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警察毕业论文

司法行政权是一项行政管理权，包含着培育社会自治、促进公民民主法治等内容。下文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司法警察毕业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司法警察毕业论文篇1

关注民生与行政司法救济

摘要：我国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 、改善民生、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些国家政策的调整为我国行政法学 发展 提供了宝贵契机。尤其是，改善民生的国家政策将推动行政诉讼研究，有序参与的民主政策促进行政司法救济的研究，而利益统筹政策将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对这一领域的热切关注将直接影响我国行政法学的未来发展。

关键词：民生;行政;司法救济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行政法学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已成为一门充满无限生机的学科。每一种行政法理论背后，皆蕴藏着一种国家理论。党的十七大报告不但确立党的纲领而且确立了国家的未来发展纲领，随着我国的国家政策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对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课题。

一 关注民生促进行政法学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在 经济 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改善民生作为当前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表明了执政党及其政府力图解决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勇气和决心，彰显了对 现代 国家社会功能的崭新认识。在转型时期的当下 中国 ，民生问题已非简单的衣食住行. 教育 、医疗，就业、环境、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收入分配等都与民生改善息息相关。在民生问题成为政府基本的施政目标之后，行政法学无疑应当更加关注社会性规制研究。从“十七大”报告的论述上看，发展民主政治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在行政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将打破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然而，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进行密切合作的背景下，行政法学的使命就远非拘泥于对公共权力的驯服，它不仅要防范公权力作恶更要激发公权力行善。随着公民 法律 意识的提升，因公权力的行使侵犯私权利而引发的行政争议也日趋复杂，如何确定及依法保护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已成为行政司法领域急需探讨的问题。

二 关注民生定位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

“诉之利益”的定位是行政诉讼中的基础性概念，它与当事人行政诉权的行使、法院审理范围的界定密不可分。虽然行政诉讼能够为公民利益提供有利的保障，但审判权不是万能的，法院只对能够审查的行为，由合格的当事人在适当的时候提起的诉讼才能受理。行政诉讼中对诉的利益的审查，旨在明确何种私权利可以对公权力的行使提出质疑，进而避免无意义的诉讼阻碍行政效率的实现。由于诉讼途径是保障公民利益免遭公权力侵害的最后屏障，而诉权是公民利益得到司法救济所必需的程序权。

随着国家政策对民生的高度关注，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需依法维护的“诉的利益”也产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从“ 自然 权利”到“社会权利”的扩大。公共事业的提供和社会福利的保障成为了政府必须承担的义务，与之相对应的是公民享受这些服务的权利，就业权、环境权等新型权利被纳入了法律保护的范围，法律对于权利的保障已经不限于人的自然属性，转而强调为个人充分发展物质、智力和精神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第二，从“法定权利”到“法律保护的利益”扩大。随着政府角色的转变，对传统行政诉讼模式构成了极大的冲击。

一方面，在行政行为已经“无孔不入”的情形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接触范围扩大，对公民利益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在给付行政的理念下，越来越多的政府行为不再是针对具体相对人做出，而是提供给社会大众;第三，依法维护的诉讼主体资格扩大化。我国的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起诉一直适用民事诉讼法，可以说我国的行政诉讼是从民事诉讼发展而来的，因而民事诉讼中“诉的利益”界定标准对日后的行政诉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2000年的《若干解释》将原告资格扩大适用于“法律上利害关系人”，但《若干解释》也只是将可以请求司法救济的“个人利益”的范围适当放宽，所谓的“法律上利害关系人”仍然是为自己的利益提起诉讼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为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些公民曾经只能被动接受而没有任何发言权的领域，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对政府决策说。

三 关注民生掏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利益统筹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在利益主体和利益内容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贯彻落实 科学 发展 观的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利益统筹贯穿于利益的激励，表达、协调和保障的垒过程，但关键还是体现在对不同利益冲突的化解上。也就是说，多元的利益诉求和多元的利益表达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而利益冲突的消除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统筹不同利益的过程。在 社会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利益统筹的理念应当贯穿于各种社会纠纷尤其是行政纠纷的解决之中。

(一)构建以行政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在不断加剧。特别是随着城市房屋拆迁、 农村 土地征收的强力推行，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局部地区日趋紧张.群体性事件甚至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尽管行政诉讼制度的实施已有20年之久，但民众在与政府之间发生纠纷时往往首先采取的都是内部施压、上访等非常规性的方式，最后通过司法寻求解决的并不占据主流。私力救济的盛行特别是信访潮的涌现反衬出公力救济尤其是行政诉讼的无能。我国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数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即是明证。也许信访救济与法治之间亦敌亦友的悖论关系可能会成为其作为具有补充性的“特殊行政救济”的理论基础，但正式行政救济社会认同度的下降却值得格外警醒。

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当前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状况.应当着力恢复司法在行政纠纷化解中应有的核心地位.从根本上扭转行政纠纷解决无序的局面，进而把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从家庭的血缘关系、从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的地缘关系、从单位的 计划管制关系、从国家机关的非权力化关系(调解关系)中解脱出来。以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至少有三项急迫任务：一是系统改造现行信访制度，彻底改变信访是行政纠纷化解主渠道的现状，二是吸收域外“替代性纠纷解决”(ADR)机制的合理成分建立起公正、透明，专业，有效的行政裁判制度，为行政纠纷的及时化解提供新的渠道;三是进一步修正现行行政复议特别是行政诉讼制度，扩大行政司法救济的受案范围，使司法常规手段成为民众最为信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二)在行政司法救济中贯彻纠纷解决观

长期以来，“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是行政诉讼制度的唯一(或根本)目的”的观点盛行于行政法理论界与实务界。这种理解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同其他诉讼一样，行政诉讼原本就是一种专门解决行政纠纷的制度。在利益不断分化整合的当代 中国 ，应当将不同利益的统筹内化为纠纷解决的全过程，在未来的行政司法救济中更应当贯彻纠纷解决观。事实上，新近的一些动向已经反映出纠纷解决观在行政司法救济中的体现，如2007年4月24日正式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审判 工作的意见》第8条即将行政审判制度的功能定位在“保护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优化司法 环境、化解行政争议”上。笔者认为，在行政司法救济中贯彻纠纷解决观需关注以下问题：首先，通过《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扩大受案范围，重新界定受案标准问题，其次，行政救济程序中纳人协商机制，就是允许当事人在明辨是非、平等协商、互相谅解的基础上达成某种协议，审查机关予以认可.以解决行政争议、终结审查程序的制度，以弥补判决方式的缺陷。

让司法的阳光温暖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国家有义务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为公民提供积极的司法救济，从而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司法警察毕业论文篇2

司法行政权与社会管理创新

摘 要：司法行政权是一项行政管理权，包含着培育社会自治、促进公民民主法治等内容。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不仅是司法行政机关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价值追求，而且，司法行政权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它在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前，司法行政机关加强与创新管理体制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的需求迅速增长与司法行政工作科学发展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为此，必须重点处理好几项关系：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治之间的关系、“惩罚”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公权执行与社会力量参与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制宣传与依法治理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建设。

关键词：司法行政权;社会管理创新;公民社会;社会权力

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是新时期党中央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是司法行政机关的重点工作。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立足自身工作特质是做好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司法行政权是司法行政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我们将之放置在“国家-社会-公民”关系架构中分析其本质属性，探寻司法行政与社会管理之间的基本性问题，从而对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促进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一些观点，以期为理论研讨与工作实践作出微薄贡献。

一、“国家-社会-公民”关系架构中的司法行政权

科学认识司法行政权是司法行政工作事业发展的基础。无论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还是其他任何一项司法行政工作，都离不开对司法行政权本质属性的剖析。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司法行政权是指国家权力系统中以管理司法行政事务为主的，兼容部分司法权性质，具有复合性、相对独立性、广泛性、执行性、服务性、管理性、社会性和政策性的一种行政权，是司法行政机关依法行使的司法行政管理权及相关职权，是司法活动中的和与司法活动有关的一种行政管理权。”[1]深入分析此界定，我们不难看出，它是以司法行政权的系统归宿与作用对象两个维度组合而成的结果。

司法行政权毋庸置疑属于行政权，而权力行使中又涉及了众多的司法活动，以致兼容了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双重属性，既具有准司法色彩又不能离开行政权的属性。笔者认为，这种界定方式具有一定科学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突出的表现就是将司法行政权放置在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显得难以把握其准确“位置”，且没有解决司法行政工作“点广、线多”的困惑，而类似于简单的属性组合。这种似乎“形而上”的权力属性界定，使得司法行政权派生了复合性、广泛性等八种外在特征[2]，复杂而难以琢磨，对实践缺乏足够的指导价值。

国家、社会、个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架，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基本主线之一，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集中表现为“国家-社会-公民”的关系架构，我国现阶段孕育而生的公民社会雏形就是此命题的有力实证。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公民社会”[3]。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具有描述性、分析性、价值性三重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意蕴，它的价值追求是通过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确立比较明确的界限，有效避免政治国家对私人领域的不当干预，有效保障个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4]这里所指的“社会”，是一个具有结构性关系的独立领域，而作为独立性的存在形式必定会有自主的权力表现。架构“国家-社会-公民”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公权力、社会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相互协调、相互制衡。公民权的核心是既参与又抗衡国家权力，社会权力的核心在于自治，国家权力的核心是强制力。[5]行政权的执行力、社会自治、公民民主法治，这些关键性词汇构成了司法行政权放置于三种权力张力消长中的哲学范式。

我们认为，首先，司法行政权是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德国刑法学家康德认为，以个体为单位组成的国家，看上去是放弃了个体的自由，事实上为的是获得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的自由。[6]由此，社会契约是国家权力产生的根源，当然也就是司法行政权产生的根源。

其次，司法行政权包含着培育与促进社会自治的社会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契约是司法行政权包含社会权力的基础。我们与其探寻司法行政中的准司法色彩，不如着力分析它所蕴含的社会自治，如人民调解、“两结合”律师管理等职能设置。培育社会自治是司法行政权区别于司法权的显著特色。

另外，司法行政权包含着维护公民权利与促进民主法治。维护公民合法权利是我国行政管理的基本点，法制宣传、公证等职能鲜明地表现了司法行政在直接推进民主法治中的作用。这种直接作用于公民权领域的职能作用是司法行政权区别于其他行政权的显著特点。总之，司法行政权以公权力为主体，将培育社会自治、维护公民权利、促进民主法治相融于一体。

在公权、社会权与公民权消长的过程中，司法行政权既是他们两两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一个平台，也是三种权力交融发展的一个集中反映。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在“国家-社会-公民”关系中司法行政职能设置的科学性，也更加深刻地认清司法行政在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中孕育、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进程中繁荣发展的内在动因。

二、司法行政的权力属性决定了司法行政工作在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层分化、流动加速、利益多元，社会组织活力蓬勃迸发，新老矛盾叠加交织，社会管理面临着较大压力。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举措。司法行政权是社会管理活动中的一项重要行政权力，司法行政是社会管理格局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立足职能、发挥优势，努力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作出贡献，是党和国家对司法行政工作的基本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司法行政机关履行职能必须坚持的原则。司法行政机关必须将加强与创新社管理作为重点工作，这是时代需求，是司法行政工作追求服务大局、服务群众价值的必然。

司法行政权作为培育社会自治、维护公民权利、促进民主法治的公权力，从权力属性上看，司法行政权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在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中不可替代的地位。所谓社会管理，就是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整体，通过运用计划、沟通、控制、指导等手段，使社会系统协调有序、良性运行的过程。[7]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是将社会作为独立的有机整体，这一点与我们前文将社会作为独立的结构化体系具有同样的法哲学蕴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客体即为此独立的、结构化的社会系统;主体则是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格局，就是以党委领导为核心，国家公权力、社会权力、公民权在“社会”系统中相互联系、相互制衡而辩证统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的过程。法治是社会系统良好运作的保障。

横向对比各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具有在社会管理中非常特别的地位：静态上，它具有依法治理等职能与浓郁的准司法色彩，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动态上，它履行着刑罚执行、培育社会自治等职能，是公权力、社会权力与公民权利相互联系、消长交融的一个平台。可见，相比其他司法工作与一般行政管理工作，司法行政权力属性上的特性决定了它在社会管理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行政机关甚至可以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的前沿阵地，是改革一元化传统社会管理体制、构建中国特色新体系过程中各种问题集中体现的微观平台。这也正是司法行政机关对于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特殊意义所在。近年来，司法行政工作在社区矫正、人民调解、法制宣传等职能作用中对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做出的成效，已经鲜明地说明我国司法行政工作能够在其重要位置上发挥其应用作用。

三、立足司法行政权本质，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建设

30多年来，司法行政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在社会管理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既有来自整个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不协调的因素，也有来自司法行政工作自身发展中的一些不良因素。这些问题在各条线工作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不再一一枚举。笔者认为，透过复杂的问题表象，社会管理上的不足主要为以下三点：

一是从公权的角度看，在履行行政管理职权时，存在“越位”、“缺位”以及权力运作效率低、不通畅的问题;

二是从自治权的角度看，在培育与发展社会民主自治中，存在方法单一、力度不准、重点不突出，社会力量参与效能偏低等问题;

三是从公民权的角度看，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中，存在过多地重视形式和谐，而忽视和谐理念的内在价值追求，多为“授”而少为“育”，缺乏对公民意识与公民文化的培育。

而这三点归结于根本，即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的需求迅速增长与司法行政工作科学发展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这是基本矛盾，是司法行政工作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问题。离开了这一矛盾单纯谈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谈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价值追求，是虚空的、缺乏针对性与实效性的;离开这一矛盾单纯谈某条线的缺陷与不足，谈某阶段的创新，是凌乱的、缺乏系统性与根本性的。只有真正解决司法行政在社会管理中的基本问题，才能在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战略举措中有所作为。

在准确把握司法行政权本质属性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破解司法行政工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基本问题，促进建设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必须重点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治之间的关系。

我国社会管理格局中的很多问题都与公民社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如前述，司法行政机关管理中交织着行政管理权与直接培育社会自治的职权，比较典型的是“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人民调解管理制度等。众所周知，“两结合”的关键性就是正确处理好律师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自治之间的关系。对律师业的行政管理不能“事事过问、处处设卡”，将律协架空、架虚，如此就是我国律师业发展的退步。同样，律协自治也不是放弃律师业的行政管理，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关注律师业发展的政治性、方向性与原则性问题，及时加以有效的指导与规范。

司法行政机关对于人民调解工作的管理活动充满着社会权力色彩。以完善管理体制推动人民调解工作深入发展，不能仅限于队伍、设施与机制衔接上，而且还要注重在调解工作中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尚和谐、重和谐的社会风尚，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发展。

二是正确处理“惩罚”与“教育”之间的关系。

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着监狱与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职能，这是公权力，具有神圣性与刚性。这种刚性的两个基本方面即为惩罚与教育，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上溯到报应刑与目的刑之间的论证，触及的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核。保障惩罚与教育的有效性是监狱与社区矫正等刑罚执行职能管理体制创新的基本出发点。在加强与创新管理中，过于偏重一方面或其他之外的内容，都是需要警惕的。以社区矫正为例，帮扶工作职能从根本上是从教育矫正派生的，是为了服务、促进服刑人员的再社会化，在此方面的管理创新，不能喧宾夺主而淡化了社区刑罚执行的本质所在。

三是正确处理公权执行与社会力量参与之间的关系。

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就必定要处理好行政权力执行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承前文所论，这对于司法行政来讲尤为重要。以安置帮教与社区矫正为例。某种意义上讲，安置帮教包含着“控、帮、教”三个字，而辩证地看，“帮”与“教”也是一种社会控制。它既是对服刑人员服刑期间社会化效果的承接，也是对行为人在社会中面对众多消极因素与积极因素的“帮”与“教”。

加强与创新管理方式，要在社会力量参与的理念上下功夫，加大对社区矫正工作内在价值的宣传力度，增强广大群众对服刑人员行为性质的科学认识;要在社会力量参与能力上下功夫，依据社会志愿者可参与的时间与次数适当进行分类管理;对于相对长期性的志愿者，要进行相关知识与矫正技术辅导，切实提高社会志愿者的工作能力;要在考评机制上下功夫，结合各地社会组织发展状况，设立科学的考评指标体系，督导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发动、吸收、依靠社会力量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四是正确处理法制宣传与依法治理之间的关系。

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普法历程之后，全民法律意识显著增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显著提高。此时，法制宣传与依法治理的更为深层次的目标即是培育公民意识。著名学者朱学勤曾指出：“公民意识是近代宪政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和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因此，公民意识首先姓‘公’，而不是姓‘私’，它是在权力成为公共用品，以及在政府与私人事务之间出现公共领域之后的产物，至少不会产生在这两者之前。此前民间如有意识，只能是诸多‘私’人意识的集�合……在中国，这样的‘私’人集合状态有一个十分自然的名称，就叫‘老百姓’。‘老百姓意识’当然不是近代意义的‘公民意识’”。[8]可见，公民意识是法制宣传与依法治理的共同重点。我们必须处理好两项任务的统筹协调，依靠科技创新手段，依靠重点带动全局，依靠服务强阵地，探索培育公民意识的新机制，切实提高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水平。

参考文献：

[1]刘武俊.司法行政权的界说极其合理配置[J].理论导刊,2003(9).

[2]董开军.司法行政学[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1):33-40.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47.

[4]武俊斌.公民社会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168-174.

[5]郭道晖.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259.

[6]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1):113.

[7]风笑天，张小山，周清平.社会管理学概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1)：6.

[8]善爱红.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公民意识的培育[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4(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