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散文读后感

曾巩是我国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曾巩散文读后感，欢迎大家阅读。

读曾巩《墨池记》有感

自结识了几位书法家朋友后，深为他们的艺术所倾倒，因此也时常读一读有关书法及书法家的文字。最近又读曾巩的《墨池记》感受颇深，遂撰写短文与朋友们分享。

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出自欧阳修的门下，颇得欧阳修“六一风神”之妙。前人曾以“欧曾”并称。而更重要的是他完全接受了欧阳修先道后文的创作主张，而且比他的老师更着重于道。这在他的《墨池记》中表现最为明显。

曾巩于嘉祐二年(1057)考中进士之前，曾在家乡临川(现在江西抚州)讲学。这篇《墨池记》是他在庆历八年(1048)应抚州州学教授王盛君之邀而写的。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文章首先介绍了在临川的王羲之墨池，但又不去追究其真假——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转而强调王羲之并不沉醉于游山玩水——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指出王羲之晚年的书法成就实际上是由于他勤学苦练，而不是天成的——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总结自己的观点学习确实是不可缺少的，更何况你想要在道德方面得到深造呢——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文章一步步加以引申推论，最后落到主旨——道德的修养上来，突出了勉学劝善的目的。

文章第二段说明写作此文的原因和目的，作者肯定了王盛君悬挂“晋王右军墨池”六字，又请作者写记的用心。然后感叹——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人有一技之长就使得后人这样尊崇，更何况是仁人志士所传下来的品德作风，它对后世的影响将会多么大啊!文章名为《墨池记》，但作者的写作目的并不单在状写墨池，而是意在勉学劝善。

沈德潜评本文时说：“用意或在题中，或出题外，令人徘徊赏之。”作者从讲书法到讲道德，从讲怀念书法家到追慕先德目的在于一个“勉”字——勉其苦学，勉其追求古贤的道德风节。文章文字简洁、语言质朴、立论精辟、说理曲折尽意，充分体现了作者着重于道的文学主张。

那么曾巩的为人怎么样呢?曾巩是一个言行一致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我想这就是他能把“劝学”的文章拓展到“勉学劝善”的原因——习惯使然也;或者是环境所迫，有必要张扬一种精神，否则文章没有价值，即没有现实意义。

现代文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部分文人可能比以往的前人更讲究实惠了。作品中(各类文艺作品)明显地看出了道不道的早已束之高阁了，而且做人的原则也大打折扣了。更有甚者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是坚持干着损人不利己的勾当，还振振有辞。

损人利己我能理解(不要误会，我并不赞成)，可损人不利己却是令我这个普通人费解的。利己主义，这是批判了多年的东西，所以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那么什么是“自私自利”呢，字典上说是“私心很重，只为个人利益打算”(出自《晋书·潘尼传》：“忧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兴于有欲。”《列子·杨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从这个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私心”“过重”叫自私自利，若不“过重”就是正常的，因为不可能一点儿私心也没有。至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在《人为什么而活》一文中具体谈过，这是不可能存在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的博客中查找)。因而我认为有人说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是无可非议的，再退一步说由于无奈“损人利己”我都能理解;但是“损人不利己”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不知是我的智商有问题还是个别人没有进化好。

大家晓得这样一句话“在人世间更多的时候：善屈从于恶、有知屈从于无知、高尚屈从于下流”。可渔民不能由于海上有台风就永不出海，农民不能因为怕灾害就不种庄稼，科学实验不能因为怕失败就不去研究。因噎废食是要不得的。我依然相信无论天空有多少阴霾，明天太阳都会照常升起。

丘吉尔说：“我们都是虫蠕。而我确实认为我是一只萤火虫。”当然这是他的谦虚，但却说出了伟人的特点——要发光，要有益于人民。丘吉尔应该用什么比喻我不知道，我只记得尼克松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没有丘吉尔，西欧也许遭受奴役;没有XXX，东欧也许获得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地区，他的讲话比罗斯福总统的讲话更能扣动我的心扉。

有益于人类、祖国、人民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些公认的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不用举例。先说曾国藩，有人称他“内政内行，外交外行(天津教案的问题)”，但仍是白璧微瑕，后人会永远敬仰他。李鸿章也有相当的人理解同情他。就连汪精卫也有人为其惋惜。可是才华横溢的秦桧、胡兰成除个别人外，好像绝大多数人就不敢苟同了。

我经常想丘吉尔把自己当做萤火虫，我们普通人应该是什么呢?我就做一个平凡的益虫吧。把仅有的“一点儿”光和热送给我的亲友和学生，我要让他们感受到社会是在进步的，人间是有温暖的，人类是有希望的。

我们要经常读读《墨池记》，发扬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继承前辈的道德风节，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做出贡献;至少能让我们生活的圈子多一些阳光，少一些烦恼。

曾巩个人介绍及主要成就

曾巩，生于1019年9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字子固，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南宋理宗时追谥为“文定”，世称“南丰先生”。汉族江右民系。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曾致尧之孙，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进士。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终年65岁。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

散文

曾巩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

曾巩文章的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再有，善于记叙，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还有长于记叙、不多写景，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但也有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

议论性散文

他的议论性散文特点是：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

记叙性散文

他的记叙性散文特点是：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

诗词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亦能诗。存诗400余首，其诗特点是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他不但善赋体，也有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2]

应用文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教育贡献

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以“仁”为怀。

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律是适应实际情况而变化的，不一定完全相同。道德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不可以改变。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强调只有加强道德修养，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

曾巩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他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 在抚州居所侧建有“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在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

校藏书籍

曾巩一生用功读书，极嗜藏书，从政之便，广览博收。家里藏古籍二万余卷，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金石录》。著作有《元丰类稿》、《续元丰类稿》、《隆平集》、《外集》等。他都加以校勘，至老不倦。《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任职于史馆时，埋头整理《战国策》、《说苑》两书，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并校订《南齐书》、《梁书》、《陈书》三史。在编校古书时所作的目录序，如《战国策·目录序》、《烈女传·目录序》、《新序·目录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