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公司高管年薪：份子钱哪里去了

导语：出租公司高管年薪百万，份子钱呢?“每天一睁眼就欠公司好几百元，工作十几个小时，其中六七个小时是为公司拼命。”北京的哥李师傅说。这是很多出租车司机对高额份子钱的典型吐槽。

“每天一睁眼就欠公司好几百元，工作十几个小时，其中六七个小时是为公司拼命。”北京的哥李师傅说。这是很多出租车司机对高额份子钱的典型吐槽。而出租车公司近些年来的年均利润率稳定在10%左右，超过了平均利润率为5%以下的航空公司。而上海某大型出租车公司母公司的高管，年薪更是高达几十万元甚至超过百万元。

“我们赚的钱去哪儿了?”，套用一句：“元芳你怎么看”?出租车驾驶员的发问，江苏交通厅副厅长汪祝君接招，声称：“份子钱”的定价标准很复杂，根据江苏省价格管理规定，承包费由政府定价，具体的定价权在各地方政府物价部门。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大多是由企业和司机协商以后，在承包的合同当中确定的，因此出现费用的组成不太清晰、信息不透明的问题。

这也是实情的大实话，但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份子钱”的定价标准很复杂，导致物标准可以依，物价部门的定价也是根据企业“自我核算”出的价格，物价部门的定价也只是“参考价”，物价部门的定价低了，企业不答应，因为市场经济企业有自主权，随行就市，实际上物价部门不能干涉企业自主经营。价格高低还是有企业说了算。物价部门的定价低了，企业可以“编个理由”来核算成本，达到获取最佳效益为止。

“份子钱”多少，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博弈，买卖心不同，各方利益都是以自我为标准。所以要让出租车驾驶员收的规规矩矩，明明白白，合情合理，“份子钱”的基本组成，地方政府物价部门“关门定价”不能算数，应该进行价格听证，怎么收，收多少为宜，应该召开听证会，有物价部门、出租车驾驶员、企业、社会群众等多方代表参加，摆在桌面上，进行成本核算，达到收费合情合理，达到双方都能接受，最终是互惠互利的目的，然后再把各方利益分成的法定价格交给第三方通过法律形式定夺。

出租车“份子钱”哪里去，不能问“元芳”，物价部门也不是万能的“元芳”。没有统一标准的收费，当然是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的乱收费，出租车驾驶员被收的稀里糊涂，自身利益受损还蒙在鼓里。要让出租车“份子钱”明明白白，还是来个“三堂会审”，让物价听证形成共识，答成“双赢协议”决定最终的收费标准，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每天一睁眼就欠公司好几百元，工作十几个小时，其中六七个小时是为公司拼命。”北京的哥李师傅说。这是很多出租车司机对高额份子钱的典型吐槽。

近期，国内多地出现出租车停运事件，不满份子钱过高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份子钱到底是什么钱?去了什么地方?

记者调查发现，份子钱被出租车企业用来承担40个项目的成本，变相帮助企业分担各种经营风险和管理成本，有部分还被“腾转挪移”用于企业养人以及支付离谱的办公费、招待费等。在特许准入的垄断性政策下，经营出租车公司成为风险低、省心且稳赚不赔的买卖。

企业违规连年上调份子钱，收费不公开也没票据

份子钱是出租车司机向企业上交的承包金的俗称，最早出现于20年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北京等国内大城市先后开始对出租车实行总量控制，并将出租车辆产权转移到出租车企业手中，司机需要向企业承包经营，而企业则受到政府特许经营的准入限制。

虽然多地政府规定出租车公司不许随意上调份子钱，但记者发现，很多出租车企业连年上调份子钱，如杭州10年来出租车份子钱就上涨了70%左右。

除了公然逐年涨价，一些出租车公司还私下暗涨。上海四大出租车公司晒出账单称，以一辆双班车计算，每月固定收入份子钱8200元。而多位出租车司机向记者反映，按照公司对外公布的规定，双班车司机每个月要交的份子钱是4110元/月/人，但是公司每个月实际收钱超过5300元。

除此之外，多位出租车司机表示，有些份子钱收费有依据，有些收费既不公开也没有票据，就是一笔“糊涂账”。上海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表示，按照公司的规矩，都是先交份子钱再开工，不交份子钱就不能开工，因此只能先交份子钱。至于收费是否合理，是否开具发票都统统顾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