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国际经济形势论文
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感染下,经济、社会、科技、信息技术、文化各方面都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而近年来世界经济形势变得相对平缓,下面是由小编整理的2017国际经济形势论文，谢谢你的阅读。
2017国际经济形势论文篇一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与热点问题
江瑞平，著名经济学家，生于1958年，河北邯郸人，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兼任外交部东亚合作专家咨询小组成员、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东亚和平与发展战略论坛副理事长、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等职务，长期致力于经济外交、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日经济关系、东亚经济合作等领域的研究，著述颇丰，曾荣获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金论文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动荡起伏。日本“3·11”大地震引发的经济震荡余波未息，欧美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又给国际经济形势再添变数，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当前，我国正处在实施“十二五”规划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如何正确认识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以便有效应对其中的风险和挑战，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为此，本刊记者对江瑞平教授进行了专访。
回升进程出现波折
记 者：去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有人认为在整个“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容乐观，存在着多层面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请问江院长对此有何看法?可否对全球经济的走势为我们做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江瑞平：当前世界经济的走势总体上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走出衰退，处在回升过程当中;二是回升进程出现波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停滞，并存有再次陷入衰退的风险。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总体上比较平稳。尤其是美国，以新经济为牵引，出现了长达10年之久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是，2000年3月，美国的股市泡沫破灭了;2001年遭遇9·11冲击后，使美国经济彻底陷入一次周期性的衰退;2002年，美国从经济发展的低迷中走出，并带动全球经济进入比较平稳的增长阶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另外一个泡沫却在急剧膨胀，就是房地产泡沫。2007年夏季，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终于破灭了。这是我们分析全球经济形势总体状态的基本起点。
美国的房市泡沫破灭之后，最初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它所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只是金融系统这一庞大链条当中的一个非常微小的环节，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次级贷款出现了危机。但是这样一个非常细小的金融环节的问题，很快就扩展到整个金融系统，同时迅速超出了美国的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使得全球经济在2009年出现了继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的第一个年度负增长。2009年第二季度之后，全球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的迹象;2010年初，全球经济回升的态势仍然在持续。但是，就在新一轮的经济回升持续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了，这使得好不容易走出衰退的全球经济在持续了一年之久的回升状态之后又出现了低迷、陷入了停滞。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国际贸易开始出现明显的萎缩，国际投资也出现剧烈的波动。
对这一轮的经济衰退，学界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认为这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直接结果，全球经济失衡是这一次经济衰退的重要根源。虽然衰退之后全球经济失衡在相当程度得到了缓解，但是伴随着2009~2010年的经济回升，已经存在的全球经济失衡又再度恶化，使得再平衡成为目前全球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具体说，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核心是经常收支的失衡，其集中表现是美国的经常收支，尤其是贸易收支存在着巨额的逆差。失衡是衰退的根源，衰退使失衡缓解，回升又使失衡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这也是目前全球经济运行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甚至是其他许多重要问题的根源所在。目前的全球经济处在一个极度失衡的状态，而只要这一状态得不到改变，世界经济的风险就难以根除。
西方深陷三重危机
记 者：您曾经说过，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不是个别的偶然现象，而是整个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您是否可以详细地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观点?
江瑞平：当前，整个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最核心、最根本、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主权债务是指国家欠的债务，主权债务危机实质上就是财政危机。而目前西方尤其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或财政危机又不是孤立的，它是此前爆发的金融危机导致的直接结果，并与金融危机纠缠在一起，形成恶性互动，又进一步导致了经济衰退。所以，目前在欧洲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所揭示的是整个西方世界的财政、金融和经济这三个层面的同步危机的一个恶性循环，而且解决起来会顾此失彼。那么，这样一个三重循环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可以通过三条脉络来进行分析。
一是金融危机恶化了财政状况，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
这次经济衰退的后半程，是因为前半程的金融危机导致了财政状况的恶化，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至少有三个路径使得金融危机能够恶化财政状况、导致财政危机。
第一，金融危机导致金融机构濒临破产，政府不得不用财政资金救助，扩大了财政支出。金融机构具有非常强的社会性，关系到经济与社会的各个主要层面，相当程度上维系着社会的稳定。正常情况下，执政党也好、政府也好，都不会轻易允许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怎么办?动用财政资金来救助。但是，在财政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政府为了救助金融机构增加大量的财政支出，财政收支状况肯定就会因此而恶化。第二，金融危机爆发还导致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此时政府不得不推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得不增加公共事业投资，不得不增加更多的失业救济金。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是财政收入不变、财政支出增加了，同样导致财政状况恶化。第三，危机导致经济衰退、收入减少，在累进税制下必然以更大的幅度导致财政收入减少。西方的财政收入也主要来自于税收，在税收当中占很大比重的是所得税，所得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
是累进税制。这就意味着财政收入减少的状况一定比经济衰退的状况更严重;反之，财政收入增加的状况一定比经济回升的状况更好。现在经济衰退了，收入减少了，结果一定是财政收入比经济衰退以更严重的幅度和速度在减少。
可见，前两个路径导致财政支出大量增加，后一个路径导致财政收入大规模减少，这都是金融危机导致的，结果就是财政状况恶化，直到引发财政危机、主权债务危机。
二是财政危机引发金融动荡
财政危机不断恶化，金融系统又出现了问题。一些重要的国际评级机构从去年6月份之后，已经把评估的对象转向了金融机构，包括大型民间金融机构。银行信用级别的下调，带来整个股市动荡。这意味着：之前是金融危机导致财政危机，现在财政危机还没有解决，而且有可能会愈演愈烈，财政危机又再次引发金融危机、导致金融动荡。
首先是系统危机。由主权债务危机引发债券市场危机，再导致金融市场危机，直至整个金融系统危机。国债也是有价证券，国债这部分出问题了，整个债券市场都会遇到危机。而债券市场又是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金融市场也会因此而危机。金融市场的危机也就意味着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
其次是机构风险。金融机构作为债权人被迫减免债务导致严重亏损、经营困难。以希腊为例。大家都注意到，现在希腊政府又通过了第二轮的救助方案，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与金融机构进行协商，希望其自愿来减免债务。这对金融机构意味着什么?比如说银行，它去买希腊政府的债券，它用的是老百姓的存款。但是用这个钱去买了希腊政府的国债之后，希腊政府没有能力偿还，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些金融机构自身作为债权人，不得不面临经营的大面积亏损，甚至也可能出现由于风险过大而破产倒闭这样的趋向。
再次是汇市波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元波动，从而引发汇市波动。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整个外汇市场上总的趋势就是美元一种货币在贬值。而目前有了第二个，就是欧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一恶化，欧元就贬值，美元对欧元就会升值;而美国的问题一暴露，美元又贬值。所以，一旦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恶化，就会导致欧元波动，致使整个外汇市场波动。这是金融市场震荡的一个重要表现。
最后是股市震荡。每有主权信用评级下调的信息，股市就会应声而落。围绕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每当有一个新的恶化的信息传递过来，我们就会发现主要股市都会应声而落。而股市显而易见是金融大系统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了财政危机又回过头来导致金融危机，形成恶性循环。
三是财金危机导致经济停滞
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财金危机。财金危机恶化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停滞，甚至衰退。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最严重的五个国家，不仅都是主权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也是金融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同时还是经济停滞最严重的国家。这五国中，希腊连续4年都是负增长，最严重的2011年为负的5.0%;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也都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或者只有零点几的增长。这意味着财政金融的危机已经导致了经济衰退。这是因为：财政危机导致政府必须进行财政紧缩，财政紧缩的结果就是社会公共投资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减少、需求不足、经济衰退。对金融机构来讲，金融系统面临的问题就是不得不紧缩银根，不敢大胆地发放贷款，投资需求不足。政府欠了那么多钱，只能靠纳税人纳的税来还。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某一时期一定会增税、提高税率，就产生了强烈的增税预期，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内可支配收入一定会减少。对此，老百姓所采取的直接的经济行为就是节衣缩食、抑制消费。而消费需求恰好占到了总需求的60%以上，消费需求减少了，经济就会停滞。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股市波动，股市大幅度的下滑。股市一旦萧条了，就会减少家庭的可支配资产，从而既影响消费能力，也影响消费欲望，只能紧衣缩食，带来的结果就是消费需求大幅度下降。这就是所谓逆资产效应。财金危机还会冲击汇市。外汇市场的稳定是国际投资、国际贸易这些国际实体经济运行的最主要的条件和保证，现在这也保证不了了。
所以，目前西方世界正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先出现金融危机导致了财政危机，财政危机又回过头来加剧了金融危机，而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叠加在一起又导致了经济危机。这三重危机使得西方不堪重负。
东亚经济逆势而上
记 者：目前与西方深陷三重危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东亚，经济形势应该说是非常好。请您就此为我们作一些分析。
江瑞平：在全球金融危机比较严重的时候，东亚经济也经历了比较严重的冲击。从东亚的10个主要经济体的状况来看，在2008年、2009年，绝大部分也都出现了明显的经济下滑，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此后回升的势头却非常强劲。同时，东亚在全球经济格局当中的地位也在快速提升，目前新一轮全球经济回升所依靠的不再是欧美，而主要是东亚。
东亚近五年的GDP增长率，要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更明显高于美国和欧盟。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这三年的全球经济回升过程中，东亚的10个主要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42%、40.1%
和42.2%，都超过了40%。
但是，全球经济的回升，并没有给东亚带来比较好的外部环境。在战后很长时期，东亚经济得以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区外市场，主要是靠美国的市场。目前，一个非常好的迹象就是，东亚经济得以回升，主要依靠的是区域内部的市场，尤其是依靠中国的市场。这主要得益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取得的一系列进展。
首先是东盟，就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10个国家，他们在搞经济一体化;其次，中、日、韩合作后来居上;再有，多个“10+1”合作，10就是指东盟10国，1分别代表了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一系列的10+1自贸区形成一个网，也陆续到了收官阶段;然后是“10+3”，就是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3国的合作，也正全面展开;另外，就是东亚峰会的框架，即EAS框架对整个国际局势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去年这个框架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非典型意义上的东亚经济体也加入了东亚峰会的框架。美、俄、中、日、印度等都处在这个框架之中，他们之间的合作影响会是多么大啊;还有一个是对中国很不利的合作机制，就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组织，该组织在美国主导之下对东亚经济合作带来了巨大冲击;最后一个就是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还有一些一系列的合作，双边的、多边的，等等。
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形成了区域经济合作的世界性潮流。在这个潮流之中，东亚地区原本处在十分滞后的状态。在欧洲，欧盟框架下的合作是最快的，然后是北美快速跟进，美国和加拿大先搞了自贸区，墨西哥加入之后就形成了北美自贸区，就是NAFTA。1993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起召开了第一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其中一个重要倡议，就是要搞大美洲自由贸易区。大到什么程度呢?整个美洲除了古巴之外，34个国家全部要参加的，从地理位置上讲，就是北起美国的阿拉斯加，南到阿根廷的火地岛，形成一个大的自贸区。当然，这个合作框架后来的进展并不顺利。而现在，真正引领着全球区域合作潮流的是东亚。东亚经济合作在逆势而上，为东亚经济总体上逆势而上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框架。
总之，东亚在目前全球经济回升的架构中，一是自己的发展形势非常好，二是国际地位在整体提升，三是支撑着全球经济的回升。
发展模式艰难转型
记 者：您提到西方之所以深陷三重危机，是其整体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出现了问题，请问到底是怎样的一些问题呢?
江瑞平：我们先来看一些基本的现象。
从2010年到2011年上半年，媒体上都在报道所谓的“占领华尔街”。而在欧洲，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专门去法兰克福欧洲央行总部前面的非常小的广场上拍了许多照片，当时，有很多像嬉皮士一样的年轻人在那里搭了帐篷、埋锅造饭，他们的口号是：“反对资本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在美国叫“占领华尔街”，在欧洲一开始叫“占领欧洲央行”，后来就叫“反对资本主义”了。
为什么要“占领华尔街”呢?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重要的金融机构面临着破产倒闭的风险，政府，包括美国联邦政府就用财政资金大规模地进行了救助，但是金融机构的高管们却利用政府的救济款为自己增加津贴、发放奖金。再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华尔街的这些所谓金融精英在进行恶意炒作，在炒作的过程当中，他们自己赚了一笔又一笔。结果泡沫破了，金融机构本身陷入倒闭，政府又用财政资金、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来予以救助，而救助款项又被拿去发放奖金、增加津贴。这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呢?欧洲人认为这不仅是华尔街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三重危机揭示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危机。
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资本主义基本上崇尚的是自由主义，一切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都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掌控。一个好的政府就是最无所作为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财政危机，也不会有金融危机。因为财政的规模是由实体经济的规模决定的，每年度财政的收和支都必需平衡，所以不会产生赤字，不会产生赤字危机，也就不会产生主权债危机。金融的核心工具就是货币，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为实体经济的交易服务。因此货币的规模，金融的规模，应该是由实体经济的规模来决定的，所以也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由金融主动引导经济周期波动的现象，也不会出现由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导致实体经济的危机。所以，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在自由主义条件之下，当时的资本主义不会出现财政危机、金融危机，但是，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经济衰退。
正因为出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衰退，才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就是通过动用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弥补总需求的不足，从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根本性问题。这一政策的核心是赤字财政政策，所以就有了经济的财政化，这就意味着财政规模在经济总量当中所占的比重迅速扩
大。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欧洲，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政规模都占到经济总量的40%以上，将近50%的国民收入被政府拿走，政府还要以超出这些收入的更大的规模来扩大财政支出。所以一方面导致了经济的财政化;另一方面，赤字财政又导致了主权债务的规模越来越大，最终造成财政危机。
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迅速盛行，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基本上是在凯恩斯主义的主导之下实现的。但是，到70年代出现了问题，主要表现为所谓的滞胀，就是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长期并存。这意味着凯恩斯主义本身也遇到了问题，必须进行改革。80年代，美国政府进行了8年探索，以费里德曼为核心，推出了新自由主义，并取得一定成效。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全球范围全面推开。
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不是要彻底放弃政府的宏观调控，而是政府要放松监管。金融系统在这方面走得最快。90年代以后，整个金融系统完全自由化了，而且通过“华盛顿共识”在全球范围内推开。有了新自由主义才会有经济金融化，有了经济金融化才会出现在美国的、与房地产相关的次级贷款这么一个小小的金融环节出了问题，马上就会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可能。其根源就在于经济金融化，就在于新自由主义。
但是新自由主义现在也不行了，什么主义可行呢?如果要选榜样的话选谁呢?不可能选择小的国家、小的经济体，因为它们发展得再好，也不可能具有全球普适性。只能找大国。
二战以后日本创造了经济奇迹，并且带动了整个东亚。但是，1985年一个“广场协议”就把日本经济打乱了，到现在还一蹶不振。3·11大地震使日本失去的不只是20年的发展，很可能是30年。日本模式是不行的。美国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可以说独霸全球，但是，2000年，美国的股市泡沫破灭了，而且破灭得极其惨烈，2007年房地产泡沫也破灭了，而且导致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可见美国模式也不行。遍察世界大国，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发展形势最好的可能是中国和印度。整个西方媒体一直都说印度好，口径非常一致，一边倒地肯定印度。近两年，我认真考察了印度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发现，尽管印度的富人俱乐部里面是那么的奢靡，可出了富人俱乐部，大概相距10米都不到，就能看到露宿街头的人。从新德里到泰姬陵那么短的距离，居然要走八九个小时，而且奔驰车可以和牛一路同行。我感觉，印度学不得，没法学。但是，中国(模式)就能被人所学吗?我们知道，我们本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可即使全是好的，其他国家也是学不来的。所以，虽然西方现有的模式不得不转型，但是转型是极其艰难的。
世界格局深度变化
记 者：我们注意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经济格局出现了全新的变化。对此，您是怎样认识的?
江瑞平：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非常引人注目，表现很多，我把它概括为“三个化”。
一是全球经济亚太化：从欧美到亚太
就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或者说是重心，从西边向东边转移了，越来越从欧美向亚太转移了。我们知道，世界经济的中心最早是在以英国为中心的西欧，然后是欧洲，然后是北美，美欧长期以来就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欧洲早就不行了，现在尤其如此。2010年全球经济GDP增长当中欧盟仅仅贡献了8%，美国和东亚加在一起贡献了54%。这个数字非常明显地说明了这种亚太化趋向。金融危机之后，这个趋向更加明显了。
二是亚太经济东亚化：从美国到东亚
在亚太经济格局中，从北边向南边转移了，就是越来越从美国向东亚转移了。2010年，美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只有12%，而东亚达到42%，这就构成了美国和东亚加在一起贡献的54%，其中东亚比美国的贡献率高出了30多个百分点。
三是东亚经济中国化：从日本到中国
东亚的经济格局是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东往西转移。东亚经济增长率很长时期主要靠日本来带动，现在，越来越依靠中国了。2010年在东亚经济的增长当中，日本仅仅贡献了4%，中国贡献了26%。
这“三个化”放在一起，表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快速提升。尤其是从流量、动态的指标来看，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一是靠中国拉动的。为什么要重新强调这个趋向?我们会注意到，目前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当中的所有的重大变化，都不同程度地与这样的全球经济的中国化有直接关系。现有的世界格局、国际体制是在中国毫无影响、积贫积弱的状况下建立、形成的，西方世界也习惯了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但是中国的整体实力在最近这30多年却是在快速增长，国际地位也在快速提升。
国际体系直面改革
记 者：当前，国际体系主要是国际经济体系，正处在变革过程当中。请教江院长，在这样的变革中出现了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新的动向?在这些动向当中，中国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江瑞平：当今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着变革，变革的背景是 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正常地运行和 发展经济，必须要有一系列的规则、制度、体系，这一系列的规则、制度、体系，在公共选择理论上就叫做国际公共商品。国际公共商品最好是由一个世界政府来提供，最好由一个世界议会来制定法律，有一个相当于各国中央政府的真正的联合 国，由它来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监控经济的运行。这不是指现在的联合国，现在的联合国远远达不到一个世界政府的水平。所以，非常不幸，目前这个世界政府并不存在。那么，谁来提供国际公共商品呢?——大国。
历史上很长时间，是英国在主导着国际经济体系，两次世界大战把英国彻底拖垮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国。这都是传统的大国主导，采取的是传统的主导方式，或者叫“主导的传统”。这个传统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战争崛起。要想成为主导世界的大国，必定是通过战争，从原来的大国手里把主导权夺过来。有了这样的国际体系之后，最早称霸的是荷兰，荷兰的海上霸权是当时国际体系的核心。之后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打败荷兰之后控制了海上的霸权，主导了国际体系。进入到近代资本主义时期之后，英国控制了海上霸权，进而控制了整个世界，建立了英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由于英国自身的危机，欧洲大陆连年战乱，最后被美国从中渔利，获取了世界霸权。可见，从荷兰到葡萄牙、西班牙，到英国，到美国，根据这样的历史演变先例，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在现代国际关系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就是霸权稳定论，有霸则稳，无霸则乱。现在，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理念，主要的外交政策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个理论。所以，第二条就有了，这样一个国际体系，大国主导的传统，就是以强凌弱。谁说了算?大国说了算，国际民主化氛围非常淡薄。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以下简称IMF)，任何一个重大的决策，只有美国同意了才能够实行，因为他有一票否决权。所以，主导的传统就是，战争崛起，以强凌弱。
现在的问题是，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大国遇到了很多问题。与此同时，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在快速崛起，尤其是其中的大国，国际地位在快速提升。于是，就有了一个新的概念——新兴市场大国。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他们的快速崛起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这五个国家的平均增长率要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2006年、2007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这五年当中，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37%、42%、57%、44%、48%。尤其是2008年，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当中，金砖五国的贡献率高达57%。
新兴大国正在快速崛起，国际秩序还是由过去的传统大国在主导，这显然是矛盾的。作为主导者的大国的地位在下降，而原来的顺从者的地位却在提升，就难免会产生摩擦、矛盾，要解决这些摩擦、矛盾，就一定要变革整个国际体系。
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是由IMF引领的，集中表现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份额投票权在增加。实际上世行也是如此。但是，即使份额再增加，美国有一个不可触动的硬指标、生命线，就是美国的投票权一定始终保持在15%以上。因为IMF有规定，重大的决策必须有85%的股权同意之后才能够实施，而美国一个国家就占到15%以上，也就是说，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有一票否决权。这个底线是不能触动的。所以，国际经济体系虽然正在变革，但要达到一个理想的合理状态，为期还十分遥远，进程也会十分艰难。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IMF想方设法地想让中国来伸以援手，但是，又不给中国增加相应的份额，只是要求以特殊贷款的形式向中国要钱，这肯定是不行的。另外，IMF的改革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重要举措就是增加当时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但是，迟迟未能有进展。现在之所以有进展，是因为有了G20。
国际经济组织、国际经济体系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重大决策，首先在G20——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上达成协议之后，在IMF就相对好办了。因为这20国在IMF中占有绝对的份额、绝对的主导。所以G20在相当程度上主导着国际协调机制的重构。G20是从G7、G8演变过来的，原先是传统的7大国、8大国在主导，现在成了20国了，增加的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大国，它体现着国际体系变革当中新兴大国崛起这个不可逆转、不断强化的历史趋向。但是，问题在于G20是金融危机特殊背景之下的特殊的产物，当时声望很高，影响很大，而现在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首先，G20是面临着危机这种特殊背景之下的特殊产物;其次，G20本身有一系列的内在矛盾;再次，中国在G20的问题上本身也存在两难选择。国际体系的变革是不可逆转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种变革进展非常艰难。
记 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