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国学大师钱穆

2017-04-06

一代国学大师钱穆

钱穆国学大师钱穆学识广博，著作等身。按传统学科分类，他兼及经史子集四部，为传统国学中的“通儒之学”。按现代学科来看，其治学范围涉及史学与史学史、哲学及思想史、文化学及文化史等，可谓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钱穆一生勤勉，著述不倦，毕生著作70余种，如《国史大纲》、《国学概论》、《中国思想史》等，总共1400万字。

钱穆是一位民族意识强烈、文化情结深厚的史学家

钱穆是一位民族意识强烈、文化情结深厚的史学家。1930年，他在燕京大学教国文时，看见“M”楼、“S”楼、“贝公楼”时，极为不快，质问学校当局：“此何文?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事后，学校采纳了钱穆的建议，将“M”楼改为“穆”楼，将“S”楼改为“适”楼，“贝公楼”改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冠以中国名称。

钱穆大半生在中华民族危亡和西学东渐、中国文化衰落的年代中度过，他时时刻刻都在思索，如何才能使中国既达到富强而又不失本民族的文化与精神。他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指出，西学东渐后，中国人面临两大问题：第一，如何赶快学到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好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撑住;第二，如何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精神丧失掉”。若第一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国家民族根本不存在;若第二问题不解决，则中国的国家民族虽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失。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能自外生成，它必须要体认和凭借中国文化自身的机制。只能从以往的旧有中孕育生成，决不能凭空翻新，绝无依傍。

钱穆不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史学家，也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

钱穆不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史学家，也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1933年秋，钱穆在北大一人独任“中国通史”课。经过一年的讲授，形成了具有钱氏风格的“中国通史”课。钱穆的“中国通史”课，事实性强，不尚空谈，有考有识，简要精到。上课时满腔热情，激荡全室又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说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像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钱穆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课听者近三百人，坐立皆满。钱穆是当时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据说只有胡适一人可与之媲美。

钱穆学识广博，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他利用各种机会把自己积累的治学经验、读书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1942年9月8日，钱穆带学生徒步到新都赏桂，途中告诉严耕望等人：“一个人无论读书做事，一开始规模就要宏大高远，否则绝无大的成就。……中国学术界实在差劲，学者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总是几年便换一批，学问老是过时!这难道是必然的吗?是自己功夫不深，写的东西价值不高!求学不可太急，太急，不求利则求名，宜当缓缓为之;但太缓又易懈怠，所以意志坚强最为重要。”至于读书方法，钱穆谈道：“读书或采直阅式，不必管校勘、训诂等枝节问题;或采跳跃式，不懂无趣的地方，尽可跳过，不要因为不懂而废读;或采闲逛式，如逛街游山，随兴之所之，久了自然可尽奥旨。”钱穆是自学成材的名家，这些治学和读书的经验是他多年积累而得，对后来的治学者多有启迪。钱穆自1912年登上讲台，先后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等地的小学、中学、大学任教75年，培养出众多著名的文史专家。 1990年钱穆在台湾辞世。有人称他的离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此后国学大师四字成为绝响”。

论著选摘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黄。)

一代国学大师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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