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国学经典名言
国学名言是高考语文必考的重要内容，国学名言的记忆对于高考语文复习是很重要的，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国学经典名言，请考生认真复习。
国学经典名言：
1.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
2.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三国志》
3.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论语》
4.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论语》
5.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论语》
6.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
7.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
8.当仁，不让于师。 ——《论语》
9.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论语》
10.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周易》
11.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周易》
12.满招损，谦受益。 ——《尚书》
13.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
14.言必信，行必果。 ——《论语》
15.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论语》
16.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
17.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论语》
18.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论语》
19.不怨天，不尤人。 ——《论语》
20.不迁怒，不贰过。 ——《论语》
21.小不忍，则乱大谋。 ——《论语》
22.小人之过也必文。 ——《论语》
23.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论语》
24.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论语》
25.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论语》
26.三思而后行。 ——《论语》
27.多行不义必自毙。 ——《左传》
28.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左传》
29.不以一眚掩大德。 ——《左传》
30.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中庸》
31.知耻近乎勇。 ——《中庸》
32.以五十步笑百步。 ——《孟子》
33.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孟子》
34.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
35.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 ——《韩非子》
36.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诗序》
37.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 ——《孔子家语》
38.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明代谚语
39.千经万典，孝悌为先。 ——《增广贤文》
40.善恶随人作，祸福自己招， ——《增广贤文》
41.学而不思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
42.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论语》
43.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
44.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 ——朱熹
45.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论语》
46.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荀子》
47.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王之涣
48.强中自有强中手，莫向人前满自夸。——《警世通言》
4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礼记•学记》
50.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劝学》
拓展阅读：
■王开岭每个故乡都在消逝
每个故乡都在消逝
我要还家，我要转回故乡。
我要在故乡的天空下，沉默寡言或大声谈吐。
——海子
1
先讲个笑话。
一人号啕大哭，问究竟，答：把钱借给一个朋友，谁知他拿去整容了。
在《城市的世界》中，作者安东尼·奥罗姆说了一件事：帕特丽夏和儿时的邻居惊闻老房子即将拆除，立即动身，千里迢迢去看一眼曾生活的地方。他感叹道，“对我们这些局外人而言，那房子不过一种有形的物体罢了，但对于他们，却是人生的一部分。”
这样的心急，这样的驰往和刻不容缓，我深有体会。
现代拆迁的效率太可怕了，灰飞烟灭即一夜之间。来不及探亲，来不及告别，来不及救出一件遗物。对一位孝子来说，不能送终的遗憾，会让他失声痛哭。
2006年，在做唐山大地震30年纪念节目时，我看到一位母亲动情地向儿子描述：“地震前，唐山非常美，老矿务局辖区有花园，有洋房，最漂亮的是铁菩萨山下的交际处……工人文化宫里可真美啊，有座露天舞台，还有古典欧式的花墙，爬满了青藤……开滦矿务局有带跳台的游泳池，有个带落地窗的漂亮大舞厅……”
大地震的可怕在于，它将生活连根拔起，摧毁着物象和视觉记忆的全部基础。做那组电视节目时，竟连一幅旧城容颜的图片都难觅。
1976年后，新一代唐山人对故乡几乎完全失忆。几年前，一位美国摄影家把1972年偶经此地时拍摄的照片送来展出，全唐山沸腾了，睹物思情，许多老人泣不成声。因为丧失了家的原址，30年来，百万唐山人虽同有一个祭日，却无私人意义的祭奠地点。对亡灵的召唤，一直是十字路口一堆堆凌乱的纸灰。
一代人的祭日，一代人的乡愁。
比地震更可怕的，是一场叫“现代化改造”的人工手术。一次城市研讨会上，有建设部官员忿忿地说：中国，正变成由一千个雷同城市组成的国家。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能指认和珍藏一个故乡，且故乡信息又是各自独立、不可混淆的，那么，面对千篇一律、形同神似的一千个城市，我们还有使用“故乡”一词的勇气和依据吗?我们还有抒情的可能和心灵基础吗?
是的，一千座镜像被打碎了，碾成粉，又从同一副模具里脱胎出来，此即“日新月异”“翻天覆地”下的中国城市新族。它们不再是一个个、一座座，而是身穿统一制服的克隆军团，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分泌物。
每个故乡都在沦陷，每个故乡都因整容而毁容。
读过昆明诗人于坚一篇访谈，印象颇深。于坚是个热爱故乡的人，曾用很多美文描绘身边的风物。但10年后，他叹息：“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令我的写作就像一种谎言。”
是的，“90后”一代肯定认为于坚在撒谎、在梦呓。因为他说的内容，现实视野中根本没有对应物。该文还引了他朋友的议论：“周雷说，‘如果一个人突然在解放后失忆，再在今年醒来，他不可能找到家，无论他出生在昆明哪个角落。’杜览争辩道，‘不可能，15年前失忆，现在肯定都找不到。’”
这不仅是诗人的尴尬，而是时代所有人的遭遇。相对而言，昆明的被篡改程度还算轻的。
2
“故乡”，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蛛丝马迹，哪怕一井一石一树……否则，一个游子何以与眼前的景象相认?何以肯定此即梦牵魂绕的旧影?此即替自己收藏童年、见证青春的地方?
当眼前事物与记忆完全不符，当往事的青苔被抹干净，当没有一样东西提醒你曾与之耳鬓厮磨、朝夕相处……它还能让你激动吗?还有人生地点的意义吗?
那不过是个供地图使用、供言谈消费的地址而已。就像北京的车站名，你若以为它们都代表“地点”并试图消费其实体，即大错特错了：“公主坟”其实无坟，“九棵树”其实无树，“苹果园”其实无园，“隆福寺”其实无寺……
“地址”或许和“地点”重合，比如“前门大街”，但它本身不等于地点，只象征方位、坐标和地理路线。而地点是个生活空间，是个有根、有物象、有丰富内涵的信息体，它繁殖记忆与情感，承载着人生活动和岁月内容。比如你说“什刹海”“南锣鼓巷”“鲁讯故居”，即活生生的地点，去了便会收获你想要的东西。再比如传说中的“香格里拉”，即是个被精神命名的地点，而非地址——即使你永远无法抵达、只能诗意消费，也不影响其存在和意义。
地址是死的，地点是活的。地址仅仅被用以指示与寻找，地点则用来生活和体验。
安东尼·奥罗姆是美国社会学家，他有个重大发现：现代城市太偏爱“空间”却漠视“地点”。在他看来，地点是个正在消失的概念，但它担负着“定义我们生存状态”的使命。“地点是人类活动最重要、最基本的发生地。没有地点，人类就不存在。”
其实，“故乡”的全部含义，都将落实在“地点”和它养育的内容上。简言之，“故乡”的文化任务，即演示“一方水土一方人”之逻辑，即探究一个人的身世和成长，即追溯他那些重要的生命特征和精神基因之来源、之出处。若抛开此任务，“故乡”将虚脱成一记空词、一朵谎花。
当一位长辈说自个儿是北京人时，脑海里浮动的一定是由老胡同、四合院、五月槐花、前门吆喝、六必居酱菜、月盛斋羊肉、小肠陈卤煮、王致和臭豆腐……组合成的整套记忆。或者说，是京城喂养出的那套热气腾腾的生活体系和价值观。而今天，当一个青年自称北京人时，他指的一定是户籍和身份证，联想的也不外乎“房屋”“产权”“住址”等信息。
前者在深情地表白故乡和生壤，把身世和生涯溶化在了“北京”这一地点里。后者声称的乃制度身份、法定资格和证书持有权，不含感情元素和精神成分。
3
让奥罗姆生气的是他的祖国，其实，“注重空间、漠视地点”的生存路线，在当下中国演绎得更赤裸露骨、如火如荼。
“空间”的本能是膨胀和扩张，它有喜新厌旧的倾向;“地点”的秉性是沉静和忠诚，无形中它支持保守与稳定。二者的遭遇折现在城市变迁中，即城区以大为能、建筑以新为尚，而熟悉的地点和传统街区，正承受垃圾的命运。其实，任何更新太快和丧失边界的事物，都是可怕的，都有失去本位的危险，都是对“地点”的伤害。像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一个人再把它唤作“故乡”，恐怕已有启齿之羞——
一方面，大城欲望制造的无边无际，使得任何人都只能消费其极小一部，没人能再从整体上把握和介入它，没人再能如数家珍地描叙和盘点它，没人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老人”。
另一方面，由于它极不稳定，容颜时时变幻，布局任意涂改，无相对牢固和永久的元素供人体味，一切皆暂时、偶然，沉淀不下故事——于是你记不住它，产生不了依赖和深厚情怀。总之，它不再承载光阴的纪念性，不再对你的成长记忆负责，不再有记录你身世的功能。
面对无限放大和变奏、一刻也不消停的城市，谁还敢自称其主?
所有人皆为过客，皆为陌生人，你的印象跟不上它的整容。而它的“旧主”们，更成了易迷路的“新人”，在北京，许多生于斯、长于斯的长者，如今很少远离自己的那条街，为什么?怕回不了家!如此无常的城市里，人和地点间已失去了最基本的约定，同一位置，每年、每月、每周看到的事物都闪烁不定，偶尔，你甚至不如一个刚进入它的人了解某一部位的现状，有一回，我说广内大街有家馆子不错，那个在京开会的朋友摇摇头，甭去了，拆了。我说怎么会呢?上月我还去过啊。朋友笑道，昨天刚好从那儿过，整条街都拆了。我叹息，那可是条古意十足的老街啊。
吹灯拔蜡的扫荡芟除，无边无际的大城宏图，千篇一律的整容模板……
无数“地点”在失守，被更弦易帜。
无数“故乡”在沦陷，被连根拔起。
何止城市，中国的乡村也在沦陷，且以更惊人的速度坠落。因为它更弱，更没有重心和屏障，更乏自持力和防护性。我甚至怀疑：中国还有真正的乡村和乡村精神吗?
央视所谓“魅力小镇”的评选，不过是一台走秀，是在给“遗墟”颁奖。那些古村名镇，只是没来得及脱旗袍马卦，里头早已是现代内衣或空空荡荡。在它们身上，我似乎没觉出“小镇”该有的灵魂、脚步和炊烟——那种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美学和心灵秩序。
天下小镇，都在演出，都在伪装。
真正的乡村精神——那种骨子里的安详和宁静，是装不出来的。
4
“我回到故乡即胜利。”自然之子叶赛宁如是说。
沈从文也说，“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
他们算是幸运，那个时代，故乡是不死的。至少尚无征兆和迹象，让游子担心故乡会死。
是的，丧钟响了。是告别的时候了。
每个人都应赶紧回故乡看看，赶在它整容、毁容或下葬之前。
当然还有个选择：永远不回故乡，不去目睹它的死。
我后悔了。我去晚了。我不该去。
由于没在祖籍生活过，多年来，我一直把70年代随父母流落的小村子视为故乡。那天梳理旧物，竟翻出一本自己的初中作文，开篇叫《回忆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那是一个群山环抱、山清水秀的村庄，有哗哗的小溪，神秘的山洞，漫山遍野的金银花……傍晚时分，往芦苇荡里扔一块石头，扑棱棱，会惊起几百只大雁和野鸭……盛夏降临，那是我最快乐的季节。踩着火辣辣的沙地，顶着荷叶跑向水的乐园。村北有一道宽宽的水坡，像一张床，长满了碧绿的青苔，坡下是一汪深潭，水中趴着圆圆巨石，滑滑的，像一只只大乌龟露出的背，是天然的游泳池……”
坦率说，这些描写一点没掺假。多年后，我遇到一位美术系教授，他告诉我，30年前，他多次带学生去胶东半岛和沂蒙山区写生，还路过这个村子。真的美啊，他一口咬定。其实不仅它，按美学标准，那个年代的村子皆可入画，皆配得上陶渊明的那首“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几年前，金银花开的仲夏，我带夫人去看它，亦是我30年来首次踏上它。
一路上，我不停地描绘她将要看到的一切，讲得她目眩神迷，我也沉浸在“儿童相间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想象与感动中。可随着刹车声，我大惊失色，全不见了，全不见了，找不到那条河、那片苇塘，找不到虾戏鱼溅的水坡，找不到那一群群龟背……代之的是采石场，是冒烟的砖窑，还有路边歪斜的广告：欢迎来到大理石之乡。
和于坚一样，我成了说谎者，吹嘘者，幻觉症病人。
5
没有故乡，没有身世，人何以确认自己是谁、属于谁?
没有地点，没有路标，人如何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个时代，不变的东西太少了，慢的东西太少了，我们头也不回地疾行，而身后的脚印、村庄、影子，早已无踪。
我们唱了一路的歌，却发现无词无曲。
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却忘了为何出发。
■王开岭权利的傲慢
耶路撒冷有一间名叫“芬克斯”的酒吧，面积仅30平方米，却连续多年被美国《新闻周刊》列入世界最佳酒吧的前15名。究其奥妙，竟和这样一则故事有关――
酒吧老板是个犹太人，罗斯恰尔斯，在其悉心经营下，酒吧小有名气。一天，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到耶路撒冷，公务结束后，博士突然想光顾一下酒吧，朋友推荐了“芬克斯”。
博士决定亲自打电话预约，自报家门后，他以商量的口吻说：“我有10个陪同，届时将一同前往，能否谢绝其他顾客呢?”按说，出于安全考虑，是可以理解的，何况这样的政要造访，对一家商户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幸事。
谁知老板不识抬举，他接受了预约，但对国务卿的附加要求却不接受：“您能垂幸本店，我深感荣耀，但因您的缘故而将他人拒之门外，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博士几乎怀疑耳朵听错了，气冲冲挂了电话。
第二天傍晚，“芬克斯”的电话又响了，博士语气柔和了许多，对昨天的失礼致歉后说，这次只带三个同伴，只订一桌，且不必谢绝其他客人。
“非常感谢您的诚意，但还是无法满足您。”
“为什么?”博士惊愕得要跳起来。
“对不起先生，明天是礼拜六，本店例休。”
“但，我后天就要离开了，您能否破一次例呢?”
“作为犹太人后裔，您该知道，礼拜六是个神圣的日子，礼拜六营业，是对神的亵渎。”
博士闻后，默默将电话挂上。
读完这则故事，我默然良久，为那栋叫“芬克斯”的小屋怦然心动。
我想，基辛格博士是不会轻易忘掉这件事的。
这样的事既令人沮丧，也令人鼓舞。人人生而平等，人最重要的权利即拒绝权力的权利……博士从这位傲慢店主身上领教到的“公民”涵义，从一份商家纪律中感受到的“尊严”与“权利”，比那些镌刻在纪念碑、印在白皮书上的，显然更深刻，更有分量。
权利，面对权力，应该是傲慢的。
后来，我竟莫名地打量起它的真实性来，会有这等傲慢发生吗?
很快我明白了，疑心完全是“以己推人”的结果。是对自己和周围不信任的结果。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中深陷太久的结果。无论地理还是灵魂，耶路撒冷，都太遥远了，像一抹神话。
一件小事，仔细品味却那样陌生，那般难以企及。从开始到完成，它需要一个人“公民”意识的长期储备，需要一种对尊严和规则牢固的持有决心，需要一个允许这种人、这种性格、这种人生――安全、自由、稳定生长的环境……
坦率地说，我对这等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不抱信心。即使这个故事让我倍受激励，假如我有一间“芬克斯”，便能重复那样的傲慢吗?(哪怕是作秀，哪怕是一个市长)作为一记闪念，或许我陡然想对权力说不，但该念头是否顽固到“不顾世情”“不计弹性”的地步，是否有足够的决绝以抵御惯性的纠缠――而绝无事后的忐忑和反悔?我真是一点信心没有。
我是我环境的产物。我的一切表现都是环境和经验支付的，我实在拿不出有别于他人的“异样”。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遗传的力量总是大于变异。
我向往，但我不是。
■熊培云守住良心的“一厘米主权”
许多人热衷于讨论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其实，不唯国家有主权，每一位国民也有主权。而且，个体主权之是否沦陷，更是人人最要面对的精神事件。
所谓个体主权无外乎两种：一是“对物”;二是“对己”。
“对物的主权”，18世纪的欧美贤良已有精彩论述。如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有关物权的至理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美国政治活动家詹姆斯·奥蒂斯反对政府的任意搜查令时的慷慨激昂——“一个人的住宅就是他的城堡，只要他安分守己，他在城堡里就应当受到像王子一样的保护”。
至于“对己的主权”，则包括个体的身体自治(行动自由)与精神自治(思想自由)。
一定条件下，无论“对物”，还是“对己”，两种主权都具有某种可让渡性。比如，通过谈判你可以变卖房产，替人工作、听人差遣，甚至接受思想与行为的培训等等。但是没人希望自己因此变成奴隶，既失去了“对物的主权”，也失去了“对己的主权”，成了“大公无私”时代里一无所有的“新人”。
最常见的情形是，人们敏锐于拥有“对物的主权”，而无视自己成为彻头彻尾的沦陷区。比如汉娜·施密特，电影《朗读者》里的纳粹女看守。法庭上的汉娜，犹如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优雅、温顺，而且理直气壮。在那里，刽子手被还原成普通的德国市民，忠于职守，对上级及既有法令无条件服从。当法官质问她为了不出乱子宁愿让三百人活活烧死时，汉娜反问法官：“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法官一时无言以对。相信这也是人们最怕面对的问题。
汉娜为什么最终被判终身监禁，影片未展开，答案在德国的另一场真实的审判中。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他射杀了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
和汉娜一样，亨里奇的律师辩称这些卫兵仅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并不这么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格夫洛伊被判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
体制内的作恶者莫不把体制与命令作为其替罪的借口，为自己主权沦陷、良心失守卸责。然而，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仍是可以选择的。君不见，在修砌柏林墙的第一天便有东德卫兵直接逃到西柏林，而柏林墙正是从那天开始了持续几十年的坍塌。
你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卫兵。亨里奇案作为“最高良知准则”的案例早已广为传扬。“抬高一厘米”，是人类面对恶政时不忘抵抗与自救，是“人类良知的一刹那”。这一厘米是让人类海阔天空的一厘米，是个体超于体制之上的一厘米，是见证人类良知的一厘米。
人类之所以高贵，正在于人类的良知。如梭罗所说，“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圣庙的建筑师。他的身体是他的圣殿，在里面，他用完全是自己的方式崇敬他的神??”中国人不也常说“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么?前者是他律之神，所谓“人在做，天在看”;后者是自律之神，人因有良知而自律，而超越罪恶的樊篱。一旦丢掉了良知，人类神性的庙宇也就坍塌了，人类所能看到的，便只有猥琐的世相与一望无际的残酷。
为了克服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抵御随时可能发生的权力之祸，尤其在经历极权主义盛行的20世纪之后，各国越来越注重对其国民抵抗权的保护。这既是一种法律上的救济、政治道德上的分权，也是一种良心上的共治。具体到今日中国，现行《公务员法》第54条不也规定公务员有抵抗上级的权利么?只可惜有人于法不顾，以为可以尽享良心沦陷的红利，且永远不受责罚。而这也是网民穷追暴力拆迁、跨省追捕等恶性事件之原因所在。
当一个人因不分善恶、惟命是从而导致自己主权沦陷，这样“亡国奴”式的人生是否才更可怕，更无希望?在此意义上，所谓良心发现，岂非“救亡图存”?
年少时爱看《加里森敢死队》，如今只记住一个镜头：盟军战士逃跑时，一位德军士兵开枪射击，可是怎么扣不动扳机，嘴里还嘟囔着，“什么老爷枪!”二十年后想起这个细节，仍忍俊不禁。我真希望那是德军士兵“蓄意不谋杀”，正管理他的“一厘米主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