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婚姻与重婚罪的经典案例
无效婚姻是因为在没有无效婚姻制度的前提下，一些人对婚姻法律效力缺乏认识，而造成早婚、近亲结婚、包办买卖婚姻、换亲结婚不登记等违法婚姻，特别是农村偏远地区，这种情况十分突出;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下面由小编为你介绍无效婚姻与重婚罪的相关法律知识。
是构成了无效婚姻还是重婚罪?
一、基本案情
2014年12月，被告人杨某向法院提出与张某离婚的诉讼请求，张某则提起刑事自诉，状告杨某犯重婚罪。自诉人张某诉称，其于2006年4月26日与被告人杨某登记结婚，同年生育一子杨某某。2011年5月自诉人发现被告人与雷某某同居生活，自诉人多次找被告人和雷某某，说明自己是被告人的合法妻子。但被告人杨某与雷某某却于2012年7月24日公然在金堂县登记结婚。自诉人张某的诉讼代理人提出：被告人杨某的行为，符合重婚罪的四个要件，已构成重婚罪，要求依照《刑法》、《婚姻法》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杨某辩称，其与张某的结婚属无效婚姻，因当时被告人尚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向婚姻登记机关出具的出生年月日材料不真实，因而其行为不构成重婚罪。经本院审理查明：被告杨某与张某及雷某某的两张结婚证都是用虚假结婚证明材料领取。2006年4月26日，年仅18周岁的杨某采取提供虚假身份证明的方法与比他大3岁的张某领取了结婚证，二人结婚后一直居住在一起，二人结婚之事亲戚朋友都知道，并于同年生育一子杨某某。201年5月，被告人杨某与本市金堂县雷某某相识，以夫妻名义先后长期在本市桐梓林小区、棕南小区租房非法同居。2012年7月24日，被告杨某又用虚假证明材料与雷某某登记结婚。
二、律师分析
在这则案例中，被告人杨某随心所欲，利用虚假证明材料两次向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证，实属罕见。那被告人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这既是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认识上的争议焦点，也是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热点。
在审理该自诉重婚案件过程中，对本案被告杨某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杨某与自诉人张某结婚时，因杨某未到法定结婚年龄，按新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应认定其与张某缔结的婚姻关系无效，故杨后又与雷某某缔结婚姻关系的行为不构成重婚，因此不能认定杨的重婚罪名成立。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杨某与自诉人张某结婚时虽未达到法定婚龄，但至杨与张某起诉离婚时，双方均已达到法定婚龄，并符合结婚全部实质要件，已经形成一种较稳定的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应视该婚姻有效，被告人明知自己有配偶却与他人结婚的行为已构成重婚罪。律师同意第二种观点。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按照传统的刑法观念，重婚罪的客观方面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已有配偶的人又和第三人登记结婚或者无配偶的人明知他人已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另一种是有配偶的人与第三人形成事实上的非法婚姻关系，或者无配偶的人明知他人已有配偶而与之形成事实上的非法婚姻关系。所以事实上的非法婚姻关系具体表现为，男女当事人虽未登记结婚，或采用虚假材料骗取婚姻登记的，又确实以夫妻关系相互对待而同居生活，它与通奸、姘居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故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综合分析全案，笔者认为本案被告人杨某已经构成重婚罪。
首先，被告人杨某与张某的婚姻应认定有效。因为根据婚姻法第十条关“未达法定婚龄的，为无效婚姻”应理解为，未达法定婚龄结婚的，至婚姻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或起诉离婚时，双方或一方当事人仍未达到法定婚龄的，应宣告为无效婚姻，双方婚姻关系自始无效。
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7日实施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被告人杨某2006年4月26日(时年19岁)与自诉人张某登记结婚，领取了结婚证，婚后生有一子。当杨与雷某某2012年7月24日领取结婚证时，杨与自诉人张某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故杨与张的结婚登记应认定有效。
其次，被告人杨某与雷某某之间已存在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虽然，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杨与雷结婚是双方自愿，并在婚姻登记机关有杨、雷结婚登记的存根。但是，杨、雷在申请婚姻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按照民政部于1994年2月1日发布并于同日实施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25条，属于婚姻管理机关应当撤销的婚姻，其在形式上既不符合婚姻登记的法律条件，也不符合婚姻登记的程序条件。
但在本案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1994年12月14日给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发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判定是否构成重婚罪的重要客观要件之一，就是有配偶者又和第三者建立事实婚姻，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建立事实婚姻。本案中杨、雷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当事人所有亲戚以及其他群众均认为杨、雷是夫妻，故二者已形成事实上的非法婚姻关系。
其三、被告人杨某的行为属于事实婚姻形态的重婚行为。重婚罪所侵犯的客体是我国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公民合法的婚姻关系。所以，认定重婚行为，无论是法律上的重婚，还是事实上的重婚，都必须是行为人之间确实存在夫妻生活的实质内容，其形态和婚姻法所确认的法律婚、事实婚应当是一致的。从理论上讲，要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重婚罪，就必须判断这种婚外与人同居的行为是否体现一种婚姻关系。
《条例》第24条规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由此来看，婚姻法已不再承认“事实婚”的法律效力;而从《批复》来看，对于有配偶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这就是说，刑法实际上在一定条件下又承认了“事实婚”的存在，只是把这种“事实婚”该称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并把它作为重婚行为的一种形式对待。
本案于2014年12月受理，上述《条例》、《批复》、《解释》均以下达。被告人杨某已有配偶而与雷某某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时间从2001年12月27日《解释》下达之后至2014年12月案发，按照《解释》被告人杨某因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故杨、张的婚姻有效，可视为事实婚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述《批复》，事实婚姻仍可作为重婚罪的构成要件;同时，按照《批复》，杨、雷的行为属于“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形态的重婚行为，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重婚行为构成的前提是，符合婚姻法规定的法律婚或者事实婚的形态，只有在确定其为一种婚姻的条件下，才能进而认定其为一种非法的婚姻关系。因此，律师认为以重婚罪对被告人杨某定罪判刑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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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婚姻的界定：
1、无效婚姻是指男女两性虽经登记结婚但由于违反结婚的法定条件而不发生婚姻效力，应当被宣告为无效的婚姻，严格地讲，无效婚姻并不是婚姻的一个种类，它只是用来说明借婚姻之名而违法结合的一个特定概念。无效婚姻本身并不成其为婚姻，它只是一种同居关系。无效婚姻的概念是在传统的，约定俗成的意义上使用的。
2、2001年4月28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是关于婚姻无效和婚姻可撤销的规定。自此，中国婚姻法正式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修改后的婚姻法为了明确划清无效婚姻与合法婚姻的界限，在第十条中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达法定婚龄的。
3、外国学者把婚姻成立的要件分为公益要件和私益要件。违背公益要件者，被认为对社会危害性较大，因而为无效婚姻。违背私益要件者被认为社会危害性较小，为可撤销婚姻，从国外婚姻无效制度的立法趋势看，自始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区别正逐步缩小，而且总的趋势是逐渐减少了自始无效婚姻的种类，相应扩大了可撤销婚的范围。外国婚姻无效制度的这种发展趋势对中国的婚姻无效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因此，认为中国《婚姻法》第十条列举的自始无效婚姻的范围应当缩小，仅限于两种：即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因为重婚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国婚姻法关于一夫一妻制的基本原则。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人结婚，又与社会伦理道德不符，这两种情形都严重违背了结婚的公益要件，对社会的危害性较大，无疑属于自始无效婚姻。
至于第十条列举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以及“未达法定婚龄的”，我们认为这两种情形应划归可撤销婚姻的范畴。因为这两种情形只是违背结婚的私益要件或一般地违背结婚的公益要件，社会危害性较小而且如果一个人愿意与患有医学上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结婚，愿意照顾其日常生活，我们的婚姻法为什么要横加干涉，非要宣告它无效呢?此外，“未达法定婚龄的”在违法结婚之后如果达到了法定婚龄，也属于可撤销婚姻，由婚姻当事人自行选择，这样更利于百姓生活的稳定以及对婚姻当事人及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更符合婚姻法作为私法其基本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民事权益的基本属性。
中国《婚姻法》规定的可撤销婚姻只有一种，即“因胁迫而结婚的”。这种提法似乎不妥，规定为“违背当事人意愿的”似乎更妥当。因中国的大多数婚姻法学专家均认为“可撤销婚姻是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而成立的婚姻”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除了因胁迫之外，另外还应包括欺诈，双方当事人的误解以及虚假的意思表示等情况。
综上所述，认为中国的无效婚姻应有两类，第一类是自始无效婚姻，包括：
1、重婚的;
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第二类是可撤销婚姻，包括：
1、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
2、未达法定婚龄的;
3、违背当事人意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