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诉信访与司法权威—从民意表达角度进行的考察论文

2017-03-18

涉诉信访与司法权威—从民意表达角度进行的考察全文如下：

【摘要】信访制度是我国一项十分重要的民意表达制度，作为联系公共权力与普通群众之间的纽带，有效地调节着公权力机关与民众的关系。我国司法制度的基本模式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展开的人民司法，这既决定了我国司法与西方式司法模式的重大差别，也决定了作为执政党充分利用中国本土资源发展出的联系群众的基本方式之一的信访必将与由西学东渐而来的近代司法方式发生碰撞。“涉诉信访”这一概念的提出，即是这种“碰撞”尖锐化的一个标志，从长远角度看，真正对我国司法制度构成危险的既非所谓“信访大潮”的冲击，亦非对所谓“正当程序”的干扰，而是其背后所隐含的非制度化因素对于我国建立本土化的有效司法模式的阻碍。

【关键词】民意; 司法权威。

一、涉诉信访：围绕着诉讼的信访。

涉诉信访的概念正式被提出，最早是在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4年在湖南长沙召开的全国法院审判工作会议上，此前几波汹涌的“信访潮”已经使得各级法院不堪重负。信访工作引入司法体制中以后，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自己的定位，变成了司法机关与当事人的一种“沟通机制”。

对纠纷的解决，实际上是对相关人之间利益的一种再分配，当事人在诉讼中进行对抗的实质是为获得自身利益而进行的一种斗争，其利益在诉讼过程中的体现就是其主张为对其有利的裁判所支持，或者说获得了对其有利的纠纷处理结果。如果说在信访介入前，当事人一方获得有利于己方的裁判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诉讼程序所赋予的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来影响法官对于案情的基本判断，那么，信访被引入司法制度以后，当事人就有了一条独立于诉讼程序之外的途径来表达自己的主张，而且由于信访在一定程度上对司法机关具有监督制约的功能，使其显示出一定程度上优于诉讼程序所能提供的表达机制对于法官的影响力。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得出涉诉信访的一般定义，即案件当事人一方为获得有利于己的裁判结果而针对司法机关发起的信访活动。

由此可见，由信访到涉诉信访的转变，绝非仅仅是信访活动对象的简单改变，实际上这体现了信访在这一过程中由以权力监督为首要目的机制向以表达主张为首要目的的机制的一种转变。

二、涉诉信访的问题化。

1、涉诉信访庞大数量的形成。

既然涉诉信访首先属于信访活动的一种，其变化、发展之规律必然与信访活动变化发展的情况存在一致性。在“文革”结束之后，在我国出现了近乎连续的几波信访高潮。连续的信访潮使得信访数量急剧上升，而以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机关因其作为纠纷的最终裁判者的特殊地位，自然地成了前面所述绝大部分矛盾的最终目的地，以政府为代表的行政机关也将自己无法最终解决的问题推给法院以期诉讼能够发挥其“定纷止争”的效果。这样，法院首先面临的是案件数量的迅速上升，而正是因为信访这样一条诉讼程序外的路径的存在，使得没有得到对自己有利处理结果的当事人纷纷发起信访活动，大量的涉诉信访随之产生。

2、涉诉信访对诉讼秩序的干扰。

涉诉信访的发起与否，永远取决于当事人，司法机关在此过程中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而从当事人角度考虑，无论是诉讼程序还是信访途径，其所追求的永远是一种“个案公正”。司法机关进行裁判所依据的事实，是基于可信证据和法官的独立思考判断而形成的相对事实，如果当事人没有合理的异议，即被视为与实际情况相符，而在个案中，当事人总是竭尽全力使法官认可有利于自己的那些事实，从而得到有利于自己的裁判结果。这种对于个案公正的无限追求，也许确实会在部分个案中实现相对事实与实际情况的完全契合，但这却是以牺牲司法机关所坚守的诸多原则为交换的，这些原则，显然是为了维护更多的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平等利益而设立的。

从诉讼程序的独立性价值角度而言，涉诉信访不仅干扰了其中当事人表达自我主张的部分，而且影响了法院的独立审判。正如信访的对象机关不可能对所接受之一切信访全都给予信访人所期望的回应一样，法院对于大多数涉诉信访并不能给出完全合乎当事人意愿的回应。信访的特点之一即是非程序性及不确定性，当事人的诉求在法院无法得到满足，便会转而将信访活动指向其他公权力机关，以利用其对于法院的某种影响力促使法院做出对其有利的裁判，为司法机关之外的力量干预审判活动提供了便利的后门，使得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基本制度安排在实质意义上被架空。

3、诉讼效率的下降。

数量庞大的涉诉信访能够维持庞大的基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涉诉信访案件的结案普遍面临着困难。这主要表现于诉讼成本的急剧增加和案件解决的困境，从本质上讲也就是通过诉讼进行纠纷解决的“投入”与“产出”表现异常。如前所述，涉诉信访的出现极大影响了法院的诉讼秩序，同时也为诉讼程序之外的力量介入诉讼提供机会，同时，参与诉讼的各方在投入诉讼以及信访的资源方面形成了一种竞争，对于任何一方而言，如果不继续增加投入，则极有可能面临着对方凭借更高投入而得到对其有利之结果，同时己方则需承担诉讼失败的各种风险，这就使得各方投入的成本都严重超过了依据正常诉讼程序所作出的预期。轻视秩序并没有带来直接的便利，而是使得这样做的人付出了更高的代价。

从法院的角度来看，公正地进行裁判除了一定要明确案件事实并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进行外，还必须要考虑一个因素，即裁判的社会效果。如果依法作出的裁判结果连当事人都不接受，司法权威自然难说是真正地存在。然而，追求司法的社会效果不等于无视司法程序的价值，更何况程序的正当本身即是司法权威的一大渊源。当事人对于案件处理结果的不满由于涉诉信访这样一条特殊路径的存在而有了“更有效”的表达方式，通过信访途径来实现对即将产生之裁决或者既有判决结果的改变并且直到获得了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结果为止，这样的活动无疑给法院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结案制造了巨大的困难，并且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当这种情况与庞大的信访总量相结合时，就会出现一方面信访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同时能够得到解决的案件数量却很少，另一方面不断有新的信访案件变得难以解决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三、涉诉信访的一般运作模式。

1、“工具理性”主导下的路径选择。

涉诉信访人在选择了诉讼的同时又展开信访，实际上是一种工具理性的体现。在被引入诉讼领域之后，信访的基本功能出现了异化，由原来为了制约权力而进行的监督与民意表达偏向于为纠纷解决而进行的一种协商，此时在案件当事人看来，涉诉信访俨然成为了诸多纠纷解决手段中的一种。而如何在其中进行选择，则取决于对社会资源占有的程度，如果案件一方当事人拥有足够的社会资源，使其通过正常的诉讼程序即很有可能实现其主张的内容，显然他绝对不会舍近求远，冒着巨大的风险展开涉诉信访，只有在诉讼过程中因为所掌握社会资源的匮乏而无法通过正常诉讼手段与对方对抗之时，涉诉信访才被作为干预诉讼的手段来使用。

2、涉诉信访案件解决的一般模式。

处理涉诉信访的“河南经验”、“沈阳模式”等体现出以下共性：

一是多机关共同行动，多角度解决涉诉信访人的问题。发生涉诉信访案件时，法院通过司法途径往往难以彻底解决问，从而使得多个机关同时卷入案件，从实际情况来看，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牵头与协调作用的，通常是执政党或者政府。

二是安抚与压制同时进行。相比于满足信访人主张来化解涉诉信访的方式，更多的涉诉信访是在法官的劝说与公权力机关的压力之下化解的。通过法官的个人能力对信访人进行劝说的方式，与近些年法院所强调的“大调解”颇有几分类似，均是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实现和解，在实践中，这种方法不仅对法官的个人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而且对于案件的内容和性质也有要求，对于双方分歧较大的案件，此方法的效果就明显下降。

在任何一种处理涉诉信访的模式中，对于无理上访和严重的缠访闹访，均设置了以打击为主的处理策略，事实上，任何一种信访处理模式都有一套程序专门审查信访人主张的合理性，对于明显不合理的信访活动，任何机关首先采取的手段均是明确的拒绝。

在这样的模式下，真正成为“上访户”的信访人实际上只是庞大的涉诉信访总数中占少数的一部分，但即使是少部分，在由其形成的案例的某种指导性以及媒体宣传的放大作用下，仍然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

四、涉诉信访问题的本质。

信访作为民意表达的一种方式，确实有促进公权力机关同普通公民进行沟通的作用，信访制度在行政与立法相关领域的适用，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不过，公权力本身所带给立法、司法、行政三个分支的共同点并不能抹杀我们对于涉诉信访的质疑，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相比于其他公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及其行为有特殊性，这使得制度的设计者难以实现将信访引入司法领域的初衷。

在处理问题时，行政机关的工作模式可以用行政权力 - - 相对人模式加以解释，即行政机关的工作都是针对一定相对人进行的，其本身也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 而司法机关的工作模式则是裁判者针对控辩双方进行决定，作为裁判者，法院显然处于中立位置。这就决定了司法机关获取民意的方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司法机关作为公权力机关，需要民意支持以证明其合法性，同时又要选择正确的方式以免适得其反。因此，涉诉信访问题的核心在于民意表达方式的选择与维护司法权威之间的冲突。

五、涉诉信访对司法权威的消解。

站在案件当事人或者被追诉人的角度而言，追求“个案公正”

实际等同于对诉讼公正的追求。每次诉讼的最后，必有一方利益受到损失，涉诉信访大量存在于诉讼之中，若当事人付出了远高于正常诉讼所要支付的成本，却仍要接受败诉的损失，显然给法院裁判的可接受性打了折扣。无法接受案件诉讼结果的一方就要继续通过信访途径力求改变诉讼结果，于是就发生了重信重访甚至闹访缠访。

尽管涉诉信访为诉讼参与各方提供了在诉讼规则之外影响案件审理结果的手段，真正通过这条路径达到目的的实例却屈指可数。涉诉信访作为一种“非制度性”的手段，尽管得到了某些政策性支持并且数量庞大，但是对于我国主流诉讼方式的冲击并未也不可能达到颠覆性的程度，在诉讼制度内部出现的“有利于”信访人的因素无不来源于司法机关的主动让步。加之信访本身就是源于执政党工作方法的一种政治性手段，这就使得涉诉信访人的行为随着其进行信访的时间不断加长，其行为中符合正常诉讼理性的成分不断减少，同时逐渐表现出强政治性，最终使“审判转化为某种形式的公共论坛”。

六、结语。

涉诉信访的产生与发展本身，实际上说明了我国现行诉讼制度之下民众对于一种合理的司法与社会互动机制的渴望，尽管其对我们所普遍接受的正当程序造成了消极影响，但正是这样一种机制的存在，使得我国的司法机关能够有获取民意的机会，而不是凭借法律赋予自己的“中立”的地位而远离广大群众。

涉诉信访在我国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使我们看到，真正可怕的，不是信访本身，而是围绕在司法制度周围，并最终使得涉诉信访甚至整个诉讼制度发生异化的那些因素，这才是隐藏在涉诉信访背后真正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被解决，即使涉诉信访被其他的途径取代，那个新的途径仍然会很快异化，司法权威仍然不能被认可。

在诉讼中引入信访制度，实际上是中国的政治精英在如何将西方诉讼制度本土化的过程中进行的一次尝试，虽然我们无从知晓这其中是否包含着对以西方诉讼制度为代表的近代司法制度的本质考察，涉诉信访对于经典的西方式诉讼模式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但是它契合了中国式纠纷解决机制的许多特点。涉诉信访的问题化，恰恰说明了这一尝试已经背离了自身的逻辑，不过这并不是我们停止探索，就此“全盘西化”的理由，涉诉信访能够广泛存在，本身就说明了我国司法对适当吸收民意的机制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将在未来指导我们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诉讼制度而不断探索前进。

基金项目：辽宁师范大学本科生自主科研立项：我国涉诉信访现状探讨与综合分析 - - 以大连市为重点考察，编号 kylx201102;大连市社科联 2011 年度立项：大连市社会转型时期涉诉信访原因与对策的多维解读，项目编号：2011DLSK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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