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修撰已经走过了漫长的90年历程,但还远未成熟。这种不成熟性表现在诸多方面,甚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本身都已成为一个争执不下悬而未决的问题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文学史论文范文一：现当代文学中民族文学史观的构建
一、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肯定各民族的文学魅力
我国各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独特性是千百年来逐步形成的，他们各自独特的内涵是需要挖掘和探索的。虽然我国的五十六个民族各有不同，但他们却都有着类似的发展道路，有很多方面也是共同的，特别是在文化底蕴和文学素养方面也是大体相同的。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进程中，各个民族的人们用他们那坚韧不拔的性格和粗犷豪迈的气质书写了不朽的诗篇，打开许多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会发现各民族的文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所赞颂的真善美和批判的假恶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不能以民族的大小来划分文学作品的贡献，而是应当正确认识到各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独特性。
1.当代文学发展不能缺少少数民族文学
当我们进入到当代文学史，可以发现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工作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经历了少数民族文学被弱化直到少数民族被弱化的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已经从弱化的文学发展到具有独特文学特性的轨道中来。从大中国文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发现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存在严重的不足，其叙述和构建上都存在着多民族文学和文化领域缺失这样的问题，很少有文学史对少数民族文学做出比较详尽的论述。中国文学历来都是把朝代或时代作为分界来书写中国文学史，在中国文人的文学和文学史观念上，都把文学国家化、民族正统观念表现的淋漓尽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情怀的一种表现，但对于国家实现和平统一以及建立强大的现代多民族国家却缺少依托，需要把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纳入到大中国文学史的构建中来。正是由于把少数民族文学和我们认为的正统文学加以区分，才把少数民族文学排挤在中国文学的大门之外，多民族文学发展领域就被人为地加以干预，造成了多民族文学的缺少，把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极不和谐的声音。中国文学呈现给我们的精彩画面，缺少不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参与和影响，少数民族的许多优秀作品改变了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错误认识，少数民族无数精美的诗篇为中国文学增添了荣誉。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家创作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更是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多民族文学的概念难以确定，但多民族文学在现实社会中是确实存在的，我们暂且不把民族身份、民族语言、民族文学形态等作为文学的评判尺度，单就文学本身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局可以把少数民族文学列入到中国文学之林。多民族文学是存在的，是各个民族文学精华的荟萃，是组成中国文学的多个有机体，具本身鲜明的特点和独有的民族特性，也正是如此，中国文学才拥有了博大的胸怀，包容了多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才使得中国文学史独具魅力，赢得了全世界的称赞和喝彩。
2.发挥各民族文学特色，促进当代中国文学大繁荣大发展
多年来，人们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的讨论和研究日趋成熟，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辅相成和交融互动，不再孤立地研究某一个民族，而是把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汇集到一起加以研究，从中发现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文化渗透和相互影响。在多数人看来，中国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差别不大，并且很多文学作家在描述中国文学史时把他们叙述的那么接近，但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史是和过去所提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无论是汉族文学家还是少数民族文学家，都要站到新的高度来完成自我观念的改变，把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构建放在全新的视角，不能把各民族的文学特长和之间的相互关联视而不见，重新体现和定位各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地位。只有不断发挥出各个民族的文学优势和特色之处，中国的当代文学才能更好地实现大繁荣、大发展。
二、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及其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关系
1.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当代文学是具有时代特征以及现代文学意识的文学形态，这种文学形态已经逐步认识到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一体与多元的辩证关系，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各民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依存，是中国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有着共同利益的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之间已经形成了荣辱与共、唇亡齿寒的连带关系，是一个社会的整体。
2.确立多民族文学史观，促进当代当代文学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其严肃的民族性，这也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品格。虽然当代文学工作者非常重视编译外国文学作品，但是当代文学并没有因此忽视本民族的文学和审美需求，当代文学在追求现代性和先锋性的同时，应当把民族文学的构建和艺术传承发扬光大。为此，应答确立多民族文学史观，不断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一些好的做法，进而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实现更好地发展。
3.加强各民族文学工作者沟通交流，共同传播优秀文化
中国当代文学已经逐步屏弃民族之间的差别，把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吸收到中国文学的宝库中来，这其中包含有很多知名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作品更是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文学工作者没有民族之分，更没有因为民族的不同而相互抵触。对于各民族的文学工作者，应当积极地进行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广泛传播开来，实现各民族间友好互助，文化共享，共同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递给世界。
三、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已经逐步摆脱了对主流文学的依赖和追随局面，在多民族文学发展史上开拓了全新的领域，各民族自我文化和文学的创立已经彰显出其独有的魅力，自成一家，把文学的民族性逐步加以弱化，进一步构建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这是对当代社会和各民族文学发展的最好表现。在多元化和各民族文学共存的文学形态下，构建一个新的多民族文学史观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各民族文学要以主体地位进入到中国文学领域，让各民族文学都能够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就是要让我们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性，它同中国文学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不能够被忽略和抹杀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构建对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文学史论文范文二：当代文学史编写学科建设论文
一、“以学生为本位”文学史定位与编写品位的关系处理
以学生为本位，并不意味着文学史编写水平、层次和境界的降低。以学生本位，是文学史编者、专业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多元互动，并不是以学生为需求，学生要什么就给什么，降低文学史写作的水平，降低文学史教学的难度来适应学生。优秀的文学史应该代表当下文学研究最新最深最高的思维水平，它是螺旋式上升认识阶梯上的最高点。它也应当及时吸纳最新的文学理念与研究成果，以精准的把握、严密的逻辑和创新的理念彰显文学史家的品格与境界。沉浸在自身理论思路进行学术前沿的探索固然是有难度的，站在这样一个学术高度，如何寻找一种合适的方式走进学生，在适应学生水平的同时，不降低文学史编写的水平，师生间形成有效的互动对话，就更加难上加难了。这如同大家写通俗读本，要深入浅出，在选择与提炼之间寻找到适合的阐述方式，尤见功力。这样的文学史不能为凸显论者的水平，而塞满各种前沿理论，也不能为适应学生的水平，而拉低文学史编写的规格与品位，而应该是学术研究水平与教学互动实践之间的有机平衡，将文学史研究的成果转化为符合人才成长规律与教学规律的教学内容。如在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评》中，开卷第一篇选了文言小说《一缕麻》，这就蕴含了对晚清文学和鸳鸯蝴蝶派的重新评价，它可开阔学生的眼界，激发他们深入的思考。像这样自觉以学生为本位的文学史编写，在当下并不是很多。
二、学科规范与文学史编写的分层探索
教学互动的文学史编写，应该对学生的基本层次，中文教育的现状有深入的了解与把握。吴秀明对此有着明确的定位和思考。面对人文学科的普遍危机，面对社会对于宽口径、厚基础人才的基本需求，重点大学的中文专业教育应当起到导向与标杆的作用。它不应该只是优秀作品选式的陶冶人文情操的非专业教育，也不同于掌握基本文学线索与知识点的普通大学专业教育，而应该留下与社会、与硕博士等更高层次专业教育接轨的开放性空间。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学史编写，应该符合不同学生的特点与需求，不断融入当下文学研究新的发现和学理内涵，融入编写者的个性化理解和最新的教学思想及学术理念。吴秀明主编的《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就在追求较高层次专业教育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该书在大量涌现的文学史中体现出了鲜明的学术特色与编史态度。作为一门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新兴学“入史”距离，也很难实施行之有效的文学作品“经典化”的筛选机制。以往在苏联模式影响下的诸多当代文学史，就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展开文学史叙述，它通过对政治文化的总体把握，以文艺运动与文艺思想斗争为纲，以具体作家作品为目，实现对文学“史实”统一的价值判断。随着新的文学观念的来到，文学环境越来越宽松，单一意识形态被瓦解，价值形态趋向多元化，新的文学观念使当代文学学科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面对“当代文学史有丘陵，没有高山”的质疑，面对当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不断浸入，文学史的界限如何划定?经典作家作品如何选择?在划定与选择背后，如何显示文学史著者的文学史观与价值判断?在众多文学史著作的众声喧哗之中，学生们成了教师们宣讲各自文学史观的被动听众，论者和教师的主观性造成了文学史客观性的匮乏，这是不利于当代文学史编写与学科建设及规范的。从这个意义出发，吴秀明将自己的文学史编写定位于回到学生本位，并将其当作支撑该学科的基点。“所谓学科，就字源上讲，就是知识的生产和组织的‘操控体系’。”这一理解既承认文学史是一种权力话语，又肯定其知识的客观性。吴秀明由此将文学研究分为“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史———学科”四个序列。“每个序列都是独立的本体，但同时又含有一定的递进式的关系。正因这样，所以学科总是与文学史、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文学史和作家作品，更是其中的核心和关键。如果说作家作品(特别是经典或准经典的作家作品)可称之是支撑一个学科的阿基米德点的话，那么文学史就成为规范和确立一个学科地位的基础工程。”《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从整体性出发，首先指出了当代文学的“预设”性特点，为我们理解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乌托邦色彩，理解一体化文学的生产体制与文学实践提供了一个全新而又颇具学理内涵的核心观点。以往学者们所设想的“一体化”“整体性”等宏大概念并不能填平五四文学、延安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鸿沟，甚至也难以统领当代文学内部从政治化向市场化的时间嬗变，以及大陆文学、港澳台地区文学乃至世界华语文学间的地理割裂。与其他当代文学“整体观”不同，这一“预设”性同样可以用于理解“告别革命”、解构“崇高”之后的当下文学，即“关注的是人文或文本方向，努力按照言论平等和市场机制等进行个性化写作”。其次，该文学史在体例上，对当代文学时间叙述秩序与空间结构形态进行了独到的处理。该教材把当代文学分成“前三十年：走向统一的文学”(1949-1979)、“后三十年：走向开放的文学”(1979-2009)这样两个大的时间跨度，在具体叙述中大量引进“历史事实”和“文本事实”，关注它们彼此的属性及其真实性内涵。在文学史的具体叙述上，“尽可能用较为平和或中性的语言予以道出，而不作褒贬强烈的价值判断。”每章最后，专门辟出一节以总结的方式作总体评价和阐释，尤其是关注文本的思想艺术价值，由浅入深，引导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养成一种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强调为学生打下学科规范的基础，在内容选择上主要体现如下理念：
1.理清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对文学史的基本轨迹进行梳理
对于当代文学史而言，恐怕要直面五四文学传统、当代文学“前三十年”体制化文学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文学的断裂。论著型文学史教材往往难以弥合当代文学“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价值断裂，前低后高的评判取代了文学史的客观描述。出于对论者自身文学观念的自信，论著型文学史往往“以论代史”，论述的色彩过于强烈，对有利于其论述的文学史实滔不绝，而对不支持其论述的文学史实避而不谈。它给学生提供的文学史图景是不全面的，提供的文学史知识也是有偏差的，造成了学生知识结构的不完整。面对当代文学史前后文学价值不平衡这一学科难题，吴秀明在指出“纯文学”的价值观念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考量之后，认为应当去蔽“五四神话”，“跳出‘审美/政治’二元对立的窠臼，倡导一种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的、更加开放的文学史观。在这种开放的文学史中，治史家应当扬弃任何抵触和敌意，以一种同情的、理解的与审美的眼光来观照文学的政治性，在批判文学工具化的弊端时又能肯定文学良好的政治愿望。这样，才有可能使文学获得相对完整的历史视野，最大限度地还原体制化文学的自行运演轨迹及其生存状态，真切体会到历史的存在空间与文学的符号空间的‘不对等性’”。以这样一种开放的文学史观，站在文学史基本线索与脉络的基础上，还原文学史的原生状态，才能避免当代文学史内部的价值不平衡，也才能给学生提供更为全面、客观文学史基本史实。
2.对主要或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介绍
这里所谓的“主要或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并不一定是“文学经典”，而是指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在文学史脉络中造成过影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作品。因为“文学经典”的认定，必然涉及文学价值的判断。不仅仅由于前文所述当代文学史前后三十年价值的裂变，而且由于当代文学史的不断下延，进一步造成经典的不稳定性，这使得那些急于以自身文学观念来筛选文学经典的论著反而会不断面临挑战。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如按通常的审美标准衡量，其写作的粗疏显而易见，很难称之为“文学经典”，甚至很难称之为佳作。但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来看，《班主任》则是新时期文学绕不过去的开端。从文学史叙述的角度来讲，作品的审美价值并不是唯一的取舍标准，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从中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如前几年在重评十七年文学中“三红一创一歌”等“红色经典”时，学术界的争议很大。但争论双方却很少能对这些受到政治文化影响的特殊时代的特殊作品给予“了解之同情”，而往往站在各自的立场，依据文本的政治文化形态加以全盘肯定或否定，学术理性被主义的激情压倒。对于当代文学学科而言，由于研究对象(特别是其下限的近十年)本身与我们完全重合，它更适合于作文学批评式的研究或纳入文学批评的范畴。与之相应，研究者也往往容易被时势所左右，自觉不自觉地给研究抹上了更多主观随意的东西，使之缺少应有的学科规范。面对当代文学的这种状况，与其急于用一种或几种文学观念判断经典或急于“经典化”，不如暂时搁置价值判断，用“主要或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清单来撰史更合适，也更切近文学史实际。这样也能较好避免在一元价值判断下，以“文学经典”名义对其他作家作品造成遮蔽。
3.对文学史的价值判断隐含在文学史叙述中，避免下过于霸权、太过刚性的断语
由于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与开放性，常常不可避免地渗透了研究者的生命体验，在与当代社会的对话中凸显论著者鲜明的艺术观、价值观与历史观。甚至吴秀明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也是这样充满着严肃的现实问题意识与理想激情的。然而，惟其如此，更有必要对话语判断持一种慎谨的态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吴秀明努力避免使用过于独断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因为这一模式不但遮蔽了许多丰富的，有更多可能性的学术生长点，也以“一言堂”的方式阻碍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论著型的文学史由于醉心于自身学术体系的建构和学术理论的演练，常常宏论滔滔，主观唯心的色彩太强。这样的文学史往往难以全面立体地呈现文学史实，不仅没有给教师留下多少可资阐释的空间，而且也会给受教学生的知识结构带来偏至。吴秀明的文学史编写往往要言不繁，在基本的发展脉络的梳理中，通过对文学史的叙述，作家作品以及史料的选择取舍，暗含论者的价值判断，有时是持中性或比较中性的态度。他对那些真理在握、斩钉截铁的姿态者总保有一种警惕之心，而对当代文学史由于学科属性而导致的“犹豫不决”的状态表示理解：“我们也不能就此据此就判定治史家价值观上的左右摇摆;恰恰相反，有时还表示着他们对文学史的尊重。它即是一种无奈，但何尝不是研究求实治学态度的一种折射呢?”这种对文学史的尊重与求实的治学态度，应该是值得赞许的。
三、寻求教学互动与诗史互证的“历史还原”
以学生为本位的开放互动，与吴秀明对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与思考结合在一起。出于对话语霸权的警惕，也为了改变当代文学课堂上“我说你听”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他越来越强调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性与客观性，努力在文学史编写上突出文学史料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凸显文学史发展的原生态。这一思考的成果，就集中体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的编写上。这部文学史打破了传统教材系统阐述的权威面目，淡化个人的主观色彩，突出文献性、原始性、客观性，代之以“你说”“我说”“他说”“大家说”的多元视角;多描述、少判断，不妄下结论，不搞独断式的话语霸权，一切靠史实说话，以史实取胜。在构架和思路上，“强化突出编写的文献性、原创性和客观性，把大部分的篇幅留给原始文献资料的辑录介绍上，自己尽量少讲;即使讲，也是多描述、少判断。”“多方面，不加整合的独立声音”，“或对立，或统一，或交叉，或平行，共同完成对对象的描绘”輯輥訛，把当代文学史的学术脉络客观地呈现在学生面前，而将编者的观点隐含在对这众多观点和材料的选择和编撰上。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编者在课堂教学中的一元化话语霸权;另一方面，“通过对多种多样甚至矛盾对峙的原典评论的解读和阐释，以平等姿态与编者甚或与评论家展开积极对话，开阔视野，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性的思维。”輰輥訛该文学史出版后颇受好评，它曾被一些刊物作为“一线教师投票选出的最有价值、使用率最高的现当代文学史教材”进行过介绍，并于2006年被遴选为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先后由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较好避免了论著型文学史易犯的“主观独断”的缺陷，大胆尝试了“描述型”文学史编写范式。这与他对当代文学知识谱系的思考有关。吴秀明认为：“重理论阐释而轻文献史料，已成为主导这个学科的基本取向。……对文献史料的漠视，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脆弱的软肋’。这也从侧面反映当代文学研究的浮躁和学科的不成熟，必须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与反思。”輱訛輥为此，吴秀明提出应当镜鉴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学术规范和治学之道，从学术研究的整体格局和学科建设的角度，特别是从支撑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基础工程”的角度来建设当代文学的史料学。近年来，吴秀明对当代文学史料学进行了开拓性的努力，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文学史料一向被视作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而受到重视。从中文专业教育的角度讲，“文学史料”的引进，也可对原来单一的“文学作品”教育模式进行有效的补充。
一方面，它完善了学科体系与知识结构，使得当代文学史在“作品与史料”的二维呈现中变成更加丰富、立体，并进一步向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开放。如果按照狭隘的艺术至上的文学理念，当代文学会呈现出明显的前低后高的不平衡态势，但如果走出“纯文学”划地自限，当代文学只有“丘陵”，没有“高山”的劣势，则可以转变为社会文本的优势。比如“文革”时期的文学，仅从纯文学角度观照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作为社会文本、文化文本来解读，考察作品在体制中生成的途径，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掌控，以及评奖、批评、媒体等多元合力的作用，当代文学史就不再是一维的作家作品史，从而可以变成二维、三维乃至多维的关系史、问题史、现象史。这是向历史更深层面的一种敞开，一种还原。另一方面，对文学史的这样一种多维敞开与还原，也给学生的独立思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他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史料选》有必要引起重视。不同于我们迄今见到的各种“文学作品”汇编的“选本”，它引导学生通过“作品”与“史料”的互渗互证，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拓宽学生的思维视野和知识结构，并据此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学术训练，为将来进行专业深造和可持续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吴秀明为了推进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十分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建设，这也是对以往“以论带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纠偏。他将这称之为一次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是返回当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原点”进行“再出发”。輲訛輥最近，吴秀明在经过几年努力的基础上，将推出一套11卷近60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这也是他十余年对当代文学史编写与学科建设，包括对文学史教学实践与思考的一次系统性总结和“再出发”。说是“总结”，是因为吴秀明对当代文学当代性有明晰的认识。当代文学与当下时空的密切联系，下限的无限延展，恰恰可以成为师生共同投注生命体验的平等、开放的对话平台。在这里，可以凸显教师与学生各自的主体性。但是，为了避免这种主体性滑向另一种主体独断论，吴秀明始终强调和关注对文学史“事实”的寻找。从《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到《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再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史料选》，他都努力追求一种客观性的文学史，而将价值立场蕴藉于“事实”的选择与叙述。说是“再出发”，是指吴秀明提出并实践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学术“战略转移”，并不是放弃了主体性，而是在“‘事实’与‘主体’之间寻求一种互动生成的平衡”輳訛輥，在文学之“诗”与历史之“史”之间寻求更高层次的互动生成。文学史作为学科传承与文学教育的“历史中间物”，它既是对“文学存在”的反映和概括，也必然因为编者“才”“学”“识”的差异，或隐或现地传达着编者的价值观。回到学生本位，作为中文专业教育的核心教材之一，当代文学史编写如何在“事实”与“思想”“客观”与“主观”之间，最大限度地激活这个学科的生命内涵，感受、理解和体会其中的丰富文本和历史过程，达到作家和研究者、教与学之间的能动对话，这正是吴秀明对当代文学史编写与学科建设的终极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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