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公司高管年薪:份子钱哪里去了

201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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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出租公司高管年薪百万,份子钱呢?“每天一睁眼就欠公司好几百元,工作十几个小时,其中六七个小时是为公司拼命。”北京的哥李师傅说。这是很多出租车司机对高额份子钱的典型吐槽。

“每天一睁眼就欠公司好几百元,工作十几个小时,其中六七个小时是为公司拼命。”北京的哥李师傅说。这是很多出租车司机对高额份子钱的典型吐槽。而出租车公司近些年来的年均利润率稳定在10%左右,超过了平均利润率为5%以下的航空公司。而上海某大型出租车公司母公司的高管,年薪更是高达几十万元甚至超过百万元。

“我们赚的钱去哪儿了?”,套用一句:“元芳你怎么看”?出租车驾驶员的发问,江苏交通厅副厅长汪祝君接招,声称:“份子钱”的定价标准很复杂,根据江苏省价格管理规定,承包费由政府定价,具体的定价权在各地方政府物价部门。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大多是由企业和司机协商以后,在承包的合同当中确定的,因此出现费用的组成不太清晰、信息不透明的问题。

这也是实情的大实话,但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份子钱”的定价标准很复杂,导致物标准可以依,物价部门的定价也是根据企业“自我核算”出的价格,物价部门的定价也只是“参考价”,物价部门的定价低了,企业不答应,因为市场经济企业有自主权,随行就市,实际上物价部门不能干涉企业自主经营。价格高低还是有企业说了算。物价部门的定价低了,企业可以“编个理由”来核算成本,达到获取最佳效益为止。

“份子钱”多少,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博弈,买卖心不同,各方利益都是以自我为标准。所以要让出租车驾驶员收的规规矩矩,明明白白,合情合理,“份子钱”的基本组成,地方政府物价部门“关门定价”不能算数,应该进行价格听证,怎么收,收多少为宜,应该召开听证会,有物价部门、出租车驾驶员、企业、社会群众等多方代表参加,摆在桌面上,进行成本核算,达到收费合情合理,达到双方都能接受,最终是互惠互利的目的,然后再把各方利益分成的法定价格交给第三方通过法律形式定夺。

出租车“份子钱”哪里去,不能问“元芳”,物价部门也不是万能的“元芳”。没有统一标准的收费,当然是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的乱收费,出租车驾驶员被收的稀里糊涂,自身利益受损还蒙在鼓里。要让出租车“份子钱”明明白白,还是来个“三堂会审”,让物价听证形成共识,答成“双赢协议”决定最终的收费标准,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每天一睁眼就欠公司好几百元,工作十几个小时,其中六七个小时是为公司拼命。”北京的哥李师傅说。这是很多出租车司机对高额份子钱的典型吐槽。

近期,国内多地出现出租车停运事件,不满份子钱过高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份子钱到底是什么钱?去了什么地方?

记者调查发现,份子钱被出租车企业用来承担40个项目的成本,变相帮助企业分担各种经营风险和管理成本,有部分还被“腾转挪移”用于企业养人以及支付离谱的办公费、招待费等。在特许准入的垄断性政策下,经营出租车公司成为风险低、省心且稳赚不赔的买卖。

企业违规连年上调份子钱,收费不公开也没票据

份子钱是出租车司机向企业上交的承包金的俗称,最早出现于20年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北京等国内大城市先后开始对出租车实行总量控制,并将出租车辆产权转移到出租车企业手中,司机需要向企业承包经营,而企业则受到政府特许经营的准入限制。

虽然多地政府规定出租车公司不许随意上调份子钱,但记者发现,很多出租车企业连年上调份子钱,如杭州10年来出租车份子钱就上涨了70%左右。

除了公然逐年涨价,一些出租车公司还私下暗涨。上海四大出租车公司晒出账单称,以一辆双班车计算,每月固定收入份子钱8200元。而多位出租车司机向记者反映,按照公司对外公布的规定,双班车司机每个月要交的份子钱是4110元/月/人,但是公司每个月实际收钱超过5300元。

除此之外,多位出租车司机表示,有些份子钱收费有依据,有些收费既不公开也没有票据,就是一笔“糊涂账”。上海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表示,按照公司的规矩,都是先交份子钱再开工,不交份子钱就不能开工,因此只能先交份子钱。至于收费是否合理,是否开具发票都统统顾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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