐渐增长。最后，经过长期深入的争论后，美国决定对华实行“接触+遏制”的战略。十多年来，虽然中国不断发展，但到2000年，中国的整体实力与美国依然有巨大的差距。就与南海问题紧密相连的中国海军来看，虽然中国海军对台湾、东南亚各国有一定程度的威胁，中国最早到2010年都还不能对美国海军构成实质性威胁。因此，美国一直执行“中立”的南海政策。

美国南海政策相关论文篇二

《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 》

[摘 要] 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刻地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这规定着美国的南海政策与政治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的政治文化是南海政策形成与发展的精神动力，规定了其南海政策手段的实用性，掩盖了美国南海政策的目标。所以，美国政治文化在更深层次上决定着美国南海政策的实质，从而对美国的南海政策具有更为深刻和长远的影响。

[关键词] 南海政策; 政治文化; 实用主义;美国例外论

[中图分类号]D870(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3-0034-06

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具有浓厚的美国式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对体现美国政治行为方式的外交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能动性作用。因此，对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中政治文化传统的考察必然在外交政策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深刻认识美国南海政策本质的一条有效途径，而且只有通过对美国南海政策中的政治文化的分析，才能理解美国南海政策形成的思想文化根源。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形成不仅有利益因素，而且有政治文化因素的考量。但人们往往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在一定意义上说，政治文化在更深层次上制约着美国的南海政策。

一、美国政治文化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一种分析框架

某一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塑造某一民族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1]一些学者强调政治文化是意识的组织体(the organization of meaning);另外一些人视政治文化首先为价值偏好(value preferences);第三类学者将政治文化规定为人类战略的模板(templates of human strategy)。[2] 一般而言，政治文化由世界观、价值观与行为准则构成。政治文化中的世界观指的是人们对政治世界及其与政治世界的关系的看法;价值观是人们对政治世界具有何种价值理念的看法;行为准则建立在世界观与价值观之上，是价值观与世界观社会实践的外在表现形式。

美国的政治文化源于欧洲，又不同于欧洲。美国的政治文化的形成是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长期社会化的结果。美国清教徒在美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他们的新教信仰以及对欧洲政治文化强烈的人为选择，经过长时间的灌输，成为美国社会思想文化意识的核心观念。作为美国社会的信念体系和思想基础，美国政治文化的结构组成大体上包括“美国例外论”、自然权利思想和实用主义三个方面。“美国例外论”在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已经积淀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成为美国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念的依据。实用主义原则是对“美国例外论”和自然权利思想在美国社会实践中的一种总结，代表着美国政治文化的实践形式。自然权利原则是在美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自然主义理性和启蒙主义思想融合的结果。它所发展的民主和平等思想代表了美国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

(一)美国政治文化的结构

随着政治文化中的价值、理念与准则的加工、凝固和融化，政治文化会形成自己的结构，一旦形成，短期内难以改变，会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

1.“美国例外论”

“美国例外论”在美国具有深刻的历史和宗教根源，[3]表现为“上帝选民”和“天赋使命”。美国认为自己生活在“山巅之城”，是上帝的选民，美国有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使命。美国存在的根据就是完成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这成为了美国的根深蒂固的大众信仰。有学者总结了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的共性，将之归结为以下几点：美国人应该敬畏上帝;美国人应该推动世界自由、民主与和平;美国是世界的楷模;美国人应该团结一致;总统对人们的智慧有信心;尊崇开国元勋。这是对美国天命意识、使命意识和优越感的总体概括。[4]

2.自然权利思想

美国建国之初的自然权利思想是以新教信仰为核心基础的美国政治文化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发展形成的产物，也是新教信仰与科学精神及理性主义思想的融合。推动三者结合的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弗逊。美国的《独立宣言》中的“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是美国政治文化中自然权利思想的集中体现。当代美国的自然权利思想集中体现为：人人平等、保护人权和维护稳定。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6月第29卷 第3期 李国选：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3.实用主义

美国是实用主义的发源地。其主要核心是重实践的结果而轻原则。“实用主义哲学立足于社会现实，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效果当作最高目标”。[5]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的行动原则是美国政治文化在清教主义道德和自然权利原则基础上对社会实践行动的进一步强调。富兰克林从学习知识的角度阐明了实用主义的精神实质。他认为：如果能学习既实用又能装饰的知识，当然是最理想的选择。可是人生有涯，人们只能先学习实用的知识，然后把它在充满多种机会的美国充分实践。

(二)美国政治文化如何影响外交政策

美国政治学家罗塞蒂先生对政治文化如何影响对外政策做了研究。他认为，政治文化不是以立即的或直接的方式，而是通过渲染人们对自己的国家及其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的看法来影响国内政治和政策制定的过程。[6]

朱迪斯·戈尔茨坦和罗伯特·基欧汉在《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把观念具体区分为世界观、原则性信念和因果信念三种形态，论证了观念影响外交政策的三种途径：在对自己的利益不明确时，观念起着路线图的作用;当存在着多种选择或存在着多种观念的竞争时，占主流的观念能够起到聚焦或粘合剂的作用;使持不同选择倾向的各方形成合作共识和联盟，观念可以植根于制度当中，形成长久性的影响。[7]以此为基础，政治文化为外交政策提供三种动力：一是引导动力;二是聚集动力;三是制度化动力。 美国政治文化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美国政治文化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根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冷战后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美国的政治文化“被美国决策者有意识地作为实现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筹码”，亦即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输出美国文化”成了目标之一。[8]

政治文化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一种政治文化一旦形成， 就会贯穿于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体现在政治活动的每一个具体的行为中， 并稳定地发挥作用， 它的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都是很难改变的，即使希望限制和排除它的影响都是非常困难的，甚至要作出长时期的、不懈的努力。”[9]

政治文化的能动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稳定地构建行为体的身份，影响行为体的价值偏好，从而决定其对外政策的行为模式;二是政治文化为行为体提供一种认识外界事物的模式。 政治文化使行为体的行为按照一定的方式运行，塑造了其对外行为的价值观念。政治文化能动性地赋予行为体力量与方向，使得行为体的活动方式具有整体性和延续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政策的制定首先解决“我者”与“他者”的身份问题。美国政治文化的功能在于它不仅已经渗透到了美国的各项制度中，而且能够帮助美国回答“我是谁?”这样根本性的认同问题。而回答“我是谁?”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实质上就是对自身身份的认定。[10]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美国确定了国家的身份就能有效地建构美国国家利益，界定了美国国家利益就为美国制定外交政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一般而言，美国外交政策包括外交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两个基本的核心要素。美国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确定外交政策目标以及框定手段选择的范围。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把自己界定为乐善好施和替天行道的“仁慈”国家，而以是否信仰基督教、是否实行市场经济和是否是民主国家的标准来定义别国的身份。不符合其标准的国家就是“邪恶”的，就是美国拯救或打击的对象。自然权利思想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强大的“道义”性。美国认为其外交政策是为了让对象国实现自己天赋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美国例外论”与自然权利思想为美国外交政策赋予了强烈的“道义”色彩。

实用主义贯穿美国外交政策实施的始终。实用主义规定了美国外交政策既坚持目标追求的“道义”性，同时在政策实施手段的选择上非常注重实效，为了实现外交政策的“道义”目标，美国会灵活选择外交手段。实力不足时，美国不直接参与国际权势的斗争，经常在国际事务中充当仲裁者，或以民主灯塔的景象为别国树立“榜样”;一旦实力大增，美国就会直接出面干预，并且十分注意干预的实效。

美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必须通过其政治文化的棱镜的折射，美国的政治文化为其提供了独特的道德诉求、伦理取向和价值观念，强烈地影响它们认识世界的模式，也体现出了美国式思维的特点。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以其政治文化作为它们的选择坐标。美国外交政策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国家利益，但美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促使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目标时，必须考虑道义。用道义来掩盖真实的目标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时一贯采用的手法。美国政治文化对美国外交的某种控制机理，确保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严格遵循美国的核心政治文化，使美国的外交有了某种轨迹和确定不移的基本走向。

美国政治文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集中表现在美国在实施外交政策的过程中把理想与道义巧妙地结合起来，并且比其他国家更加注意对道义的追求。这就使美国外交政策呈现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错杂糅的特色，也时常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与含混性。基辛格曾经感叹道，美国的对外政策最具矛盾性，“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有理想主义的国家”。[11]

美国政治文化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如图1所示。

图1 美国政治文化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示意图二、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政治文化考察

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克林顿政府时期发表的《关于南沙群岛和南中国海的政策声明》规定了美国南海政策的基本内容：第一，解决方式。应当和平解决斯普拉特利问题(南沙问题)，反对用武力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第二，岛礁主权归属。在有争议的领土主权要求问题上美国不表示任何立场。第三，航行安全与自由。达成的任何解决办法都不应影响在整个南海上的航行自由。[12] 2011年7月2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了南中国海问题的声明[13]，完整地阐明了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奥巴马政府继承和发展了克林顿政府的南海政策：继承的是和平解决、航行自由与不选边站三项基本内容;发展的是南海地区利益主体与内容的多元化，特别强调尊重国际法。

(一)“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南海政策形成的精神动力

如果说美国利益是其南海政策形成的表层原因的话，那么根植于美利坚民族的血液之中的政治文化则是其深层次的原因。美国南海政策的思想基础就是“美国例外论”，其中，作为美国政治文化核心的“美国例外论”所包含的“选民”和“使命”意识构成了美国南海政策形成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动力。

美国政治文化中， “美国例外论”是其对外部世界的怀疑和猜忌的认识论根源。美国坚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国家，代表着进步和未来世界最好的社会模式，美国优于他国，应该成为他国的楷模;美国人是具有特殊使命的特殊人民，具有拯救其他受苦受难的人民的神圣使命。这种以自信、乐观和浓厚的宗教情结为特征的国民特性和政治文化，长期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

南海地区在自然条件、民族文化、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南海地区既没有成熟的安全合作机制，也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因而导致各方之间矛盾重重。美国南海政策的深层次的根源在于美国政治文化的使命意识，其主要功能为其在该地区的扩张提供强烈的道义上的支持。在美国的眼中，南海地区各国的巨大差异以及各方因领土争端而缺乏相互信任，使这一地区成为潜在的冲突地区，给美国在南海地区推广民主自由价值观、拯救南海地区各国于“苦海”提供了机会。南海地区各国是美国拯救的对象。 美国与众不同的政治文化浸润的美国的南海政策造成了美国对南海地区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偏见。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深受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存在着认识上的严重偏见。这种偏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美国和南海地区国家政治文化有重大的差异，因而存在无法克服的敌意和本质的冲突;另一方面，它从美国政治文化的“选民”和“使命”意识出发，确定美国和南海地区各国是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的关系。美国认为自己总是正确的，异己者是错误的，存在着明显的思维对立。“美国不能容忍差异，当它常常是不情愿地卷入世界事务时便会试图把其他国家变成自己的形象。”[14]

在美国看来，南海地区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差别很大以及双方因领土纠纷而缺乏相互信任，所以南海地区有极不稳定的预期，南海地区需要在美国的“拯救”下才能稳定。美国把建立南海地区新秩序、主导南海问题解决的进程作为考验其世界领导地位、检验其外交哲学和优化其霸权战略的试金石。美国由此认为：拯救南海地区的国家是受到上帝的重托，有责任将文明带到南海地区，以消弭那里的罪恶。美国的这种“使命感”带有强烈的宗教和伦理色彩，为其南海政策提供了“道义”上的合法性，是其南海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思想根源。

(二)自然权利原则掩盖了美国南海政策的真实目标

美国的自然权利原则源于洛克的“天赋人权”思想。其核心是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权利。洛克认为：生命权、自由权和私有财产权是人的天然权利，任何人都不得侵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思想家托马斯·杰弗逊以“天赋人权”作为旗帜，号召美国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他在《独立宣言》中把自然权利原则具体化为：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自然权利原则经过美国《独立宣言》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权利原则内化到美国的南海政策，主要表现为：为尊重国际社会的利益， 美国要求争端各方采取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南海争议岛屿的领土主权、主权权利以及管辖权等问题， 协助创造解决争议的条件， 并缓解南海地区的紧张形势。由于不受阻碍的商业活动符合南海权益声索各方与广大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 因此， 美国愿意协助推动与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一致的倡议和信心建立机制。美国要求各国依据国际法相关原则提出对南海海域空间的合法主张。[15]所以，美国的南海政策站在所谓“道德”的制高点上，试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与多边化，谋取美国在南海的战略利益。

美国巧妙地利用自然权利原则来掩盖其南海政策的真实目标。美国南海政策的意图在于通过南海争端，压缩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空间;以实际存在谋求占领南海地区的战略制高点;拉拢有关争端国，挑拨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确保其亚太战略的实施。这些实质目标在美国自然权利原则的宣传下而得以掩盖。美国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保护南海地区的各国权利为名，行干涉南海争端之实。冷战时期，南海成为美苏两国相互对峙、争霸的海域。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现行南海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不介入的“中立主义”。但2011年以来，美国“重返”东南亚，加大了在南海海域的军事活动，美国国内在南海政策中的干涉主义思潮日益强烈。在南海地区，防范、制约和平衡中国是美、日、印和东盟的共同目标。在这一目标下，美国欲建立对付中国的“统一战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被共同防范的对象。

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是在其自然权利原则指导下实施的。自然权利原则是制约美国南海政策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现了美国的理想主义，突出了民主与人权等自然权利原则。美国以在南海地区推广其自然权利为名义，为其南海政策的扩张抹上了道义的色彩——表面上是为了帮助南海地区各国享有天赋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实质上是在这种表象下追求美国真实的国家利益。南海地区许多国家除中国外对美国的介入均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欢迎，这就昭示了美国南海政策的运行环境在自然权利原则的掩盖下得以持续改善。

(三)实用主义精神原则规定了美国南海政策实施手段的实用性

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中也体现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实用主义的精神原则。实用主义的主要奠基人威廉·詹姆斯在其代表作《实用主义》一书中说：“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16]实际上，“实用主义主要包括两种基本前提：首先，它相信人们采取行动的原因远不如行动本身重要，因而宁可为错误或不明确的原因采取好的行动，而不认为深思熟虑一定能产生最有效的行动;其次，它相信新颖而多变的实践必须不受限制地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去。”[17]20世纪以来，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深深地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成为美国制定南海政策的思想基础，并且深刻地决定了其南海政策实施手段的实用性。

冷战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上升，显示了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优越性，中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分量加重。美国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可能会成为美国对外政策实施的主要障碍，中国可能取代原苏联成为威胁美国安全的主要国家。中国与美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方面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集中反映在中美两国对未来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诉求存在分歧，甚至直接冲突。而且，美国担心中国有破坏这一秩序的便利条件与潜力。中国现已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甚至在东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认为在该地区中国最有可能取代美国的优势地位。布热津斯基认为：到2020年，中国不大可能在全球性大国的主要方面具有竞争力，更可能成为在东亚占有优势的地区大国。美国认为中国在两个问题上对美国的亚太利益构成威胁：一是台湾问题;二是中国将可能谋求削弱美国的东亚地区的影响与存在。[18]

南海地区为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提供了便利条件，成为防范和制约中国的理想之地：一是仅次于地中海的南海是重要的战略要道，是中国的“海上生命线”，美国在南海驻军可以监控中国的能源与外贸运输;二是南海地区许多国家与中国有领海争端，在这个地区防范和制约中国会得到支持;三是美国在南海地区的驻军历史为再次驻军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在南海问题上，有关争端国和中国在南海争端上的矛盾、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以及“中国威胁论”的传播，使得它们有求于美国。美国利用东盟加强自己的力量，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崛起，维持美国的信誉，阻止任何一方(主要是指中国)使用武力单方面解决南海问题。[19]美国在南海地区起到了战略平衡手的作用。美国的南海政策既有防范和制约中国崛起的意图，又有防止有关争端国因提出过分要求而破坏南海秩序的考量，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如果能在南海地区确立主导地位，向东可穿越台湾海峡，深入日本海;向南可覆盖南太平洋地区，强化美澳、美新南太平洋同盟体系;向西可穿越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影响波斯湾地区;向北可以直接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向南拓展，呼应台湾海峡与日本海防线，更加有效地围堵中国。[20] 所以，实用主义手段支撑的美国南海政策的真实目标是美国通过营造一种紧张但又不至于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地区局势，达到其维持和扩大南海地区军事存在以及主导地区安全格局的目的。[21]

三、结论

总之，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具有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美国例外论”是南海政策形成的精神动力;实用主义精神原则与自然权利原则确定了美国南海政策手段与目标的运行机理。其手段的实用性保证了美国南海政策的高效用，自然权利原则减少了美国南海政策目标达成的阻力。

冷战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进程加快。美国在南海地区把美国的理想和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为美国在南海地区的扩张提供了“道义”上的合法依据。这显示出美国在南海地区既关注理想，又关注利益，但更关注的是美国的利益。浸润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之中的南海政策也日渐成熟。所以，单用利益模式解释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是不充分的，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南海政策蕴含的政治文化的因素。

美国的南海政策蕴含的美国的政治文化把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包裹起来，给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外交行动蒙上了很浓厚的理想色彩。[22]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充分地把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和美国式的理想结合在一起，从而使美国的南海政策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支持。值得重视的是，美国的南海政策的根本目标是追求美国在南海的战略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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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海政策相关论文篇三

《浅析美国“后”南海政策的战略动因 》

【摘要】 美国自重返亚太战略提出后在南海问题上由中立到高调介入，使南海问题更趋于复杂化。本文从自身利益的需要、遏制中国的需要和增进与东南亚国家及日本的关系的需要三方面的内容出发，以新的视角分析美国“后”南海政策的战略动因。笔者认为美国在南海问题的最新动态是其“后”南海政策的“前奏曲”，将对中国在南海问题的处理产生严重的影响。

【关键词】 “后”南海政策 全球战略 南海争端

据《华尔街日报》和英国路透社网络版报道，美国东部时间26日晚，美国海军一艘宙斯盾舰进入南海中国人工岛周边12海里内，并在美济礁附近水域展开巡逻。在习近平总书记掀起访英旋风、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备受关注之际，美国早在几个月前就高调宣布要将巡航南海的计划付诸实施。关于此事件时间点的选择正值中国政府进行十八届五中全会之际，美国时刻不忘扰乱中国政治的不良意图可见一斑。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于2009年6月3日在访问马尼拉期间召开的记者会上表态不介入南海争端，而此次美国军舰在奥巴马政府授权下高调进入南海，直接参与到南海争端，美国官方对外宣称将实行南海巡航的常态化。从中立到高调介入美国政府的南海政策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其背后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笔者认为美国的“后南海政策”与全力推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TPP)一样都充当着“重返亚太战略”的抓手和着力点的作用，但与TPP不同的是，“后”南海政策是美国为维护其全球战略在亚太地区实行的一种霸权行为的表现。

一、“后”南海政策出于美国维护其自身利益的需要

南海是通向印度洋和中东、欧洲的海上交通必经之路，对于海上强国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南海承担了世界海洋运输的三分之一的运输量，与战略意义极为重要的马六甲海峡相连，马六甲海峡是美国海上运输和进入印度洋的主要通道。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中南海充当一个关节点的作用，其军事调动和军事物资的运输必须以南海为支撑点和枢纽。美国必须维持南海问题的现状，才能维护其海上运输的自由航行(这种自由航行是美国自己定义的自由航行，事实上不论美国是否插手南海争端，其海上运输的自由航行均不会受到影响)。经济利益上美国的石油天然气公司与其他公司在参与南海的石油开采中有巨大的商业利益。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跨国石油公司便将目光聚焦在南海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的蕴藏量，与南海周边各国合作进行油气资源的开发。美国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康菲石油公司以及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大型跨国石油公司先后与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文莱等国通过“国际投标”等方式获得南海油气资源的勘探权，这些石油公司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往往能够决定美国的外交政策，因此美国在南海争端中由中立转为参与其中来维护其本国的商业利益。不仅如此，南海周边分布着东盟的主要成员国，近几年来东盟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被誉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庞大的市场，吸引了包括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这样的重量级经济体加强与其经济贸易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东盟在2002年成为美国的第二大海外市场，美国也一直充当着东盟主要出口市场的角色。在美国全力推动的TPP战略中有四个东盟的成员国，由此可见东盟对美国的巨大经济利益。因此，南海对于美国不论在经济利益还是战略利益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海洋的战略意义愈显重要，中国的海洋战略也逐渐由浅蓝走向深蓝，美国认为其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受到来自中国的严重威胁，因此，必须调整南海策略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诉求。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在南海一系列的动作包括巡航南海、军演、参与南海石油开发等都是逐步推进的，并不是一步到位，由此可见美国涉足南海并不是毫无顾忌的，也担心因过激行为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后”南海政策的逐步推进，使美国政府既可以达到“温水煮青蛙”的效果，在一步一步的推进中实现其最终的战略目的，也可以试探中国的底牌，根据中国的应对措施和实际行动探明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可容纳空间，及时调整“重返亚太战略”的步伐以实现其战略利益最大化。

二、美国的“后”南海政策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

遏制中国是美国21世纪全球战略的“主旋律”，通过南海争端遏制中国的发展，无疑会起到立竿见影和一举多得的效果。2012年10月14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辩题为“21世纪属于中国吗?”的芒克辩论会，基辛格博士认为中国在21世纪将会受制于国内丛生的经济问题和复杂的周边外交关系而无缘主导世界，显然南海问题位列其中。笔者认为“后”南海政策可以从三个方面起到遏制中国的效果。第一，南海是中国海上贸易的门户，是中国走向海洋大国的桥头堡，南海问题的解决，直接决定了在21世纪的海洋时代中国能否取得足够的话语权。美国通过实行巡航南海常态化和石油天然气公司参与南海的石油开采等政策直接参与到南海争端当中，将会造成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的解决上投鼠忌器，加大了解决南海问题的困难程度，南海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将很难走出内陆、走向海洋。第二，美国在南海不断刺激中国，其自身利益不会受到较大的损失，而中国的每一次应对措施都会牵动南海周边各国敏感的神经，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声音”受到南海周边各国的高度关注，并且中国的应对之策将会对南海争端产生“蝴蝶效应”，加重南海周边各国的不安和恐惧，其结果将会是它们或团结起来联合抗衡中国，或倒向美国以增加与中国抗衡的砝码，使南海问题的解决更趋于复杂化。第三，美国在南海“小动作”也受到中国国内普通百姓的高度关注，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往往缺乏全面和理性，出于逞强好胜的心理，加上部分美国背后支持的反政府组织的舆论引导，很容易产生政府在该问题的处理上过于软弱的观点，在美国连续不断的“小动作”下，国内将会很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加重国内问题的处理难度，更有甚者举行游行示威以逼迫政府作出强硬姿态，中国政府在国内外舆论和复杂的周边环境影响下采取的措施难免有失偏颇，加重周边外交关系的处理难度。 三、美国的“后南海政策”会拉近与东南亚国家及日本的关系

近几年来中国在南海打出的一套“组合拳”包括执行南海禁渔令、填海造岛、向南海海底投放主权标志以及在南海举行军演等行动，加深了周边邻国的不安和恐惧，像菲律宾、越南等这些与中国在南海有主权争端但自身实力无法与中国抗衡周边邻国，美国的撑腰无疑会获得他们的好感，同时增加他们挑衅中国的底气。2012年4月10日菲律宾海军侵入中国黄岩岛海域，非法抓捕中国渔民和扣押中国渔船，中菲黄岩岛之争拉开帷幕，菲律宾在与中国的争端中希望借助《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置身于美国的保护伞之下，不惜出让主权换取美国的驻军，因此美国的“后”南海政策完全符合菲律宾的诉求，据凤凰卫视消息，针对美军战舰进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范围，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27日表示欢迎，并称菲方将为美军航行南海提供后勤支援。对于与中国无南海领土纠纷的东南亚国家比如新加坡、老挝等国，他们也担心因中国的崛起打破东亚地区的区域平衡，需要美国通过南海问题涉足东亚以遏制中国的发展，维护地区平衡，实现其“大国平衡战略”，正如2009年10月27日新加坡“国父”、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华盛顿“美国―亚细安商业理事会”庆祝成立25周年晚宴演讲中提到，中国的崛起将会使亚洲地区的秩序重新洗牌，新加坡的共识是需要确保美国在东亚不可替代的地位来使中日韩印等国在日益复杂的战略关系中找到最具安全、稳定和影响力的位置，李光耀的申明无疑符合东南亚国家各国的战略诉求这是其一;其二，在中国政府积极的周边外交政策以及作为世界经济的强大引擎的吸引力下东盟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又快又好发展，东盟“10+1”的顺利开展，东盟“10+3”和东盟“10+6”谈判的相继进行，无疑会加速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是美国所不希望的。美国必须通过南海争端增进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分化瓦解中国与东盟的友好关系，实现其全球霸权主张。

一直以来日本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端从未平息，近几年来随着安倍政府的上台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第一，日本在钓鱼岛问题的争斗中迫切希望美国的支持和参与以增加抗衡中国的砝码，自2010年钓鱼岛事件以后，美国一改以往模糊的中立政策，高调介入钓鱼岛问题，并通过美日军演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美国的“后”南海政策通过领土争端也变相地支持了日本，分担了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注意力。第二，南海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作为海上大国的日本，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不愿看到南海被划入中国的版图之中;从历史角度和国际海洋法的角度来看，南海确实属于中国的领土主权，在这一点上日本和美国有相同的利益诉求。综合以上两点，日本乐于见到美国参与南海争端。

南海问题随着美国的参与更趋于复杂化，本来就跌宕起伏、貌合神离的中美关系也因为美国的“后”南海政策受到严峻考验。拉森号军舰巡航南海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监视、跟踪和警告，外交部长王毅更是在中日韩研讨会期间奉劝美方三思而后行，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无事生非，中国政府的强势回应出乎美国政府的预料，美国政府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措施应对?中越南海冲突、中菲黄岩岛之争、中日钓鱼岛之争等会不会因为美国的“后”南海政策再起波澜?面对复杂多变的南海局势，中国政府应如何长远布局?这些问题将伴随着中美的大国博弈将持续牵动南海甚至全球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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