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德与日本武士道

2017-03-20

1 中国武德与武士道释义

1.1 中国武德释义

中国武德是武术理论规范与习武者道德行为准则的总和。武德最早始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所著的《左传》一书提出的：“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虽然是对诸侯用兵道德的要求,但对后来习武论德影响深远。武德的形成与发展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儒、墨、道、佛等伦理道德的影响,其中受一直居于封建社会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为最深,儒家思想认为“君子和而不流,中之而不倚”，“知仁勇天下之达德也”,“为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因而传统武德的主要内容,则表现为“仁”、“义”、“礼”、“智”、“信”、“勇”等方面。传统武德主要以“君子先慎手德”,“尊师重道、孝悌正义、济困扶危、除暴安良”,“戒骄奢淫逸”等作为武德信条,以武术各拳种流派自己订的“门规”、“戒律”、“戒约”,并有“三不传”、“五不传”、“十不传”、“八戒律”、“十要诀”等武德标准,以及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为了民族的尊严,国家的兴旺不惜杀身成仁,为了人民,不惜舍生取义等习武人崇高的道德风尚。

1.2 日本武士道的起源及释义

武士道是古代日本的一种武士精神的传承,产生于廉仓幕府(1192~1333年)群雄争霸时期,当时藩国的统治者拥有独立的行政、司法和征税权力,为了保卫自己,召集了一批职业军人,即所谓“武士”作为自己的亲兵。因此出现一个专门靠打斗为生的武士阶层,他们的社会地位介于“官”与“民”之间。江户时代,山鹿素行从中国的儒学理论中找到了武士道的理论依据,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对武士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提倡盲目的“忠节”、“武勇”和扭曲的“义理”作为武士道的精神支柱。日本明治维新后废除封建的身份等级,职业武士的特殊身份也被废除,但武士道却流传下来,随着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武士道也被奉为军国主义的精神之柱。在日本文化中,武士道不仅是封建暴政的产物,而且是日本统治阶层及所有日本人都应尊崇的美德。

2 中国武德与武士道形成的环境比较

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整个国家四周有天然屏障,历史上中国手工业品、加工后的农产品、陶瓷、绸缎、茶叶等产品生产相当发达,汉唐至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天然的屏障使中国不易受到外界的侵扰,自然条件使得中国人民形成“中庸其至矣乎”的道德观以及“非攻”、“仁政”的热爱和平的文化与民族心理。经济发达、衣食无忧的生活和稳定牢固的政权来自内政建设,人们认为战争只能带来破坏和灾荒,称颂的战争是那些中止战争的战争,“人故杀人,杀之可也。”“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圣人之用兵,战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封建君主推行儒家的仁政正符合中国自古以来的这种社会心理要求,武德也在这种心理要求中孕育发展,逐步形成了以仁爱、中庸、“温、良、恭、俭、让”为特点的武德意识及内涵。

日本是一个岛国,经常遭受台风、海啸、火山和地震的袭击,频繁的自然灾害使日本人始终有一种危机意识。古代日本落后的生产力导致不安定的社会环境,武士是欺压弱小稳固强权的保证,不停的战乱使得这个民族普遍地形成一种畸形的武力崇拜;武士道精神便是在偏狭的岛屿中产生的一种复杂、混乱和极端的生存意识和情感倾向。日本国土狭小,人口拥挤,资源贫乏,严重依赖进口,也强化了日本人的向心力和危机感。危机意识决定了日本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在狭隘的地理生存空间中,强烈的民族主义曾经使日本得益非浅,而他们的民族主义又进一步强化了心理上的孤立状态,加上作为自卑感的补偿而产生的优越感,使大和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强烈排外的种族中心主义,“日本乃神国、至高无上之国,它象征着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之内的中流砥柱,只有日本才最合适于领导大东亚”，便是这种畸形的狭义民族主义的体现;“霸道”和“霸气”就成了武士道的核心。因此武士道精神其实是求生存的本能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在恶劣自然环境下“以暴易暴、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的必然道路。

3 武德与武士道文化价值取向比较

3.1 重“忠”与重“仁”

中国武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伦理观在武学领域内的具体体现。它的内容虽然随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而不断地发展,但其最根本的精神实质仍表现为:仁、义、礼、智、信、勇。“仁”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全部道德意识,这也是习武者最高层次的品德修养和德性的最高境界。“仁”就是以人为本,用广博的爱心去爱一切人,“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仁的核心是孝悌,即要求武林中人具有师慈徒孝、兄贤弟恭、朋亲友爱的武德。忠、恕则是为仁之方。就是要忠于社稷和民族,忠于事业,要与人为善,以爱人之心宽恕他人,求及安宁、祥和。中国强调的忠于国家和君主必须在“义”条件下,“义”是依“仁”而行的方法、途径和标准,是在为民谋利,也可以是“正道”之类,总之不论是封建君主、达官贵人还是军事将领都必须在“正义”的名誉下行事,而任何人都可以以“正义”为名进行反抗,这与日本的武士道的“忠”是迥然相异的。在培养后代习武者时,中国武德以教育后代“仁”、“义”的认知为主,“仁则荣不仁则辱”,并保证它的实践,培养人们判断是非之成败荣辱观。其功用在于体人生,知人伦,明是非,辩善恶,力求“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做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侠义之人。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由中国传入的儒学更进一步地日本化,幕藩统治者为更好维持统治,将中国儒家“仁、义、礼、智、信”等崇高美德中最根本的德行“仁”改成强调以“忠”为要义,普通武士和平民忠于直接管辖他们的领主(大名),大名忠于幕府将军,而将军忠于天皇,形成轻“仁”重“忠”、日本独有的“儒教”特征。武士以拥戴名门出生的武将为靠山,通过主仆关系维持地位,采用从属于权力的形式生存,这就要求武士成为“忠”的代表者。通过对“忠”的表现,武士最终超越了贵族,进入上流阶层,武士道也成为了日本文化的主流。在主仆关系中武士表现尽忠尽责,当君主有病时,武士会用在严冬之夜脱光衣服浇冷水以自虐方式祈祷痊愈,表现不敢独自安适,以示共患难。在“从战争走向战争”的日本,为保卫君主,成为合格保卫者,采取苛刻的魔鬼训练方式,用自虐、苦行、克制培养残暴而隐忍的气质。在君主遇到危险时,武士可以义无反顾献出生命。为了体现“忠”,武士表现出坚决服从,不论任务是否正义,是否符合人道主义、对人类造成灾难。为了体现“忠”坚决完成任务,武士采用不择手段的方式甚至灭绝人性的手段完成任务,在不能完成任务时甚至采用“切腹”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以示“忠义”等等。因此,不讲道德的“忠”成了日本武士最基本的道德行为标准。

可见,中国武德的“忠”是效忠自己的信仰,日本武士道的“忠”是效忠一个人或一个团体。

3.2 以和为贵与崇尚杀戳

在儒家“中庸”、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喜爱“和”的状态,如“以和为贵”、“以和为美”,追求和平、以民为本,因为“和”是事物不走极端,符合规律,达到顺畅、稳固和美好境界的保障。这种“和”,事实上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和谐,是中国传统美学追求的一种美的境界。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武术力戒“以武犯禁”、“欺负弱小”,憎恨杀戳,认为习武不能恃强凌弱,推崇止恶扬善。因此武术功能上兼有健身、舞蹈和技击三种意义。太极功夫寓攻于守、外柔内刚的技击特点体现着武者以和为贵、与人为善的武德修养。

从镰仓时代到明治维新约有七百年时间,日本处在武士集团相互争霸的时期,为了生存,各武士集团就必须千方百计击溃对手,在生存权得不到保证的社会里,倾轧同胞的能力越强,其生存的几率就越高,为了生存和保全自己,不择手段就是最好的手段。仁慈不利于保存自我,暴虐则是保全自己的最有效方式。武士通过对君主的效忠换来君主对武士的一些恩赐,承认下属的土地及权利,给予武士们拥有许多特权。如“武士杀平民,无罪”,而且以平民百姓的身分来反抗武士阶级是为法律禁止的。即使受害于不合理的法律条文,人民也无处申诉。杀人成为合法,使武士杀戳成性。日本战国时代的剑圣宫本武藏,他最擅长用偷袭的办法进攻仇家,一旦得手之后,就把敌人全家杀得鸡犬不留连新生的婴儿也决不放过。这样的一位人物在中国肯定要落个声名狼藉遗臭万年的下场,但在日本崇拜他的人却成千上万,究其原因就是宫本武藏的暴行符合武士的杀戳习气。就连号称日本佛家一代宗师的亲鸾也公然提出:“为了达到往生,即使千百人也能斩杀”。在日本人看来,人的生命如草芥根本得不到尊重和珍惜。

日本武士道的技击术只研习杀人的技巧,在幕府时代,为了磨炼武士的胆子,政府公开鼓励武士先去杀人练胆,允许武士对平民试刀,这与中国武德的“侠义”精神是大异其趣的。中国武士讲究“好汉不打倒下的”,而日本武士则讲究“斩劈”,愈是对方不抵抗和求饶,便愈要将对方劈死、斩杀才肯罢休。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展开的杀人竞赛“百人斩”,将失去抵抗的中国俘虏成批地砍杀,所有的这些都表现了日本武士道的崇尚杀戳面目。

4 中国武德与日本武士道军事价值比较

铃木大拙不无偏激地感叹:“只要视死如归, 即使罪犯,先时犯下的种种罪愆,也可以一笔勾销得到宽恕。”铃木说日本人没有什么格外出色的生命哲学,但是有死亡哲学。这哲学有时显得鲁莽,然而其中的禅意和武士道精神,久已深入到了日本一般民众中,以致即使没有专门接受过武士训练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把握武士的精神,时刻准备为天皇去献出生命。日本军国主义为实现其侵略扩张政策,利用日本封建的“武士道”精神,通过全民皆兵的战略使日本军队迅速变得非常强大,1878年发布《军人训戒》,要求军人效忠天皇。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要求军人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和礼仪。“武士道”成为日本军人的伦理规范,君主专制并用神道教来愚化日本军人,蛊惑民心。神道教把崇拜天皇与奉行军国主义结合成一体,鼓吹“皇国精神”和“皇国之道”,说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应当统治世界。神道教还将死后的人不论好坏都变成为神,接受世人敬仰和膜拜。日本神道教及其死亡哲学,使日本军人变得非常凶残而且不怕死,敢于犯下“烧杀抢”等暴行。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华战争的南京大屠杀之时更是残暴狂妄到了极点。

中国武德受孔孟之道及传统宗教的影响,它由儒家的德性、道家的道心和释家的佛性构成,形成道德至上的社会意识。古代武德的观念是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大都是以保卫、防御为主而不是去扩张侵略压迫他人的观念。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法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心中悦而诚服也。”佛教认为今世积德来世才能过上好日子,要普度众生,生活中要不杀生,慈悲为怀。道教提倡“无为”、“寡欲”、“不争”和“济世利物”,要求“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练武是为了养生等等。在儒学和宗教思想的影响下将练武异化为追求“健”和“寿”,弱化了武术的技击本质,倡导武以德服人,以服人为上策,打人为下策,杀人为最下策,《孙子兵法》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国人向来提倡武术竞技先礼后兵、点到即止、“八不打”等等,处处体现道德至上,这对封建统治者改善执政环境具有良好的作用。但自甲午战争以来当中国军队与外来侵略的日本军队交战时,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显得不堪一击,虽然主要是社会因素和经济技术的落后,但同时武德观念在军事上的影响也显露出来,除了日本拥有船坚炮利的客观条件外,“武士道”思想对日本军人的精神武装也是其强悍的另一重要原因。但受到日本军队灭绝人性的摧残激起全中国人民的义愤,同仇敌忾,发扬仁、义、智、勇的抗击精神,真正体现出中国武德真谛时,在“人民战争”、“持久战争”的光辉思想面前武士道精神也就不堪一击!

从两种武德在军事上的较量结果,我们看到“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军队的魂魄。日本利用武士道使日本军队一度成为强悍的军队,在近代成为军事强国,在现代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我们要以日本这个咄咄逼人的邻居为镜子,观其成败得失,以资中国人借鉴。道德至上的中国武德文化对社会的安定团结、形成良好社会风气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世界军事强国,要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用现代的军事思想使我军队越过武德上某些软助,培育出一支强大的文明之师、威武之师。

武德是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协调着习武者及其身边人们之间的人际关系,注重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影响着习武者的各类活动。武德具有培育中国人的自强不息精神,培养竞争意识,培养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为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等重要的作用。我们以中国人的侠客情结为切入点,开展武德教育,培育正义的、公平的、民主健康的社会,发挥武德的文化作用,建立起新型的社会主义道德观,改善社会风气,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