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跨国网络与国家政府的关系探论文
跨国网络外交是在信息化和网络化的环境下，国际行为的主体与客体为了维护和发展各自的利益，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而开展的对外相互交往、相互传播和外交参与等活动及其理念和政策的总和。络外交的主体与客体既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社会团体或个人 下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跨国网络与国家政府的关系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近代跨国网络与国家政府的关系探全文如下：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经济活动日益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不仅跨国企业，而且连地方自治体的国际交流和市民运动网络都采取了超越国界的非政府(NGO)的组织方式，超出了民族国家的控制范围，主权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限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有时甚至无能为力。相对于正式制度和国家权力体系，网络更多属非正式制度形式，属社会空间，相对独立于国家空间，因而主权与国境对于网络似乎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网络空间往往也以越境和跨国为基本特征。然而，主权国家是世界经济活动的基础与常态，因而网络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备受学界关注，并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不过，部分学者在网络研究中常将国家等制度性要素相对化，忽略国家、制度和法律等外在环境对网络的制约，而过于突出或夸大网络的地位与作用。国家是世界政治、经济等各种关系的基础，忽略国家的制约显然无助于更好地理解跨国网络本身，也将阻碍有关跨国网络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本文将选取近代时期侨批网络①[1]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交涉的三个个案进行分析，并以此详细探讨近代跨国网络与国家的关系，力图“找回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期冀对弥补以往研究中过于突出网络地位与作用的缺陷以及重新平衡国家的作用有所裨益。
一、1926年废除侨批总包制度事件
总包制度是晚清邮政总局兴办近代邮政制度减少阻力而对当时民信局与侨批业的优惠措施，邮件按总包重量收取较为低廉邮资，而不是按国际惯例计件计费。由于新加坡处于东南亚侨批网络的中心，因而北洋政府先后于1914年、1923年、1926年三次向新加坡政府提出取缔侨批总包制度。
1914年，当时中国邮政总局刚加入国际邮政联盟，趁机提出取缔总包优待办法，因新加坡华人反对并积极向北洋政府交涉而放弃。
1923年，新加坡邮局再次提出取缔总包制。为了与北洋及新加坡两地政府交涉，新加坡华侨成立了“新加坡华侨保留民信局大会”,并推林义顺为主席，①[2]由其代表新马华侨和批信局与英殖民地邮政局和中华邮政总局交涉，[3]最后新加坡与北洋政府均同意保留总包制度。[4]
与这两次相比，1926年新加坡侨民反对取缔总包制的规模更大，也更明晰地呈现侨批网络在其中的作用。
实际上，北洋政府时期制定实施了很多保护华侨利益的政策措施，如1914年颁布《奖励华侨条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制订颁发保护华侨利益的法令，还开创性地在中央政府设立了专门的侨务管理机关---国务院侨务局，从事制订保护与奖励华侨的条例与规则，劝导侨商回国投资及进行侨务调查等。另外，北京农商部、外交部和福建、广东等省均曾制订、颁布与实施一些保护归侨和奖励华侨的办法与举措。[5]不过，由于频繁的政治内斗与政府更替，很多措施并未贯彻实施。
1926年4月，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驱逐皖系段祺瑞政府，并于6月联合组成了直、奉势力控制的北京政府，实为奉系控制。次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矛头直指北京政府。
既为限制及取缔批信局、实现国内邮权统一奠定基础，也为扰乱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海外华侨多支持革命，倾向广州国民政府)，北洋政府请求英国新加坡政府取缔侨批总包制度。由于英国政府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于是新加坡邮政局1926年10月发出通告，自1927年1月1日起废除总包制度，侨批信件须纳足邮资，逐封邮寄。总包制废除将沉重打击侨批业界，增加华侨的经济负担，影响侨民和侨眷的生活，对海外华侨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因而遭致海外侨批业的广泛反对。
虽然当时侨批业已很发达，侨批网络已渐趋成熟，但此时新加坡还未成立专门的侨批业行业组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华侨各行商务局的总枢纽，依照一向的习惯，总商会是侨团的最高机关。[6]因此，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为直接代表侨批业界与政府及相关各界交涉的主要机构，侨批业者与政府的交涉主要透过中华总商会进行。不过，不少侨批业者均名列中华总商会董事会成员，如副会长李伟南、会董陈秋槎和郑则仕[7]等均主营或兼营侨批业。②[8]他们从业于侨批业，又名列中华总商会，对推动中华总商会参与解决总包制度的作用不容忽视。
废除总包制度的消息公布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先后召开两次会议商讨对策，决定公举批信局代表六人向邮政总办磋商，求限三个月，但未承照准。由于此事影响甚大，中华总商会向属下会员及社会各界散发特别传单，介绍取缔事件的来龙去脉，因而“用特函请总商会定期召集各商团，征集众意，磋商办法等情”.总商会认为“此事关系侨胞之寄回祖国银信者至为重大”,决定“敬请各商团举派代表一二人，会同各信局代表与本会董共同讨论妥善办法”.[9]1926年11月，中华总商会召开会议，会长林义顺任会议主席，与会各代表一致决议，马上电函呈请北京交通部、农商部、侨务院转电闽粤邮政局及新加坡邮政收回成议，同时拟具请愿书，请新加坡辅政司、华民政务司、邮政局准予展期至1927年4月1日始实行，以磋商两全办法。[10]
除以电函向北洋政府相关部门陈情外，中华总商会还派代表李受仁到北京接洽。与此同时，副会长李伟南还函托当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潮人代表吴贯因向北京政府陈情，吴贯因于是协同北京潮州会馆及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王文治先生向北京政府据理力争。[11]
到1927年3月，原定废止总包办法的实施期限将届，由于尚未得到交通部复函，为万全计，中华总商会再次向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请求协助，总领事对华侨行为也深表同情，便将此事上呈外交部转咨交通部。北洋政府驻新加坡副领事在呈报政府公函中指出，交通部认为总包制度“早当废止”,但“庸讵知习惯已深，实积重而难返。愈以为展至十六年四月一日，仍须实行，则是宰割刲剖，不过积缓须臾，夫复何补?”副领事还以自身经历和经验进行详细解释，劝说政府暂缓实行：“鋆生于潮州，居于南岛，于侨界之行情，侨界之生活，知之较稔，万不敢自外生成，隐而不发，惟有恳求钧部，迅咨商交通部，俯赐矜至，在在以恤商艰，察侨情为重”;“苟操之太急，诚如总商会呈文中所言，一旦群情愤激，势不可遏，设更有遇事生风之徒，以为造端，自我以为口实，从中煽惑，涓涓不塞，将成江河，驯至柔软之经，在彼而不在此，铤而走险，情何以堪?”[12]
由于新加坡华侨社会的压力和北洋政府内部反对，以及由于北伐军的快速推进，北洋政府疲于应付国内急剧动荡的政治局势，最后只得收回原议，照旧制办理。
二、1946年自带批信之争
1946年7月，邮政总局要求各地邮局严格执行1935年“批信事务管理办法”,重新限制批信局自带批信分发。“凡由总号寄往分号之批信或信函以及由分号寄往总号之回批，均应纳足邮资交邮局寄递，批信局不得派人私自带送”;“至于进口批信应于到达总号所在地之邮局时当面开拆加盖邮戳，而由总号发往分号之批信总包于到达分号所在地之邮局时再由当地重行逐一盖戳，作为确系交邮寄递之凭证，如有遗漏情事，各信局人员应要求邮局补盖邮戳俾完手续。凡未经邮局盖戳之批信或回批，无论贴足邮票与否，均不得私行递送或投递，一经缉获，概按走私论罚，不稍宽贷”;“希将来去批信回批一律交邮寄递，并转知所有分号查照办理，以维法令”.[13]
从中可知，邮政总局一方面限制批信自带及分发，另一方面为了杜绝走私，增加了繁琐的手续，进口批信要在邮局“当面开拆加盖邮戳”,批信局总号寄往分号的总包必须由当地邮局“重行逐一盖戳，作为确系交邮寄递之凭证”,两次开拆并逐一加盖邮戳，减缓了批信局寄递侨信的速度。
批信局的优势之一便是信款合一、寄递快捷，遵照邮政总局的办法，批信局可能已收到汇款，但是信件因手续繁琐而滞后，延迟送批速度，因此汕头、厦门侨批业公会闻讯后都积极与邮政当局交涉。“嗣厦门银信业及汕头侨批业同业公会以批信回批交邮局在国内寄递不如自行带送之简便，爰自动陈议各批信局自愿于批信进口转往内地之前，当场逐件一次纳足来回邮资，请将批信交换其派差自带，并准回批同样办理”,[14]但是交通部和邮政总局最初并未同意，“本局(指交通部)以所请与规定不符，原未便照办”.[15]
(一)汕头侨批网络的交涉
汕头侨批业公会知晓消息后，即与汕头邮局交涉，请求允许批信自带。其指出，“总包粘贴者，抵汕后又给拆包逐封加盖邮戳，国际邮资已纳，标识显明，任何递带，皆无弊端，乃来批因未达应交地址，故由批局转送”,并以邮局例子类比，即“如寄一贴足邮费信函交甲址某人，某人已另在乙址，丙由甲址之第二人收后，加注某人之乙址地点，于二十四小时内原函投之邮局，邮局仍为递交乙址不另收费，夫以再寄邮递尚免邮费”,因此“应自行带送而不便寄邮，自无强其再寄邮征费之理”,自带批信分发应“维持向来成案”,“仍许批局自带以利送款，而免增加华侨例外负担”.[16]另外，汕头侨批业公会承认，“回批由内地到汕头，因尚未粘贴国际邮资，恐有走私信件皆回批为糊混”,但“回批关系华侨寄款讯息，不容稍缓，批局办理习惯，每当赶付轮船航空之际”,而“邮局办公时间，工作有定”,“难免影响华侨通讯”,因此建议由侨批公会制定“回批印戳”,“标明系会员回批寄出国时加纳国内邮资字样”,在寄出时除纳国际邮资外，还以总包称重完纳国内邮资。[17]
除与汕头邮局直接交涉外，汕头侨批业公会还积极联络海外侨汇组织，请其与汕头邮局及中央政府交涉。在其联络下，暹罗银信业公会和新加坡公会先后向汕头邮局、广东邮政管理局、邮政总局、交通部和中央侨委会交涉，请求暂缓执行限制分发侨批办法。暹罗、新加坡两公会均指出，汕头“邮局熟知当地情形”,“似亦知批局有难行之苦”,而总局与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未明实际特别情形”,若强行推行限制分发批信，将“增加华侨邮费负担”,而且对批业“前途会不堪设想之危险”,因而恳请向中央交通部、侨务委员会等交涉，请求“收回成命”,也请求汕头邮局“暂缓执行”.[18]
(二)厦门侨批网络的交涉
相较汕头而言，厦门侨批业与邮局交涉更为激烈。厦门市华侨银信业公会闻讯后“殊为惶惑”,认为此举“生死关切”,迅速召开会员大会协商，决定采取如下措施阻止邮局实施：“甲、电交通部及邮政总局根据前成案(指1935年)，准各批信局携带侨信，应请饬令管理局依案办理，以维侨汇。
乙、电南洋各属侨汇机关，一致响应声援。丙、呈福建邮政管理局收回成命。丁、函厦门邮局在本会奉层峰批示以前，应暂维现状办理，并由全体理监事会大会推举代表曾文轨、林本良、施拔透、林世品、曾琼林向厦门邮局局长条陈上列主张，暂缓执行，以免纠纷。戊、对于会员报告邮局人员常有私自拆开保家信及邮票，仍由上派人员向邮局寻求改善。”[19]
首先，厦门华侨银信业同业公会向福建邮政管理局交涉，指出邮政管理局此举违背成例：战前邮政总局专员林卓午、周云东视察厦门时，允许批信局按照章程规定贴足邮资后携带侨信，以补充邮政服务不足，促进侨汇侨信的快捷与畅通;限制自带批信无异于阻塞侨汇，限制批信局的业务。
而且，自带批信可以使“侨汇通讯敏捷，给予侨眷便利”,此外并无其他目的。另外，同业公会也指责邮局人员“常有私自拆开保家信及邮票”,而且限制批信自带严重影响了批信局业务，“泉州、仙游、兴化、同安、安海等地邮局狃于戳售邮票之恶习，对各批信局自带之贴足国际邮资侨信妄指为走私，无理刁剔，横加阻梗”.[20]因此，同业公会针对邮局有关自带批信、批信逐一盖戳的措施提出建议：
(1)减少寄递手续，“一经贴足国际邮资及马来亚总封侨信到达后即依章由邮局检验盖戳领出，不论本埠内地随时分发，以收‘朝发夕达’之效，而免由邮局往返周折，对内地或须延缓二三日，此于法规既无背，于侨汇前途则俾益非浅”.(2)将马来亚和菲律宾侨信分别处理，“马来亚英属侨信之折半总封优待，系属国内外邮政当局之体恤侨胞情深意重，而菲律宾方面之侨信及回批既经按章贴足国际邮资，复经厦门检验盖戳，然后发出，则批信局依法自带分发，当不得视为走私而加科罚”.(3)要求与汕头批信局同等待遇，“据查汕头所有批局于南洋总封抵达经邮局盖戳后即由各批局领出自由分送，并无其他枝节”,因此，“厦汕批局事同一体，自应一视同仁”.[21]同业公会请福建邮政管理局斟酌上述提议，对批信局“予以体恤及扶掖”,令厦门邮局暂缓执行，并收回成命，使批信局“恪尽职责”,“对内无违反政府规章，对外无负于侨胞重托”.[22]值得注意其次，厦门业者积极联络海外侨批业者，与邮政总局及政府交涉。厦门华侨银信业同业公会向海外各地信局或公会，请求援助，向邮政总局、交通部和国民政府施加影响：“马来亚、菲律宾、暨荷属、法属各华侨商会、汇业总会，各帮汇兑业同业公会公鉴。奉省邮管局通令，厦各批信局以所有批信及回文须由邮局寄递，否则以走私论。查兹事战前邮总局亦一度欲加限制，嗣经厦各批信局反响，并由南侨各机关电向层峰声援，后蒙邮总局于民国二十四年令准各批信局自带分发在案，行之至今。现侨汇暂通，侨胞汇款接济，国内侨眷急切万分，乃邮管局未予协助。遽加限制，影响侨汇至深且巨，除电交通部俞部长迅令邮总局饬邮管局收回成命外，合亟先电奉闻。务恳一致主张，共同呼吸云。”[23]
经“菲律宾华侨汇兑信局同业公会”“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及有关社会团体的声援协助，厦门邮局在海内外压力下向邮政总局提出四项折衷方法，①[24]呈报总局批准。
鉴于国内外批信局反对限制自带，以及考虑照顾侨胞利益，虽然批信局自带分发批信违背邮政法规，而且弊端很多，但是交通部和邮政总局在厦门邮局提议基础上制定了详细规定：“(1)批信局得就当地邮政局，所投递界以内者自行派人带送批信及回批;(2)往来批信局总分号间之批信及回批，不在当地邮政局所投递界以内者，概应纳费交邮寄递，批信局不得擅自派人带送;(3)如送达批信之地方，批信局尚未设立分号者，应将该项批信纳费交邮寄往该地邮局，作为存局候领邮件，由信局派人前往具领后，自行就地投送，亟收取之回批亦应纳费交由该地邮局寄回总号，不得自带;(4)寄往未设分号地方批信，如有必要，批信局得按件贴纳国内邮资，交邮局查验盖销，邮票并加盖，国内互寄邮资并纳足特准批信局专人带送，等字样之戳后，准予发还自带回批，需自行携回总号者亦同，惟自带之批信及回批，不得享受总包纳费之利益，其带运销并仅批信局总号指定之专人，经相关邮政管理局发给正式证明文件(粘贴相片)者为限。”[25]
由此可见，邮政总局基本采纳了厦门邮局的方案，批信局总分号可在当地邮局营业范围内自带分发，范围外则需由邮政寄递，没有分号之处则需先由邮局投递，然后由批信局派人到当地邮局领取分发等。总局与厦门邮局最大不同在于自带者仅限于“邮政管理局发给正式文件(粘贴相片)者”,而且自带批信不能“享受总包纳费之利益”,部分满足了批信局的请求。
不过，邮政系统内部对此有不同意见。福建省邮政管理局反对总局方案，认为批信局自带分发批信违反了“邮政法案”第七条精神，各批信局违章走私花样百出，若准其自由派送，势必更增加其走私机会。邮局收取邮资必然要递送邮件，这是其责任;如果仅收邮资而不递送，虽然批信局不反对，但难免给人以攻击的借口。倘若的确如汕头局所言，“国内批信局总号为统筹批款及批信与款相配合，必须自行带送，以资便捷”,与其允许批信局自带批信，不如允许其添设分号，或令其转托其他分号代为递送，防止流弊。[26]实际上，福建邮政管理局提议添设分号方案只是权宜之计，因为邮局早就限制批信局添设分号。另外，厦门批信局对邮政总局方案也不满意，借助海外网络继续交涉。
1947年，厦门华侨银信业同业公会与来华的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会长林树彦数次洽商，指出办理批信办法手续太繁杂，海外批信到厦门邮局后竟有二三日后仍不能投交各批信局，回批交内地邮局转寄也异常缓慢，并提出具体建议，恳请转为交涉：“各进口批信于厦门局收到时由各批信局一次付足国内进出口邮资(每批信一封重廿公分或其畸零之数收国内邮资一百元另加回批一百元，即每件收二百元)由邮局于每批信上盖‘邮资已付’戳记即交还各批信局自行带运，其回批亦由批信局带至厦门局，该局不必限定由各内地局转寄”.此举“无须简化手续”,“对于邮政收入并无影响”,“如切实施行，则稽查较易，各批信局自无法走私，发给证明书一节亦可废止”.[27]随后，林树彦向邮政总局提出：“(1)寄出国外回文不必经内地邮局互寄，仍请准由批信局自带转回厦门总号，再由总号送交厦门邮政局验明贴足国际邮资寄出，内地邮局既免多寄手续，又省延搁时间以误国外侨信之盼望回信;(2)带信人不必由邮局发给证明书，因闽南一带沿路未臻安全，分所能够侨信之信差下乡时，每项连批带款回，未指一人或二人长期分送恐被歹徒注意发生意外，及批信业最感惶惑者。”[28]
林树彦的提议基本符合厦门华侨银信业同业公会的主张，邮政总局局长霍锡祥对此甚为不满，认为方案严重违背邮政法规，若实施将给邮资带来很大损失，而且邮局已经给予批信局种种优待;中行和广东省银行都曾提出同样要求，邮局均未批准，自然不会特许批信局办理。邮局“允许批信局存在目的在于顾念批信局开业有年，若令其停闭则失去职业，同时也为便利侨胞”,自行寄递回批的提议未免过分。林氏交涉未果，只好声明“此系其个人意见，尚须回厦征求各批信局同人意见”.
然而，霍锡祥也表示，此事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如果厦门批信局一致同意要求自带分发批信，然后由厦门银信业同业公会向邮局提交申请，陈述自带分发批信的理由，而且“公会声明担保，决不走私”,“要求邮局特准其自愿缴付来回邮资”,邮局可以考虑允许自带分发。[29]
(三)交涉的最后结果
在国内外侨批业者，尤其是新加坡中华汇业总会极力交涉下，邮政总局最后允许部分批信自带，还专门提到申请理由。霍锡祥表示，若以“国内批信局总号为统筹批款及稽核批信与款项数目相配合，无(原文如此，此字应为”务“)须自行带送带送，以资便捷”为由，邮局可以允许自带分发;若以“邮局现行办法手续太繁，邮运异常迟滞”为由，并在申请中提及此事，邮局便不同意，以避免“对外宣传之资料未免恶意中伤”的可能。[30]
实际上，邮局办理批信时手续太繁琐、寄递速度太慢，批信局抱怨也属情理之中。
1947年，邮政总局实行按件收费的邮资新标准，作为让步，允许批信局89%的进口批信缴足国内双程邮资后自带，回批也可由其自带回总号，自带批信争端才告结束。
在上述交涉中，汕头和厦门侨批业者态度有明显区别，厦门更激烈，而汕头较和缓。一个主要原因是闽粤两地“处理未臻一致”,汕头邮局“并未积极置理”限制批信自带，而厦门邮局则非常“积极”,以致“迭生纠纷”,[31]这种状况已经为邮政总局所注意，因此更激起厦门侨批业者的强烈反对与抗议。另外一个原因应与两地邮区的自然状况有关，汕头邮政管理局直管汕头市、潮州和潮安等区，而邮区服务区域大，而侨批多在下辖区域内，尤其是汕头周边地区，因而侨批业者自带批信超越邮区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因此汕头邮局对此也不太在意。厦门邮区则不同，厦门本身区域狭小，大约10%的侨批属本地批信局投递范围之内，其余多在泉州、石狮、永春等地，各地之间较易超越邮区，因而厦门邮局处理批信自带更积极。若不处理，厦门邮局将遭受巨大的邮资损失。
从中央政府角度而言，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为了继续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在1945年9月颁布的《三十五年度国家施政方针》中，把“扶助华侨返回原地，便利其复产、复业，并为其获取在侨居国的平等地位”作为1946年度侨务工作的首要任务。[32]
随后，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外交部和交通部等部门为此进行详细分工，分配具体工作。在此精神的指导下，交通部及其下属的邮政总局也必须配合国家的大政方针，要适当满足海外华侨的利益诉求，适当让步也是必要之举，这也是邮政总局能够适当满足侨批业者诉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1948年增设分号之争
1948年，邮政总局开始限制国内外批信局在闽粤两省省内增设分号，该年“批信事务处理办法”第四条规定：“……(2)批信局在国内添设分号，以粤闽两省内各批信局现已呈准设立分号之所在地为限(此项地名由粤闽两管理局查明列表具报)。(3)批信局不得在国外添设分号，其已设者暂维现状。(4)凡国外批信局现因时限关系未能在国内领取批信局执照开业者，此后不得变相开设，洽由国内已领照之批信局委为分号，其已开设而被委充分号呈准有案者，暂维现状。”[33]
从中可以看出，邮政总局不仅限制国内批信局设立分号的地域，而且严禁在国外添设分号;国外批信局也不得在国内添设分号，只能委托国内有执照的批信局为分号，这也是1948年“新办法”与1935年“批信事务处理办法”的最大不同。
消息公布后，厦门和汕头侨批业充分动员侨批网络，积极向地方和中央交涉，同时也呼吁海外华侨、华侨团体和侨批业公会与政府交涉，泰国华侨银信局、新加坡潮侨汇兑公会、南洋中华汇业总会等先后均向福建、广东邮政管理局，以及国民党各政府部局致电致函，主要从利便侨信寄递和汇款便捷赡家等方面，要求撤消此项规定。汕头侨批业公会在给汕头邮局局长的信函中直接指出：“退一步言，假使此项商号不得经营批业，侨胞将款交由国家银行汇寄，而银行若采用其他收据方式，亦将无回批交邮寄递，邮局收入将受重大影响。”[34]
而且，此项限制分号登记的实施效果极为有限，“自批信事务处理办法修订后，限制批局不得在国外添设分号，南洋侨批因之流入地下之批局之手者不少，该项限制办法，实际上难收取缔及淘汰之效果”.如果邮局不允许批信局添设分号，“自无法将新增分号或联号之侨批总包交邮寄递”,“业经设立尚未准其添注为国外分号之南洋批局，既能获得当地侨胞信托交寄批款，当属信用素孚之商号，断难因邮局不准寄递，批包而将营业结束，势必行险走私，以争取营利”,“各批局为竞争营业，难免铤而走险，运用机智，设法私运”,而且“回批体积甚小，查缉匪易”,若以“目录或收条代替回批”,最终将“防不胜防，缉不胜缉”.因此，侨批业公会请汕头邮局予以“通融”,“对各批局声请添注国外分号或联号不改，似应权宜放宽办理”.具体而言，“凡国外分号业经设立者，截至现时止，一律准其添注，嗣后除甲批局之联号得转移添注为乙批局之联号外，其新设国外分号或联号，概不准添注，以示通融，而资限制”.[35]汕头侨批业公会也同意对部分批信局添注分号予以限制，但也请汕头邮局对已存在之国外分号允准添注。
另外，由于汕头侨批业公会会长李子义与汕头邮局局长李子华为兄弟关系，因而信函也因亲情与私谊成分透漏了部分内情。李子义委婉提醒其兄对现前侨批业不太了解，“家兄前长汕局，夙着懋绩，批信事物，知之甚详，原毋庸喋喋”,但是，“时势变迁，情形略有不同”,[36]即现在侨批业状况已经有很大变化，已非先前之态势，兄弟再不能以先前印象处理现前的侨批事务;而且从其角度考虑，建议对批信局添注分号予以“通融”,“以多业务为祷”,因为“回批邮资为汕局之大宗收入，关系甚大”,若批信局大量走私，对他也不利，最后请其在侨批业公会及华侨社团向邮政总局等交涉“请求准予添注国外分号时”,汕头邮局能“放宽限制，变通办法”,以增加邮局的业务。[37]
实际上，对于限制批信局在国外添设分号，汕头邮局私下表示反对，认为“自批信事务处理办法修订后，限制批信局不得在添设分号，南洋侨批因之流入地下批局或走私之手者不少，实际难收取缔及淘汰之效果，若不变更办理……自无法将新设分号侨批交邮寄递，各批局为竞争营业，势必铤而走险，设法私通，为使侨批及回批悉归正轨”,因此邮政总局“应放弃限制”.[38]与此同时，中央侨务委员会也出面与交通部邮电司交涉，请求从宽执行“批信事务处理办法”,暂缓执行第四条规定，凡未经申报者可追补登记增设分号。[39]
然而，邮政总局认为，“现在宪政已开始实施，依照宪法第107条第五款之规定，邮政业务应由中央立法执行”,“邮政为国营事业，无论任何人不得以递送函件为业”,“批信局为民营机构，本不应继续存在”,“邮政法业经明文规定是批信局依照应早在取缔之列”,但是“顾念批信局历史悠久及其从业人员之生计，一向特予优容，呈准暂准现状，惟为营业范围不能不从严限制，除已按规定呈准设立者外，未便再任扩张”.[40]因此，不准将分号添入执照。对于影响侨汇之说，邮政总局则指出，“邮政储金汇业局已于1938年开办侨汇业务，不至影响侨汇的输入”.
[41]暹罗方面，汇业总局为“便利泰国侨胞汇款回国赡家起见，已委托曼谷马丽丰金行代理揽收侨汇，暹地信局所收侨汇当可洽托该金行代转”.[42]新加坡方面，“委托之华侨银行，并无当地批信局为该行分代理，不论原有或新设之批信局所收侨汇均可洽托该行，转由储汇局代为解付，对于国外新设之批信局并无影响”.[43]而且“所收侨汇无论其收款人住在国内通都大邑或穷乡僻壤，邮局均派专差投送，随即收取回批寄回，国外服务周到，对于侨胞汇款均尽量给予便利”,“粤闽两省内乡村邮递已积极改进，并继续推广，对于侨胞通信，亦无不便”,“当更见便捷”.[44]总之，邮政总局拒绝了各团体和侨委会的申请，坚持只有1947年以前已在国内外开设的分号准予暂维现状;[45]至于追补登记分号之事，总局也以“似未便于修订办法公布实施后加以追认”为由加以拒绝。[46]实际上，邮政总局的拒绝与此时“猖獗”的侨汇逃避有关。
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后，国统区经济形势不断恶化，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侨汇官价与黑市出现巨大差距，侨汇多逃入黑市。而且，南京国民政府1947年8月公布《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办法及进出口贸易办法》，不准华侨以实物汇款，许多华侨携带金银外币回国均被没收，此举更刺激了侨汇逃入黑市。侨汇逃避1947年已经非常严重，1948年更厉害。据估计，福建侨汇逃避者约有80%-90%,经由国家银行的侨汇仅占实际汇回总额的十分之一二。[47]
中国银行厦门分行给总行信中也证实，闽南侨汇1947年每月约有810万美元，该行经营的仅占10%-20%,其余大部分经批信局或商业银行流入黑市。[48]
广东也不例外，1947年政府银行经收侨汇总数不过千余万美元，亦仅及黑市1/7左右，1948年政府银行经收侨汇不到500万美元，不及黑市侨汇1/10.[49]批信局被指责为侨汇逃避的“罪魁祸首”,“论者每归咎于侨汇之走私，而批信局之大量揽收侨汇尤为各方之攻击目标，每来函请予取缔”.[50]因此，邮政总局限制批信局设立分号可获得政府内部与民众的广泛支持，自然不会让步。
四、结语
网络是一个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本质上是将个人、阶层、组织和集团等以一定方式联结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它也是“某种在时间流程内相对稳定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模式”.[51]因此，网络属于社会空间，形成于民间社会并运行于其中，有时甚至被称为“非国家空间”,[52]而独立于国家空间，而且可以成为超越主权国家的跨国存在。但是，从本文考察可以看出，虽然网络可以成为跨国存在，但跨国网络发挥效力的场域仍是在国家之内，即跨国网络不能完全摆脱国家之界限与地域，不能枉顾国家之利益而自行其是。跨国网络理论突出网络的地位与作用，而将国家等制度性要素相对化，忽略国家、制度等外在环境的制约，并不符合现实，一些学者倡导在网络研究中“找回国家”、将国家与网络作为一对范畴进行讨论非常有必要。[53]
一般而言，国家对统治区域内的经济、政治等拥有最高权力，拥有对经济、政治等领域不受挑战的管理职能。然而，以族裔为基础的跨国网络常常是国家的颠覆者，它们损害了为保持领土和文化完整而限制流动的移民法和其他壁垒，使无意于忠诚和同化的居民进入网络。[54]
侨批网络是以乡缘、业缘关系为依托、以华侨族裔为基础构建的近代跨国商业网络，已经形成了对国家经济主权的挑战，本文的考察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另外，应指出的是，英属政府在新加坡奉行自由港政策，实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对华侨事务极少干涉，因而侨批网络更多是与中国政府的冲突与交涉。中国国家政策施行与政府管理职能受到侨批网络及其背后的跨国华人社会力量的挑战与牵制，国家权力由传统垂直统治转变为政府与跨国网络及华侨华人社会相互交涉与协商的过程。由于侨批网络涉及邮政(侨信)、金融(侨汇)与侨务(华侨)领域，国家内部受益主体多元化，侨汇网络受邮政部门节制，但国家在侨汇和政治方面的综合收益明显高于邮政收益，因此侨批网络存在较大的腾挪空间，邮政部门被迫改弦更张，调整最初政策，使其更符合综合权衡后的国家利益(巨额侨汇)，1926年北洋政府取缔总包制度，南京政府1946年限制自带批信与1948年限制增设分号均如此。
但是，跨国网络并非万能，其功效有限。首先，它必须寻求国家的合作。如前所述，跨国网络不能完全摆脱国家之界域，它总是会在国家的一定场域内存在与运作，因而不能枉顾国家之利益而自行其是，必须寻求与所涉场域国家的合作，至少是默许存在。当然，政府为了国家利益计，也需跨国网络带来的相关收益，至少不能损害国家利益。因此，二者之间存在合作的基础。
1946年自带批信之争充分体现这一点，邮政总局与侨批业者互让一步，双方均未完全达到自己预期目的，只能满足双方部分利益诉求，而不是全部，合理划定各自利益范围才能相安无事。其次，跨国网络与国家的关系并不对等，国家处于主导地位。本文选取的三次交涉，侨批网络与国家互有得失，1926年北洋政府取缔总包制以失败结束，1946年邮局为配合国家的侨务政策而让步，争议双方互有得失，1948年时因国家侨汇利益严重受损，因而邮局限制侨批网络毫不让步，完全实现预期目标。网络是介于完全松散的市场与结构紧密的科层组织之间的一种中间形态，网络也非铁板一块、内部毫无歧见，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广泛存在，本文考察的厦门、汕头侨批网络便是极好的例子，虽均属跨国网络一部分，其在东南亚部分完全重合，但双方并没有相应的沟通与协调，为了自身利益而各行其是。
因此，跨国网络的松散性和脆弱性不容忽视。国家则是集暴力职能与各种经济资源于一身的强大组织，“商业网络从本质上来看是市场驱动的，它与国家之间平稳的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者的经济推动力”.[55]因此，侨批网络与国家的谈判筹码是非常有限的，国家在二者关系中处于强势与主导地位，而侨批网络只能予以一定牵制，本文考察的自带批信、增设分号之争即是如此，虽然国家邮政最终也考虑了侨批业者的利益，但主导方面还是基本贯彻了政府意图，1948年限制增设分号，尽管侨批业者通过网络动员各方面力量，极力反对，但政府并未让步。当然，国家能否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与国家能力正相关，北洋政府国家能力较弱，1926年取缔总包制度因而失败。
注释：
[1]焦建华：《近代跨国商业网络的构建与运作---以福建侨批网络为中心》，《学术月刊》2010年第11期。
[2]陈荆淮：《华侨革命活动家林义顺传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六十一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3]关楚璞：《星洲十年》，新加坡：星洲日报社，1940年，第627-628页。
[4][6]许云樵等：《星马通鉴》，新加坡：世界图书有限公司，1959年，第627页。
[5]杜裕根：《北洋政府的侨资政策及其评价》，《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7]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0年，第84、86、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