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西方建筑文化论文
欧洲建筑是分布在欧洲的古代建筑的统称。下文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欧洲西方建筑文化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欧洲西方建筑文化论文篇1
论西方建筑中的解构主义
摘要：解构主义是对正统原则和正统标准进行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所谓的正统原则和正统标准就是现代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则与标准。解构主义形式的实质是对于结构主义的破坏、分解与重组，因此，它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个人性的特征。作为后现代景观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文学、哲学、政治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解构主义;正统;创新
一、解构主义的起源
解构主义哲学主要是以人文哲学为背景而产生的，其作为一种设计风格的探索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但是它的哲学渊源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而解构主义的直接来源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不满于贯穿西方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基于对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的批判而提出了“解构主义”的理论，对于那种传统的亘古不变的哲学信念发起的挑战，1967年以《文字与差异》、《论文字学》、《语音与现象》这三部书的出版正式宣告解构主义的诞生。
雅克・德里达以人的永恒参与为由，认为书写语言使符号呈现出难以抹灭的物质铭刻，认为作品的意义是多样化的、无止尽的、模糊的。同时，他强调符号不能使概念有意义，认为语言是一种开放的、变异的、无中心含义的结构状态。他还认为建筑的目的是控制整个社会的沟通与交流。因此，反对现代主义建筑的垄断地位，反对现代主义的权威地位，反对把现代建筑和传统建筑对立起来的二元对抗方式。总而言之，可以看出解构主义的特点就是反中心、反权威、反二元对抗、反非黑即白的理论。
二、什么是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实质上是对于结构的破坏、分解与重组，是对正统原则和正统标准的批判、继承和发展。按照解构主义理论，可以运用科学的符号学原理来分析图像，并且分别说明其视觉的、文化的、以及语言的意义，这一分析过程称之为解码。解构主义的设计师们的共同点是赋予设计艺术作品各种各样的形态，运用相贯、偏心、反转、回转等手法，使其作品具有不安定且富有运动感形态的倾向。解构主义风格的设计作品大都具有无绝对权威、个人的、非中心的、恒变的、没有预定设计、多元化的、非同一化的、破碎的、凌乱模糊等特点。大多数的作品看似凌乱无章，而实质有内在的结构因素和总体考虑的高度理性化特点。
三、建筑上的解构主义浪潮
二十世纪是各种风格与各种主义百家争鸣的时期，这一时期产生比以往更多的设计风格和流派，集中地反应了各种流派设计思潮对建筑观念的挑战与探索，同时，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杰出天才建筑设计师。在解构哲学的发展影响波及到建筑后，越来越多的表现在建筑上，建筑理论家将解构主义理论引入建筑理论，这一理论解放了设计者被传统的结构主义完整性的约束，设计手法越来越让人耳目一新，其代表人物如弗兰克・盖里、伯纳德・屈米、彼得・埃森曼等。解构是文化的重构者，建筑元素的交叉、重叠和碰撞成为设计的整合过程和结果。虽然形态表面似乎呈现某种无序状态，但是其内部的逻辑及思辨过程却是清晰统一的。解构主义建筑实践过程追寻各种各样的手法，创造出同经典建筑模式完全相反的充满矛盾、冲突、变异乃至怪诞的建筑形态，但是建筑理论家们将这些建筑师统称为解构主义建筑师，而这支流派则被命名为“解构主义”流派。
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位解构主义建筑设计家弗兰克・盖里在他的设计中就采用了解构主义方式，即把完整的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建筑整体破坏处理，然后重新组合，形成破碎的空间和形态。盖里的作品相当独特，极具个性，他通常使用多角平面、倾斜的结构、倒转的形式以及多种物质形式并将视觉效应与用到图样中去。他1978年设计的位于洛杉矶自己的寓所，使用了包括金属瓦楞板、铁丝网的色彩鲜艳的工业材料，是最早的解构主义作品之一。1998年弗兰克・盖里设计和建造完成的所罗门・古根海姆博物馆，集中了他后期解构主义的思想，整个建筑在河边，采用了弯曲、扭曲、变形、有机状、各种材料混合拼用等手法。
20世纪80年代，建筑理论家伯纳德・屈米、彼得・埃森曼与德里达开始有所接触并相互影响。屈米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引入建筑理论，他认为应该把许多存在的现代和传统的建筑因素重新构建，利用更加宽容的、自由的、多元化的方式来建造新的建筑理论框架。伯纳德・屈米的作品重新定义建筑在实现个人和政治自由中的角色。自20世纪70年代起，屈米就声称建筑形式与发生在建筑中的事件没有固定的联系，他的作品强调建立层次模糊、不明确的空间。在屈米的理念中，建筑的角色不是表达现存的社会结构而是作为一个质疑和校订的工具存在。
还有我们所熟知的央视大楼是典型的解构主义建筑，同时也是最受争议的建筑之一。它是由荷兰著名建筑师雷姆・库哈斯设计的。库哈斯认为，在摩天大楼的设计中“大多数只是按照预先的方式进行布置，在其中进行的只是惯常的活动”他觉察到摩天大楼的创造模式已成为定式，应该有新的创作逻辑与思路，同时，在对于高层建筑的高度问题上，他认为不必“参与对终极高度的无谓竞争”，而是建造“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群”。
四、解构主义建筑的发展及问题
总的来说，现在的解构主义具有无规则、残缺、突变、矛盾、独特的特点，打破传统颠倒传统元素，然后重组一种新的风格，这种模式顺应了现代人们不断追求创新，追求标新立异，追求释放自我的时代。虽然其在声势上很大，在建筑设计探索之路上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解构主义本身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解构主义建筑理论试图从建筑语言上重组建筑，实现建筑意义的真实表达，虽然实现了反正规传统和正规标准的建筑模式，但是同时造就了光怪陆离的建筑景观和对解构主义的错误认识。从为数不多的优秀作品中可以看出解构主义建筑是现代主义风格之外的一种理性风格，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解构主义建筑作品对现代主义建筑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由于解构主义本身的一些问题以及人们的错误理解，比如：结构过于复杂、工程造价昂贵增加工程技术的难度以及形式的破碎与城市现有的形态显得格格不入，无法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解构主义”这个词，在国内很是时髦，被看成是后现代的核心思想，人们将其理解为“破坏”，意思是要拆除一切既定的原有的结构或者模式，实则不然，解构主义不仅仅是在破坏同时也在建造着。或许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为我国设计的央视大楼引起广大人们的关注并将成为解构主义建筑在新世纪的一个里程碑性的建筑。打破了传统摩天大楼的呆板布局，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这次设计造价也相当惊人，像这样的建筑是否真的具有现实意义?当然从建筑学角度分析，它的确是建筑形式上的大突破，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五、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解构主义自身存在一些缺陷和争议，但是，解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面临危机，而后现代主义又被人们所厌恶之时，作为一个后现代时期的设计探索形式之一而产生的。在建筑理论方面，它敢于打破正规传统和正规标准，使建筑设计师门从传统的建筑模式中释放出来，对新世纪的建筑发展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受之，世界现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2
[2]李辰琦，张伶领.“杂乱”中的“动态有序”――解构主义建筑的动态秩序|J|.建筑师，2004
[3]C詹克斯 什么是后现代主义|M|.李大夏，译.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4]徐津 建筑的解构与解构的建筑――思想及作品解析|D|天津大学博士论文，2002
欧洲西方建筑文化论文篇2
浅谈西方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的影响
【摘 要】 随着历史不断地向前推移，在中西文化不断地摩擦和冲击过程中，中国的建筑文化受西方建筑的影响比较严重。现阶段，中国建筑在处理本土和外来建筑文化问题上出现很多缺陷，不但使许多地区的本土特色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且严重影响了我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本文简要介绍了我国建筑文化的发展历程，讲述了中国建筑如何受到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最后针对我国建筑文化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在如今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的时代，处理好继承传统文化、借鉴外来文化与创新时代文化三者的关系意义重大。
【关键词】 中西结合、建筑、传承与融合
一、中国建筑文化的发展
放眼中国几千年的建筑文化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的建筑文化基本上是呈现一个相对保守的态势，几乎是没什么变化和突破，好坏之分也只能从建筑的用料和做工质量来分辨，在文化内涵的表现形式上并没有什么区别。虽然经历了无数朝代的更迭和社会的变革甚至民族的分裂与融合，但由于我国社会制度仍然没有打破封建社会的桎梏，所以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建筑风格和文化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动。封建制度是中国建筑文化的基础，封建皇权的统治使人民无力反抗，甚至有人认为封建制度永远不会灭亡，所以，中国的建筑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继承与传承下渐渐达到了顶峰。即使如此，中国早在近代之前也存在过西方风格的建筑，但是数量和规模都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限制，比如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圆明园中长春园的海晏堂，这个建筑是由意大利人郎世宁为代表的多人共同设计而成，是典型的意大利巴洛克风格，但这个建筑仍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西式风格，因为建筑材料和许多装饰花纹都是使用的琉璃瓦等中国特色材料。所以，中国封建社会这段时期内的西方风格建筑并没有在中国得到发展，相反却受到了中国建筑文化的影响，造就了不少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中国的建筑文化出现变革的分水岭大约在改革开放前后。封建统治时期的城市建筑以皇城宫殿、贵族官邸、封建园林、宗教寺庙以及君王陵墓为主，这些造就了中国建筑文化的精华，是中国几千年人民智慧的结晶。可以发现，我国古代的建筑是按照一种辐射式的铺设方式，以某一个重大建筑为中心，向四周蔓延的结构形式。很明显，这种建筑风格是为了维护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为了方便统治者对周围事物的管理。除了这种城市建筑的功能性需求，这种辐射式的结构也体现了人民对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比如，人们会围绕宗教寺庙、家族宗祠或是官府居住，这样不但可以就近祈福、朝圣，而且还可以获得更加平静的生活。
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建筑文化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换，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也迈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城市建筑的铺设机构也由原来的辐射式变成了分散式。即使在大型城市，也很难见到巨型的建筑群，无论是政府、企业或是交通枢纽，已经开始向城市的边缘迁移。这样，城市建筑的文化表现力开始由原先的核心建筑群向普通的建筑转移，单体建筑越来越凸显自我，从造型、结构到色彩内容都开始丰富起来。城市建筑群众的标志性建筑越来越多，新式建筑的兴起也越来越频繁，这些都是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变更的直接体现，中国已经完全摆脱封建社会为了统治阶级的自身利益而延续下来的建筑群结构，进入了当前城邦集中式建筑与农村散点式建筑相结合的新型建筑群结构。
二、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建筑的影响
西方各种各样的文化开始进入中国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这次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也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讲究的是“中和”和“中庸”，这与西方建筑自由和开放的审美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冲击。而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我国更是越来越受到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与先进科学和技术的影响，于是，我国的传统建筑文化开始与西方建筑文化相融合，并且开始转型为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式建筑。
中西建筑文化强烈的冲击从鸦片战争一直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在这期间，西方风格的建筑在中国发展较快，但在中国广阔的疆域中仍属于稀奇建筑。由于我国当时经济和社会的落后，以及帝国主义的入侵，这段时间兴建的建筑大多受到外国人的控制，由为西方设计，中国人施工。主要表现为：
1、办公类。中国最早的办公类西方建筑要属传播西方教义的教堂，这类建筑带有极强的西方文化特色，但是精神的寄托并不是西方列强所需要的。为了追求更多剩余价值和物质利益，西方列强开始兴建与洋务运动相关的办公类建筑。众所周知，我国最早的办公建筑就是封建时期的政府官员审案办案的衙门，这些建筑都形似目前老北京的四合院，中间的大院四周是平房型建筑，具有非常浓厚的中国建筑文化风味。中西文化冲击后，受到国外建筑文化的影响，我国也开始修建多层的楼房与大院相结合的办公类建筑，高层楼房属于西方风格，而大院式的格局则带有中国风味，这种建筑则属于中西建筑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2、住宅类。住宅类的建筑变化比较明显的就是上海的里弄式建筑，它最早起源于欧洲联排式的木板式建筑，由于木材容易着火发生火灾，1870年上海里弄建筑基本都变成了石库门住宅。这些建筑在总体的排列方式上是欧洲的早期联排式，但是每一个建筑的平面结构则是中国北方传统的四合院结构，但是在细节和装饰方面又具有南方传统特色。这种借鉴了欧洲风格的新式石库门建筑，整体建材使用了石头和砖料，具有更加丰富的欧洲风格的铁门和装饰，最大的变化就是阳台的添加。我们熟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兴业路76号石库门就是一处当时最典型的中西结合的石库门建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西方建筑文化的交流如同交响乐一般，不同音调和旋律此起彼伏，中国建筑文化在传承发扬本土特色的同时，受到了非常强烈的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
三、我国建筑的发展前景
我国建筑文化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一种风格的建筑都是上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沉淀才能延续下来，而且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和制约。因此，在分析了中外建筑文化差异和冲击的基础上，对我国建筑的发展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首先，建筑文化必须传承和延续本土的特色文化，中国的城市建筑文化具有几千的辉煌历史，更应该充分的体现出来。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城市缺乏这种突出本土建筑文化特色的政策，许多地区由于受到外来建筑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已经开始逐渐丧失本土民族特色。我国建筑文化的“本土性”和“国际性”分辨不够清晰，开发商也受到外来建筑设计开放性的影响，盲目的追求外来建筑文化。所以，城市建筑在学习借鉴国外优良特质的同时必须追求本土特色。
其次，一座城市的文化的表现首当其冲的就是当地的建筑文化，城市建筑的风格与特质也反映出城市人民的素质和价值取向。建筑文化的发展是城市多方面共同作用的产物，比如地理位置、历史背景、风土人情、气候变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政治特色等。所以，每一座建筑的兴起必须讲求物质功能的完善、科学技术的先进，最重要的是丰富的文化内涵。
总结
在西方建筑文化面前，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在积极、主动的学习其精髓的同时，一定要摒弃照搬照抄的做法，对外来的文化要有针对性的加以利用，而非全盘推行。最重要的是保证本土建筑文化特色可以继续传承下去，结合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的基础上鼓励创新。中国的建筑需要新的一代人进行传承和发扬，走出现阶段我国建筑文化低沉期，走向一片新的光明。
参考文献
[1] 曹叶成.浅析西方建筑文化对现代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影响[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2，(14).23-25
[2] 季富政.浸染――也谈西方建筑文化对中国的影响[J].建筑与文化.2011，(12).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