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错案的防御措施探讨论文

2017-03-20

我国刑事错案的防御措施探讨全文如下：

近年来，一些刑事错案屡屡见诸报端，例如佘祥林案、聂树斌案、赵作海案，还有近来引起热议的浙江“叔侄冤案”等等，这些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使司法公信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每一起刑事错案的发生，都会让人震惊，而案件纠正过程中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又不禁让人扼腕叹息。刑事错案的屡屡发生，在向我们昭示: 加强刑事错案研究，分析错案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导司法实践，已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

一、刑事错案的概念

古往今来，“天下无冤”是司法的一种理想状态。但要想完全杜绝刑事错案的发生谈何容易。在理论界，专家学者对于刑事错案的认识与见解并不完全一致。笔者认为，所谓刑事错案是指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由于故意或过失违反相关刑事法律规定，造成案件在基本事实、证据认定、法律适用、程序选择及权益保障等方面出现偏差甚至错误，从而对嫌疑人、被告人权益造成侵害的案件。

二、英美两国刑事错案预防及救助体系介绍

( 一) 机构创设上，成立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

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是英美两国在刑事错案纠正方面的一个创举。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作为一个冤假错案平反机构，具有较强独立性和充足的资金支持，即使政府和议会也不能干预其工作。在调查案件时，刑事案件审查委员可以聘请专家进行重新鉴定，可以向任何机关调取案件的信息，可以询问任何人，并且除了依据申请提起再审外还有权直接提交案件再审。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在英美两国的具体构建略有不同，在英国其是一个全国性的委员会，全国只有一个。而美国在联邦和州层面均设立有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另外，美国还成立了一个特别惩戒委员会，专门处理、开除有不轨行为的刑事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同时加强对州警察不轨行为的起诉。

( 二) 处理程式上，由单一应对到全面防治

早期，在发生错案时，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英美两国政府及司法部门往往会采取“短平快”的解决策略，大力安抚受害者，快速处理相关责任人，以尽快平息社会矛盾、转移舆论压力。而对发生刑事错案的深层次原因很少思考。进入20 世纪后期，两国的刑事错案防治策略逐渐由单一应对型向综合防治型转变，面对出现的错案，不再是被动的处理，而是成立专门委员会，委员会由专家、法官、民间人士组成，委员会在听取民意、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撰写调查报告，对刑事错案处理提出专业意见，指出立法和司法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方向，政府、司法部门依据该报告负责对刑事错案的进一步处理，立法部门负责做好法律制定和修改工作。

( 三) 应对态度上，秉持开放、积极、包容的心态

由于各种原因，英美国家社会大众对刑事错案的态度与我国相比较为包容，政府及司法部门对待刑事错案也更加积极。尤其是英国，在20 世纪末期，大量的刑事错案接连披露，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并没有刻意回避，而是以开放、接纳的心态去面对，深层次发掘刑事错案的形成原因，抓住这一司法改良契机，通过对数个有影响力错案的处理最终促成了相关法律的出台，在刑事错案的防治方面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

( 四) 发展轨迹上，英国渐进式修法、立法与美国突出各种纠错机构力量各具特色

英国在预防刑事错案方面走的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其革新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影响较大的错案促成的，如阿道夫·贝克案促使英国于1907 年通过了《刑事上诉法》，创设了刑事上诉法院，由此英国正式建立了刑事上诉制度; 蒂莫西. 伊文思案及后来几个案件促使英国于1965 年通过《杀人罪法》，彻底废除死刑; 麦克斯韦尔. 康菲特案促使英国于1984 年出台《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从而对警察的侦查活动进行了全面的规范和限制; 吉尔弗德四人案、伯明翰六人案以及后来几起案件的发生促成了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的最终建立。

美国在刑事错案预防方面的突出特点在于各种纠错机构共同发挥作用: 其一，一些州政府成立了死刑研究委员会，主要致力于研究有关死刑制度的缺陷以及冤假错案的发生。其二，一些大学设立了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致力于在官方采取纠正措施前通过DNA 证据为一些错案洗冤，如亚利桑那州法学院的学生组织了一个研究团体，提出了利用DNA 技术识别和防范刑事司法体制缺陷的宏伟计划，并为此发表了一部旨在全面启动刑事司法改革的“示范法”，内容涉及证人的辨认、被告人的讯问、警察行为的规范等。其三，一旦有错案发生，联邦与各州政府会成立临时调查委员会，分析错案产生原因，提出处理意见。

三、英美两国刑事错案预防及救助体系带来的启示

近几年，我国刑事错案屡有发生，政府及司法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效果并不明显，应该说，我国在刑事错案预防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美两国在刑事错案防治方面的一些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 一) 创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负责刑事错案的发现、调查和纠正

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大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监督应是一种全方位、立体式的监督，不仅可以监督整体工作，而且对个案也可以监督。笔者认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部可以设立一个刑事错案调查委员会，负责全国范围内刑事错案的发现与调查。

作为一个常设机构，刑事错案调查委员会可以由知名法学专家、司法人员、律师等组成，该委员会直接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工作经费纳入国家预算，由国家财政负担。在对相关案件调查时，该委员会有权调取所有与案件相关的证据材料，有关单位和部门必须予以配合。刑事错案调查委员会在调查结束后提出调查报告，并负责将案件移送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启动再审程序。有人认为，刑事错案调查委员会的设立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僭越，其实不然，刑事错案调查委员的监督是一种人大监督，而检察机关的监督是司法监督，二者互为补充，并不矛盾。而且这种制度设计可以较好地克服司法机关内部监督推动力不强，透明度不高等问题。

( 二) 加强证据审核、严格依法办案

刑事错案的出现归根结底是法律问题，而法律问题集中体现在证据上面。作为对近几年刑事错案接连出现的一个回应和反思，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写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对非法证据排除、证据证明标准作了全面规定，要求侦查人员加强证据审核、严把证明标准，对采用刑讯逼供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予以排除。

比照英国在刑事错案发生后立法及时跟进的成功探索，笔者认为，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规范侦查人员行为，预防刑事错案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刑事诉讼法中有利于刑事错案预防的证据制度包括:

一是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公、检、法三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的义务。特别是明确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均有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定义务，而不仅仅是在庭审时法院排除非法证据，因此，刑事错案的预防可以提前到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甚至是侦查阶段。

二是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明确检察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负有证明责任的规定、明确检察机关享有对非法证据进行调查的权力和要求公安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的权力的规定，以及明确侦查人员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出庭义务的规定，特别是明确了不能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法律后果的规定，这些都有利于从根本上预防刑事错案。

三是明确了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对证据“确实、充分”进行了明确规定，即“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以及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经排除合理怀疑”。

四是完善了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证人能否出庭作证，关系言词证据在法庭上能否获得交叉询问质证，关系法庭能否查清案件事实。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的范围，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的义务，以及证人出庭的保障等方面都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此外，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而不是将其直接作为结论性的证据使用。

五是其他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措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有关“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24小时之内必须送看守所羁押，讯问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能在看守所进行的规定以及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的规定，都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从而预防刑事错案。

( 三) 完善辩护制度，增强庭审对抗性

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存在着天然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重要因素。对于当前刑事辩护率低以及辩护律师阅卷难、会见当事人难等问题，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一是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的身份、职责和权力。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不仅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而且不再要求律师必须在侦查阶段承担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证明责任”，而是提出“材料和意见”即可，这显然有利于律师提出“无罪”的抗辩事由。

二是明确了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的时间和委托的方式，解决了委托律师难的问题。修改后刑事诉讼法除了在委托辩护人的时间、侦查机关的权利告知义务、监护人或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转达在押人员委托辩护人要求的义务、监视居住人员委托辩护人作出明确规定外，还将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大至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以及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显然有利于刑事错案的预防。

三是明确律师凭“三证”即可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从而解决会见难问题。

四是明确了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可以查阅、复制、摘抄案卷材料，解决阅卷难问题。

五是解决律师取证难问题。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赋予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还赋予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此外，对于律师获得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要求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六是对办案机关应当听取律师辩护意见和将法律文书送达律师在程序上作了明确的规定。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分别从侦查、审查起诉、开庭审理到死刑复核等关键环节，对办案机关引导听取辩护律师意见作出了明确规定。

( 四) 社会的开放包容，大众的有效监督

一些重大刑事案件发生后，网络、新闻媒体等社会舆论高度关注，评论不断。当全社会都群情激愤、杀声一片时，难免给办案机关和审判人员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一些审判人员既怕“放纵”了罪犯，又担心被害人亲朋好友上访闹事影响社会稳定。在这样的现实场景下，便很可能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勉强结案，为刑事错案的发生埋下隐患。

研究刑罚制度的学者经常引用一句法谚“有狱必有冤”，从某种程度上说，刑事错案是刑事诉讼的附属品。对待刑事错案，社会应提供一个开放的舆论环境和包容的心理态度，要更多关注刑事错案出现的深层次原因，而不乐见于暴风骤雨般责任追究风暴。社会的开放包容为大众的有效监督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方可以有效发表意见，寻求救助，提供线索。

刑事错案的存在历史悠久，刑事错案的发生原因复杂，仅凭短时期内的一两个措施或者某个群体的单独努力不可能达到“天下无冤”的理想状态。刑事错案的防治任重而道远，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要想打赢预防刑事错案这场持久战，不仅需要司法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而且需要整个社会的包容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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