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当代困境与哲学反思论文

2017-03-17

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当代困境与哲学反思

一、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概述

(一)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早期发展

学界对灌输理论的提出有不同的说法，但最权威的是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由马克思、恩格斯初步论述，列宁系统完善提出的灌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源泉。”[1]以时间维度深究对灌输理论做出突出贡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时期，德萨米于1842年出版的《公有法典》中提出“要往无产者的头脑里灌输真理，你有责任给无产者进行这一洗礼!”[2]灌输思想最早的表述在于以实践为考量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和启示并且接受和使用了这一概念。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3]此论述实质的内在逻辑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运动之间的关系，这一结合使工人阶级不再是自发的，而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工人运动即是灌输过程和灌输的实践过程。

1894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发展》中，肯定了画家许布纳尔描绘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一幅画，“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看……当然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思想。”[4]这是恩格斯首次使用“灌输”这一概念，也成为灌输理论的思想源头;考茨基在谈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草案时提出，社会主义意识不是从无产阶级斗争中自发产生的，而是从“外面灌输”的，这是考茨基对灌输理论进行的理论化叙述。而后，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肯定并完善了考茨基的思想，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5]，列宁不但从理论上对灌输理论加以完善，更将其运用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去，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因此，“正是一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懈努力，灌输理论才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6]。

(二)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中国化发展

毛泽东同志于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和其他群众。”[7]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还在各类讲话中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这些言论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更重要的是他开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先河[8]。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注重对青年一代科学意识形态的灌输，这也为他丰富和发展灌输理论创造了契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新历史时期党和国家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从思想意识和实践效用的考察上都强调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

而胡锦涛同志指出思想理论建设是党建的基础，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执政党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由此可见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阐发更加注重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理论素质建设。

习近平同志针对思想部门在宣传意识形态灌输方面强调“必须守士有责，守士负责，守士尽责”，不但对灌输提出了要求，更在各种会议和场合加以强调深化灌输意识、灌输及灌输活动的重要性。2014年8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党的领导”词频创新高，一共出现了13次，这不仅表明中国的法制建设旨在强化执政党的权威，更是对意识形态领域党权威的建设和加强，而“党的领导“不是纯粹人的领导，而是党的思想体系通过人这一途径实现，而实现“党的领导”的基础和保障在于将党的思想体系进行深入贯彻和稳固，即无产阶级思想完全占领意识形态领域，这表明灌输理论不是循例，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在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中国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灌输论”思想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一步步趋向完善。正是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懈努力，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才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当代困境

(一)过时论

持“过时论”者虽不否认灌输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但他们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认识和理论学习条件很好，完全可以通过自发的学习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知识，无须从“外面灌输进去”[9]。在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不断发展过程中，“过时论”者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真理作为认识的一种，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正如恩格斯说的那样“人类永远没有那么一天能站在最后真理面前无事可做”。走在最后真理的道路上，总是不乏质疑之声，因为他们选择静止在发展的隧道中，游离于瞬息万变的时代之外，任何时代的产物都有其固有时代特性，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不断发展又有时代性，这是其能发展和被需要的前提，更是其价值体现的必然途径。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发展且理性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其发展是动态的，其理性在于将其置身于动态变化的世界中，而不是定格在其过去静止的时空中来考量它，这是不科学的，是谬误。灌输理论的中国化发展及其世界性运用都证明其将时代特点贯穿理论始终，它会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而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所以灌输理论不会也不可能过时。

(二)无用论

持“无用论”者认为灌输是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不符合人类发展和改造世界的规律，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根本不需要进行灌输[10]。他们是用一种自以为是的假设为前提去论证一种非现实且未来性的东西，既没有考量依据，也没有检验标准，更不具备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基础，是一种缺失性的论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故此观点的依据是不成立的。

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从历史中考量，其价值和作用都是有据可循，是有历史材料可以证明的;而在现实应用中，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对于塑造国家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的思想高度。历史和现实的无数客观事实证明，在未来，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建设，尤其是意识形态的灌输理论只会加强和巩固，这一点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的13次提到的“党的领导”，这里最关键和最核心的在于思想领导。除了从实践的战略高度加以重视，无数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和视点都论证了灌输理论不可能更不会“无用”，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重大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两种主要困境说中，“过时论”犯了严重的形而上学错误，用片面、孤立的观点将灌输静止地设定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去看待，这从根本上讲是不符合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的，是阻碍真理进步和发展;而“无用论”是典型地犯了唯心主义错误，它否定了灌输理论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性和灌输实践已取得成果的实效性，以一种假设了已然美好结局，而否定前提和过程，背离现实需要来论述这一观点，无视灌输理论在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两种阻碍说都不是科学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是严重的谬误。

三、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哲学新思考

针对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面对的困境学说，我们虽有坚实的理论支撑来批判其在认识上的误区，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地思考这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对其进行批判和纠正的同时，加以自我审视，科学且理性地看待自身理论在发展道路上存在的不足。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在非社会主义思潮的侵袭下，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发挥作用的最关键时期，但却在某些领域显得那么苍白无力。面对新时期的新挑战，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审视灌输理论的发展，我们应做出新思考，既针对灌输理论的误导性认识有一个科学的辨析，也为灌输理论的长足发展予以理论的支撑和保障，同时给灌输理论未来发展以引导和方向性的保证。

(一)辩证看待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

灌输理论从提出、形成到今天的发展，一直走在真理的阳光大道上，故而每一个阶段的绝对真理都永无止境地向最后真理迈进，其发展是没有终结的，因此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在进步和无限发展的空间里总会有人介入、质疑，这就要求我们辩证地看待灌输理论。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对于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亦不例外。所谓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简单重复，而是新事物的不断产生，旧事物不断灭亡的过程，是新事物不断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并逐步战胜和取代旧事物的过程，亦即新陈代谢的过程[11]。之所以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并将发展这一内涵融入其中，贯穿始末，因为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更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必要条件。

无论自身发展需求还是外部条件要求统一于发展之中。其次，我们必须理性且科学地认识到，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目标性的结果，灌输理论是一个有目标但无最终结果的永恒发展着的理论，过程性的东西没有对错，只有是否适应时代发展需求。所以我们在考量其是否对社会有用，是否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价值时应站在相对发展的角度，考量其理论本身过程的发展而非对其结果的苛求。

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要求我们不仅要将灌输理论置身于发展之中，还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运用对立和统一，一般和特殊，综合和分析的辩证法，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中去认识事物的特殊本质和普遍本质、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以找出解决矛盾的适当形式和方法。要将灌输理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并最大限度的中国化，才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发挥最大的价值。让其走在中国式的道路上，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运用灌输理论的共同性，运用灌输理论建设和统治意识形态领域取得成效的普遍经验来思考其中国化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从中国自身的国情出发，不盲目挪用外国的成功经验和书本上的教条理论等一些不符合中国现有发展状况的东西，而是真正将灌输理论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将其内化并发展为自有理论，坚持创新求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在新时期运用中的新启示

首先，我们应对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与灌输实践有一个清晰的辨析：灌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对指导社会主义政党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重大的意义，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灌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灌输实践是以灌输理论为指导，运用灌输理论中的具体内容开展相应的灌输活动，是理论性与操作性的统一，是对灌输理论的具体践行。需要再次明确的是，灌输理论是已经通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其作为一种开展相关实践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指引，本身并不存在对错与好坏之分，而是作为一种客观的理论存在，如何被运用于灌输实践中则取决于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灌输实践是灌输理论的手段和过程，必然存在些许不可控因素，这一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只能被预期，并按照预期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可控性，但在具体操作和运行过程中主观因素太大，这就对理论体系本身和理论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更对灌输理论和实践过程中的参与者提出了挑战。灌输理论和灌输实践应该区分开来，作为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由灌输理论作为方向性的指引，有目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灌输实践，并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且不断丰富和发展灌输理论，以更高的理论指导更高的实践，以此作为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最终统一于灌输的最终目标和人类最高的理想追求。

其次，对于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对象的界定，在原有的划分标准的基础上，应有创新。以往对于其对象性的界定，主要按照社会阶层为主要划分依据，例如：工人、农民、学生、领导干部等，这样划分对于实施灌输活动有一定的计划性、统一性和便利性。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是不同阶层的文化程度不同，同一阶层的文化差异也出现了较大的差距。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已不再局限于一个阶层，所以在新时期界定不同灌输对象应按照文化程度层次性划分与阶层性划分相结合，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其思想觉悟和意识形态定式而言。

按照文化程度有层次的教育，有层次的灌输，根据层次的不同对于灌输内容的选择上也有所不同，从而真正意义上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因材施教”贯彻到各层次的教育中的同时，以阶层的形式做一种聚合，在达到最终效果的前提下提高灌输实践活动的实效性。

最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灌输方式不该一成不变，而应该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不断运用现代化手段，转变灌输方式，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同时最大限度提高被灌输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灌输和自我灌输应该是一个转化和结合的过程，而自我灌输是灌输实践的最终目标之一。

在走向自我灌输的道路上应充分利用灌输主体自身的特点，从感染到实现自我内化。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公众人物更需利用自身的公众影响力，对人民群众进行一种强有力的感染。时下最具公众影响力的人物――习近平同志，在各类公众场合传播正能量，积极宣扬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更从自身散发爱和美好的力量，让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走出“物质爱情”怪圈，“金钱至上”怪圈，将对共产主义的思想融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点滴进步中。

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当代困境与哲学反思论文

相关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