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历史
文化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文化交流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历史，一起来看看。
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历史
首先，“茶道”一词的原创来自于中国，并不断有所发展。首次提出“茶道”概念的是比陆羽年长十几岁并精于茶事的诗僧皎然。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有句“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诗人谈及饮剡溪茶的感受，第一饮可“涤昏寐”，第二饮“清我神”，第三饮便达到“得道”的境界。最后在诗尾提出了“茶道”一词，这是富有哲理内蕴的词，与现代茶文化界对“茶道”的界定颇为相通。
皎然之后，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也提到“茶道”一词：“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式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封演为天宝年间(742～755)进士，大历(766～779)中为县令。这一时期，正是唐代茶文化定型并兴盛的时期。封演之“茶道”兴于中唐，是由于陆羽专著茶书，对茶的功效以及煎茶、炙茶的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并且创制茶具24种，后又经常伯熊的“广润色之”而得以大行的。《封氏闻见记》一书大都实录著者的所见所闻，可信度较高，内容可靠，但其所述“茶道”则重在饮茶之风和茶艺的推行。
“茶道”两字的出现，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在晋代以后，茶成为日常饮料，文人雅士在品饮中感受到茶叶超出物质外的精神品性。如杜育《荈赋》的“调神和内”指出饮茶调节精神，和谐内心的功能。《晋书·桓温传》记“温性俭”，《晋中兴书》记陆纳事，《南齐书·武帝本纪》的以茶为祭，并且“天下贵贱，咸同此制”，都体现出社会对以茶示俭的共识。这些，正是茶道思想萌芽的基础。
民间素有“陆卢遗风”之说，而与陆羽并称的诗人卢仝，同样在他的诗篇中涉及茶道精神。他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生动地描绘了饮茶的七个层次：“一碗入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诗作虽然是具有夸张色彩的文学语言，却与皎然的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茶道思想”并非仅仅对“茶道”一词的解释，而是从哲理的层面，从精神的世界，来进行理性的思考和概括。与陆羽生活在相近时期的裴汶，在《茶述》的序言中对茶的功效进行了论述：“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烹之鼎水，和以虎形，人人服之，永永不厌。得之则安，不得则病。”裴汶所说的“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大多偏重于饮茶的精神作用和社会功能，与皎然的“再饮”“三饮”大体相近，均属于今天所谓“茶道”范畴，只是把这些功用作为并列关系排比。而在晚唐时期，刘贞亮更从理性角度对茶道精神进行概括，称之为“茶德”。在《茶十德》一文中，他将茶叶功效归纳为十项：“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其中“利礼仁”、“表敬意”、“可行道”都属于茶道精神范畴。这里所说的“可行”之“道”，是指道德教化、美化人生和育化社会。饮茶的功德之一，就是有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培育。这是以理性的思辨和简洁的语言将茶道功能提升到社会风习的最高层次，确为唐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
对于茶道精神的推崇，一直显现在中国各类典籍的字里行间。北宋吴淑(947～1002)的《茶赋》，铺陈讲述了诸多名茶及茶的典故，渲染了茶的功效，在行文流畅、语句优美之中，该赋特别强调：“夫其涤烦疗渴，换骨轻身，茶藓之利，其功若神”;“清文既传于杜育，精思亦闻于陆羽”;“吴主之爱韦曜，先沐殊恩;陆纳之待谢安，诚彰俭德”;“效在不眠，功存悦志”。这些，都属于精神世界。特别是宋代茶书中，宋徽宗的《大观茶论》更是直面茶道精神：“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致清导和”、“韵高致静”是对中国茶道基本精神的高度概括，提示出中国茶道的本质特征，是对中国茶道的一大贡献。
这种流风遗韵，一直绵延不绝。明代周履靖(生卒年未详)仿效西晋刘伶的《酒德颂》而写《茶德颂》，全文为：
有嗜茗友生，烹瀹不论夕朝，沸汤在须臾;汲泉与燎火，无暇蹑长衢。竹炉列牖，兽炭陈庐;卢仝应让，陆羽不知。堪贱羽觞酒觚，所贵茗碗茶壶;一瓯睡觉，二碗饭余。遇醉汉渴夫，山僧逸士，闻馨嗅味，欣然而喜。乃掀唇快饮，润喉嗽齿，诗肠濯涤，妙思猛起。友生咏句，而嘲其酒糟;我辈恶醪，啜其汤饮，犹胜啮糟。一吸怀畅，再吸思陶。心烦顷舒，神昏顿醒。喉能清爽而发高声，秘传煎烹瀹啜真形。始悟玉川之妙法，追鲁望之幽情。燃石鼎俨如翻浪，倾磁瓯叶泛如萍。虽拟《酒德颂》，不学古调咏螟蛉。
这篇小品，写嗜茗之趣，颂茶德之功，重在“悟玉川(指卢仝)之妙法，追鲁望(指陆龟蒙)之幽情”。
同为明代的吴从先也写有《茶德颂》，则又是另有深味。全文几乎通篇用典，处处紧扣茶事，描绘出“维悦志之灵根，鼓穆清于玉川，感知已于竟陵”的别样情怀，以及“邀素友”、“结清盟”的高士雅趣。吴从先有茶书一部，茶文一篇，自撰茶语十余条，采录茶事四十余则。从吴氏《小窗四纪》钩沉出《茗说》等茶文献的茶文化专家王河先生很有见地地论述到：“细观这些茶文献，我们可以得知，吴从先的茶论思想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清’：茶话为‘清语’，茶事为‘清事’，饮茶为‘清享’，品茶为‘清韵’。甚至，因地利之便，能品尝到刘伯刍七等之水，认为也是享‘清福’。在吴从先看来，正因为‘清’，才能茗碗相对，可免玄尘之想。”⒀吴从先的系列茶论，处处围绕“清”字，这也正是他理解和追求的品茗境界与茶道精神。
中国文人真正接近于揭示茶道实质的是明末清初的杜浚。他曾在《茶喜》一诗的序言中指出：
夫予论茶四妙：曰湛、曰幽、曰灵、曰远。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闻见，导吾杳冥。
茶之“四妙”，指品茶艺术具有四个美妙的特性。“湛：’指深湛、清湛;“幽”指幽静、幽深;“灵”指灵性、灵透;“远”指深远、悠远。这四者是品茶意境的不同层面，是对茶道精神的一种概括。所谓“澡吾根器”，是说品茶可以使自己的道德修养更高尚。“美吾智意”，是说可以使自己的学识更完美。“改吾闻见”，是说可以开阔和提高视野。“导吾杳冥”，则是彻悟人生真谛进入空灵的仙境。这正是饮茶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功能，是茶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可以说，杜浚实际上已经给中国茶道作了很好的总结，揭示出中国茶道的实质。
海峡两岸茶文化的交流历史
闽南地处南亚热带地区，陆域介于北纬23度30分至28度22分，东经115度50分至120度40分之间，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温暖湿润为气候的显著特色。属丘陵地貌，多为黄壤和红壤，山多雾，草木茂盛，极适合茶树的种植, 漳州地区的茶叶生产，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更有着悠久的种茶历史和极为丰厚的茶文化底蕴，根据史料记载，早在唐高宗显庆四年，长泰县的天竺岩就盛产天竺茶，也就是说，在漳州刚刚建州的年代里，就有了关于茶叶生产的记载。明代中期，漳州已经成了南方优质茶叶重要产区。漳芽，漳片等优质茶叶，也进入了宫廷。明中叶，月港作为东南沿海最大的走私港口，悄然崛起，极大地吸引了茶叶的生产，每年都有数以百吨的茶叶，从这里运销东南亚地区。明未清初，漳州已经成了福建东南沿海最大的茶叶集散地。
漳州茶叶的品种主要为乌龙茶。乌龙茶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包括产于福建的“武夷岩茶”、安溪的“铁观音”以及水仙、铁观音、乌龙茶;色种中的黄旦、本山、毛蟹、奇兰、梅占，还有广东的凤凰水仙等，乌龙茶的种植区遍布漳州市的每个县区，在华安的仙都，新圩，湖林，在平和县的崎岭、九峰、芦溪，南靖的书洋，梅林，在漳浦的盘陀，南山，诏安的秀篆、白洋等乡镇。漳州茶叶的品种极为繁多，其中较为著名的就有铁观音、奇兰、黄旦、单枞水仙、肉桂等，还有高级农艺师郑兆钦1982年选育成功的八仙茶，这个建国以来唯一新培育的茶叶品种，被列为全国良种茶树，和平和奇兰、长泰毛蟹、水仙等，在福建省优质茶叶产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目前全市的种植面积合计达25.85万亩，年产量2.07万吨.产值7.5 亿成为农业经济中的一项重要产业。而乌龙茶正是漳州人的最早创制的。
乌龙茶在工艺上采用了半发酵茶的制茶技艺，因而兼备了红茶的甘醇和绿茶的清香，从而在茶叶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康熙年间崇安县令陆廷灿在《续茶经》一书中引用王草堂的《茶说》中的一段文字：“武夷茶自谷雨采至立夏，谓之头春，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候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界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萝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摝，香气发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而焙，复拣去老叶及枝蒂，使之一色。”这是对乌龙茶的制作工艺的最早记载。此外，《武夷山志》记载的“武夷茶歌”和《泉州府志》记载的“安溪茶歌”也是乌龙茶最主要要史料：
《武夷山志》载有《武夷茶歌》一首：“凡茶之产视地利，溪北较厚溪南次，平州渚渚土膏轻，幽谷高岸烟雨腻，几茶之候视天时，最喜天晴北风吹，若遭阴雨风南来，色香顿减淡无味，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如梅斯馥兰斯馨，大抵焙得候香气，鼎中茏上炉火红，心闲手敏工夫细，岩阿宋树无多丝，雀吞吐红霜叶醉，终朝采采不盈掬，漳人好事自珍秘，积雨山楼苦昼间，一宵茶话留千载，重烹山茗话枯肠，雨声杂沓松涛沸”。
《泉州府志》也载一首《安溪茶歌》：“安溪之山郁嵯峨，其阴长湿生丛茶，居人清明采嫩叶，为价甚贱供万家，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真伪混杂人瞶瞶，世道如此良可嗟。”
二首茶歌的作者同是阮旻锡，阮氏号梦庵，字畴生，厦门同安人，明世袭次千户后裔。李自成入北京后，旻锡慨然追随郑成功入台，后遁入武夷山中为僧。根据以上的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武夷茶制作方法与现代乌龙茶的制作方法是基本相同的。但是我们注意到，二首茶歌都提到“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漳人好事自珍秘”，“迩来武夷漳人制”，说明，乌龙茶的制法是从漳州一带传入武夷山的，“溪茶遂仿岩茶样”则说明，这一技艺又从武夷山传入安溪。
以上这些材料都可以看出，漳州是乌龙茶的创始地，武夷，安溪，台湾等乌龙茶的主产区和乌龙茶生产技艺都是从漳州直接或间接传播过去的。
根据乾隆《龙溪县志》记载：“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茶”说明漳州栽种茶树历史悠久，也有灵山寺茶等名贵茶种，但产量有限，民间茶风日盛，僧多粥少，引起价格上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茶商便到武夷、安溪等大产区采购经营，必然带去了漳州的茶叶加工技术，为武夷茶区所仿效，也可能漳州的制茶商利用武夷山丰富的茶叶原料，到武夷山开办茶叶加工企业，便有一部分技术工人从此定居下来，直到今天，武夷岩茶的制茶工人，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为闽南人，其中有一部分则为祖上迁居江西上饶河口从事制茶的闽南人。
乌龙茶的生产技艺很快地被武夷山，安溪等茶区仿效，成为福建茶区的主要制茶工艺，并随着漳人的入台传入台湾，列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形成了以闽北的“武夷岩茶”、安溪的“铁观音”最为著名的，包括了水仙、铁观音、以及黄旦、本山、毛蟹、奇兰、梅占等，台湾在十九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台湾冻顶乌龙，近年来漳州人培育的八仙茶等，在福建，广东、台湾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很大的消费市场。
乌龙茶以其半青半黄的茶色，荡气回肠的清香，很快就风糜南国，波及整个东南亚。它适应了这片吹拂着湿润空气的南国，这条长年风涛呼啸的海岸，以其独特的魅力，加入了紫砂壶，若琛杯，风炉等一系列妙趣天成的茶具，从单纯的饮料中走了出来，在闽南粤东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功夫茶文化。
与福建水水相隔，同享一段纬度的台湾省，也是我国重要的茶叶产地和消费地。据近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全岛的茶园种植面积约为28万亩，年产茶叶近2万吨，年产值约为1亿美元，面积，产量和产值与漳州大致相等，而在东南亚地区，比大陆的影响可能更大。台湾的茶业种植范围很宽，可以说遍及全岛，东部有台东的鹿野与花莲的瑞穗，主产清香型乌龙。中部有南投鹿谷的冻顶乌龙，是一处开发近二百年历史的茶区。茶园处在海拔800米的山上，其冻顶乌龙名传遐迩。沿着上阿里山景区一路上全是茶的世界，而到海拔1000-2000米处则有高山茶园。南端佳乐风景区又有金萱茶。北部则有有著名的文山包种与木栅观音。
早在明代晚期，荷兰人占领台湾的时, 在台湾就有发现茶树的记载，被认为是台湾本土的野生茶。清初《诸罗县志》中，也有关于水沙连(现南投埔里)有产茶的记载，但地处深山，数量不多，可能也仅限于少量采摘，采用简易的制作，供少数人试饮，仅作为一种标本的发现载入历史。
后来台湾的茶叶基本是从大陆引进的，闽南人是进入台湾的年代很早，据地方史料记载，早在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跟随南宋末代小皇帝南逃的将士，在广东被元军击溃后，由郡马都慰陈植率领一部分人突围，从海上飘流逃往澎湖、台湾避难;同时元军攻陷东山时，都尉陈元霖带领抗元将士为避难，渡海到了澎湖、台湾。之后，不断有闽南人零零星星借助渔船贷船迁居台湾。明天启四年(1624年)，海澄人颜思齐从旅居地日本带领28名闽南同乡，驾船在台湾笨港登陆，创立了闽南人集中开拓台湾的先河，他陆续招募了3000多名漳州一带的青壮年。在台湾进行捕鱼、垦荒和海上贸易。到了清代初年，郑成功率军渡海，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台湾，率军入台者有大批漳州籍的将士，从此留在台湾屯垦，并带去了大量的亲友和大陆家眷，其时，偷渡到台湾去谋生者在数万之众。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被收复后，由于漳州人对台湾已有进一步的认识，以偷渡和合法途径移民台湾者源源不绝。其中有如王锡祺者。延至清乾隆嘉庆时期，清政府取消大陆人携家眷赴台的禁令，兴起了移民大潮，也出现了像吴沙，林成祖等率众垦殖台湾,在台湾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的名人。
移民社会里，通常都是同乡互相投靠，相同的藉贯组成聚落，并拥有相对独立的地域，这一现象也有助于将故乡的传统习俗在新的聚居地里保存和沿续。清代初期，乌龙茶的加工技术已经在闽南地区成为主流，并开始出现了工夫茶艺，这一茶艺的出现也表明了饮茶习俗在闽南的民间拥有很大的空间，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之中。渡台的闽南人中，无论是施琅、蓝理、蓝廷珍、蓝鼎元、黄性震等官史，更是大量的平头百姓，其中必有相当一部分接受了工夫茶艺的薰陶，这些人的入，必然也带支了故乡的生活习俗的生产技术，茶叶的生产、制作技术以及饮用习俗也。
目前已知最早的将茶树引种在台湾的资料见于连横先生所着的《台湾通史》中：清代嘉庆年间(1797年～1820年)，有位柯朝氏将武夷山的茶苗，种植在今台北县瑞芳附近一叫鱼坑的地方。当地有茶歌:“柯朝带茶来台湾,昔时种茶头一番,沪尾地区种满满,对面文山才再传。”成为台湾冻顶乌龙茶的由来。
清代咸丰乙卯年(1855年)，由南投县鹿谷乡的举人林凤池氏，自福建引入青心乌龙品种的茶苗，种植于鹿谷的山区。此为冻顶乌龙的起源。这一地区属阿里山系, 祖藉多以漳州为主,泉州次之,性氏则以陈、林为大姓。林凤池，為咸丰5年(1855年)举人，自幼家貧，但努力向學，而后中举，衣錦还锦，並带回青心烏龍茶苗三十余株，成为台湾乌龙茶的始祖。
清代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张乃干和同乡张乃妙奉老板之命，专程回故乡安溪，引进了纯种的铁观音茶苗，种植在指南宫山坡上，成为木栅正枞铁观音之祖。
闽台两地的茶产业与茶文化可以说是一脉相传的，茶叶品种从福建引进，制茶技术也同样源自大陆，甚至制茶工匠，也都是从福建的产地直接请去的。但是，台湾茶业的发展，同时也受到印度，日本。韩国的影响，其中1895-1945年50年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茶叶受到日本茶道的影响，又于1926年，将印度的阿萨姆茶引进于台湾，在南投的鱼池乡试种，并设立“鱼池红茶试验所”，并以“日东红茶”之名生产。此时，台湾茶主要还是用以外销，有记载仅同治八年(1869年)就外销至美国有120万公斤的台湾乌龙茶。其产品也必须迎合消费者的要求，二地的交流出现了人为的因素与技术交流阻障的原因。自此，台湾茶在生产管理，加工技术，也逐渐游离原产地的传统，产品开始形成了具有独特外形、香气的台湾茶。
抗战胜利后，台湾茶依然以外销为主。之后而两岸的长期隔离，茶叶的发展道路也缺乏交流，其中自有独自的生产管理模式，制茶的技术也有所不同。七十年代后，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茶叶的外销量大为萎缩，台湾政府因此转而鼓励内销，除了在制茶的技术上的提升，茶叶的生产也得到较大的扶植，此后也由于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饮茶风气也开始普及。饮茶风气与茶叶生产产生的互动，台湾茶的生产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上茶艺馆聊天泡茶，蔚为风气。到了九十年代。茶叶生产达到了颠峰。新的工艺不断出现，旧的传统也被不断地挖掘出来。
七十年代后期，民间的工夫茶馆出现了，并很快地被全岛所接受，过去只零星地保存在民间的工夫茶俗“老人茶”又被唤醒了，工夫茶馆蔓延至全省。同时，形成于闽南地区的传统的工夫茶俗以及相应的器具也回归到台湾社会中。
清初开始出现于闽南粤东，并传到台湾的工夫茶人俗极为烦琐，单从茶具上讲，讲究茶壶、茶杯、风炉、蒲扇、茶筐，包括风炉、水锅、茶壶、茶缸、茶杯，茶洗等，蒲扇。其中茶壶系用紫砂壶，最受推崇的是时大彬制的紫砂壶，其次为孟臣壶，但这些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只以使用宜兴壶或潮州生产的朱泥壶为限，但不管谁的壶，传统有四大要求，即“小、浅、平，老。平就是造型选择低矮的圆壶，壶的流、执、口三顶点要求平，即所谓“三山平”;容量从二杯、三杯、四杯、六杯、八杯、十杯，其中以三至四为常见，又以三杯为好，或认为三杯正好成“品”，应品茶之意;有茶三酒四之说，附合“小”字，宜小不宜大;又有“宜浅不宜深”之说，浅能酿味，留香，又不蓄水，茶叶不会变涩;而“老”字指的是古壶，以明清为贵，现代产品，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了。茶盘又称茶船，清初以后漳州地区大部分采用东溪窑产的米黄色釉小开片盘，这种盘内底宽平，斜直壁，有低矮的小圈足，有的茶人甚至讲究到冬夏有别，即冬天宜深，盘中能聚热水以温壶，夏天则不宜水，以利散热;茶杯可用白瓷，以“若琛珍藏”款小杯为佳。但“若琛珍藏”款杯，毕竟是康熙一朝之物，岂能妄求，总之，白瓷小杯即可。而火炉也讲究大壮炉，大壮者为漳州南靖县马坪人，以制炉著，平和的琯溪出产的长支竹，节长枝细，上下匀称，闽南地区专以编织相关的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