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的名人故事
成熟不是不流泪，而是含泪奔跑;成熟并非不恐惧，而是尽管恐惧，仍有所行动,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乐观的名人故事。
乐观的名人故事1：怀揣着梦想走路的人
1921年，他生于布拉格北郊一个叫克拉德诺的小城。很小的时候，他就表现出对小动物的浓厚兴趣。
那年夏天的一个黄昏，妈妈在厨房里忙着烘烤蛋糕，忽然发现3岁的他不见了。家人全都慌了神，找遍了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他的踪影。正当准备报警时，邻居牵着他的小手回来了。原来，趁妈妈不注意，他溜到门口玩，正好看到有人赶着一群羊走过，好奇的他忍不住跟在羊群后面走了很久。等到牧羊人发现了这个小小的跟屁虫，想要送他回家时，他比划了半天，怎么也说不清自己住在哪儿，幸好遇到邻居，才把他带了回来。
8岁时，父亲拿回一本儿童故事书，里面带有不少动物插图。他一看到就爱不释手，连晚上睡觉也要放到枕头下面。后来，他拿出彩笔，也学着画画。院子里的小蚂蚁，天上飞的小鸟，还有家里的宠物狗，都成了他笔下的主角，虽然没人教过，他却画得活灵活现。
1956年，他从布拉格美术学院的建筑和设计专业毕业，开始为许多儿童书画插图，并尝试着创作了许多卡通形象，也曾多次在各种比赛中获奖，但他感觉并不满意，一直在苦苦寻找新的灵感。
一天晚上，他外出散步，一边走一边思考问题，忽然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猛然跌倒在地。正当他拍拍身上的泥土，想要站起来时，发现自己摔倒的地方，是一个由鼹鼠打出的泥洞。刹那间，童心未泯的他突发奇想，捡起一截树枝，在松软的泥土上画了起来。很快，一个小鼹鼠的卡通形象诞生了，它圆头圆脑，憨厚中带有几分笨拙的样子，是那么可爱。
不久，由他亲自导演的动画短片《鼹鼠做裤子》问世了。出乎意料的是，这只快乐幽默的小鼹鼠虽不会说话，只能用叫声表达感情，却与观众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它可爱的形象，不仅吸引了众多儿童的眼球，也受到成年人的追捧和青睐，一举获得戛纳国际影展最佳动画短片银狮奖。
初战告捷，让他的创作灵感如泉涌，一发而不可收拾。从那以后，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有关“小鼹鼠”历险的系列动画片，共摄制了大约50部，相关影片在八十多个国家放映和发行，超过500万册关于小鼹鼠的故事书籍在全世界热卖。小鼹鼠成为家喻户晓的卡通明星，也为他赢得了世界性艺术声誉。
2011年4月，小鼹鼠经历了它生涯中一次最遥远的旅行。美国宇航员安德鲁.菲斯特尔的妻子是捷克人，于是在“奋进号”航天飞机太空之旅中，为他带了一个小鼹鼠毛绒玩具，在太空中飞翔了两周时间，7月底，这只游历不凡的小鼹鼠回到捷克。
他就是著名的捷克艺术家兹德涅克.米勒，他坦言因为有小鼹鼠的陪伴，他的一生都很快乐。有人说，米勒的成功应该感谢当年的摔跤，如果不是那次偶然，他不会产生创作灵感，更不会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师级人物。对此，米勒微笑着回答：“我之所以会在摔跤时产生灵感，因为我是一个随时都怀揣着梦想走路的人。”
别以为像兹德涅克.米勒那样摔上一跤，就能捡到一个大馅饼。因为命运最青睐的，是时刻做好准备并且能够果断抓住机会的人。否则，哪怕你摔跤摔到骨头散架，结果只能是三个字：白折腾。
乐观的名人故事2:“疯女子”张平宜与麻风村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时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家宝总理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乐观的名人故事3:把梦想带在身边的冰坛王子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他出生在俄罗斯北部的一个小城。他的家坐落在一条偏僻农村的铁路附近，父母都是铁路工作人员。幼时的他体弱多病，且经常发烧，这最终导致他得了慢性肺炎，一出世便在医院待了整整三个月。为了更好的治疗他的疾病，他的父母决定搬往伏尔加格勒居住，那里的气温相对的温暖。
他的家人慢慢发现，孩子的病之所以久久未能痊愈，与他的体质有极大的关系。那么如何才能增强他的体质呢?最终，家人对年仅4岁的他进行了多项体能训练，诸如滑雪、跳舞、滑冰……
在训练过程中，小小的他逐渐对滑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且一发不可收，每天都要在冰场上练一两个小时才罢休。羸弱的体质，常使他因为不能坚持太久而多次滑倒;坚硬的冰面，常在他幼小的身体上留下一道道伤口。而如此艰辛的付出之后，他在滑冰方面，却并未取得多大的成绩。更令他伤心的并非来自身体上的伤害，而是冰场上无数人对他的嘲笑。
他的父母安慰他，说滑冰本就是为锻炼身体，不必太在意。他的滑冰启蒙老师对他说：“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你可是这里年纪最小的孩子，但你一定能成为这里的第一。”这句话深深的扎在了他的心底。
失败之后，他的信念反而更加坚定，勇气变得更大。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从那以后，在伏尔加格勒的冰场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金头发、蓝眼睛，身上永远背着一个背包的小男孩在锲而不舍地坚持着自己的梦想。
23年过去了，他的梦想之花终于如愿灿烂地绽放在世界冰坛上。年仅27岁的他，惊人地获得了欧锦赛、世锦赛、世界花样滑冰总决赛等多项比赛的冠军大奖，他以独特的两周跳、三周跳、连续四周跳而技惊世人。
人们还发现，一袭白衣、一顶红色的帽子、一个背包，成了他的招牌装扮，让人们对他印象尤为深刻。他，就是普鲁申科，鼎鼎大名的世界“冰坛王子”。
27岁的年纪就能冠绝世界冰坛，且从小就体弱多病还能连续多年称雄不败，让许多人对他的背景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但人们发现，普鲁申科似乎并没有什么过人的天赋，而他背后的教练：塔提阿娜、米西林、埃里克、托思维等人中，并没有一个是名牌教练。甚至，有人从多种渠道调查他是不是每次比赛都服用了兴奋剂，但结果都一一落空。
人们都很困惑，他怎么成功的?2007年的冬天，普鲁申科参加朋友的婚礼。礼堂旁边有一条小河，河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有人突然提出让普鲁申科表演滑冰助兴。因为是突发事件，主办方没有准备任何东西，正当人们垂头失望的时候，普鲁申科微微一笑，从随身带的包里拿出一双冰鞋。
一切秘密，随即烟消云散。人们恍然大悟，原来他把梦想一直带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