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印刷术的源流、价值及其近代变革论文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源自道家的雕版印刷，它活跃于唐朝的雕版印刷 ，经宋仁宗时代的毕昇发展、完善，产生了活字印刷，并由蒙古人传至了欧洲，所以后人称毕昇为印刷术的始祖。以下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古代印刷术的源流、价值及其近代变革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古代印刷术的源流、价值及其近代变革 全文如下：
摘要：中国是古代印刷术的发明国，但中国关于印刷术的系统研究却始于民国时期。或者说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印刷史研究，不仅来自中国传统的图书目录版本之学，而且从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印刷术的研究获得启示，形成了中国印刷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中国近代是西方新式印刷术取代中国传统印刷术的阶段，学者也将目光投向近代，进入了印刷术本身从古到今沿革历史的研究，从而突破了传统的以图书为中心的框架。本文主要根据民国时期的论文，探讨其学术视野与研究思路。
一、梳理中国古代印刷术的源流
(一)以图书版本学为基础
从中国图书史来看，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有很长一段抄本图书的历史，印本图书的出现一般认为是在隋代或唐代，而有关印刷术的史料比较零散，不成系统。因此，中国形成了以图书目录版本校勘考据为基础的传统文献学，关于刻本的记载就成为中国印刷史的源头。采用倒推的方法，从民国时期的有关著述入手，梳理其引用资料及辑录体例，分辨从中国书史中如何分离出了图书刻印史---即中国印刷史的轨迹。
晚清时期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图书版本目录资料积累丰富，藏书家及藏书机构也有大量古籍版本实物可以考察，于是有藏书家笔记、书跋等文体，汇辑有关图书版本及刊刻的资料。1897年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以藏书家为线索，辑录排列相关资料，并以"昌炽按"形式添加个人见解。其中涉及五代国子监"印书之始"、《梦溪笔谈》所言毕昇发明"活板"、书籍装帧等资料。1911年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有感于《藏书纪事诗》"于镂版缘始，与夫宋元以来官私坊刻三者派别，莫得而详。于是检讨诸家藏书目录题跋，笔而录之"[1],以"刻书"为中心，分专题汇集并梳理考证了古代雕版书籍的各种资料。此书的叙开宗明义："书籍自唐时镂版以来，至天水一朝，号为极盛。而其间分为三类，曰官刻本，曰私宅本，曰坊行本。"这涉及印刷的起源及发展轨迹，具有梳理"刻书源流"的历史眼光。其中"书有刻板之始"篇，引述古籍资料，论述"书有刻本，世皆以为始于五代冯道",而"吾以为谓雕板始于唐",有多条资料"可为确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引述了"近日本岛田翰撰《雕板源流考》(所撰《古文旧书考》之一)"的有关论述及资料，对其进行反驳，说明"吾未敢附和也".其中"刻板盛于五代"篇，还提及"光绪庚子，甘肃敦煌县鸣沙山石室出唐韵、切韵二种，为五代细书小板刊本(载罗振玉《鸣沙山石室秘录》)。惜为法人伯希和所收，今已入巴黎图书馆，吾国失此瓖宝，岂非守土者之过欤"[2].由此可见，当时考证书籍刻印源头已经有日本人的著述及中国新近出土的文物作为参考，学术视野更为开阔。此后，其侄子叶启崟续作《书林余话》，于1923年及1928年几次对资料进行续补和考证，并延伸到"自清末传石印法，中国出版界遂开一新纪元".
(二)从"雕板源流考"切入孙毓修(初版时署名留庵)所著《中国雕板源流考》(商务印书馆1918年初版)一书，今有再版者认为这是中国"较早系统讲述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专著"[3].根据上述叶德辉介绍可知，孙毓修也参考了岛田翰的《雕板源流考》，如第一篇"雕版之始",引述"陆深《河汾燕闲录》""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等资料，证明"我国雕板，托始于隋",就是来自岛田翰，却没有像叶德辉那样提出自己的考证。孙毓修一书涉及"官本""家塾本""坊刻本"三种类型，这与叶德辉关注"官私坊刻三者派别"有相同之处。但从"雕板之始"到"活字印书法"(创于宋初，引用沈括《梦溪笔谈》)的排列，因为名目简单，反而突出了印刷史料，这也代表了当时"中国印刷术在古代之沿革，盖可以雕板之源流言之也"[4]的模式。但有书评认为，这本仅有68页的小册子，"不足以云中国印刷术的源流，尤不能包括整个的中国印刷术".[5]
中国"雕板"源流的考证是中国印刷史研究的开端。中国学者不仅参考大量有关图书收藏、版本刊刻的资料，同时也参考海外学者的研究，借鉴新近发现的敦煌文献等，比较明晰地勾勒出中国印刷术从"雕板"起源到活板的历史沿革线索，从而形成了中国的印刷史框架。在这个过程中，岛田翰所谓"雕板源流考"的思路，不仅给予中国学者以启发，也引出了批评考证的著述。例如，1925年，向达考证："宋人笔记俱谓刊书始于李唐。明陆深著《河汾燕闲录》，方创昉自隋代之论。清代承其说者颇不乏人",而"清末日本人岛田翰著《古文旧书考》，论述中国雕板渊源犹袭陆说",所以，本书"录陆氏与岛田氏二家之说于后，继辨其诬"[6].本文还引用了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卡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等新近著述，说明当时有关研究相当活跃。
中国古代没有"印刷"一词，叶德辉归纳古代"刊刻之名义",所使用的词语有雕造、镂版、刻板、锓木、刊行等21种。因而，与这类名目有关的著述可以说就是印刷术之史。例如，向达的文中有"中国刊书史上之咸通时代"一题，此后也有标称"雕版印刷术"的文章，如1936年蒋元卿的《中国雕版印刷术发轫考》[7].根据中国古代图书发展的特点，更广义的图书史涵盖了图书的各种版本形制：从竹简书到纸本书，再到雕版或印本书。由此也有学者探讨中国古代书籍形制的变迁史，例如，马衡的《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8]、李文琦的《中国书籍装订之变迁》[9],张曼陀的《中国制纸与印刷沿革考》[10].
即使有了印刷史的名目，中国图书史的体例中依然包括图书的刊刻史料，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彬龢、查猛济《中国书史》，从"文字的创造"开始，以"清代藏书家"结束，连缀成"历史"的线索。其中也谈到："书籍的雕板，大家以为是从冯道开始，实在不是这样。现在仔细考据，雕板的起源，还在隋代，到了唐代方才流行。五代的冯道，不过是监本的创始者。"[11]这一说法与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是相同的。
可以说，以"雕板"为界，此后的图书史与印刷史有了交叉关系。而从雕版到活板的沿革线索，形成了中国古代印刷史的基本框架，后来又延伸到近代西方印刷术输入时期，突破了中国古代书史的体例。
二、从世界眼光"发现"中国印刷术的价值
(一)卡特著作开辟了新途径
晚清民国时期，甲骨文字及敦煌莫高窟唐代文献的发现，引起了海内外研究者的关注。对中国学者影响最大的属美国学者卡特(T.E.Carter)的《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一书，此书1925年在美国出版后，很快就传入中国。向达先后翻译该书的部分篇章，在《图书馆学季刊》上发表，例如，《吐鲁番回鹘人之印刷术》《高丽之活字印刷术》《中国雕板印刷术之全盛时期》《现存最古印本及冯道雕印群经》等[12].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刘麟生的节译本《中国印刷术源流史》。
卡特作为美国人，潜心研究中国的印刷术起源及其对西方的影响，这让中国学者颇为赞许。有书评指出，"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文化一种最大的贡献，可是至今还没有一本中文书能把它的源流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们",卡特一书"不但在内容上取材丰富，而且在方法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13].卡特此书搜集资料非常广泛，其引文不仅有中国古籍的记载，囊括了叶德辉等人汇集的资料;还引述了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印刷术的研究成果，并从敦煌文献等考古发现中寻找证据，如其在注释所言："近年来研究中国及日本雕版之书，用英法德三国文字发表者，至少当有十五种，书册装潢多甚华丽，其所言之雕板特重彩印，率视之为美术。至于言中国发明印刷术者，则搜遍西方诸国著作目录，得杂志论文三篇，及小册子一种而已。"[14]
而卡特的贡献就在于从世界印刷史的角度，详细考证中国享有印刷术的发明权，而且传入了欧洲。卡特这本学术著作的体例结构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文献考据或笔记，这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广泛好评。
有书评总结为四点："沟通中西印刷与文化之关系，一也;善于鉴别材料与组织材料，二也;论断谨严，图表适当，三也;文字简明，便于观览，四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学术著作，尽管"本书为题目所限，于明清及现世印刷术，言之极少。倘有吾国学人，广罗古今资料，成一'中国印刷文化史',则更幸矣",因此，"国人之有志于此者，亦属义不容辞也"[15].尽管中国学者从中国书史的角度，也会转向研究"雕板之始",但是，除了史料辑录和考据，并没有自诩为印刷术的发明国，也没有看到中国印刷术在世界印刷术发展进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所以，卡特这本书对中国学者有振聋发聩、开拓思路的作用，正如胡道静所回忆的，他在读中学时"并不知道活字组版印书的技术是我们的祖先早在第十一世纪中期就发明创造的，然后向世界各地传播",直到将进大学之前，读到卡特的书"才惊讶地了解这一项有关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创造原来是我们自己的祖先所做出的伟大贡献"[16].张秀民读了卡特的书，将研究兴趣从书史转向印刷技术史，其《宋活字版考》(1931年毕业论文)一书就直接受到卡特的启发[17],此后一直从事印刷术研究，最后完成了《中国印刷史》专著。
关于中西印刷术的对比，涉及印刷术的发明权，卡特认为欧洲以活字发明为始，中国以雕版为始，"雕版印刷术，诚可谓为中国最重要之发明".中国的印刷术远远早于欧洲的印刷术，这种差异在于"象形字与字母之不同".但是，"无论在何处，印刷术发明，即为印刷方式之发明，一国之教育文化，辄可因此而大起变革"[18].卡特不是一般论述印刷术，而是具有文化史的眼光。钱存训的《书于竹帛》(1962年)一书正是基于中国古代文字的特征，指出"上自公元前14世纪，今日所见最早的中国文字始，以迄公元700年左右，即印刷术发轫时期。
这两千多年是中国文字记录和书籍发展的滥觞时代，所有的各种书写材料、内容、记载方法、编排，以及若干中国书籍所特有的形式，皆于此时逐渐形成。印刷术发明以后，这些特色乃被继承，成为中国典籍和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因此，李约瑟博士评价钱存训的书显然是卡特经典之作的"姐妹篇"[19].
(二)确立中国对印刷术的"发明权"
关于西方印刷术的发明，不得不提到德国人古登堡(有多种译法)，其作为西方的科学家、发明家，在中国晚清时已经被广泛认知，并与中国的毕昇相提并论。然而，在当时的"二战"背景下，确认中国作为活字印刷发明国的地位，还有特殊的语境。1945年苏联学者《活字印刷之祖---中国》[20]一文指出："在比较的不久以前，关于活字印刷之发生，曾有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开头二十年的资产阶级的历史资料中占有支配地位的观点，认为印刷技术，完全是约翰·戈登堡于1440年后完成的欧洲人独立的发明。相反的观点的代表者则说：印刷术之发明并不在欧洲，而是在东方，远在传入欧洲以前中国已有印刷术了。"作者说明："可为中国为印刷术之祖国的完全无可争议之证据的，就是第十世纪到第十二世纪所出版的中国的古版书之存在。明白的，许多东方历史专家，特别是中国学学者，一致断然主张，印刷术在中国盛行，远较欧洲为早。"中国的印刷术是有发展线索的，"表演为连续的发展的各个阶段，彼此连互达好几个世纪之久".而其援引的一个有力证据就是1925年出版的卡特的书，由此完全确定了"中国在印刷技术上，一般的说在印刷上的发明权".
此外，"1928年举行的中国古版印刷作品专门展览会，更明显地证实：早在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冶匠毕昇已经第一个发明了活字印刷。后来中国会反复地利用以铜、铅或锡所铸制的活字---远在戈登堡以前".而且，"这种从东方国家借用的本质，在我们这一时代特别指出的重要性，因为法西斯党徒的理论，仿佛文化和技术的发明，只是白种人的天赋优越性。现在由于关于戈登堡为第一个活字印刷家的神话的消灭，同时也粉碎了创设这种法西斯(理论)的野心。"此文虽然有一定政治背景，但也能够说明卡特一书的广泛影响。
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为什么对印刷术本身却缺少系统研究呢?卡特在其书中有所论述："由于书写的进步，如毛笔和造纸的发明，促使中国的著述家纷纷从事于博古的研究，产生了大量著作，但不幸对于印刷一道，都视为当然，很少提到。"[21]
对此，中国学者也有反思，张真园指出："我国典籍渊博极矣，然人文无专史，虽文艺礼乐间载史乘，而其主要之点仍着重政治。试观历朝史册，大都记载国家之兴替，帝王事业之盛衰。欲求关于人文之记载，工艺之迭邅，则东鳞西爪，毫无线索可寻。印刷事业占工艺重要之地位，国人旧惯恒重文而轻武，以为工艺者非文人之事也。工艺既为一般所不注意，则印刷术亦为一般人所漠视。故就我国典籍中，欲求印刷术发达之理路，一贯之线索，则颇非易易。"[22]
而民国学者对中国印刷术的关注，不仅是从学术上受到西方学者著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发生了根本变革。当印刷术成为一个时代变迁的重要媒介的时候，对印刷史的研究也就走出了传统的书斋，具有了更为宏大的文化视野和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三、关注中国近代印刷术的变革
民国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有两条线索，一是对古代印刷术的研究，主要来自目录版本及图书馆学的专家，可以概称为书史学者，其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图书馆类期刊;二是基于现代印刷业发展状况对印刷技术(科学)的研究，主要来自印刷出版界的专家，可以概称为业界专家，其有关论述主要发表在印刷业界的刊物。这两条线索有一定联系，书史专家从对古代书史的研究延续下来，关注中国古代从雕版到活板技术的沿革，特别关注中国对印刷术的发明问题，以雕版印刷术作为印刷史的开端。这些研究对于印刷业界专家而言，是一种激励的力量，但古代的光荣历史与现实的落后状况形成了强烈反差。因此，业界专家基于改变现状的需要，大量介绍西方印刷技术，并实际进行技术改进，集中在对印刷技术的具体环节。这些关于现代的、世界的印刷技术的研究，与中国古代图书版本的刻印史已经没有联系，在今天看来却是中国近代印刷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涉及了印刷史的分期、技术沿革、社会影响等方面内容，值得重新解读。此外，由于印刷工业的发展、印刷出版物的推广，大众媒体也刊发涉及印刷术常识、印刷机器广告、世界印刷人物等方面的文章，这些也呈现了民国时期印刷术的生长环境以及对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影响。这里主要介绍印刷出版界专家对"印刷术"及其作用的论述。
(一)划分印刷术的"改革"时代
在业界专家的视野中，中国印刷技术的历史是以印刷术本身的沿革为线索的，从中国古代有雕版印刷术开始，一直延续到近代民国，而且是和世界印刷技术的发展状况相联系的。
1928年贺圣鼐《中国印刷术沿革史略》[23]一文，划分出萌芽时代、发展时代、极盛时代和改革时代。关于"改革时代",反思中国古代印刷史，论述国外印刷术对中国的影响："欧洲之有印刷，虽在我后，而以机械日精，化学工艺日新月异，乃有一日千里之观。而反顾吾国，则于西洋印刷传入以前，除原有木刻及活字印刷之外，未能有何改进。至海禁开放，外人纷至，于是欧式印刷术随之输入，而中国印刷术乃入于改革时代",于是详细介绍了欧式印刷技术，包括凸面版印刷术、平面版印刷术、照相制版术、凹面版印刷术四类。在此文的基础上，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其《近代印刷术》一书，直接切入中国近代印刷术的发展情况。此外，张真园的《中国印刷术史概》一文，将西方印刷术进入中国后称为中国印刷术的兴革时期："海通以后，铅印石印，相继输入。我国之经营印刷事业者，始知改革，以图进步，于是我国之印刷业转入兴革时期矣"[24].
而"兴革云者，犹言改进也。萌芽时期所述，监本、家刻本、坊本诸类书籍，要皆雕刻之木版或活字之编排，借人工以造作，印刷一书几废岁月。迄夫清季海禁开放，欧西文明输入，于是机器印刷、铅字编排，技术精微，功倍事半"[25].从使用传统的人工印刷术到输入西方的机器印刷术，这是中国印刷技术本身的发展历程。顾敦博曾编制"中国印刷术转仿西洋的资料"[26],制成了详细表格。
显然，中国印刷史"改革时代"的重要分界点就是晚清以来西方印刷术的传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国时期印刷术的发展，被放置在中国印刷术沿革的历史框架之中，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但这也是西方印刷术取代中国传统印刷术的根本"改革"阶段。而且，在世界印刷术发展的宏大背景下，中国现代印刷术也是世界印刷术的一部分，与中国古代印刷术形成了巨大反差。或者说，中国印刷术进入改革时期不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受到世界先进印刷技术直接推动的结果。
那么，中国古代的印刷术为什么会停滞下来?究竟是什么内在的因素，驱使中国近代印刷术发生如此巨大的变革，印刷术的变革又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分析中国现代印刷业的特点及落后原因
与中国古代的印刷术相比，中国现代印刷不是简单的工艺改进问题，而是一个需求广泛的巨大产业，其成长过程也有自己的特点，最初印刷业和出版业是同步发展不分彼此的。
王云五《中国的印刷》一文指出："在欧美各国出版业很少兼营印刷业，我国却不是如此。在光绪二十年左右有了新式出版业以后，规模较大的出版家没有不自办印刷所的，并且印刷业在中国简直是出版业的附属品。"[27]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一文也提到这一现象："我国习惯对于出版业和印刷业向来界限不分，古昔不必说了，就现在两个大的出版印刷业说：商务印书馆谁都知道它是我国唯一的出版家，它的营业，出版占十分之六，印刷占十分之三;但是它最初是专办印刷的，所以它的牌号到现在还有'印书馆'三字。中华书局在印刷业也占着全国第二的位置，彩印且占第一的位置，但是它最初只营出版业，不从事印刷，所以到现在仍是以书局为名";"还有许多招牌用某某书局，实际上或专营出版，或专营印刷，或兼营出版与印刷"[28].
晚清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印刷出版物是最为重要的传播工具。从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的官书局以及民间出版机构，基于翻译出版大量西方书籍、兴办新式报刊的需要，不断引进西方的印刷机器;而印刷业自身的发展也需要有丰富多样的出版物作为支撑，在中国社会的变革时代，印刷业与出版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这一时期，中国民营出版业有了很大发展，相继出现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型印刷出版机构，但从整体来看，中国的印刷业与国外印刷业相比，还是处在非常落后的状态，并制约了出版业的发展。《中国印刷事业的现状》一文就指出："综计全国店印大大小小为数不溢二三千家，内中除掉一二家规模比较全备外，其余的都可称因陋就简。"[29]
印刷业界专家更加了解中国近代印刷工业落后的现实，《近代中国印刷术》："著者读我国古代印刷史，不胜崇拜我先代创造改进之精神;而一考察我国近今印刷界之状况，对于我印刷界之不知积极改进，未能与世界各国比美，又不能不深为叹息也。"[30]
李常旭《印刷术与社会》一文分析了中国印刷术到近代反而落后于欧美的原因："我们中国是一个最古而开化最早的国家，更是印刷术的发明者;然而我们现在的印刷事业反而步着欧美的后尘，守着人家的陈规，这其中的原因无非是专制时代的印刷术，虽有发明，仅限于御用品，使用范围太狭，不能使已有的技术传播到民间。再就是中国向来对于技术人员，没有相当的保障。再加上国民智识的不够，时常为了生活的顾虑。总有发明，传授徒弟时，也是常保留着局部的秘密，以作万不得已时生活的保障，相沿传递，日渐退化，不但不能发扬光大，反而一代不如一代了。及至印刷所用之机具技术，由欧洲传到中国后，国人瞠目无知，万分惊奇，而且认为是神秘的奇迹，这不能说不是科学文化落后，及国人素不重视印刷术的表现。现在中国的印刷事业，固然到处皆有，但十分之七八均系商人经营，且以营利为目的;只不过守着西洋人传给的技术，应付社会上需要的印品而已。至技术之研究，机具之改良，原料之发明，根本没有人能有那一种念头和机会。所以目前中国的印刷业不但在物质文明上没有相当的贡献，而且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仍然是上古时代的雏形。"[31]
业界专家也从技术环节，指出中国文字的特点与印刷术改进的关系。卫聚贤谈到外国的"印刷机日新月异的在发明着",而中国"现在所愁的为排字机。因欧文只有几十个字母，容易想办法、中文常用的有近万字，数目多了，方法不容易想，而且与外国人无关，他不发明这个的，这个要我们自己发明的".但是中国人要发明新机器有成本问题，"新的机器发明了，其制造出的成品，能在一二年内将成本抽回，就有人使用这新机器。否则，花了一笔钱购到新机器，要训练一班使用新机器的人，结果其增加之产量不多，反不如旧机器按部就班的作稳当些"[32].可见，印刷机不是可以现成输入使用的，还要改进中文字模、排字盘及考虑人工等方面的成本。
中国现代印刷工业是一个更宽泛的领域，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所谈印刷工业，就涉及造纸业、墨胶工场、印模工场、印刷机工场等辅助工业。业界专家也从这种整体的角度，分析中国印刷工业落后的原因。《近代中国印刷术》一文列出三种表格，统计中国自1911年至1929年间纸张、铅印石印材料和印刷机器的进口情况，指出"统观上列三表，有令人不寒而栗者。历年洋纸、铅印、石印材料及印刷机器输入之总额，突飞猛进，一方适足以表示吾国近年印刷数量的进展，一方适足以表示吾国印刷事业每年漏巵之巨。故欲谋今后吾国印刷事业正当之发达，于培植印刷人才之外，更宜努力于印刷原料之制造"[33].留法美术印刷专家高元宰非常痛心地指出："你看每年海关贸易，印刷机械，印刷用纸，印刷油墨，印刷药品等。每年总在百万万元以上。"[34]
中国大量进口国外印刷产品，不仅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损失，也阻碍了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提高了印刷出版物的成本。这种印刷技术落后状况，是与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印刷工业相比较而言的。业界专家有多位是从德、法等国留学回来的，或者曾到日本等国考察，所以，他们以改变中国印刷工业落后的状况为使命，创办多种印刷业界刊物，组织中国印刷学会，发明适合中国的印刷工艺，发展印刷职业教育，向大众普及印刷知识，致力推动印刷工业的发展。
(三)印刷术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新式印刷术带动了中国的印刷出版业。而印刷术作为一种复制传播的媒介，也顺应了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成为输入西学知识、保存中学知识、推广新式教育的重要工具。因此，印刷术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程度的尺度，这已经成为业界人士的共识。孙中山1916年在《实业计划》中如此论述印刷工业的重要性："此项工业为以知识供给人民，是为近世社会一种需要，人类非此无由进步。一切人类大事皆以印刷纪述之，一切人类知识以印刷蓄积之，故此为文明一大因子。
世界诸民族文明之进步，每以其每年出版物之多少衡量之。"这更是业界专家引述最多、最有权威性的话语，以此作为呼吁政府发展印刷工业的依据。贺圣鼐、赖彦于曾引述美国印刷联合会所奉之格言"印刷为进步之母"[35],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刘龙光论述了印刷术传播文化的功能："一国文化的水准，与其国印刷术发达的程度成正比例。大凡印刷术发达者，其国的文化水准必高。印刷术不发达者，其国的文化水准必低。"[36]
允中强调"在中国，印刷机械是促进其现代文化和工商业发达的先锋"[37].印刷术的产品是各种出版物。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新式印刷出版物(教科书)对于新式教育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等出版家都对出版业扶助教育的作用有明确论述。陈昌蔚则从发展印刷术的角度指出："要教育普及然后人民才知有国家，才知国民应有的责任。普及教育的主要工具是印刷物，须有价廉物美的书籍，使人人能以最低限度的代价，换取有益的知识。然后才能唤起一般人阅读书报的兴趣。"[38]
还有文章针对"印刷业同仁"而强调："印刷与教育本有密切的关系，印刷是教育的工具，教育是印刷的目的。印刷不以教育为目的的，便不是有价值的印刷，教育不以印刷为工具，就不易增进教育的效率。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印刷在教育上的价值，高于一切，尤其对于民众教育有特殊的贡献。"[39]由于石印、铅印技术的发展，旧书的复制更加方便，不仅保存了珍贵的古籍，也促进了传统文化的普及。郑鹤声就指出了当时翻印古籍的情况："近年石印始盛。各书肆出石印书甚夥，翻印旧书之风亦渐盛。有影印之法，于是一时不易得之书，亦得求取如志，而商务印书馆所印之《四部丛刊》，尤有价值。"[40]
杨莲生《铅印旧书》一文详细介绍了铅印旧书风行的情况："铅印旧书(包括仿宋字、仿古字，楷字等)已经成为国内一般书店的主要业务了。正像火车火轮之代替骡车帆船一样，铅印与影印必然的要夺取木版与石印的地位。"[41]新式印刷术与报纸、杂志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戈公振指出：从字义变化来看，"press一字，由印刷机械之名称而来。最初之书籍杂志报纸等，几纯作为机械所制之印刷物;次则以为定期发行之报纸与杂志之名称;今则仅日刊报纸可用之。"[42]
报纸、杂志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有时效性或周期性，更需要高速印刷技术。《报纸的印刷》一文从"印刷术的发达史"谈到"印刷于报纸制作程序中是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报纸的发达与印刷是有极大关联"[43].还有文章以欧美印刷技术为例，论述"印刷新闻报纸和杂志的机械是现代的一件奇器"[44].而照相制版术的改进，更是促进了画报、摄影图片出版物的繁荣。贺圣鼐指出"自照相制版术出，图画印刷，乃得一大革新",这种技术包括从"单色印版"到"彩色照相版"的发展[45].
文溶也详细讲述了"照相术于印刷界的功用"[46].黄天鹏1934年甚至根据印刷术将中国"五十年来之画报"划分为三个时期：绘画石印时期、摄影铜版时期、影写版时期[47].高元宰主编的《中华印刷杂志》有一期"照相制版术专号"(1935)，就展示了中国印刷专家用多种技术印制的摄影、美术作品的图片。可以说，新式印刷术与大众传播媒介相互作用，形成了中国现代出版文化的新格局。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有关中国印刷术的研究有两条线索，一是以图书版本和考古文献为依据，从雕版源流切入，确立了中国对印刷术的发明权;一是以西方先进的机械印刷术为尺度，梳理中国印刷术从古代进入"改革时代"的轨迹，二者结合，形成了中国印刷史的基本框架。当时图书文献研究的学者以及印刷出版界的专家，都经历了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过程，对印刷作为一种技术的沿革变化，以及作为一种媒介的传播功能，有着现实观察和深入思考，因而具古今贯通的学术根底、中外比较的宏观视野，促使印刷术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
正是由于印刷技术发展，学术及行业刊物繁荣，学者专家得以聚焦于印刷术的论题，发表各自的见解。温故而知新，在当今的数字出版变革时代，民国期刊数据库所提供的大量有关印刷术的研究资料，也可以作为印刷媒介与社会文化变革的一面镜子，具有重新解读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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