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文：分析林默涵的检讨书
林默涵(1913.1.10～2008.1.3 )，男，福建武平人。原名林烈。著名文艺理论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他的论著具有观点鲜明、论证严密的特点。以下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论文范文：分析林默涵的检讨书。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分析林默涵的检讨书全文如下：
文艺处和出版处联合起来开了五次斗争林默涵的会议。会上，林默涵无耻地抵赖、狡辩，态度极为恶劣，开始只交代他文艺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对参加彭真反党集团的阴谋，对周扬黑帮的阴谋，只字不谈，引起同志们极大的愤慨，严正地予以批驳。这个材料就是批判会后，他修修补补地重新写的，现在将它公之于众，请同志们批判。
从按语可以看出，这份被“公之于众”的，供“同志们批判”的材料，当年应已有相当范围的流传。从按语中又可以得知，写作这份材料时，对林默涵已开过五次批判斗争会，巨大的“群众”批判的肉体、精神压力可以想见。对“文革”以及当代多个以暴力方式开展的政治/ 文艺运动中产生的大量检讨书、认罪书，在今天重读，最重要一点是不能离开产生这些文字的环境，孤立来讨论写作者的思想、人格、心理。林默涵的这份被迫撰写的材料，在今天可供参照的史实、资料价值虽有，但不是最重要的。它的意义，也许在另外的方面。在那场群众运动中写下的这些文字，我们也许能依稀读出被批判者在被迫自承“罪责”的情况下仍有所坚持，它也能清晰见识在扭曲的时代撰写者心理、语言相应发生怎样的扭曲，也为我们了解特定时期产生互相揭发、告密的文化有怎样的土壤，以及被批判者如何为遭到的“惩罚”而寻找“错误”。这些情景，经历者在当年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今天“重温”，却可能会感受到那种“喜剧的可怕”。
米兰·昆德拉曾经将《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审判》(卡夫卡)做过比较，指出拉斯柯尔尼科夫承受不了他的罪恶的重压，为了获得安宁而自愿受罚，而“在卡夫卡那里，逻辑正好相反，受罚者不知道惩罚的原因，惩罚的荒谬性难以承受，致使被告者为了获得安宁，总想给自己的痛苦找到一个说明”，昆德拉将此称为“惩罚寻找错误”。我们当然不能说“文革”中的受迫害者不知道受惩罚的理由，不过，这种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是突然虚构、并逐渐积累起来的，它要求被迫害者无条件接纳。从林默涵这份认罪书的某些部分里，不是可以见识卡夫卡《审判》第七章里讲述的这样的故事吗：“(K)决定检查自己全部的生活和全部的过去，‘直到某一个细节’，‘罪恶感’的机器开动起来了，被控者寻找他的错误。”(1)是的，就在那个时间，制造“罪恶感”的机器开动起来了。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这份材料中对20 世纪50—60 年代中宣部、文艺界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对毛泽东1963、1964 两个批示，《海瑞罢官》批判，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等的评价、态度，“文革”之后林默涵的认识已经完全不同，不会再承认这些“罪行”。这从他1998 年撰写的《“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2)中可以清楚看到。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当年被逼迫的情况下，完全做到“不违心”并不容易，不要说普通人，就是他这样的坚定信仰者注释2【注释2：林默涵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我还想说几句话：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或是明知违背党的利益和需要还要那样去做的。过去如此，今天、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恐怕也不例外。下面是林默涵《我的罪行》的全文。
我是周扬反革命黑帮的主将，是他的最积极的帮凶。十多年来，我在他的领导下，作恶多端，干尽坏事，犯了大罪。我的罪恶是不可饶恕的，我愿意接受党和人民给我的最严厉的制裁。现在，我把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向党交代。
一、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攻击人民公社
1961 年中宣部关于在报刊上宣传毛泽东思想要防止庸俗化的通报注释3【注释3：1961 年2 月23日《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主要内容是：“近年来，各地报刊对于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的宣传很注意，发表了不少的文章，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这是很好的。今后还要加强这一工作。但是，在宣传中也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
(一)在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
有些文章把某些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发明或发现，简单、生硬地和毛泽东思想直接联系起来，或者说成是应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例如，去年1 月25 日《体育报》刊登的《庄家富在红专道路上前进》一文，在介绍乒乓球选手庄家富去年跃进规划时说：‘读透毛泽东选集的战略战术部分，创造独特的中国式横拍打法。’去年7 月16 日《健康报》的社论，把治疗慢性病的一种方法即‘综合快速疗法’，说成是‘从理论到实践上应用了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学说’的结果。在有的出版物中，把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牵强附会地和医治疾病直接联系起来。
例如去年10 月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雄心壮志》一书，宣传旅大市第二医院内科医生徐志运用毛泽东思想创造了医治癌症的方法。其中说：‘王梁氏的病情所以严重，是由于身体十分虚弱，病毒抗药力量强，这也正是敌强我弱的表现，为此得采取游击战术的服药方法才能有效。’于是他就根据‘停停打打’的游击战术，采取所谓服服停停的游击服药方法，给患者服药，‘先吃两天，再停两天，让病魔摸不到服药的规律’。去年10 月6 日《中国少年报》刊载的《跟毛主席走就是胜利》一文，对于这件事情也作了同样的宣传。有的出版物，甚至把一些错误的措施不适当地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运用。例如，1959 年4 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番禺南村农民学理论》一书，介绍农民学了《矛盾论》以后，为了解决缺乏肥料而拆了许多泥屋时说：“矛盾摆出来后，经过辩论分析，瓦岗社员亚娣就运用了《矛盾论》的原理对儿子说：‘保万斤和缺肥是当前生产的主要矛盾，拆泥屋和个人生活有困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要服从主要矛盾，这样就打通了儿子的思想，拆了自己的房屋。
(二)在宣传革命领袖事迹的出版物中，有的文章所写的事实不真实。
例如，1958 年7 月1日《中国妇女》刊登的《毛主席来到我们的养猪场》一文，就完全是虚构的。……有些文章不从政治上着眼，去描写领袖的作用和特点，而是过多地描写生活琐事。1959 年4 月16 日《新观察》上的《在毛主席身边》一文，作者把一些毫无意义的生活琐事也写进去了。在一些描写领袖革命事迹的作品中，还发现有借描写领袖来标榜自己，渲染自己，吹嘘自己等错误和缺点。宣传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是一件十分重大、严肃的事情。今后应当加强这一工作。但在宣传中必须防止上述各种错误和缺点，以免造成政治上的损失。希望各地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督促报刊书籍出版部门，认真对待这一工作，并将过去已经出版的出版物(包括革命回忆录)进行一次检查，分别各种错误、缺点的情况和程度，加以处理。
有的应该停止发行，有的应加修正后才能再版。今后各地报刊书籍出版机关，在发表这类文章或出版这类书籍时，一定要经过省(市)委或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的审查。”1961 年3 月15 日，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并批示“中央同意报告中的意见”。】，经包之静注释4【注释4：包之静(1912-1971)，苏州人，30 年代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40 年代在新四军和根据地从事报刊出版工作。50 年代调任中宣部新闻出版处处长。“文革”中因批评学习毛泽东著作简单化、庸俗化问题受到重点批判，下放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1971 年去世。】等同志揭发，最初是由理论处根据陆定一、许立群的意见起草的。这一段起草的经过，我确实不清楚。
后来转到出版处，可能是因为其中涉及一些书刊上的问题。出版处改写后，送到我处(我当时管一点出版处的工作)，我对这个文件是很积极的，曾做过多次修改，记得还跟包之静同志一道修改过，最后提到部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由张子意注释5【注释5：张子意(1904—1981)，60 年代任中宣部副部长。湖南醴陵人。“文革”中受到批斗，并被关押八年。】签发。当时我认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应当是解决世界观的问题，而不是直接从毛主席著作去掌握某种技术或者解决科学发明上的具体问题，认为那样是把毛主席思想庸俗化。事实证明，这是十分错误的。广大群众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思想上受到了教育，必然立刻在他们的工作上发生作用，使他们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而我这个资产阶级老爷却跑出来横加干涉，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大泼冷水。我还表示过不赞成“把毛主席思想学到手”的提法，认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是用毛主席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是像学一门手艺可以学到“手”注释6【注释6“: 学到手”的说法在“文革”发生前已经开始流行。
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撰写，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称：“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在‘用’字狠下工夫。”(《人民日报》1966 年12 月27 日)】。这实在太狂妄了。其实，“学到手”就是“活学活用”的意思，是完全正确的，我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同志们问：当时搞这个文件，是不是针对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在那次会上，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提倡大学毛主席著作。我想来想去，当时的确没有这个用意，搞这个文件的目的，就是要“纠正”所谓报刊宣传中的“缺点”。但是，这个文件恰恰在军委扩大会议后不久发出，实际上是同军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唱反调。
1965 年上半年，我还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凭自愿，不要搞形式主义为理由，不同意文联组织全国委员举行学习毛主席著作座谈会。直到1965 年10 月间，我和苏一萍同志注释7【注释7：苏一萍(1913—1995)，原名蒲望文，陕西西安人。60 年代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
在甘肃访问了歇家嘴生产大队，亲眼看到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后在精神面貌上和生产斗争的巨大变化，才真正认识到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意义。回来后曾向石西民同志注释8【注释8：石西民(1912-1987)，浙江浦江人。50 年代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等职，1965 年任文化部副部长。“文革”中受到迫害，被监禁9 年。】
反映，下面迫切需要毛主席语录，希望文化部编的《毛主席语录》快些定稿出版。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对三面红旗发生了可耻的动摇。1962 年七千人大会后，我对当时国家遭受的经济困难估计得很严重，认为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当时看到一本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材料集子，其中收了十多篇文章，除了最后一篇不赞成包产到户以外，其余都是宣传包产到户的好处，说只有包产到户才能较快地恢复生产。我完全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在某些经济困难极大的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我还污蔑人民公社脱产干部太多。并且认为赫鲁晓夫说苏联集体农庄干部管理能力不够可能是事实，而我们的公社太大，干部准备不足，也很难管好。这是用赫鲁晓夫的子弹来攻击人民公社。我说这些话，是1962 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更是极端的反动，是对毛主席的背叛。
十中全会，中央批评了包产到户的主张，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来经济情况迅速好转，事实更给了我有力的教育，证明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这个错误，我在1963 年中宣部的三反运动中和1965 年文化部整风中做过简单的交代。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究竟跟谁走?
我文化大革命中，最突出的是两件事：1.对待《海瑞罢官》批判的态度;2.对待《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的态度。是革命派还是反革命派，主要在这两个问题上表现出来。而我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是反对毛主席的，是跟着彭真、陆定一、周扬走的注释9【注释9：1966 年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认定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为阴谋篡党夺权的“反党集团”;所以，林默涵这里有“跟谁走”的问题。从50 年代到80 年代，从中央到地方，有无数的“反党集团”被揭发出来。仅以全国性的而言，就有“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胡风反党集团”“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右倾反党集团”“习仲勋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江青反党集团”等等。其中，一些指控他人为反党集团的，后来也被作为反党集团定罪。】。
(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我是比较早知道江青同志对《海瑞罢官》有意见的。好像是1964 年京剧革命现代戏观摩演出后，江青同志曾向我要过有关《海瑞罢官》的材料，我找出来送给了她。我过去没有看过《海瑞罢官》,是听江青同志说这个戏有问题后，才找剧本来看的。但是，我却没有组织批判文章，相反，听了陆定一的话，说吴晗不批判了(大约是1964 年秋冬或更后一些时说的)。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我曾向周扬建议《北京日报》转载。过两天，他说已同彭真讲了。可是，《北京日报》很久不转载。这时，我是明显地感觉到彭真有意见的。我采取了什么态度呢?如果我有一点点党性的话，我应该起来抵抗彭真，《北京日报》不转载，可以建议其他报纸转载。而我却采取了随它去的态度，以为这样的问题让上面去解决，我最好不要沾上去。这是极端可耻的投机心理。注释10
【注释10 ：林默涵《“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1998)一文对此的叙述是：“姚文元的文章一发表，北京市领导很紧张，打电话问中宣部。文艺处问我，我要他们回答‘不知道’，一句话也不要多说。因为我知道这是江青搞的。当时，各地报纸都转载了姚的文章，只有北京不登。江青等十分恼火。这时，江青从上海打电话给我。我是最怕接她电话的，因为声音特别小，像蚊子一样。她在电话里问：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我说看到了。她又问：怎么样?这就很明白了，事情就是江青等搞起来的。过了几天，北京报纸仍未转载。彭真找周扬、许立群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商量是否转载的问题。我说，江青已打电话来，不转载恐怕是不行了。彭真同意转载，但要加一个按语说明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彭真很慎重，把按语草稿送给总理看。总理很稳，在按语里加了两句主席的话：‘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这时，江青已在上海把姚文印成小册子送往北京。”】。
这几年，官做大了，有了小汽车，有了小院子，就想极力保住这种地位，因此，就怕得罪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各方面都应付一下，但求自己能够安安稳稳过日子。这哪里还有丝毫革命者的气息?我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堕落，变成了一个圆滑的旧官僚。我过去总把自己装扮成很清高的样子，其实骨子里非常丑恶，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顾革命的利益，为了怕得罪彭真，连毛主席的意见也可以不维护不执行，这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很明显，我这样做，不是不自觉的，而是自觉地跟彭真走。实际上，我已经成了彭真招降纳叛的对象，为什么1964 年夏天去北戴河时，他把我叫到他车厢里去吃饭?为什么北戴河他找我谈话?这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是野心家的一种拉拢手段。他要篡夺政权，就需要有一批知识分子为他效劳，像我这样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的知识分子，就是他拉拢的好对象。最近陈伯达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文人无行。他说这句话很值得在座的知识分子警惕，不要像封建文人一样，有奶便是娘。又说，要警惕，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原来拥护斯大林的如米汀等人，都拥护赫鲁晓夫了，像明朝的钱谦益一样，投到清朝门下，成了贰臣。他说，现在一些知识分子利欲熏心，就乐为彭真奔走，多么危险注释11
【注释11：1966年5 月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伯达讲话称：“‘文人无行’，道德品质不好，很值得知识分子警惕。乾隆时有一部《贰臣传》讲的是东林党的事。苏斯洛夫、米丁、尤_蘍騙 R騙t金是‘贰臣’，是斯大林培养起来的，后来跟着赫鲁晓夫走了。有些人一到利禄熏心的时候，一切都忘掉了。彭真就是给这些人封官许愿，为他奔走。(林彪插话：宁可叫修正主义杀掉头，也要千古流芳。)”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大谈封建时代忠君守节的“贰臣”问题，这颇为怪异;而讲这番话的陈伯达，不久也身不由己地被列为“贰臣”式人物受到批判。苏斯洛夫(1902—1982)，在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长期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米汀，苏联哲学家，著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尤金，50 年代担任苏联驻华大使。《贰臣传》，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一年正式下令编纂，分甲乙两编，附录于《清史列传》中，共收录明末清初在明清两朝为官的人物120 余人。
关于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来(1998 年)林默涵回忆说：“我列席了1966 年5 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得势。张春桥参加了，还当了分组的组长。江青没有参加。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充满一股杀气，他说：他们要砍我们的脑袋，我要看看谁砍谁的脑袋!林彪为了反驳严慰冰的匿名信对叶群的所谓‘诬蔑’，竟不知羞耻地亲笔写了一个条子，印发给每个到会者。条子上写道：我同叶群结婚三十年，我证明她同我结婚的时候是个处女。真是丑不堪闻!会上，林彪大骂朱德同志：朱德，朱德，就是缺德。康生和陈伯达一唱一和地吹捧林。康生说，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康生两次发言讲到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是有想法的，因为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不当面讲，更能取得主席的欢心。少奇同志的心情很不好。小平同志身着一件洗得灰白的衣服，开会一个多月一直没有换过。陈毅同志风格豪爽，他在会上说：我过去反对过毛主席，不反对才怪呢!当时我的地位比他高。还说：林彪，这个事情你不知道，当时你没有资格参加那个会。”(《“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严慰冰，陆定一夫人。匿名信事件发生在1966 年初，涉及林彪、叶群。】。当时我还以为这些话是指许立群、胡绳他们说的，自己比他们好一些。其实，我同他们在思想实质上，在灵魂深处，是没有区别的，是同样肮脏的。
我虽然没有参与彭真的“汇报提纲”的制作，但“汇报提纲”中的修正主义观点，在我的脑子里都有，中央《通知》的批评，每一条都打中了我。没有参与“汇报提纲”的制作，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在思想上，我和他们是一致的。
根据彭真的指示，周扬特别积极地抓了方求那篇文章注释12【注释12：署名方求的文章，指《〈海瑞罢官〉代表一种社会思潮》一文，刊于1965 年12 月29日《人民日报》。】，他从头到底，亲自主持，写成后又急于发表。现在看来，周扬搞这篇文章，除了执行彭真的指示以外，也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原来周扬正是海瑞戏的策划者和鼓吹者，最恶毒的《海瑞上疏》就是他亲手炮制的注释13【注释13：1959 年初，周扬得知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后，给上海周信芳打电话，希望他编演海瑞的戏。《海瑞上疏》在当年9 月上演。】。这件事，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我是直到五月四日，看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的《大事记》才知道的。可见周扬做贼心虚，肚里有鬼。周扬是一个老奸巨猾、善于应付形势变化的“变色龙”，每一次运动到来，他总能找到一种颜色，把自己掩护起来注释14【注释14：林默涵这份材料，最早系统论述周扬的所谓“两面派”“变色龙”人格表现。半年多后发表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署名姚文元，刊于《红旗》杂志1967 年第一期)，在事实和论述逻辑上，可以看作是它的扩充和强化。
1994 年2 月，林默涵接受李辉访问(那时候周扬已经去世)，对周扬有这样的描述：“我觉得周扬只用人不关心人，运动以来，就把所有的人都推出来。他总是保护自己，我有这个印象。1964 年文化部整风，周扬把责任全推到文化部，顶不住就把别人推出来。最后江青还说是假整风。那次周扬在文化部礼堂作报告，点了许多人的名。我心里不舒服，很不以为然，心里想：实际上文化部还不是听中宣部的，怎么是他们的责任呢?……”在这次访谈中，林默涵夫人插话说周扬“虚伪”。而李辉编著的收入当代思想文化界人士谈周扬的访谈录，就名为“摇荡的秋千”。《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这次他抓方求的文章，也是这个目的，企图把自己装扮成海瑞戏的批判者。但是，这一次终于露了马脚，方求的文章是一株毒草，周扬的全部面目也暴露出来了。在方求文章写作过程中，我也参加过两次讨论，积极地为彭真、周扬效劳。
在《海瑞罢官》的批判展开后，我又一直没有抓这个批判，而去抓了文艺方面其他问题，如《谢瑶环》、“中间人物”等等的批判，这是错误的。当时我觉得，对吴晗的批判有“五人小组”注释15【注释15：根据毛泽东提议，1964 年7 月成立五人小组，负责领导文化界整风、学术批判等事宜。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康生、周扬、吴冷西。1966 年2 月，“五人小组”向中央提交《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主张把《海瑞罢官》等问题局限于学术讨论范围。】
在抓(当时对“五人小组”没有怀疑)，我应当把原定的文艺评论抓起来，赶快还债。其实这完全是为了应付形势，因为像《谢瑶环》那样的毒草，再不批判实在过不去了。
(二)四月三日文化部党组和许立群注释16【注释16：许立群(1917—2000)，江苏南京人。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1964 年9 月以后主持中宣部常务工作。曾兼任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被关押8 年半。】转来《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两份都是彭真批看的。拿到手，就急忙看了一遍，刘白羽同志也赶到我家里来看。当时我的确没有认识到《纪要》中讲的一条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就是指周扬和我。如果认识到，我就不会有心思在四月七日还到创作座谈会上去讲话。直到《纪要》由中央正式批下，在中宣部和文办共同召集的布置学习《纪要》的会上，我还说是夏衍、齐燕铭等人的资产阶级路线专了我们的政。我的觉悟是在太迟了。
对中宣部召集文联各协会领导骨干布置学习时，我才对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开始有了感觉。记得在那次会上，我曾说把《纪要》和《文艺八条》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哪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哪一个是资产阶级的，要求大家对我进行揭发批判。但嘴里这样说，心里有些怕。所以，文艺处提出的学习参考材料目录中，有文艺报题材专论这篇文章注释17【注释17：《题材问题》(《文艺报》专论)，刊于《文艺报》1961 年第三期。在第六期、第七期上，开辟“题材问题讨论”专栏，刊登周立波、胡可、冯其庸、夏衍、田汉、老舍、林默涵等人文章。】我最初把它删去了，就是怕碰到自己，因为这篇文章是我看过改过，同意发表的，我自己也写过鼓吹题材自由化的错误文章。后来一想这样做不对，而且躲也躲不了，才又通知文艺处加上去。
我对《纪要》犯的罪是：
第一，看了《纪要》，不是根据《纪要》的精神检查自己的错误，相反，却对《纪要》进行剽窃，用来掩盖自己的错误。我曾狡辩说，四月七日在作协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想努力遵照《纪要》的精神讲，不是有意剽窃。这是骗人的话。我明知《纪要》是要由中央批发的，在中央批发下来以前，我按照《纪要》的精神来讲一套话，不就可以显示我正确、高明，显示我的思想符合中央精神吗?当时，我的确还没有意识到《纪要》已经敲响我的丧钟，所以，我这样做，倒不是为了挽救灭亡，给自己增加资本。这是可耻的赌徒的手段，是企图捞一把，把自己装扮成文化事业的先进人物，以便继续欺骗文艺界。
第二，但是，我的讲话又不能完全照搬《纪要》，许多内容是我过去讲过的，这里面错误百出，因此，本来要剽窃《纪要》，结果却成了歪曲《纪要》，许多地方甚至同《纪要》针锋相对，比如《纪要》批评周扬，而我却还在吹捧周扬。一个修正主义者剽窃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如同帝国主义者想抄袭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去打仗一样，是必然要失败的。我这样做，就完全暴露出了马脚，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这是修正主义者的悲剧。
第三，为三十年代错误的文艺路线辩护。我没有参加过三十年代的文艺运动，在三十年代时期，也不认识周扬、夏衍等。注释19【注释19：1994 年3 月20 日接受李辉访谈，林默涵：“在上海不认识周扬，但知道他，读过他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也知道一些。”】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做了很高的评价。我一向错误地把周扬等人也算在鲁迅一边。特别是解放后，我在周扬领导下工作，他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说：在上海左联那一段的问题，已经在中央讲清楚了，他只是犯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这就是说，他在路线上并没有错。他在公开的文章中，也把自己当作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代表者。我接受了他的欺骗，因此，长期以来，我总以为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内部的两条路线，一方面是以鲁迅、周扬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一方面是以胡风、冯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路线，至于“国防文学”和“民主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论争，只是个别问题的分歧。现在才明白，这种看法完全错了，实际上代表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是鲁迅，而周扬正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代表者。两个口号的论争，不是个别问题的分歧，而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就是从这种极端错误的看法出发，我一向把周扬吹捧为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代表者，在座谈他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这篇文章时，我就是这样讲的。注释20【注释20：座谈《大辩论》的发言，刊于《文艺报》1958 年第6 期。林默涵这个长篇发言的开头说：“周扬同志文章，内容很丰富，他运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根本原则，不但总结了去年文艺界那场震动心弦的反右派斗争的经过和结果，并且分析了这场斗争的历史的和阶级的根源，对长期以来我国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提供了一个澄清和总结的基础。”】看了《纪要》以后，我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动摇，但长期的顽固看法，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因此，在创作座谈会的发言中，我又说成当时只有鲁迅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至于其他的人在世界观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其中有些人后来到根据地，得到改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指的周扬。
尤其严重的，是在《纪要》正式发下后，我读了《纪要》，又重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还觉得《纪要》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估计似乎没有《新民主主义论》的估价高，其实《新民主主义论》里面指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的左翼文艺，对于鲁迅，《新民主主义论》和《纪要》的估计是完全一致的。《纪要》所批评的，是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就是这样顽强地反对毛主席思想，为周扬辩护，为三十年代错误的文艺路线辩护。
从对待《海瑞罢官》批判的态度和对待《纪要》的态度，完全证明，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反对毛主席，而跟着彭真、陆定一、周扬走的。前些时，我还以自己同彭真没有什么组织联系作辩解，以为自己跟他沾不上。其实，文化革命是属于灵魂范围的事情，在思想上，在灵魂深处，我是同他站在一起的。要不是毛主席及时抓住他的尾巴，揭穿他的反动阴谋，而让他的势力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我是完全可能投到他的门下去的。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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