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随笔散文欣赏：我为什么没有自杀?

导语：王蒙,男，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1940年入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1945年入私立平民中学学习，上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1950年从事青年团区委工作。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9月7日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后在京郊劳动改造。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十多年。期间学会的维吾尔语。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1979年平反。1983至1986年任《人民文学》主编。1986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同年6月任文化部部长，1990年卸任。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中共中央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人民文学》主编等职。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2002年4月任中国海洋大学顾问、教授、文学院院长等职。

某种情况下，我甚至要说，恰恰是在身处逆境之时，学习的条件最好，心最专，效果最好。顺境时人容易浮躁，周围常常会有各种朋友、跟随者、慕名者、请教者;顺境时你常常忙于说话、写字、发表意见、教授旁人、好为人师;顺境时常常自我感觉良好，志得意满，看到的是旁人的失缺;顺境时你必须满足社会与众人对你的期待，你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去做旁人要你做的事情，比如出席某些活动、仪式而目的仅仅是为了表示你确已出席。而逆境时、被晾到一边时、“不可接触”时、“不准革命”时，正是不受干扰地求学的良机、深思的良机、总结经验教训的良机，是严格地清醒地审视自己反省自身解剖自身的良机，是补充自己、壮大自身、使自身成长、使自身更新的良机，是学大知识、获大本领、得大彻大悟的最好契机。

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我身在新疆维吾尔民族聚居的农村，又处在极“左”的狂热之时，由于我在当时被错误地列入另册，不能写作，不能在任何单位上班工作，也不能正常参加社会活动……当然无法有任何作为，甚至看来似乎也没有办法光明正大地学习。我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农村干部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上。怎么样学习毛主席著作呢?学维吾尔文版的。我用维吾尔语背诵下了老三篇，背诵下了一大批毛主席语录。一次我大声朗读《纪念白求恩》，房东老大娘甚至以为是广播电台的播音。这说明我读得是怎样的字正腔圆一丝不苟。

有些外国朋友不理解我怎么可能在那种条件下在新疆一口气生活了16年，没有发疯也没有自杀。他们询问我在新疆16年做了些什么，言外之意那么长的时间，你的生活将会是怎样地空虚和痛苦。我半开玩笑地回答说：“我是读维吾尔语的博士后啊，两年预科，五年本科，三年硕士研究生，三年博士研究生，再有三年博士后，不是整整16年吗?”

任何表述都不是面面俱到的，我无意用这样的说法来掩盖我与很多同命运的其中有不少是优秀的人士在那个年代的经历的悲剧性，也无意提倡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然而我以为确有真正的精神真正的胜利，不是仅仅用一种类似儿子打老子的谵语欺骗与麻醉自己，而善于在一切逆境中学习，通过学习发展和壮大自己，憧憬着准备着未来，为最后的不仅是精神的而且是全面的胜利打下基础。这样的学习同时也是对于制造苦难制造不义嫉贤妒能动不动欲置人于死地的坏人的最好回答。

至于为什么没有疯狂也没有自杀，当然还因为我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我的对于生活对于人众(例如维吾尔农民)的爱，还由于正是我自己从童年和少年就选择了革命，包括革命的曲折和艰难，是我自己选择的，它并不完全是外来的与异己的强加的灾难，这样思考就会舒服一点，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会强一些。有一些激烈的评者总是责备我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采取对历史和现状无情的决绝态度，对不起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的起点、出发点、思考的角度就是有所不同，我不打算迎合。我也不喜欢那些欺世盗名的大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