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欧楷作品

2017-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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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楷书的价值

纵观隋以前书史，“法”和“韵”的矛盾一直贯穿其中，“韵”作为一个抽象、模糊的概念，是书家自身修养、学识在作品中的流露，但是它常常容易为人们所误导。“二王”书风以尚韵而立，被人们推至尽善尽美的境地，其根基是因为他具有一整套表现其“韵”的载体：纯熟的用笔技巧和超乎寻常的结构能力。而南朝很多贵族书家因为受到政治、时代的制约，写字大都是为了寄托情怀，所以在更大程度上他们注意了“韵”在创作中的表现而忽视了“法”在书法本位中的基础作用，减少了“韵”的物质载体。而隋代楷书则以它的社会政治背景为依托，“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巧妙地将南北两种大相径庭的书风结合在一起。用笔和结字上将“自然原则”和“人伦原则”化为一体，在遵循人类自身运动规律的基础上逐渐地强化一些标志“法”的符号，使得书法从原先的一种内在美不断向外在美扩展，呈现出一定的规范化形式，以便书家能够较容易地捕捉到“法”的影子，将书法从“韵”的穷途末路中及时地拉将出来，在继承和发展思想的指导下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为唐代表现主义书风的形成提供了实质性的保障。而“法”作为一种规范其间又具有很广泛的约束力，唐代楷书家在隋代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构建起“法”的构架，至柳公权时已发展到了极限，后又由于泥古者对于“法”在理解上的偏激造成了“似则俗，学则死”的局面，清代“馆阁体”就是一例，它只看到了唐代楷书技法的一些表象，不知其中的丰富内涵又忽视了“韵”和“意”的表现而成为书奴，最终落得个殉葬品的下场。

“法”“韵”“意”作为上乘书法作品成立的三个主要因素(其中“意”暂且不谈)，其存在是绝对的。隋代楷书在魏晋南北朝一个“尚韵”的顶峰过后，对韵的追求开始淡化，而“法”的概念又逐渐地被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此时的“韵”和“法”又恰恰达到了一种“中和”的境界，形成了空前的包容量和极强大的吸收力。而隋代楷书之所以会具有这样的艺术效果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时代愈后，所接受的古人作品愈多，换句话就是学者所取法的门类更广阔。”隋代楷书在继魏晋楷书初创，南北朝楷书发展之后，其楷书可吸取的面己相当广泛，锺繇、二王小楷的温文、典雅、凝炼，北朝碑版楷书的苍、雄、秀，南朝楷韦的雍容丰腆都影响并滋养着隋代楷书。其二，隋朝历时很短，它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就形成一整套成熟的、固定的楷书模式，这既是隋代的不幸，又是隋代的万幸，它为隋代形成独特的时代风格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三，隋代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与书法艺术同为上层建筑的古典哲学思想也正处于一个变迁的过程当中，魏晋南北朝老庄、玄学思想还未完全脱胎，儒家思想就因为政权统治的需要而被重新推上了历史的舞台，因此隋代的哲学思想是一个儒道佛融合共存的阶段，而此刻可以发现隋代《龙藏寺碑》正是这一时期哲学思想在书法艺术上的折射，此碑融老庄“自然、平淡”的思想与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法礼思想为一体，加之作者自身的学识涵养，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淡”是一种将技巧与学问都融入人格、性情中的“淡”，而“法”则是以“朴”为前提，逐渐由原先的凝练、内化问宽泛、外化发展演变的“法”，如此的天人合一，这样的融合叠加产生了生化反应般的效果，由于众多元素含量的不确定(书家对于各种风格思想的认识侧重不同)，因此造成的结果也不可能是唯一的。这正是《龙藏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艺术涵量和魅力的原因。而唐代众多书家则恰恰利用了这个方程式，并为之配上了自己所需要的固定含量得到了唯一的且互不相同的反应结果(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如诸遂良的“婉丽遒媚”，欧阳询的“点划精妙”，虞世南的“平正冲和”均与之有关。《龙藏寺》就因其包容量之大，艺术品位之高，至今仍被推为一本可学性极强的法帖。隋碑中诸如此类的作品还很多，这里不再一一例举。

书法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书风更替，书风轮回呈现出一种纷乱迷离的状态，可吸收的因素越来越多，古代的传统文化笼罩着，西方新的艺术思潮冲击着，在这样一个急待变革的时期究竟如何正确地把握自己。是全盘抛弃古典传统，开创全新的艺术面貌，还是墨守成规。这都是不可取的，隋代楷书带给人们最直接的是它自身的艺术感染力，为什么不能像唐人一样从它身上获取养分，而一味地向“颜、柳、诸、欧……”讨饭吃，再则隋代楷书的取向带给是一种思考和探索的方法。所要面临的艺术环境比古人要复杂得多：实物范本积累得越多，思路越活跃，受到的干扰也就越大。隋代楷书的审美取向可以使清醒头脑，不再盲目地实行“拿来主义”照搬历史，而是从纷乱复杂的传统中发掘提炼那些实质性强的，宽泛度大的，品位高的东西，并且牢牢地把握时代的精神和时代的审美特征，不流于表现，不流于浅薄，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新生事物，力求达到一种“游刃有余”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