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基本经济形态
一、引言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崇拜自然的原始文明、改造自然的农业文明和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三个阶段，现已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协调自然的生态文明阶段(马拥军，2007)。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一种文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都必然以一定的经济形态为基础，同时每种文明形态也都对应着特定的经济形态，两者相互作用，推动社会不断进步。所谓经济形态，是指人类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活动方式(席永杰、滕海键，2011)。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对应农业文明的自给自足经济，对应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那么人类孜孜以求的生态文明对应的经济形态应该是什么?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生态经济(毛明芳，2010)，有的认为是低碳经济(余谋昌，2010)，有的认为是循环经济(王娣等，2009)，有的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刘湘溶，2008)，有的认为是生态市场经济(杨文进等，2013)，有的认为是以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为主的产业经济(郑锋，2002)。还有的学者从人类文明螺旋式上升的角度，认为是自给自足经济的复归，或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角度，认为是产品经济或计划经济(坚毅，1990)。与生态文明相对应的经济形态究竟是什么?笔者赞同是循环经济的观点，但认为有必要对之进行更有深度和比较性的探讨，以将讨论引向深入。
二、循环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
循环经济顾名思义应属于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循环为核心特征和要素的经济形态。但在众多的学术文献中，以及诸多的发展实践中，却比比皆是技术的身影，而难以觅见经济的踪迹。从绿色设计到清洁生产，从废物处理到生态恢复，从能值分析到物质流分析，从生态足迹到环境容量，从减量化、再利用到资源化，从小循环、中循环到大循环，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物理的、工程的、生物的、生态的语言描述、逻辑分析、规划目标和技术方案，以为循环经济可以脱离经济的轨道而运行。为此，有必要正本清源，对循环经济的内涵和本质重新认识。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
关于循环经济的内涵，有的学者从生态学角度(崔兆杰、张凯，2008)、有的从物质循环利用角度(吴季松，2006)、有的从宏观经济角度(冯之俊等，2008)对之释义。笔者认为，首先须认识什么是循环。《辞海》(1989年版)指出，循环有三种含义：一是指顺着环形的轨道旋转，比喻事物周而复始的运动;二是作为物理学名词，指物质系统从某一状态经过一系列变化回复到初始状态的过程;三是作为自然辩证法的概念，指事物周而复始地发展上升运动，物质的永恒循环，形成物质世界的无限发展。
1.循环经济首先是一种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根据这一内涵要求，生产过程的技术模式要实现从“自然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向“自然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反馈式环型经济的转变，即在生产活动中，不断实现一个生产活动中的废弃物到下一个生产活动中的生产资料的过程，将废弃物降至最低程度。
2.循环经济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经济。循环经济条件下的“循环”，不仅着眼于经济系统内诸环节的资源循环利用，而且着眼于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利用和友好相处，即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能伤及、更不能危及生态的多样性平衡。因此，人类的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成为考察和判别是否循环经济的重要指标之一。
3.循环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型经济。循环不是单调的周而复始，而是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之上，呈螺旋式上升。循环经济能否实现螺旋式上升发展，取决于资源环境的投入和经济增长的产出脱钩程度。资源环境压力(R)与经济增长(E)两者之间存在如下四种关系组合：
(1)R≥E，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环境压力增加的速度大于或等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表明经济不可持续。
(2)R (3)R=0，E>0，即经济仍在增长而资源环境压力零增长，二者开始出现绝对脱钩，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是循环经济的理想目标。
(4)R<0，E>0，即经济仍在增长而资源环境压力负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境界，也是循环经济的最高目标。
上述关于循环经济内涵的三种解析，存在逐层递进的关系。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是从经济系统内部运行的角度对循环经济进行刻划;环境友好型经济是从经济系统外部交换的角度对循环经济进行刻划;可持续发展型经济则是从动态角度对循环经济进行刻划。也就是说，循环经济不仅仅在于维系资源的循环利用，也不仅仅在于维护经济系统与环境生态的友好，而且在于维持资源环境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从相对脱钩到绝对脱钩的变迁。有的学者或者强调了其中的一个方面，或者强调了其中的两个方面，都是不够准确和全面的。
(二)循环经济的本质
关于循环经济的本质，须首先把握一般经济活动的本质。经济活动的本质是促使人类有效利用和配置稀缺资源，以解决无限的人类欲望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为此需处理好如下五对基本关系：
1.投入一产出关系。物质代谢规律告诉我们，任何活动都存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人类的经济活动同样如此，需要分析和研究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即如何用有限的投入创造更多的产出，用有限的社会资源尽可能地满足人类的欲望。
2.成本一收益关系。与其他活动的分析方法不同，经济学在分析和研究经济活动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时，是将投入转化为成本、产出转化为收益来进行的，即采用价值分析方法而非使用价值分析方法，这正是经济学方法区别于其他学科方法之处，也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圭臬。为此，人们要以价格为计算手段，以货币为结算手段，将投入和产出中的各种不同度量衡尺度的资源和物品，换算成统一的公约数。
3.最小一最大关系。经济学之所以要进行上述转化和换算，其目的在于核算“最小”与“最大”，即在收益既定的情况下追求成本最小化，或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追求收益最大化。人们正是通过对不同资源配置方案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比较，根据“最小一最大”的原则，从中选取最优方案，实现资源最佳配置。
4.竞争一垄断关系。经济生活中如何实现“最小一最大”的目标?其基本路径有两条，一是竞争，是垄断，在此基础上进而衍生出多种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蕴含不同的“竞争一垄断”结构，具有不同的激励机制，适应不同性质的物品，对应不同的“投入一产出”，形成不同的“成本一收益”，产生不同的“最小一最大”。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努力寻找有利于实现“最小一最大”的制度安排。
5.效率一公平关系。通过“最小一最大”而产生的剩余如何进行分配和再分配，是经济学所关注的另一个基本的问题，其间涉及效率标准和公平标准的价值评价，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交叉融合。剩余的分配应更多地强调效率抑或更多地强调公平，会产生不同的激励预期，直接影响再生产的“最小一最大”。
上述五对关系体现了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其中“最小一最大”关系居于核心地位，是核心关系。
众所周知，循环经济的理念产生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出自于对“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关注，欲解决的问题是日益稀缺有限的资源环境与人类无限欲望之间的矛盾。与一般的经济活动一样，开展循环经济活动需要投入，并产生相应的产出，由此构成“投入一产出”关系，同样地，有必要将投入转化为成本、产出转化为收益，以便进行各种循环技术方案的经济比较，于是构成“成本一收益”关系;进而依据“最小一最大”的核算原则，选取最佳的方案。与一般的经济活动相同，这种“最小一最大”的实现，有赖于对“竞争一垄断”制度的选择;这种“最小一最大”的剩余分配，有赖于“效率一公平”的价值取向。当然在循环经济条件下，上述五对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将发生极大变化，但只要这五对关系客观存在，只要在循环经济中追求“最小一最大”，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循环经济的经济本质。
三、循环经济是对市场经济的兼容
循环经济产生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而赖以支撑工业文明的经济形态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寻找到的最具活力和效率的经济制度，那么，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它与传统的市场经济有何异同呢?
研究表明(杨青龙、伍世安，2013)，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存在诸多对立之处，如表所示。
由表可见，二者迥然各异。正因如此，不少学者认为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是对市场经济的“取代”，因为资源环境问题在市场经济框架内无法求解，会产生“市场失灵”(罗丽艳，2004;刘建伟，2008)。
但是，任何事物在对立之中蕴含着统一，从市场经济过渡到循环经济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市场经济存在着向循环经济转化的内在基因和机制。
(一)稀缺
市场经济以“稀缺”为前提，并将资源环境作为丰裕要素排斥其外。但当今世界资源枯竭和生态恶化的客观现实，使资源环境日益成为新的稀缺要素，使人们对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幽雅环境的强烈渴求已成为稳定性偏好，稀缺资源的种类已从传统要素拓展到包括自然资本在内的广义要素。因此，遵循并拓展市场经济关于“稀缺”的内涵和外延，资源环境可由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兼容。
(二)人性
市场经济以“人性”的个体主义分析为出发点，并将“利己”作为人性的基本假设，而将“利他”排斥其外。但是，脑神经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具有利他基因(叶航等，2005;韦清、姜树广，2013)。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存在密切的分工合作和互利互惠的利益相关性。从逻辑上讲，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相关性越高，“利己”和“利他”的价值对等性就越强，人就会表现出越多的利他行为;价值需要的层次越高，其共享性和兼容性就越强，人在消费这些价值时，与他人之间所产生的利益相关性就越大，从而会表现出越多的利他行为;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延伸，当个人越来越依赖公共利益时，或者说当公共利益越来越关乎个人利益时，个人就会产生越强的利他动机。遵循并拓展市场经济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随着利益相关性的增强，人会从利己向利他转变，从“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从个人理性向集体理性转变，从微观利益向宏观利益转变。
(三)利益
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核心，并将“利益”归结为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而将非经济利益排斥其外。其实，人既追求经济利益，也追求非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之和构成了福利。根据价值理论，只要价值量相等，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就存在替代和互补。当经济个体达到或超越了小康需要，就会在非经济要素上投入以获得幸福。遵循和拓展市场经济关于“利益”的内涵和外延，人类所追求的利益必然地从单一的物质福利向物质福利、精神福利、公共福利和生态福利四者均衡发展，即由经济增长最大化向国民福利最大化转化。
(四)产权
市场经济以“产权”作为交易的前提，并将私人产权作为市场运行的微观基础，而将公共产权排斥其外。公共产权之所以未能进入传统分析的视野，是因为传统的产权分析是建立在“一物一主”的基础之上。但是，现代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是一个权利束，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管理权、转让权、收益权、排他权等子权利，既可以统一，又可以分解，从而可使“一物一主”的传统产权形式转变为“一权一主”的现代产权形式，使公共产权可以“私有化”或细分化并社会化，为其进入市场交易提供基础和可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关于对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关于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的原则，关于建立地区间横向生态补偿制度等决定，均体现了公共产权的这一演进趋势。因此，遵循并拓展“产权”的分析方法，按照“一权一主”的公共产权细分化路径，资源环境等公共物品可以在不改变其根本属性的前提下，以某种子权利形式进入市场，实现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兼容;宏观的各种数量信号控制，如各种用水量、节能量、减排量、耕地保有量等，可以通过确权配额和上市交易方式，转化为各种价格信号，实现数量信号与价格信号的兼容。
(五)交换
市场经济以“交换”为纽带，并以市场为平台，以货币为度量，以价格为计量，追高逐低，实现对资源的均衡配置，而将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对资源的恒态控制排斥其外。其实在现实社会中，经济主体的某些经济利益并非来自市场，而是来自政府的产业政策和激励。政府基于调节收入和优化配置而采取的种种策略行为与激励措施，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府采购、贷款贴息等，会激励排污企业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直接排放，从而增进企业福利与社会福利(刘军，2010)。政府的这些策略行为和激励措施，从广义来说也是一种交换行为，是为获得某种物品(如消除负外部性、提供安全、保障公平等)而支付的代价，它们与市场上的价格一道，共同构成广义的价格体系，影响和引导经济主体的利益和行为。遵循和拓展“交换”的内涵外延，将政府手段纳入广义价格，就可以消弭外溢效应，控制资源恒态，使政府意志与个体利益兼容，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兼容，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