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政治论文2000字以上

政治是人们改造 社会 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其形成和发展受社会政治环境、 历史 传统、民族性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小编为大家带来了大学生政治论文2000字以上，希望你们喜欢。

大学生政治论文2000字以上篇一

中国政治文明与中国政党制度

政治 文明是人们改造 社会 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其形成和 发展 受社会政治 环境、 历史 传统、民族性格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 ，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文明包括政治理念文 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法治文明等 内容 ，其中政治制度文明具有核心地位 。在 现代 社会，政党制度作为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方面，与政治文明关系十分密切。本文 试图就 中国 政治文明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相互关系作相应的 理论 探讨。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在近代的转型孕育了中国近代政党的诞生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是华夏先民在 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 ，是适应于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一种文明形态。中华民族是一个原生的农业民族 ，早熟的农业文明刺激形成了血缘宗法制度和家庭小农 经济 ，两者结合起来作为深层背 景，与由治水所强化的中央集权共同作用，展示出东方社会所特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 图景，构筑了传统政治文明的基础。这种文明形态分别借重天命理念与民本理念来解决 政治合法性与被统治者的价值 问题 ，并用皇权(王权)秩序与华夷秩序分别调整社会内部 关系与外交关系，社会结构呈现严格的等级秩序特征。

在传统政治文明的基础、理念和秩序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具有浓厚的反 政党特征。首先，它赖以建立的早熟的农业文明基础，决定了农业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 济的决定性地位。而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上的微弱 联系，重农抑商又阻碍了资本大规 模的积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客观上削弱了中国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和力量，不 利于政党意识与 组织的产生。其次，天命理念和民本理念为王权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两 者连通起来共同作用，促进了王权专制思想的发展并强化了政治伦理化的倾向。在孔孟 之道的吸引下，士人青睐“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基本杜绝了通过组建政党提出政治要 求的可能性。再次，严格的等级秩序通过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把本质上是一种以皇帝 本人为终点的垂直性效忠体制的皇权秩序具体化，使任何非血缘性的社团尤其是政治性 组织都被视为潜在威胁，历代统治者因此都不遗余力地禁止结党。而华夷秩序又把社会 封闭起来，阻断了发展和变革的外部动力。这种局面使社会个体普遍按照“修齐治平” 的公式进行自我修养，结果同等地成为王权统治的工具，因而难以形成独立的思想人格 和阶级意识，更不用说建立近代政党了。

但是，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在近代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冲击使之发 生了转型。一是强调儒家政治取向的经世思潮得到发展，启动了思想解放的风气，不仅 为中国 文化的近代化提供了思想准备，而且提升了士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影响;二是现 代化历程的被动开启严重挑战了传统秩序，一系列反侵略战争的失败直接动摇了华夷秩 序，引发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变化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冲击了传统等级秩序，租界中 形成的“国中之国”以及地方在兴办团练过程中形成的势力抬升，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 中央集权和皇权秩序;三是以契约论和民主理念作为合法性理念和政治价值理念并与天 命理念和民本理念基本对立或格格不入的西方政治文明的引入和传播，促发了大批知识 精英对政治的思考和对民主价值的追求，为传统政治文明的发展注入了动力。

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民族危机的加重和中央政治权威的衰落，中国社会和传统 政治文明转型加快了步伐，从而为政党的产生与合法化准备了阶级条件和活动空间。例 如孙中山先生1894年创立的兴中会就有着开拓性的意义。兴中会虽有较浓的会党色彩， 但它不以改朝换代为目的，可视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组织。康有为创立的 强学会，把政治与学术相结合，虽然有明显的改良主义特征，但它毕竟反映了改良派参 与政治的愿望，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具备近代意义的政治团体。而作为维新人士的政治 联盟和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政治团体的保国会，有比较明确的政治主张和严格的章程 规约，有领导骨干和组织形式，更是具备了政党的雏形。强学会与保国会对政党和政党 政治的宣传与介绍，起到了为政党正名的作用，为突破中国传统的“君子不党”的观念 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迅速发展，为政党的建立扩展了群众基础和领导骨干。1905年成 立的中国同盟会，提出了较为完整的革命纲领，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已经建立 起统一的政党。改良派和立宪派也加快建党步伐，积极谋求政党地位的合法化。流亡海 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积极筹划建立正式的政党组织。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 宪，促进了国内外立宪分子的建党活动，先后建立了帝国宪政会、政闻社、预备立宪公 会等，并组织发动了数次请愿运动，要求开放党禁、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然而19 11年4月首届责任内阁成立，立宪派大为失望，遂成立宪友会与钦选议员在资政院中展 开斗争。随后，清政府颁发了所谓《实行宪政谕》和《准革命党人按照 法律 改组政党谕 》，从而取消了对政党的限制。虽然政党的合法化过于迟缓，但毕竟突破了传统政治文 明对政党的敌视，树立起一种全新的观念，推动了政党的发展，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 党制度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文明转型过程中的历史选择

中华民国时期上承传统封建君主专制，下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政党 组建、分化剧烈，活动异常频繁的时期， 实践过多种政党制度形态。大致来说，其间出 现过五次高潮：一是民国初创时期，受党禁放开、同盟会分化、共和政体确立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政党群起，曾出现过三百多个政党或政团;二是新文化运动和十月革命的胜 利，促成了一些党派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就是此时建立的，国民党也是在此阶段由中华 革命党改组而成的;三是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前途都感到悲观而建 立起若干第三势力政治组织;四是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刺激，进步人士组建了一些党 派，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就是其中之一;五是抗战胜利前后，新建 了一些党派，现有的八大民主党派中的多数就是在此阶段建立的。可以说，中国自突破 传统政治文明对政党的限制以来，就基本上处于多党状态。

中华民国确立共和政体，初年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当时党人一致认为政治竞争的 理想模式是两党竞争，并开展了组建两大政党的活动，但未能如愿，最后有多党参加了 国会竞选。在袁世凯处心积虑的破坏下，政党竞争发生畸化，给袁可乘之机，遂使竞争 性政党制度告以失败。在抗战期间及胜利后的一段时间，一些中间党派积极推行中间路 线，试图实现竞争性政党政治，最后亦以破产而告终，中间党派自身也发生分化。这说 明竞争性的多党政党制度在中国缺乏合适的土壤，不适合中国国情。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决心重新建立一个革命的党来重建民国。他倾向于用一党制 的新思路代替多党竞争，但并不排斥进步党派。后来他接受了苏俄和中共的帮助，改组 了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进展。孙中山逝世后，国民 党右派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等以实行“训政”为名，强化一党专制 ，确立起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虽然被迫在党禁方面 有所松动，设立了国民参政会，推行所谓战时体制，但这些变化实际上包含着国民党“ 以党渗政”、为实行宪政后继续维持事实上的一党制作准备。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 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反动面目迅速暴露，其法西斯统治，遭到中国共产党和绝大多数中间 党派坚决反对，最终丧失了在大陆的政权。这表明排斥其它党派的一党制，在中国也缺 乏合适的土壤，同样不适合中国国情。

与上述情况完全不同，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开展第二次合作，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 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中普遍建立起“三三制”政权，与其他党派开展合作，创造出以 共产党为核心的多党合作制的雏形。在随之而来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中国共 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紧密合作，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发挥了直接的作用 。这说明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模式具有深刻的历史合理性，适合中国的国情 。

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承担了艰巨的任务，建立民族国家政权的过程与革 命的过程同社会淘汰性选择政党和政党制度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合而为一。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经过革命的洗礼而形成，它显示出不同于别国政党制度的自身特色， 这表现为：第一，从结构上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是体制内政党，中国共产党 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没有在朝和在野之分;第二，从功能上看，中国共产党是领导 党，她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第三，从理念上 看，中国政党的意识形态不是多元的，各党派都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反对意识形态多元化;第四，从党际关系看，执政 党和参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是相同的，彼此是友党，是相互 学习 、互相支持 、互相监督、共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完全摆脱了传统 政治文明对政党的桎梏，同时体现了中国的大一统的色彩，满足超大社会对一个强有力 的核心的需求，又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扩大参政议政的范围，促进政治民主化，是一 个创造性的突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一是有助于避免多党竞争政权造成的无序状态 和资源浪费，减少政治成本;二是有助于多个党派群策群力，共同进步;三是验证并强 化了统一战线的思想和政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本框架是在确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 度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政党制度的初步形成，而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本框架得以建构起来，则是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 确立为基础的，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探索。

新中国的建立完成了实行民主革命、建立民族国家政权的任务，实现了传统政治文明 的转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导党，民主党派参与新民主主义革 命，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政治价值。虽然他们受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具体国情及其所 代表的阶级、阶层发展不充分等方面的影响，在政治进程中难以充当主要角色，无力左 右政局，但他们毕竟代表了某些阶级的政治要求，能够对政局施加影响。不少党派选择 与中国共产党结盟，团结在她周围，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它们在民主宪政 运动、政治协商会议、国共两党会谈、反对国民党当局召开的国民大会等重大斗争中， 与中共密切合作，共同战斗，对争取中间力量，扩大人民革命阵营，孤立革命的敌人， 起了重要作用。许多民主党派的成员甚至还在解放战争中献出了生命。中国共产党充分 尊重民主党派的政治价值，与他们一起召开新政协，一起制定《共同纲领》，一起选举 组成了中央人民政府。而民主党派也服膺于中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接受中共的 政治领导。这种党派相互间对政治价值的肯定，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制的形成和建国初期良好政治氛围的出现。

毛泽东同志1949年6月 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的建立勾画了蓝图，明确指 出新中国将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这一思想随后写入《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然而，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时代 背景和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于是，有人 提出了民主党派是否还有政治价值的问题。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 工作会议对此 作了肯定的回答，明确了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的新任务，统一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 派关于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性的再认识。在此前后，各民主党派通过一系列会议清理和整 顿了各自的思想与队伍，并根据成员构成的特点确定了分工活动的主要范围和工作重点 ，还纷纷组组起来，成立了双周座谈会、学习座谈会等组织，更好地发挥自己参政议政 的作用。随后，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参加了土地改 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使多党合作的政治形式 更加巩固和发展。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认了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并 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及其发展成果。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实现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并在这种经 济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 政体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把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时，民主党派原来 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各界对民主党派存在的必 要性分歧很大，民主党派中也有人认为自身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无存在必要而准备宣 告结束。但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中国要有几个党。他在《论十大关系》的 讲话中指出：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 将来也可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共产 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的口号。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民主党派，一方面是出于对各 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的光荣历史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重要贡献的肯定;另一方面是因 为他非常强调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他认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 的声音，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有了民主党派会更有益。这很显 然是从民主党派所特有的政治功能方面肯定了其政治价值。“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 经由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党的“八大”正式确定为处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 系的准则，再次确认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大格局。

5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由于众所周知 的原因，中国随后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时期。在拨乱反正后，中国加强了民主法制和 经济建设，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探索。1982年党的十二大 总结 历史 经验教 训，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纲领，其中政治建设方面包括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 会主义民主等内容，在肯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党际关系准则的同时，增加了“肝 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内容。应该说，这后八个字，对前八个字是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因为前者只是讲了中共与民主党派在时间上要长期共存，在关系上要互相监督，而后者 则进一步表明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是兄弟党和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非常明确地规定和 揭示了两者间肝胆相照的合作共事态度和荣辱与共的发展前途。这十六个字成为处理党 际关系准则的基本方针。

1982年通过的宪法再一次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 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作出了明确规定，为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建设发展提供了根 本保障，同时也进一步肯定了多党合作和民主党派的政治功能与价值，为巩固和发展共 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政治功能与价值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有利于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提高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 、主人翁精神和 管理国家大事的能力;其二，民主党派有利于发挥中国政党制度实现政 策选择的互动优势，充分发挥智力集团的咨询作用，更好地实现利益综合，从而促进决 策的民主化和 科学 化;其三，民主党派有利于形成中国政治体系的内部监督机制，党派 之间的有组织的监督无疑比无组织的社会监督更为现实，更有可能使人民群众的利益通 过政治过程得到充分实现;其四，民主党派有利于优化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整合功能， 扩大整合的边界和张力区，吸收更多的政治资源融入政治体系，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促 进政治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些功能与价值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一步 凸显，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强调。如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把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十四大更是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 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 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 党与八个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 内容 和 发挥民主党派监督作用的总原则，规定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和合作共事 的各种形式和具体安排。可以认为，这个《意见》包含了对十六字党际关系准则的确定 、民主党派政治价值的肯定和多党合作运作机制的制度性规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制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其中第四条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将政党制度纳入了宪法的框架体系。

四、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有效途径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的 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的特点和优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但直接增强我国的政治实力，而且 影响 到 经济 实力、外交实力、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的提高和发展。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了建 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任务，现在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 ，这显然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对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 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 化，必将对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政治形态上属于 现代 政治文明，随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发展， 是一种 建筑在民主和社会主义两个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政治文明，具有社会主义和现代政 治文明的双重的规定性，其核心、本质和精髓都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既包括价值层面 ，即国家的一切权利来自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拥有 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又包括制度 层面，即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国家的根本制度以及有关的政治 法律 制度。建设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本身就包含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内容，或者 说，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 义。

在多党间形成核心与合作模式而非竞争模式是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长期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突出特色。无论是根据发展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来完善政党制度，还是通过完善政党制度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的建设，都必须从加强和改善执政党、参政党及其党际关系三个方面来进行 努力。

首先，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不仅明确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而且赋予党的先进性以鲜 明的 时代 意义，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重大成果 。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应当特别注意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等三个 方面：一是加强对共产党执政基本规律的探索，解决好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 平、不断增强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个历史性课题，使党的执政不仅能有效 地推进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能保证人民民主实践的正确方向和有效性;二 是强化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制度化，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并通过执政党党内民主带动 国家政治民主，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三是要变革领导方式，大力推进依法 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是有 机统一的，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支点和基本特征。

第二，要更充分地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功能。这主要应从两个方面来作出努力：一是 民主党派自身要加强思想建设和 组织建设，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对成员进行政治思想 教育 和基本国情教育，增强党派 成员的政党意识和参政意识，加强与所代表阶层的实际 联系，提高利益代表、聚合和参 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并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机关建设、做好组织发展工作、积极 发挥基层组织作用等方面着手，健全组织体系，提升参政议政的实力和水平;二是充分 利用保障民主党派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规定，通过发挥民主党派成员在人民代 表大会中的作用、加强民主党派成员在政协中的协商与监督功能、保证民主党派成员在 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中有职有权、完善中国共产党所邀集的各种协商活动等，拓展民主 党派参政的空间，增强民主党派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力。

第三，要进一步优化党际关系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既强调共产党的领 导，同时又充分肯定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这种党际关系既是中国政 党制度的特色，也是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如何在中国政党制度的框架内保持执政党和 参政党之间的适度的张力，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与民主党派的独立性之间的相互平衡，是 一个非常现实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当前，我国已经具备或正在形成进一步优化党际关 系模式的若干前提条件，如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变革提供了政治性前提，对国家与社 会关系认识的逐步深入和社会自主空间的逐步扩大提供了社会性前提。众所周知，任何 国家，任何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最终要从这些党的奋斗目标来 分析 。中国共产党“十 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中国各民主党派所高度认同并作为共同的目 标，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党际关系在新世纪新阶段的进一步优化。因此，要充分利用这 些条件，采取切实措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制，这必将有效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的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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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多党合作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大学生政治论文2000字以上篇二

当代中国政治的出场学研究

〔摘要〕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本文认为， 政治研究应采取出场学研究方法，在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根本问题的基础上推进理论研究。本文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质含义的理解，认为交往 实践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而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具有基础意义。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所产生的物质利益关系是 社会形态分类的基本标准，它决定了特定社会所适合的政治模式。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就是要在正确指认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前提下去探索适合的政治模式。

〔关键词〕 出场学;当代中国政治;政治 哲学

〔作者简介〕胡宇，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苏州 215123。

(一)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理论研究需要抱有深深的问题意识。构建理论形态当然重要，但是对理论构建的时代语境和方法论的考察更是具有前提考察和批判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的特征是，“她本质上是由一定时代语境造就、对出场路径深度依赖的出场形态。”〔1〕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应该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以完成“出场”、“在场”、“退场”、“缺场”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作用，防止再次出现德里达所言的“脱节的时代”。任平教授所提出的出场学方法着重从三个方面研究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出场语境是对时代地平线的考察，对马克思主义赖以出场的现实基础的考察，特别是对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现实条件和当代的现实之间的“历史间距”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与在场性所遭遇的一切‘脱节’和挑战，都来源于新全球化时代所造就的时代语境的影响。高度关注一系列新全球化问题并成为‘反思的问题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与出场方式。解答问题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就成为与时俱进的出场形态。”〔2〕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应该如何构建。根据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的原理，要想构建合理的政治框架，必须搞清楚市民社会的基本状况。政治模式必须适合社会形态的基本状况，否则政治上层建筑就可能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我们需要搞清楚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形式?

(二)

社会是交往关系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质利益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由为了生存而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中的个人造就的，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要想维持人的生命就必须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要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就必须有可满足需要之物，要想获得满足需要之物就必须进行生产。即便是旧石器时代的采猎经济也仍然是一种生产活动。即便是采猎经济也不是孤独的鲁滨逊的单个人的活动，而是一种共同活动，是一种交往活动。马克思认为，交往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社会存在。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生产力或技术交往结构描述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实体结构，它表现的是人们事实上是如何改造自然，获得满足需要的物品。生产关系或经济交往结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意义结构，描述的是进行共同生产的人是如何被 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的以及人们能从生产结果中获得什么份额。相对于孤独的鲁滨逊，共同生产的人们立即面临分工、所有制、产品如何分配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主体参与交往总有其期望实现的主观设定的意义，但交往实践最终给其带来的意义首先是客观的，与其主观设定的意义可能不相一致，并且交往实践对各极主体都产生意义，而且这些意义相互之间是相关联的。根源于同一交往实践的各极意义彼此相关，彼此以其他各极意义作为本意义存在的条件。因此，就生产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物质生产实践来说，最终给各极主体带来的结果可能很不相同，人们需要的满足程度也就很不一样，人们在满足生存需要方面就可能存在矛盾和冲突。正是基于此，满足需要之物变成了物质利益，利益根源于人的需要而指向满足需要之物，利益这个词实际上是关系范畴和矛盾范畴。物质利益就是物质生产实践对各极主体的意义，利益基于主体的需要而指向满足需要的对象客体。既然经济交往结构就是物质交往实践的意义结构，反映了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而物质利益关系本质是矛盾关系，因而我们就可以根据这种矛盾的性质来对社会发展形态进行判断。

政治是以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政治的本质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每个人都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人们的资质和能力当然有差异，这样就决定了他能参与的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客观意义或结果的差异，这是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和矛盾产生的根源。除了自身能力和资质外，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客观意义和结果，因此，经济主体总是希望制度体系能够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为此积极去影响制度的变迁。马克思曾在《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批评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只要求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反对资本主义而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实际的斗争。我们认为，政治是建立在物质生产交往基础上的政治交往实践活动。政治是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而产生的多极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形成的交往实践活动和结成的交往关系。这个定义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的涵义：(1)政治起源于对物质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协调和解决。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人们之间出现了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进而产生了阶级。最初是依靠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去解决物质利益矛盾，这就是政治的最初萌芽。随着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就逐渐转变为一种新的、与社会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这就是国家，国家成为物质利益矛盾和政治发展的新阶段。(2)在阶级社会里，物质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因而政治关系也主要体现为阶级之间的斗争;国家产生以后，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争夺国家政权。私有制产生、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不简单是个人之间的矛盾，它是由私有制所导致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从而“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5〕阶级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经济关系的社会承担者，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交往整合而成的共同体。“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6〕因而“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7〕而“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8〕所以“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要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9〕(3)政治的微观基础和宏观构架之间的关联正是物质利益。传统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主要研究国家政府层面的宏观政治现象，研究国家制度安排、政治权力的设置和控制、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等问题，研究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的关系模式，研究与此相关的人权、平等、民主、自由、正义、法治等基本政治概念，而相对忽视了对宏观政治现象的微观基础的研究。传统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顶多只是抽象地对人性作出某种假设，以此作为微观基础去逻辑地推导整个政治构架，但人性假设实际上是对人的一种抽象的类的认识，一种“大写的人”的认识。正如同经济学研究试图去探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一样，政治哲学和政治学也应该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沟通起来，去寻找宏观政治现象的微观基础和探求微观基础的宏观表现。(4)政治如何调整物质利益关系，调整的方式、手段和目标，都取决于物质利益关系的性质。政治本意上是建立在多元利益主体基础上的多极政治主体调整物质利益关系的交往活动。但各极利益主体不能够自动获得政治主体的资格，就算获得了政治主体的资格，也很可能只是形式上的政治主体，而被排除在政治的最终决定权之外。一极政治主体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总是倾向于将其他政治主体当作客体来对待和支配，而不是当作平等的另一极主体来交往。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是根本对抗的，这就决定了统治阶级要想维护自身利益，就必须把被统治阶级在实质上排除在调整物质利益关系的政治活动范围之外。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是非对抗性质的。“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10〕也只有这个时候，才能真正建立起多极政治主体交往的政治结构，各极政治主体才可能获得参与政治、调整物质利益关系的平等权利。

(三)

生产力落后的国家 发展 社会主义始终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力，是在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和平均分配的基础上缓慢发展生产力，从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始终处于边缘国家的地位;还是实行有限的公有制和按劳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基础上解放生产力和快速发展生产力，这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两种发展路径选择。前一种路径意味着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上层 建筑不符合 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严重脱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从体现，表面上的公平正义掩盖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生活需要，物质利益矛盾被暂时性地掩盖了起来。以这条道路去发展社会主义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中国选择了后一种路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物质生产力迅速发展，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特征，我们不得不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一个最显著的后果就是社会分层严重、贫富差距加大，如何看待这个现实?

历史 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借助于世界性的交往来充分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资金、科学技术和 文化，马克思晚年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闭关锁国和 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才是正确的路径。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突破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主体、经济 实践关系、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发展动力方面存在的传统实践观的缺陷，这需要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有利于大量的微观经济主体的生成和发展，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微观经济主体的资质和能力的差异决定了他能参与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物质利益的差异，这就是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产生的根源。除此之外，与现实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这样，如果我们承认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我们就必须承认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物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同时，我们要看到，物质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是会发展变化的，非对抗性矛盾有发展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因此需要对物质利益矛盾进行协调和控制，既保持物质利益差异的存在，又使物质利益差异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既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动力，又使社会稳定有序，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性质。

这样，我国的 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就有了基本的方向。由于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分化，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共同体，他们都有参与政治以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政治的多极主体交往的本性在我国也就越来越显现。如何处理党和政府的“一元”与利益群体的“多元”，如何协调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共同利益和个体利益成为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的核心问题。当代中国社会作为物质利益差异性的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现实，也是当代中国各项改革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我们必须尊重当代中国差异性社会的现实，承认物质利益差异化的现实，承认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基于政治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多元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结成政治交往关系的活动的理解，去寻找和建构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模式。

〔参考文献〕

〔1〕〔2〕任平.创新时代的 哲学探索——出场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289.

〔3〕〔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72,72,27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92,252.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8-169,248.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84.

〔10〕列宁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81-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