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选修古文《长恨歌》赏析

2017-06-12

《长恨歌》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名篇,全诗以恨为主题叙述了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高中语文选修古文《长恨歌》赏析,希望对你有帮助。

高中语文古文《长恨歌》赏析

《长恨歌》意即歌“长恨”,有人说“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恨”作遗憾解。那么“遗憾”什么,为什么会留下永久的遗憾。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千多年来,关于《长恨歌》主题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主张“长恨”是诗歌的主题。这个论断显然是将主题泛化了,将主体模糊化了。“长恨”一词是极富概括力的。单就谁“长恨”,“恨”什么,就有多种注释。

其一,爱情诗。“长恨”的主体是李杨,“恨”天人永隔的爱情悲剧。为了佐证这一观点,今人丁毅、方超在《<长恨歌>评价管窥》一文中提出,此诗是白居易借对历史人物的咏叹,寄托自己的心情之作。文章说,诗人年轻时与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湘灵相爱,但由于门第观念和风尚阻碍,没能正式结婚。分手时,诗人写了“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彼此甘心无后期”的沉痛诗句。文章指出,《长恨歌》作于作者婚前几个月,诗人为失去与湘灵相会之可能而痛苦。“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正是诗人借前代帝妃的悲剧,抒发自己的痛苦与深情。李杨爱情其实是诗人自身爱情悲剧的折射。

其二,讽喻诗。“长恨”的主体是饱受离乱之苦的人民,“恨”唐玄宗重色误国。导演马嵬坡兵变的陈玄礼就是当时人民的代言人,要求唐玄宗诛杀杨贵妃。“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惩治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是当时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讽喻的意义往往在于借古讽今。之后,任何朝代,只要君王爱江山更爱美人,他的子民就会将《长恨歌》作为讽喻诗来读。清朝袁枚有诗道:“劝君莫唱长恨歌,人间亦自有天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石壕村出自杜甫的《石壕吏》,有多少老百姓因安史之乱而生离死别,比唐玄宗想念杨贵妃的眼泪不知多多少!袁枚生活的年代就有一个叫吴三桂的将军,“冲冠一怒为红颜”,导致清兵入关,讽刺之意不言而喻。

其三,咏史诗。“长恨”的主体是近现代国民,“恨”近代中国衰败,饱受西方奴役,“恨”百年屈辱史,“恨”盛世不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有: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国人独独提到开元盛世唏嘘流涕。那是因为“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盛世的毁灭是那样触手可摸,可感可观。有着盛世情结的国民自是将《长恨歌》作为咏史诗来读,叹恨盛世不再,睡狮难醒。

也可以有中庸提法,对以上几种观点全票赞同,美其名曰:多主题。

正因为《长恨歌》主题的多种解读,她才能够拥有各种阶层的读者;正因为《长恨歌》主题的争论不休,才造就了她历久不衰的文学魅力。

文学作品经过读者的创造性解读,有时会超出作者的原意,生发出新的旨趣。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诗句都被后人赋予崭新的寓意。我以为上文关于《长恨歌》主题的几种解读,都是读者再创造的成果。那么作者创作时的原意是什么呢?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

我主张《长恨歌》既非爱情诗,也不是讽喻诗,而是一首承载着诗人满腔中兴热望的怀古咏史诗。有以下六点理由可供商榷。

第一,《长恨歌》不是爱情诗。

《长恨歌传》云:“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祖籍太原)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与琅琊王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指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

首先,如果《长恨歌》是抒发诗人爱情失意,又何须陈王二人嘱咐,那岂不失之真诚。

其次,当时正值永贞内禅、宪宗即位、顺宗猝死,宫廷嬗变当是热门话题。三位青年才俊聚在一起不谈政治却说风月,不合情理;提到唐玄宗不感叹顺宗谦和懦弱却说李杨爱情,亦不合情理。况且,白居易的一生是以元和十年(815)的江州之贬为人生的分水岭。此前他“志在兼济”,此后则“独善其身”。也就是说他当时正是“志在兼济”。初入仕途,诗人政治理想追求的是大唐帝国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但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贵为九五至尊的顺宗尚不得免祸,谁又敢用诗文对朝政评头论足?更何况白居易始罢校书郎,谪周至尉。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说,《长恨歌传》的篇末议论是辩白避祸之辞,长恨歌与传都是托风月之事说政治之实。

再次,白居易自评《长恨歌》曰:“一篇《长恨》有风情”。显然将之比于《诗经》“国风”,说这篇作品有风人之情,反映百姓风情,而非帝妃爱情。

第二,我认为《长恨歌》不是讽喻诗,仅止于怀古咏史而已。

主张讽喻诗的最重要理由便是诗歌的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 谴责李杨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此垂戒后世君王。但白居易创作《长恨歌》时,正处顺宗、宪宗权力更迭时期。顺宗“永贞革新”失败后,让位宪宗。宪宗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贞观、开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和倚重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是很晚才退朝。可知两位都是思图中兴之主,并无重色误国之虞。讽喻无从说起。

再者,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他此前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诗人并没有把《长恨歌》划归“讽谕诗”一类,而是收归“感伤诗”之中。所谓“感伤”意即伤时感世,感伤盛世不再,中兴无期。

第三,中唐诗文怀古咏史常寄托对国家中兴的希望。

自“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之后,“中兴”便成为中唐的时代最强音,成为唐人解不开的心结。

杜甫于乾元二年(759)两京克复后作《洗兵马》,诗云“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又有《哀王孙》(长安城头头白乌),诗云“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多可怜呵王孙,你万万不要疏忽,五陵之气葱郁,大唐中兴有望呀!在杜甫的“诗史”中明白地记载着中兴的愿望,这是人民的心声。

稍后,中唐诗人元结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秋八月撰写《大唐中兴颂》,再一次表达了中兴的愿望。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一个名叫刘蕡的考生为言国家“中兴”,遭贬谪而冤死。好友李商隐极为悲痛,作《哭刘司户蕡》,诗云“路有论冤谪,言皆在中兴。空闻迁贾谊,不待相孙弘。江阔惟回首,天高但抚膺。去年相送地,春雪满黄陵。”行路之人都在议论刘蕡遭贬柳州确是冤屈,都说他在贤良对策中的言论全是为着国家的中兴。足见“中兴”之论深入人心,多少有识之士为国家中兴奔走呼告,抛头颅洒热血。安史兵乱后,中兴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是毋庸置疑的。

第四,白居易毕生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文学创作理念,诗文必须成为时代喉舌。

“安史之乱”到元和元年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唐历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五朝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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