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议：从战略高度为实现中国梦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起点上，为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这一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为全面准确理解、领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本报借第七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坛召开之机，约请知名专家就相关问题展开对话交流，从多个角度作系统把握与深入分析。

主持人

谭 怡史冬柏

话题嘉宾

韩庆祥周为民杨金海郭建宁

“四个全面”站在治国理政的高度，把握改革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主持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深化。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首先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涉及这一问题并发表系列重要讲话，并于2015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四个全面”为“战略布局”。为什么用“战略布局”这一理论定位?

韩庆祥：这个问题不妨从目标和手段两个维度来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其目标维度主要是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手段维度就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作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施政纲领，首先是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虽然“四个全面”自身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但这一目标又从属于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这个更大更长远的目标。可以说，“四个全面”不仅着眼于当前，而且指向未来，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总体方略。因此，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能够解决好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矛盾决定问题，问题决定重点，战略布局抓住了矛盾、抓住了问题，就是当前的重点。这里讲的主要矛盾，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任重而道远与“四个全面”还没有完全到位的矛盾。

周为民：战略布局体现着阶段性。“四个全面”是目前阶段的战略布局，需要在目前阶段协调推进。在“四个全面”中，很多任务都是明确到2020年完成或基本完成的，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完成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等。 “四个全面”主要是着眼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对此，我们应按照“行动至上”的理念来协调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崇尚实干、狠抓落实是我反复强调的。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调研期间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强调，“千难万难，只要重视就不难;大路小路，只有行动才有出路”。这些讲的都是针对目前任务展开实际行动，而行动的纲领就是“四个全面”。

主持人：这就是说，要着重从治国理政的高度把握“四个全面”?

郭建宁：“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方略概括和集中体现。对此，一定要放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这个大主题、大背景和大格局的框架下来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蕴含的治国理政思想内容很多，我们可以用四个关键词来概括，即主线是 “中国道路”，目标是 “人民至上”，布局是“四个全面”，引领是“核心价值”。其中，“四个全面”是抓手，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牛鼻子”，因此定位为战略布局。如果从目标和手段的维度来看，不妨说其集中回答了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手段)的问题，或者说集中体现了“现代治理观”。

“四个全面”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注重理论和实践互动的品质，是解读中国现实发展逻辑的典范

主持人：当前，很多研究都聚焦于“四个全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联。 “四个全面”究竟怎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动?或者说，我们应从哪种意义上探讨“四个全面”与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韩庆祥：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是在经典文本和现实逻辑的互动当中推进的。马克思在书房里主要是研究经典文献，但阅读的目的是为解释当时所面对的“现实逻辑”服务的。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等，体现的都是对“现实逻辑”的解读。马克思本人在创立自己学说过程中的做法，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有借鉴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之一，就在于解读现实的逻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引领时代，是因为它不仅解释世界，而且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不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它是世界性的、实践性的，抽象的概念蕴含着一种伟大的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正是书写当代中国现实逻辑的典型范例。只有深入中国现实，才能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重要组成部分的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这里应注意，“四个全面”不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全部，而是核心内容之一。 “四个全面”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逻辑为基础，是从现实逻辑当中提炼出来的，本质上是面向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是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它不仅是一个研究对象，也是一种研究范式，这个范式即“问题导向”。它既是理论理性，产生于现实逻辑，又是理论使命，要认识现实逻辑、推进现实逻辑。只有植根于现实和问题，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有生命力，才能超越和整合话语之争，才能提升我们党的理论话语权。

郭建宁：“四个全面”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当然这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怎样建设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立足实际，用中国话语、中国理论诠释中国经验。 “四个全面”就是从实践而来的话语体系，说到底体现着一种战略思维、哲学思维，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正是其思想精髓、活的灵魂。

“四个全面”饱含着制度创新的要求，需要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下功夫

主持人：认真研究本质特征，才能深刻把握基本要求，积极探索有效推进的方法路径。 “四个全面”有怎样的突出特点或鲜明特征?

郭建宁：“四个全面”的特质，我认为是实践性特色、人民性特征、整体性特点。实践性特色是指 “四个全面”解决中国实践问题，是在中国实践中、在百姓期待中、在面对问题中提出来的。人民性特征是指“四个全面”体现人民主体论。我们党要做的就是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增进人民福祉，让人民满意，以百姓心为心，以人民为中心，最集中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连着人民幸福，全面深化改革要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全面依法治国要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全面从严治党要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四个全面”都和人民及其幸福紧紧连在一起，形成相辅相成的逻辑体系，这就是整体性特点。

杨金海：“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一个总特征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换句话说，抓“治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的“新”之所在。为什么这样说?比较一下前30多年不同阶段的改革发展战略布局即可明白。 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抓“改革”。90年代，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抓“发展”。进入21世纪后的头10年，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追求各个方面的 “稳定”(和谐)，但就总体而言，这一阶段还没有形成科学规范的社会治理体系，加之30多年发展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形成了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局面。

党的十八大前后，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治理整顿。既要承续前几十年的成果和经验，同时又要消化和解决长期积累的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矛盾问题，从而使改革、发展、稳定、治理等各项工作目标更加明确、方向更加正确、制度更加健全，打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升级版”。

为适应我国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制度创新”要求。据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任务，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两次全会分别通过的两个《决定》是姊妹篇，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逻辑联系，这就是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

主持人：这是否意味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穿着制度创新的要求，而推进制度创新，也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规定?由此，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也就具有一种对接关系?

杨金海：的确如此，“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要落实到位，都需要有具体的抓手，这就涉及到具体的体制机制问题。推进制度创新主要是改革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体制机制，包括改革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以及文化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相关的战略部署、政策措施和实际运行中的体制机制。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制度创新的具体化，它至少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要从总体上协调各个方面的改革发展，使其相互配合、全面推进，打造改革开放的“升级版”。二是要使得这些改革发展的制度性成果定型化，包括将这些基本制度以及相关的战略、政策、措施和运行体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前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后者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主要任务。这二者共同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共同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

在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还有一项十分关键的工作，就是党的建设。要推进改革、加强法治建设，并将相关成果落实到党和国家工作中去，关键在党的领导。

“四个全面”是对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统一于实现全面现代化

主持人：如何实现现代化?这是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梦想和追求，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旋律。实现这个理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独特悠久文明历史的民族来说，尤其显得艰辛而迫切。前面的探讨似乎也都将“四个全面”与“现代化”目标联系在一起，这应怎么理解?

韩庆祥：近代以来我们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总的来说，结构转型、领域分离、力量转移、利益博弈、思想多元、整合共识、现代治理、建构秩序和民族复兴，就是解读中国现实逻辑的几个核心范畴。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当中提炼出来的，主要是解决怎样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问题的。

周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就要突破或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因此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意味着要建立一整套完备的现代国家制度。现代国家制度的本质或根本特征是民主和法治，而法治又是自由、民主、公正等的实现条件和方式，这些价值只有在法治轨道上、以法治方式才能得以充分有效实现。因此，现代国家制度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法治。全面从严治党是为了充分发挥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作用，这个“全面”是实现前三个“全面”的根本保证。因此，“四个全面”统一于全面现代化，统一于在中国创造社会主义现代文明这一发展方向和大趋势。我们应当从现代文明的高度来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主持人：从国家治理这一新视域来看，我们追求的现代化有什么深意?是否只有“西方化”这一条单行道?

杨金海：这里所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指我国治理系统的结构更加合理，功能更加高效。准确地讲，是指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化、完善化，实现各项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不断提高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不能把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解为“西方化”或“美国化”。当然，其他各国好的治理经验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但不能照搬西方一些国家的治理模式。

“四个全面”本身体现全面与重点的辩证统一，需在总体谋划基础上找准发力点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同样适用于我们对“四个全面”的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 “四个全面”立足于“全面”，但各有各的重点。怎样理解和把握每个“全面”的关键?

周为民：“四个全面”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方略，是新的发展阶段的整体布局，要抓住关键、抓住要领去推进，进而展开中国发展进步的大趋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是贯彻富民思想。邓小平同志用“小康”这个概念来定位中国现代化的首要目标，鲜明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现代化的实质、目的、根本价值的深刻理解——我们所要实现的现代化，根本是要创造人民的美好生活，始终着眼于改善民生，着眼于为人民实现美好生活提供条件。从“小康”到“全面小康”，表明我们党始终抓住民生这一根本。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观点需要澄清，那就是把目前收入差距、财产差距突出的问题归咎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也是不了解历史的表现。邓小平同志怎么会忽视共同富裕?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说明就是落脚在共同富裕上的，而且他也曾明确提出，在21世纪初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正是我们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郭建宁：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在“全面”，体现在覆盖的人群上应该是全面的，涉及的领域也应该是全面的，一个不能少，绝不能让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掉队，特别是老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是全面小康的重点，也是难点。要致力于解决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部门差距、行业差距，让全体人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实现这个“全面”，根本上还是要靠发展，而且是通过创新、创业、创造，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

周为民：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贯彻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要求，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防止形成权力控制市场的体制。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几十年，在一般的商品市场上，市场关系已经发展得比较充分，但在要素市场上还远远不是这样，如在劳动力、资本、土地等方面，市场机制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在要素市场上，支配资源的力量很大程度上还是行政权力，这就导致要素市场的扭曲，其结果就是大量的资源错配，集中表现为众多行业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行政权力主导资源配置，不仅影响市场经济健康运行，同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例如腐败。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会在半途中异化为最糟糕的体制，即由权力控制市场的体制。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深化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这个基础上，带动其他各领域的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关键是贯彻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认真实施落实宪法。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是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我们党始终代表并维护人民的利益，“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利益”是一个经济概念，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概念，“人民利益”的含义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模糊的。而人民利益一旦以法的形式表达出来，那就是明确的、具体的，就表现为宪法和法律所确定的公民权利。 “公民”是法的概念，公民权利就是以法的形式表达的人民利益。因此，是否做到了代表、维护和实现人民的利益，检验的标准，主要就是看是否正心诚意地对待公民权利，特别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这句话非常深刻。要按照这个基本精神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抓住这个关键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主持人：在从严治党方面，我们党特别强调规矩、纪律，较以往更加重视制度建设。思想建党这个传统不能丢，在此基础上，制度治党更应成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出发，切实推进干部制度改革。管党治党，包括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制度等方面，其中，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从制度的改革完善入手，最重要的又是干部制度，如何真正形成完备有效的干部选拔、任用、考核制度和体制，这是关键。没有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防止出现干部队伍的劣质化倾向，就不能克服“逆淘汰”现象。优秀的干部上不来，投机钻营的干部下不去，这种“逆淘汰”一旦形成，就会不断自我强化。 “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干部制度就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抓手。

郭建宁：从严治党，关键在治，要害在严。这里最重要、最根本的，确实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在从严治党特别是反腐败方面，我们有一些新的提法、新的举措，比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老虎苍蝇一起打”，“零容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不敢腐”的高压态势，接下来要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使其 “不能腐”，而制度内化于心，成为思想认识和心理的自觉，就会“不想腐”。

主持人：从“四个全面”提出到现在已历时8个月左右，在此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讲话至少有20次。理论界迅速跟进，对“四个全面”进行深入解读、集中阐释、积极宣传，形成了丰富的阶段性成果，表现出对当代中国问题的敏感关切和现实关怀，彰显出把握时代精神、回应人民呼声、直面前沿课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

“四个全面”本身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对它的学习宣传阐释也将是一个开放性的探索过程。 “四个全面”作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已经吹响迈向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号角。时不我待，理论界、学术界尤需进一步研究，以期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撑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