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小故事
故事是历史传承的主要途径,故事取材于历史,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抗日时期小故事。
抗日时期小故事1：老八路忆与日军拼刺刀
王书波，河北景县人，1938年3月参加八路军，194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后，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四川剿匪战斗。抗战期间，曾参加了冀南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战斗和百团大战等。现为副军职离休干部。、
“今年，是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的大喜之年，到今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1个春秋，我入党也已经有70个年头了，每年都有一个建党节，要说最特别、最难忘的建党节是1942年的那一次。”五里牌干休所内，92岁的老八路王书波近日向记者深情回忆着。
1942年4月29日，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山东德州指挥日军对山东省附近的20多个县进行大扫荡、大包围。“由于日军武器装备比我们好，为应对敌人的扫荡，我们和日军展开了游击战，白天日军进攻，晚上我们出来袭扰，当时战斗非常激烈，我们很多战士都牺牲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
6月29日，时任敌后工作站干事的王书波，跟随一支200多人的队伍转移到了山东省武城县县城旁边的一个小村庄。刚站稳阵脚，敌人就追过来了。
“为了确保伤病员的安全，我们组织力量，利用地形和敌人展开了激战。”6月30日下午6时左右，日军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但前进30米后便被我军击退。随后，日军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冲来，情况十分紧急，我军轻重机枪一齐开火，集中打向日军火力点。“就这样，我们跟鬼子对峙了一夜，到天亮时，我们也面临弹尽粮绝的险恶处境”。
紧要关头，天公作美。7月1日早晨，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刮起了大风，整个村庄沙尘飞扬，几米外看不见人。当时，几个指挥员商量决定，利用沙暴作掩护，发挥大刀的优势，组织战士和敌人进行肉搏战。“我们爬到了距离敌人几米远的地方。此时，李营长挥动着驳壳枪高喊‘打胜仗，杀鬼子，向党的生日献礼，冲啊!’率先跃出战壕，向敌人冲去。随后，大家齐喊着口号，扑向敌军。当时，我军、日本兵、伪军都搅在一起，展开惨烈的肉搏战，大家杀红了眼，没有枪声，没有炮声，只有怒吼声和刺刀捅进胸膛的‘噗哧、噗哧’声，杀声喊声震天动地……”
“当时，我们都是抱着拼个你死我活的心态和敌人拼杀。主要领导干部冲在最前面，见到敌人就跟敌人打起来了。”有一个敌人端着刺刀就对着王书波刺来，王书波用力挥舞着大刀从后往前抡了一圈，再向前一刺，一把刺中了敌人。“整场战斗，我刺死了3个敌人，但我的手臂被敌人刺伤了。40多分钟的激战后敌人逃了。”王书波回想起来情绪激动，恨不得能回到过去多杀几个敌人。
在这场战斗中，我军200多人最后只有三十几个人活下来了。王书波回忆着，眼睛闪起了泪花，“在收拾战场时，有很多人是抱着日本人死的。打扫完战斗后，已经是晚上的七八点钟了。”王书波表示，当晚总结会上，三十几个人还面向党旗宣誓了，由于当时条件非常艰苦，这个党旗就是在一所房子的墙壁上，画了一块3米大小的方框，再在方框里画了一个党徽。“当晚，李营长在总结会上说，我们以实际行动向党递交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抗日时期小故事2: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
1941年，侵华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河北易县的狼牙山地区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连续的“扫荡”，制造了田岗、东娄山等多起惨绝人寰的惨案，妄图以凶残的“三光”政策，“蚕食”我抗日根据地。
9月23日，日军分三路向易县进军，妄图包围杨城武司令员指挥的晋察冀军分区一分区。
24日，3500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狼牙山地区，将邱蔚团以及易县、定兴、徐水、满城四个县的游击队以及周围人民群众共2000多人围住，形势十分严峻。
邱蔚团长急速将此情报告杨成武司令员，为解救游击队员与当地百姓，杨城武司令员制定了“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命令3团、20团佯攻管头、松山、甘河一带日军，促使日军从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援，以便于被围的游击队员与人民群众从狼牙山东北方向突围。
邱蔚团长根据此作战方案将掩护部队转移的任务交给7连。午夜，邱蔚团长指挥部队及当地群众
从盘陀路安全地转移到了田岗、牛岗、松岗一带。清晨，日伪军误以为邱蔚团已经被包围，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500多日伪军凶猛地向狼牙山方向攻来。
7连战士早就在敌人必经的路上埋下地雷，炸得日伪军丢下五十多具尸体慌忙地逃了回去。日军指挥官深信邱蔚团已被围住，命令部队再次疯狂地向狼牙山方向进攻。激战中，7连战士大部分牺牲，连长刘福山身负重伤，生命垂危。
为了让大部队及7连受伤的战士能安全地转移，指导员蔡展鹏命令马宝玉这班留下坚守。为了拖住并吸引日伪军，马宝玉带领葛振林、宋学义等5名战士边打边向棋盘陀方向撤退，把日伪军引向悬崖绝路。
当他们退到棋盘陀顶峰时子弹已经全部打光，他们就举起石块向日伪军砸去。日伪军发现他们已经没有子弹了，蜂拥向山顶冲来，并叫喊道“捉活的，捉活的!”
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人宁死不屈，为了不让日伪军活捉与武器落到日伪军手中，砸碎枪后，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纵身跳下悬崖。
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人壮烈牺牲，但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被山崖上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班长马宝玉等五名战士的英雄壮举迅速传遍全军全国，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
1942年5月，晋察冀军区举行了“狼牙山五壮士”命名暨反扫荡胜利祝捷大会，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授予3名烈士“模范荣誉战士”称号，并追认胡德林、胡福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通令嘉奖葛振林、宋学义，并授予“勇敢顽强”奖章。
狼牙山五壮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高度评价，他说：“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为纪念和表彰5位抗日英雄，当地革命政府在棋盘陀主峰建起了纪念塔。新中国成立后，狼牙山五壮士英勇事迹被收录进小学课本。
1971年6月26日，宋学义在郑州病逝，享年53岁，长眠于沁阳市烈士陵园。2005年3月21日，在即将迎来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葛振林病逝于湖南衡阳，享年88岁.至此，狼牙山五壮士中最后一位在世者也永远离开了人们。可他们的精神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2009年9月14日，“狼牙山五壮士”被选入“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列。
抗日时期小故事3:老兵徐治安
徐治安，1920年出生于四川潼南县，是一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
走进徐治安老人的家，映入眼帘的便是这“抗战老兵、民族脊梁”的牌匾。
除了牌匾以外，徐治安老人最宝贝的还有这两块抗战纪念勋章。
徐治安一生经历了多次战役，还曾作为队长护送朱德元帅渡黄河，这些都是他最珍贵的回忆。
“参军抗战是因为被抓壮丁，没人愿意被抓壮丁，但是我不一样，只要能抗日打鬼子，被抓壮丁我也乐意。”
“我参加抗战时的身份是国军的兵，但是在我心底，我不是国民党的兵，我是人民的兵，我护送过红军总司令朱德元帅过黄河!”
“人人都怕死，可如果我们不冲上去抗日怎么办?死的人会更多!”
“我们当时一起参军的人有几千个，抗战完了，最后活着回来的，连上家属也才10多个人。”
6月4日，我们在四川彭州市天彭镇天府中路社区西七巷见到抗战老兵徐治安时，他正在读报。今年已经95岁高龄的徐老眼不花、耳不聋，回忆起70年前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滔滔不绝。
1920年，徐治安出生于四川省潼南县花岩乡的一个农村家庭。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战争死了很多人，为了充实军队，当时的国军在全国各地抓壮丁。1938年，年仅18岁的徐治安在安岳县长河乡探望姐姐时，被抓壮丁入伍当兵。
“参军抗战是因为被国军抓壮丁，没人愿意被抓壮丁，但是我不一样，只要能抗日打鬼子，被抓壮丁我也乐意。”徐治安说，因为战争的缘故，大家惶惶不可终日，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当时我们的日子就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不晓得过了今天还有没有明天。如果没有战争，没有日本人的侵略，就算生活条件差点，也不至于过得那么恼火。”
“被抓壮丁的时候，我只有18岁，也是个热血青年。当时觉得只要是去参军，能打鬼子不论是不是被抓壮丁都好。”徐治安说，在长河乡被抓壮丁时，他原本就是想在探望嫁到安岳县的姐姐后就入伍参军，上战场保家卫国的。被抓壮丁入伍也算是圆了他的心愿。
之后，徐治安便被转送到成都大面铺曾家祠堂集训。1938年下半年，徐治安和数千名川军士兵一起穿着草鞋、短裤徒步去了宝鸡，乘罐车到洛阳、晋城，编到李家钰47军178师532团在一营一连一排三班当兵，镇守晋东南、陵川、长治一带，后被调到178师(师长李宗昉)在师部侍从室，任务是保卫长官安全。
95岁的徐治安老人现在身体十分硬朗，耳不聋眼不花，读书看报完全不成问题。
徐治安老人说，现在的日子越来越好了，感觉特别的踏实幸福，心里舒服了，自然身体也就特别好。
如今，徐治安和老伴早已儿孙满堂。对经历过残酷战争的徐治安而言，没有战争，一家人平安喜乐地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参加抗战时的身份是国军的兵，但是在我心底，我不是国民党的兵，我是人民的兵，我护送过红军总司令朱德元帅过黄河!”徐治安说，和朱德总司令在一起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之一。
1938年10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团结合作的形势开始出现动荡，蒋介石掀起“溶共、限共、反共”的高潮，国共军事摩擦也日渐多了起来。1940年4月下旬，红军总司令朱德在从晋城准备回延安筹备中国共产党“七大”会议前，特意安排去洛阳会见国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
“当时我们178师的师长李宗昉与红军关系友好密切，朱德总司令找到我们师长，希望我们派一个班的力量帮助他躲过日军的围剿，护送他过黄河到洛阳开会。当时我就是这支护卫队的队长。”徐治安回忆，当时朱德总司令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全面护卫的工作担子就压在了自己带领的护卫队身上。
“抗日是第一位的，保护首长顺利渡黄河到达洛阳，让国共的抗战指挥官顺利会谈，就是在保卫抗日的重要力量。”徐治安说，为了保护好朱德总司令，他和护卫队的队员们分成三个组行进，朱德总司令在中间一组。护卫队全队携带了一挺机枪，每人配备了一把中正式步枪。“当时敌人的围剿很厉害，我们武器装备比不上他们。为了安全，我们不敢走大路，都是绕道走林间小路。每到一处打尖歇店都很小心，还好整个过程有惊无险。”从晋城到洛阳，徐治安和护卫队护送着朱德总司令走了2天200多公里，最终平安渡过黄河抵达洛阳。
之后在朱德和卫立煌的会见中，双方不仅修复了国共合作的友好关系，还解决了两大问题：第一，允许八路军在中条山保留一条运输线，并把1940年3月被国军二十七军在同善镇、国军十五军在垣曲北垛捉去的三、四十名八路军兵站人员，以及在晋东南等地捉来关押在西工兵营中的八路军人员统统放回。第二，解决了国民党军需机关一度扣发八路军军饷的问题，这对于稳定抗战统一战线，增强抗战力量来说意义重大。
“在战场上，我们每个当兵的都无数次地经历生离死别，也无数次地与死神擦肩而过。我们都知道战争会死人。人人都怕死，可如果我们都不冲上去，怎么抗日救国?死的人会更多!”在徐治安的记忆中，战争是残酷的，血腥的，抗战的胜利也是用一条条鲜活的人命熬出来的。
“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窑洞里，鬼子的炮弹每天都在我们头顶上飞来飞去。有一天，我在窑洞里打草鞋，一个战友来找我聊天。聊完天他出门的时候，一颗炮弹正好打在他的身上，我当时就站在他身后不到五米的地方。他就倒在我怀里，两个眼睛瞪大地看着我。”徐治安说，他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战友死在自己怀里的样子。
据徐治安回忆，当时和他一起从成都出发，前往抗战一线的士兵有几千人，抗战结束后，最后活着回来的，加上家属才10多人，那种惨烈是如今和平年代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回想起当年人人都吃不饱的旧社会到现在安居乐业的新中国，徐治安老人为自己曾经所做过的努力感到骄傲。