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的自然观
道家的自然观，一直是中国人精神生活及其观念的源头。道家对生命的热爱，对永恒的追求，都深深地渗透在其自然观中。而这对茶文化又意味着什么呢?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茶道的自然观，一起来看看。
茶道的自然观
茶的最早发现与利用，是从药用开始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如果我们仅仅把它当作一则传说而误置一旁，那就未免过于轻率了。其实，一切神话、传说都深深印刻着人类实践与劳作的痕迹，从而成为人类文化的基因。这就是一切始发性文化形态的奥妙所在。要知道，上述这个传说中的茶的老祖宗，在道教中，却是太上老君点化而成的徒弟。《太上老君开天经》中说：“神农之时，老君下凡为师，曰大成子，作《太微经》，教神农尝百草，得五谷，与人民播植，遂食之以代禽兽之命也”。不管这种传说的真实性如何，它与道家精神及其自然观是极其吻合的。在道家看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人的生存必须顺其自然地利用物的自然属性，这恐怕也是后来的道教充分开掘人的自然潜能—气功，并发掘物的自然潜能—炼丹的起始观念与内在原因吧!
其实，不必光看神话传说之类，历史本身就告诉我们，道家与茶的关系，比佛、儒更为久远。事实上，中国的茶文化萌芽确为两汉至两晋南北朝时期，而此时期正是中国文人们为老庄思想陶醉得如痴如狂的时代，同时饮茶也成为一种文人的生活习惯。《僮约》说：“烹荼净具，武阳买荼”。即为饮茶习俗的史证。《三国志·吴志·韦曜传》亦有以茶代酒之记载，而晋张华《博物志》也同样有“饮真荼，令人少眠”的说法。然而对道家与茶文化关系最有说服力的要数陶弘景《杂录》中所说“茗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君服之”的己载。其实对丹丘子饮茶的记载还有早于此的汉代的《神异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栖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
丹丘子为汉代“仙人”，茶文化中最早的一个道家人物。故事似不可全信，但仍有真确之处。陆羽《茶经·八之出》关于余姚瀑布泉的说法即为明证：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日仙茗，大者殊异。此处所指余姚瀑布与《神异记》中的余姚瀑布山实相吻合，历史上的余姚瀑布山确为产茶名山。因此“大茗”与“仙茗”的记载亦完全一致。这几则记录中的“荼”与“茗”，也就是今天的茶。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早在晋代郭璞在注解《尔雅》时，即解说：(茶)树小如栀子，冬生叶，一名葬，蜀人名之苦茶。此中所谓“蜀人”之记载，即可视为饮茶习俗在古巴蜀的最早萌芽。巧就巧在它也是道教的真正发源地;其形成年代，也为两汉期间。其时，张陵奉老子为教主，创“五斗米教”。此后，道教在理论和组织形式上逐渐完善，上至帝王百官，下至布衣百姓，各社会阶层都普遍地对它感兴趣，而且经久不衰，影响至今。大多宗教都鼓励人们追求死后天国的乐园生活，从而以冷漠态度对待人生及其社会现实。而道教却无比的热爱生命，直接否定死亡，认为光阴易逝，人身难得，只有尽早修仙，才能享受神仙的永久幸福和快乐。道教这一内涵特质所体现的是，重人生，乐人世。这也正是古人崇奉仙道的原因所在。
显然，陶弘景所说“苦荼轻身换骨”，还有西汉壶居士在《食忌》中所说：“苦荼，久食羽化”，都与道教得道成仙、羽化成仙的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丹丘子，则是直接给樵夫指点佳茗的仙人。可见道家对茶这种自然之物早有深刻认识，而将其与追求永恒的精神生活联系起来。无法否认，使茶成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便是道家的首功。
茶树起源
文字记载表明，我们祖先在3000多年前已经开始栽培和利用茶叶树。
中国茶树的起源问题，历来争论较多，随着考证技术的发展和新发现，才逐渐达成共识，即中国是中国茶树的原产地，并确认中国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等山区是茶叶树原产地的中心。由于地质变迁及人为栽培，茶树开始由此普及全国，并逐渐传播至世界各地。
茶树起源于何时?必是远远早于有文字记载的3000多年前。只是在1824年之后，印度发现有野生茶树，国外学者中有人对中国是茶树原产地提出异议，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争论。这些持
异议者，均以印度野生茶树为依据，同时认为中国没有野生茶树。其实中国在公元200年左右，《尔雅》中就提到有野生大茶树，且现今的资料表明，全国有10个省区198处发现野生大茶树，其中云南的一株，树龄已达1700年左右，仅是云南省内树干直径在一米以上的就有10多株。
有的地区，甚至野生茶树群落大至数千亩。所以自古至今，我国已发现的野生大茶树，时间之早，树体之大，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性状之异，堪称世界之最。
近几十年来，茶学和植物学研究相结合，从树种及地质变迁气候变化等不同角度出发，对茶树原产地作了更加细致深入的分析和论证，进一步证明我国西南地区是茶树原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