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随想录散文病中集推荐
巴金先生的散文作为人生旅程和心灵历程的记录，自1927年开始从未间断写作，这些作品直抒胸臆，文笔朴实。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巴金随想录散文病中集推荐，供大家欣赏。
巴金随想录散文病中集推荐：病中(三)
人以为病中可以得到休息，其实不然。
我在病中想得太多，什么问题都想到了，而且常常纠缠在一两个问题上摆脱不开，似乎非弄到穷根究底不可。其实凭自己的胡思乱想，什么也解决不了。例如生与死的问题，我就想得最多，我非常想知道留给我的还有多少时间，我应当怎样安排它们。而仰卧在病床上动弹不得，眼看时光飞逝，我连一分一秒都抓不住。我越想越着急。于是索性把心一横，想道：只要心不死，我总会留下一些什么。又想，只要有信心，我还能活下去。
甚至在我给钉在“牵引架”上的初期，我也曾想起许多过去的事情。我忘记不了那些可怕的日子。就在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季节，发生过完全不同的事。那几年中间我不敢到医院看病，因为害怕两件事情：一是在“医疗卡”上加批“反动权威”或“****老手”;二是到医院群众专政登记处去登记，表示认罪。我们去看病，要向本机关监督组请假，他们就在“医疗卡”上随意批注。不用说，这种做法早已跟着“四人帮”一起消失了。这次在医院中我从亡友西禾的口里听到“非人生活”四个字，他是在讲自己病的痛苦。其实我在病床上回想“文革”时期的生活，我也几次吐出“非人生活”这样的句子，在那一段时期我们哪里被当成人看待?!有多少人过着不是人的生活，有多少人发挥兽性对待同胞?!
我激动起来，满头冒汗，浑身发颤。那种“非人生活”是从哪里来的?它会不会再来?我抓住这个问题，想穷根究底，一连想了好几个晚上，结果招来了一次接一次的人与猛兽斗争的噩梦。我没有发高烧，却说着胡话，甚至对眼前的人讲梦中的景象(当时也怀疑自己是在做梦，却又无法突破梦境)，让孩子们替我担心。他们笑我，劝我，想说服我不要胡思乱想。他们说从来梦景荒唐，不值得花费脑筋。他们不会说服我，倒是我说服了自己，我想通了：十年“牛棚”正是对我的迷信的惩罚。
记得七十年代初我在奉贤“五·七干校”的时候，有一个参加监督组的造反派(也做过我的专案组或“打巴组”的头头)发表过一篇《看牛小记》，很得意地嘲笑“牛们”的丑态。听人讲起文章的内容，我感到可悲，以人为兽不过是暴露自己的兽性，在我们文明古国的脸上涂抹污泥。
在病床上反复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我不断地责备自己：只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变成“牛”，主要的责任还是在我自己。不用说，今天还有人想做“看牛人”，但是我决不再做“牛”了。“十年牛棚”的一笔账让下一代的历史家去算吧。连关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也有那么多的历史记载，何况我们口号震天、标语遍地的十载“文革”!
我说过在病房里儿女们封锁消息，不让我知道好友的噩耗。可是在医院中人们常有机会接触死亡。我入院后四十天光景，著名导演吴永刚也摔伤住院了。他住在我隔壁的房间，进院时就昏迷不醒，说是正在同别人讨论新的剧本，很兴奋，向痰盂吐痰，忽然倒下去，说是脑溢血，又说脑部受伤。听说家里没有人，只有一个媳妇在照料他。这些话都是间接听来的。我仰卧在病床上，连房里的陈设也看不清楚，何况门外的邻居!
我和吴永刚同志不熟。两三年前有一次同朋友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看《巴山夜雨》，见到他，看完出来他陪我走了一段路，一面解释他的导演构思。影片和他的话都使我感动，我从心底感谢他拍出这样的电影，我也同情他近二十多年的遭遇，痛惜他那些年中白白浪费了的才华。后来《巴山夜雨》得奖，我为这位重见光明的老导演感到高兴，我盼望他拍出更好的电影。他似乎也有信心。却万想不到他在进行创作构思的时候发了病，先给送进另一家医院，第二天才转到这个医院来。从星期天到星期五凌晨，他一直昏迷不醒，护士们轮流值班守着他。我经常从儿女们的谈话中知道一点他的情况。我女儿代我去看过他。听说在病房外方桌上放着纸笔供探病者签名，我让女婿代我去写上一个名字，对永刚同志表示最后的敬意。
十二月十八日凌晨我忽然听到了哭声，便对陪伴我的女婿说：“一定是永刚同志过去了。”这天上午死者的遗体由几位电影界的负责人护送下楼。我让病房门开着，仰卧在床上我看见一群人过去。然后走廊又空了。
这就是我在病中第一次接触到的死亡。永刚同志去了，但是《巴山夜雨》中的几个人物活在我的心里，甚至在病床上他们还常在我的眼前出现。为了那些人我也要活下去。
巴金随想录散文病中集推荐：怀念一位教育家
有一天，科学家匡达人同志对我谈起她的父亲，我说我打算写一篇怀念互生先生的文章，她等待着。一年过去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其实不是在一年以前，而是在五十年前，在一九三三年，我就想写这篇文章。那时我刚从广州回上海，匡互生先生已经逝世，我匆忙地在一篇散文(《南国的梦》)里加了这样的一段话：
对于这个我所敬爱的人的死，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来表示我的悲痛。他的最后是很可怕的。他在医生的绝望的宣告下面，躺在医院里等死，竟然过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许多人的眼泪都不能够挽救他。
《南国的梦》收在我一九三三年的游记《旅途随笔》里面，是我初到广州时写成的。这年春天我离开上海前曾经去医院探病，互生先生住在一家私人医院，我到了那间单人病房，连谈话的机会也没有，他似乎在昏睡，病已沉重，说是肠癌，动过手术，效果不好。和我同去的朋友在揩眼泪，我不敢多看他那张带着痛苦表情的瘦脸，我知道这是最后的一次了，我咬着嘴唇，轻轻地拉一下朋友的衣袖，我们走出了医院。
在广州我得到了互生先生的噩耗。我什么表示也没有，只是空下来和一位广东朋友在一起，我们总要谈互生先生的事情。
我和互生先生并不熟，我同他见面较晚也较少。可是我有不少朋友是他的学生或崇拜者，他们常常用敬爱的语气谈起“匡先生”的一些事情。我最初只知道他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英雄，后来才了解他是一位把毕生精力贡献给青年教育的好教师，一位有理想、有干劲、为国为民的教育家。他只活了四十二岁，是为了他和朋友们创办的立达学园献出自己生命的。我没有在立达学园待过，但我当时正住在那位广东朋友创办的“乡村师范”里，跟教师和同学们一起生活。学校设在小山脚下三座并排的旧祠堂内，像一个和睦的家庭，大家在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作息，用自己的手创造出四周美丽的环境，用年轻的歌声增添了快乐的气氛。我作为客人住了五天，始终忘记不了在这里见到的献身的精神、真诚的友情、坚定的信仰和乐观的态度，我和广东朋友谈起，说了几句赞美的话。他说：“我是匡先生的学生，不过照他培养人、教育人的思想办事。”我说：“要是他来看一看多好!”广东朋友叹息说：“不可能了。不过他的思想会鼓励我们。”他含着眼泪加一句：“我们一定要把学校办好。”
我相信他的决心。我想到在上海医院里等待死亡的匡互生先生，我忽然兴奋起来：“只要思想活着，开花结果，生命就不会结束。”我却没有料到两年后，这个师范学校由于省教育当局的干涉停办了。
互生先生生活简朴。他的家我去过一次，是一个安徽朋友带我去的。房里陈设简单。学生们常来找他谈话。他对他们讲话，亲切、详细。我在旁边也感觉到这是一位好心的教师，又像是一位和蔼的长兄。那两天我刚刚听到关于他对待小偷的故事，学校厨房捉到偷煤的贼，送到他那里，他对小偷谈了一阵，给了两块钱，放走了，劝“他”拿这笔钱去做小生意。又有一回学生宿舍捉住一个穿西装的贼，他让贼坐下来，同“他”长谈，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好好地开导“他”，后来还给“他”介绍工作。他常说：“不要紧，他们会改好的。”我和几个朋友都赞成他这种做法，但是我们佩服他的改造人们灵魂的决心和信心。他从不讲空话，总是以身作则开导别人。
立达学园不是他一个人创办的，可是他一个人守着岗位坚持到底。有一个学期他为学校经费到处奔走。我去过他的家不多久，那里就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掉了，学校也只剩了一个空架子。这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中的事。停战后我有一次和他同去江湾看立达学园的旧址，屋顶没有了，在一间屋子里斜立着一颗未爆炸的二百五十磅的炸弹，在另一处我看见一只被狗吃剩了的人腿。我这次到江湾是来找寻侵略战争的遗迹;互生先生却是来准备落实重建学园的计划。
学校重建起来，可是互生先生的心血已经熬尽。学园七月恢复，互生先生年底就因患肠癌进医院动手术，他起初不肯就医，把病给耽误了。开刀后，效果也不好。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愿在自己身上多花一文钱。我还记得在上海开明书店发行的《中学生》月刊(大概是一九三二年的吧)上读到一篇赞美互生先生的短评，说他为学校筹款奔走，一天早晨在马路上被车(人力车吧)撞倒，给送进医院诊治。医生要他每天喝点白兰地。他离开医院后，到咖啡店喝了一杯白兰地，花去八角。他说：“我哪里有钱吃这样贵重的东西?钱是学校需要的。”他以后就不再去喝白兰地了。
手边没有《中学生》，我只记得短文的大意。但我忘不了他那为公忘私的精神。我把他当做照亮我前进道路的一盏灯。灯灭了，我感到损失，我感到悲痛。
还有一件事情。“一·二八”战争爆发后，我从南京回到上海，我的家在战区，只好在两位留日归来的朋友的住处借宿。后来我在环龙路一家公寓里租到一间屋子，那两位朋友也准备搬家。没有想到过两天那位姓黄的朋友忽然来说，姓伍的朋友让法租界巡捕房抓走了。我弄清楚了情况，原来伍到他友人林的住处去洗澡，刚巧法国巡捕因“共产党嫌疑”来逮捕林的朋友郑，结果把三个人都捉走了。朋友们到处打听，托人设法，毫无用处，我们拿不出钱行贿。有个朋友提起匡互生，我们就去找他。他一口答应，他认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马上找李写了一封保证无罪的信，李石曾在法租界工部局有影响。一天大清早有人来叩我的房门，原来是互生先生。他进了房，从公文包里掏出李的信，拿给我看，一面说：“信里只有两个名字，对姓郑的不利。是不是把他的名字也写进去。那么我把信拿去找李改一下。”第二天一早他就把改了的信送来。不用说，被捕的人都给保释出来了。朋友伍今天还在北京工作，他一定没有忘记五十年前的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