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戒毒的故事 关于成功戒毒的事迹

2017-03-09

《禁毒法》和《戒毒条例》颁布实施后,从全国的戒毒工作方式来看,公安部门和司法部门建立了强制隔离戒毒机关,承担了大量的强制隔离戒毒任务。至此,强制隔离戒毒模式开始在我国戒毒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对吸毒人员戒除毒瘾、教育矫治的最主要方式。以下是小编分享给大家的关于成功戒毒的故事,欢迎大家前来阅读!

成功戒毒的故事篇1:

因复吸毒pin被强制送入戒毒所的歌手谢东(听歌 blog),在举行了长达半年的戒毒生存后,终于戒毒胜利,在女友的陪伴和家人的迎接下离开了戒毒所,回到家中,虽然没赶上80岁老父亲9月26日的生日,但总算能与家人同时度过这个来之不易的国庆佳节。

容光焕发走出戒毒所

28日当天,有人看见谢东和女友悄然走出位于顺义的北京强制戒毒所,谢东的姐姐和姐夫则前来迎接,还特意开来了谢东的爱车奥迪,让他看到愉快。全程谢东和女友都万分低调,但神情高兴,容光焕发,确实给人改头换面的感觉。临走时,谢东还和戒毒所的民警握手拥抱,感谢他们在自己生存低谷给予的帮助和支持,随后驾车离开。

谢东的吸毒史已有两年多,其间也曾举行多次戒毒,但一直难以完全戒绝,去年还曾接受过挨次强制戒毒。今年3月,谢东及其女友因复吸被拘留10天。拘留期满后,谢东和女友被警方送往强制戒毒所举行强制戒毒。当时,相关部门就已向谢东及其女友分别下发《裁定强制戒毒通告书》,根据北京市的相关规定,谢东及其女友被强制戒毒半年。

假使再吸毒就跳楼

这也是谢东被强制戒毒时间最长的挨次,据知情人透露,谢东这次戒毒也应是最胜利的挨次,不但戒除了毒瘾,而且整个人的精力状态也得到了极大改进。在这半年里,谢东成了顺义强制戒毒所的文艺积极分子,经常组织戒毒所里的戒毒人员举行文艺演出,也颇受工作人员和戒毒伙伴们的酷爱。

谢东此次戒毒能取得这样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和他亲人朋友的支持和鼓励分不开:他的母亲、著名大鼓表演艺术家马增慧不顾自己已是古稀老人,挨次次跑到戒毒所看望儿子,而谢东的一些圈中好友,包括常宽(听歌)、李金斗、尹相杰(听歌)等也去探视过他。面对亲友们的希望,难怪谢东会开口保证:“假使我出去以后再上瘾,就从北京最高的楼上跳下去!”

预备拍自己的故事

昨天,记者试着拨打谢东本人的手机,他很快便接了电话,不过不愿多说,“我挺好的,谢谢大家关心。”进入戒毒所之前,谢东的好友刘建曾为他量身打造了一个电视剧本《怕我你还爱我吗》,就等着他来演。谢东告诉记者,他将于本月初和监制与出品人同时,为其他角色选演员,“一步步筹办,估计年底开拍吧。”至于他的老本行——演唱,谢东表示自己可能会唱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我预备自己写自己唱,这个规划衡量靠后,估计得到拍完戏、开始做晚期的时候才写。”

成功戒毒的故事篇2:

从吸毒者到戒毒所工作人员,武汉市一位名叫彭斌的吸毒者历时10年,终于走出毒品泥潭,重返社会。彭斌说:“戒毒使我从地狱回到人间,重新体会到了做一名普通人的幸福与快乐”。百万家产化作缕缕轻烟

彭斌,湖北武汉人,1969年出生,曾做过国企职工、私营企业老板、酒店副总,干过贸易、出租、建筑工程等行当,目前是汉口某戒毒所一位从事戒毒推广的工作人员。

彭斌1993年开始吸毒,2002年成功戒毒,10年的吸毒、戒毒,使彭斌对毒品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谈起这段经历,彭斌仿佛进入了一场恶梦:

第一次接触毒品是1993年。当时公司派我到深圳出差,有一天,我得了感冒,住在同房间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不用吃药,吸食白粉可以缓解。

当时对毒品的认识浅,对白粉没有戒备心理,再加上好奇,不清楚这个东西会戒不掉,便吸了一次,感觉很舒服,感冒也好了。

后来,随着次数的增多,开始上瘾,慢慢发展到主动去找别人买毒品。特别是在1996年,自己做生意不顺利,心情不好,加上当时身体有伤,腿摔坏了,就开始大量求助于毒品,瘾越来越大。

那时,感觉白粉简直就是万能的,不但能够缓解肉体的疼痛,而且还会让一个人暂时忘却精神的痛苦。

做生意的时候,最高峰时我有近200万元存款,还有一辆老式的奔驰车。但自与毒品沾上后,便再也无心做生意,脑子里整天想的就是毒品,坐吃山空,存款、车子等慢慢地都变成了毒资,化作一缕缕轻烟烧光了,家里人怎么劝也没有用。

“戒毒成了我人生最大追求”

到1998年,我已经完全离不开毒品了,什么事情都依赖它。但随着对毒品了解的越来越多,我心里开始对毒品产生了一种恐惧,与日俱增。

每当清醒的时候,我就想,我还年轻,人生不能就这样沉沦下去。此时,多年的积蓄已挥霍殆尽,我开始醒悟,想戒毒。

最早是在家里偷偷地戒。记得第一次是请一位大医院的教授配药,在家里治疗,效果不好。后来,我就自己到药店买戒毒药品吃。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尝试过了数不清的戒毒药。当时只要市场上有的戒毒药,像福康片、安君宁等,我几乎都吃过。吃过药后,短时间里能让我忘掉毒品,但药力一过,毒瘾又不可抑制地上来了。那段时间,我整天就在这种痛苦的煎熬中挣扎。那种万念俱灰、痛不欲生的感觉,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最终,这种办法宣告失败。

一年后,我又经历了一次为期3个月的强制性戒毒。1999年4月27日,已经有6年吸毒史的我被公安人员抓住,送到戒毒所强制戒毒。

当时的我对戒毒已没有了信心,生活茫然,对被抓和被送强戒,心里竟然有一种莫名的幸运感,没有反抗也没有抱怨。在1999年4月27日到7月27日3个月的时间里,由于没有毒品来源,大负荷的体力运动让我暂时忘却了毒品,身体也慢慢地好了起来。我以为我的毒瘾已经戒掉了。

7月27日从戒毒所出来的那天,正是我的生日,朋友们坐在一起为我庆祝“脱离苦海”。酒过三巡,他们拿出白粉,免费“招待”大家。刚开始,他们拉了几次我都没有吸。但是后来酒精的作用还是让我没有经住劝,我颤抖的手又一次接过了毒友们递过来的白粉。不久,我与毒友们又混在了一起。我的第二次戒毒也遭流产。

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又先后去过许多医疗机构开办的自愿戒毒所。由于自戒所里毒友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再加上在自戒所里搞到毒品也不是一件难事,我每次自戒从来没有超过8天。戒毒再一次以失败而告终。

由于无法戒掉毒瘾,我不敢出门,不敢见熟人,心里极度自卑,自暴自弃,过着一种地狱般暗无天日的生活。此时,戒掉毒瘾,渴望过普通人的正常生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成了我最大的人生追求。

走出毒品泥潭

我的戒毒转机出现在2001年7月。

一天,当我吸完白粉昏睡的时候,被家里人骗到了湖北省孝感市康复医院“TC之家”戒毒社区。这是一个引进美国戴托普(daytop)康复治疗模式的戒毒社区,其核心内容是通过家庭式管理,再辅以心理治疗手段,让戒毒者成为社区的“家庭成员”,为经过脱毒、康复治疗的戒毒者树立重返社会的自信心。

此时,我已经不相信任何戒毒所,但是妈妈的眼泪还是让我的心软了下来,我答应妈妈好好戒毒。在戒毒所里,开始我一度很消极,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只是被动地接受治疗。

7月27日,“TC之家”组织社区的家庭成员为我举办了一个生日晚会。当这些昔日的毒友、医护人员和所长举着蜡烛,祝我生日快乐的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尊重,不禁泪流满面。这是一个我永生难忘的生日!

从此以后,我开始对这个戒毒所产生了好感,试着改变自己,把自己当作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于是人慢慢变得开朗了许多,有了一点自信心,重新燃起了希望。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2002年2月,为了让我“重返”社会,社区的李所长每天给我10元钱,让我出去推销自己,试着在社会上找一份工作。这时,我已经半年多没有沾过毒品,并坚持不与以前的毒友联系,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脱毒和康复期。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为了找到一份洗车工的工作,我跑遍了孝感的大街小巷,几乎去了所有的洗车厂。虽然遇到不少挫折,但李所长说,这是一个戒毒者重返社会前的一次必不可少的学习体验过程。于是我坚持了下来,并且在社区的帮助下,后来自己开了一个洗车厂。

在此期间,我不仅重拾了生活的信心和自尊,而且学会了画画,举办了个人画展,从前没有发现的潜能也得到了发挥。

做了半年的洗车工后,我重新回到社区,成为一名为社区戒毒服务的工作人员。2003年底,由于工作出色,社区派我到黄冈市发展新社区。现在,我接受汉口一个自愿戒毒所的邀请,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在这个所从事康复模式的戒毒推广工作。

到今天为止,我已经近3年没有沾过毒品,今后也决不会再碰它。10年里,毒品让我失去了很多,戒毒又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认识了人生。现在,我已经越来越喜欢上了戒毒推广这项工作,它能让我来帮助更多曾像我一样误入歧途的兄弟姐妹们,走出毒品的泥潭,回到社会的怀抱。

成功戒毒的故事篇3:

一名瘾君子经过多番的努力,最终戒毒成功,其中在戒毒期间,社会的关怀和家人的支持都成为了该瘾君子在戒毒过程中最大的动力。

“希望有一天,爸爸可以陪我们一起去喝茶。”这是小明(化名)和小芳(化名)一直以来潜藏在心底的期盼。所幸的是,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在国家民政部日前公示的第三届全国优秀社会工作案例评选结果中,横沥镇隔坑村社区服务站的“‘瘾君子’重生记———戒毒人员案例”拟获优秀奖。事实上,社工郑美珠跟进该个案阿军(化名)已有近3年。最初,阿军反应迟钝、又黄又瘦;而如今,“除了瘦一点,其他都跟正常人一样”,不仅工作稳定,甚至偶尔会跟家人一起去喝早茶。

不断强调保密原则取得案主信任

郑美珠是横沥镇隔坑村社区服务站的社工督导助理。回忆起2011年初首见阿军时,郑美珠说,当时他刚吃完药,脸色又黄又瘦,反应迟钝“同一句话要问三四遍才回答。”

那年阿军38岁,已有20多年的吸毒史,多次进出强戒所、劳教所。2006年底,最后一次劳教回来后,因患有丙肝,强戒所不再收留阿军,所以阿军一直在社区戒毒。2007年2月,开始饮用美沙酮;但至郑美珠接手时,阿军仍有吸毒行为。阿军和妻子阿兰(化名)育有一儿一女(小明和小芳),但家庭关系较差,两个孩子几乎不与阿军交流,阿兰也颇有怨言,甚至一度想放弃。

第一次见到郑美珠时,阿军十分戒备。郑美珠便不断强调社工的“保密”原则,她告诉阿军,“社工不是政府派来的矫治人员”,终于慢慢取得了阿军的信赖。

家人的配合至关重要

“戒毒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家人的配合非常重要。”幸运的是,阿军的家人都很配合,也十分支持社工的帮扶计划。

在社工介入后的前期戒毒阶段,为了切断阿军与“粉友”的接触,郑美珠建议阿兰聘请一名陪护人员24小时跟着阿军。此前,家人每天只给阿军20元,作为饮用美沙酮和抽烟的费用;自从聘请了陪护人员之后,这20元钱改由陪护人员保管,杜绝阿军重新吸毒。

此外,为了改善家庭关系,郑美珠让阿兰及子女转变对阿军的态度,重新接纳他,并且多给予他表扬和称赞。

有一次,在阿兰开的小卖部前,一位顾客把单车停在了门口,另一位顾客觉得有点碍事,阿军便主动上前把单车推到了墙角。“这次做得好”,阿兰夸奖道。从那以后,阿军的表现越来越好了。

有一天,阿兰回家晚了,阿军便帮她洗了菜,还炒了一个青菜。虽然阿兰觉得味道不怎么好,但她却十分开心。

在与小明和小芳的交流中,郑美珠得知,两个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有一天,爸爸可以陪自己一起去喝茶。”郑美珠将这一消息反馈给阿军,阿军很受激励。

踏实工作,月入4000元

经过3个多月的戒瘾与身体调养,阿军告诉郑美珠,自己身体状况明显变好,想找一份工作赚钱,不再增加家人的负担。

在家人的支持下,阿军找工作十分顺利。从2011年11月开始,阿军在亲戚家的养猪场帮忙,每天工作6小时,主要是跟车去镇内的一些酒家收潲水喂猪,每月有2000元的收入。

目前,阿军工作比较稳定,每天去各酒店饭馆收集潲水卖给其它养猪场,月收入也增至约4000元。

更重要的是,阿军的家庭关系有了较大改善。现在,阿军偶尔还会跟家人一起去喝早茶,这让小明和小芳十分开心。而在晚上因戒毒失眠时,阿兰也会耐心地跟阿军一起看电视,陪伴他度过难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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